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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像门”,中国摄影官僚机制终结的前奏
    时间:2010/02/01 出处:wordpress.com

    作者:陈建中

    很多年前在新加坡时,一次收到来自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个请求信息,希望我能够帮忙联系"新加坡摄影学会"发出访问邀请。我当时和新加坡摄影学会并不是很熟,所以我便问道,是否能由其他摄影学会邀请,比如新加坡影艺研究会。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答复是,新加坡摄影学会应该是代表新加坡的国家摄影机构吧,这样的话双方的交流可以体现出国家级的平等。我说,在新加坡,摄影机构的名称不是地位的代表,只是注册时的取名而已,其实各团体的区别只是代表各自不同的群体而已。

    1996 年在对台北市摄影学会理事长颜仓吉先生做的访谈中问及台湾摄影协会机构的设置,原因是因为一般认为以郎静山创办的中国摄影学会(这是否也是1979 年中国大陆的中国摄影学会为了日后方便与台湾摄影界交流而改名的原因之一?)是台湾最权威的摄影协会。但是按照颜先生的说法:"台湾早年有一个‘动员戡乱时期',那个时期的宪法规定,每一级政府属下相同性质的民间团体只能有一个登记,市、县属下也只能够有一个市、县团体登记。台北市摄影学会也一样,台北市府立案的仅此一家,但你可以自己组织没有立案的摄影团体。现在就不一样了,十多年前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现在一个民间团体只要有三十个人联署签名就可以申请了,所以现在在台湾立案的摄影学会有很多"(刊于《人民摄影》报1996年2月28日第9期第7版)。所以说,当年郎静山的中国摄影学会是在"动员戡乱时期"注册的唯一一个"国家级"(中华民国)的摄影协会是因为宪法对于民间社团注册的限制所致,所以其他的协会只能省市级上注册并称为"台湾摄影学会"和"台北市摄影学会"了,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摄影学会"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或执政的国民党认可的国家摄影代表机构。

    相同的实例也可以在美国找到。"美国摄影学会"是一个在亚洲,特别是华人画意摄影圈中那些"打龙"(热衷各类沙龙摄影摄影比赛)人士常挂嘴边的名字,似乎"打龙"者只要获得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和"美国摄影学会"的嘉奖,便是全球摄影界的骄子,但美国摄影学会只是美国众多的民间摄影团体之一,丝毫不存在主导美国摄影整体发展的权威地位(其实美国也不存在摄影的整体发展概念)。类似于"美国摄影学会",位居纽约曼哈顿唐人区的"纽约摄影学会"也跟着沾了"纽约"的光。虽然没有"美国"这个国家级的前缀,但依仗着全球最时尚的都市"纽约",便也将一众华人摄影"打龙"者网罗旗下。

    1987年山西创办多年的《中国摄影报》改名为《人民摄影》报,而同时,中国摄影家协会创办了自己的《中国摄影报》。据当时原山西《中国摄影报》的有关人士透露,改名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级和地方级的代表问题,《中国摄影报》的称谓只能归属于国家级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中国摄影家协会从那时起就已经显出了其欲垄断中国摄影话语权的企图。而随之往后,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官僚政治意识不断上升,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形式转化而将这种政治意识与经济利益挂钩,最终导致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中国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架构中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双重独占性及互惠性。

    从本世纪开始,中国摄影的多元性无论在艺术上还是交流架构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繁荣,随着数字摄影技术和网络的普及化,摄影界普遍的文化水准提升和国内外摄影文化交流的多层次和多领域,中国摄影已经无法再有一个试图以中央集权意识为主导的垄断机构所掌控,而且对于国有资产的全民拥有意识必将导致对于文化艺术的财税支持平等性的提出。摄影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部分,必须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应该秉承公平的原则,凡属于国家财政的文化艺术支持应该流入那些有助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机构,无论这些机构的从属性, 而非局限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官方"性。

    中国摄影家协会是"中国文联"体系架构中一个最怪胎的机构,它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官本位"和运作上的"利本位",理念上的大众化和实行上的"精英"化,这些都使中国摄影家协会既不像一个群众社团也不像一个行业协会,但又希望两边通吃。这次"金像门"只是中国摄影官僚体系多年来这种积重难返两难性的一个崩溃点,一个试图独霸中国摄影话语权的意识形态架构面临改革前的结构开裂。中国文字中的"危机"具有着"危险"和"机会"的辩证含义,此次的"金像门"是中国官僚摄影机制的一个危机,但也必定是中国摄影总体发展上的一个机会,一个为中国摄影作为整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多元化建设创造契机的时刻,是类似于中国摄影家协会这样具有垄断性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架构解体的前奏。

    * 本文无意针对任何所提及机构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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