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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北京近来反西化的背景及思路
    时间:2009/05/15 出处: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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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高层以及北京舆论界近来频密刊发重头文章,阐述“两绝一自”观点,即绝对不照搬西方制度,绝对不搞多党制,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文章作者包括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以及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浩雷等。文章的核心就是告诫国人:不顾国情,盲目照搬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必是取乱之道、取祸之道。

    坚持“中国特色”不动摇

    那么,连篇累牍地刊发重头文章,背景如何?

    对于中共第四代来说,今年比任何一年都面临更多挑战,除了外部压力、国内经济滑坡、民生问题及治安隐患以外,还有许多政治敏感点难以回避,不可掉以轻心。更直接的内在隐情还有,国内自由派的抬头以及连串颇具冲击力的政治事件。

    首先是今年年初,官方媒体发表了一些有关自由化的言论。例如《北京日报》发表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沉敏特的文章《追求真理离不开言论自由》,呼吁言论自由。而常常被贴上自由派学者标签的吴敬琏在去年12月撰文将矛头指向官僚体制:“由于改革涉及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

    其次是2008年12月由数百名知识分子联署的《零八宪章》在互联网上发表,呼吁在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价值”下,建立民主、共和、宪政的现代政治构架。

    再其次是极左势力大举反弹。例如去年12月,被称为左派大本营的“乌有之乡”,借纪念***诞辰发出倡议,要把“缅怀毛主席日常化”。最令外界震惊的是,该网站还刊登一篇长达4万字的文章,指***的政治和思想观点一直受到中共改革派、前总书记***的影响,“已经不宜于再担任国务院总理”。

    此外,知名网站“豆瓣网”亦常常刊发过激言论,颠覆官方思想,仔细看一下该网站里被解散的讨论小组便可发现他们关注的话题:“炎黄春秋小组”、“南方周末小组”、“北方周末小组”、“民主社会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小组”、“悼念张志新小组”、“哈维尔小组”等等。而这些言论,在北京看来,不只是对意识形态尺度构成挑战,也对和谐稳定造成冲击。

    力避所有失败的经验

    有人认为,中共目前的立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取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至于改革,则在向后转。实际上并不尽然,中共从未放弃政治改革的努力,只不过在西方政治家看来,这种改革没有触及根本,充其量算是“改良”。其实就在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北京还推出两项有关政治改革的文件,一是《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二是《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前者事关提高政府效率,后者则是为了优化政府机构。

    自邓小平以来,中共领导人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即反复强调“探索”。探索了30年,虽然还将继续,但结论似乎已经有了,那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并且拥有一个坚强的中央政府进行重大政治决策,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以及民众的认可程度,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平心而论,国家的社会体制也并非只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体制及政教合一等这么几种,民主的绝对价值也并非能覆盖在一切价值之上。有着同样东方文化背景的韩国、新加坡,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非不是一种选择。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之路才越走越艰难,越走越小心,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前功尽弃。他们所以在务虚的讨论上允许大胆放言,而在务实的操作上极为低调和谨慎,就是基于这种担心。除了担心还有挣扎,既要继续“ 探索”,又要“坚定不移地”;既不否认“民主是个好东西”,又要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与西方划清界限。矛盾的结果只能建立在这样的表述之上:“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此外,北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扬弃,除了政治理念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所谓“民主经验”令他们格外警觉。例如“台湾经验”。台湾虽然历经20年的民主改革实践,西方式民主依然未能成功地移植过来,所以就出现了陈水扁这个贪污犯,政府拿他束手无策。其他民主政体也似乎没有给国民带来多少实惠,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等。

    北京的思路是,避开所有失败的经验,先经济、民生而后民主。他们的目标是在50年后,将中国建成世界上最成功、最大的民主法治国家,而不需要像印度一样纷乱无序,浪费国家及人民资源。

    中共坚持“***领导下的多元政治”格局,也领受了一份巨大的历史责任。中国社会当今几大问题:失业下岗、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的源头就是因为中国三十年前“一穷二白”。所以他们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三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几乎是在以几何级速度发展。但是社会保障系统、官员问责及监督系统,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以及法制建设等却未能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要解决这些滞后的问题依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而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资本和时间,更需要党的绝对权威。这就是北京的政治逻辑。

    中国式改革的社会基础

    关键是这个逻辑有非常强大的社会基础。泱泱大国五千年历史,其间经历过无数次变革,每一次变革都与追求群体的自由无关。换句话说,社会变革只会来自于对基本生存权利的渴望,不会源于对意识形态的追求,今天依然如此。所以在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老百姓最渴望的还是小康社会、丰衣足食。民主与自由的诉求在中国基本没有市场。

    这其实也是通过精英体制产生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宣示 “以人为本”的原因所在,也是不管地方政府如何腐败,老百姓对中央还是非常认同的原因所在。即便是常常倡导“阶级斗争”、无数次发动政治运动的第一代领导人,老百姓既不怀疑他们的动机,也从不怀疑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信仰。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对于西方式民主,老百姓不仅一无所知,也没有推行的动力和社会基础。这恐怕是西方政治家所不能理解的。

    作为执政党,***组织严密、灵活有效,在领导这样一个历经苦难的国家进行民族复兴,确实有自己的优势,对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行动就是一个例证。但是,一成不变就意味着僵化。北京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又倡导与时俱进以及科学发展观,以便在面临新的挑战时会更具创造能力。

    要指出的是,中共在“自我完善”的同时,也不妨借鉴一下西方的价值观念,尤其是现代文明的精华部分。因为中国经济增幅惊人,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成本;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了,还漏洞百出;由于缺少权力制衡,还有很多地方受到权力的侵蚀。而处理这些问题,西方都有很好的经验。(作者 伊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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