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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当国：与时俱进的慈禧太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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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4/20 出处：凯迪网络 |
21、诛杀安德海，太后头上敢动土
同治八年（1869年），正当捻军回乱渐次平定、慈禧当政顺风顺水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她大丢颜面的事。这件事呢，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说“不大”，是因为不过杀了个太监；说“不小”，则是因为被杀的太监是慈禧最宠信的安德海。
这个安德海，又名“小安子”，他模样长得清秀，加上从小就聪明伶俐，又精于察言观色，善于逢迎，因此很快在那些木讷愚笨的太监中脱颖而出，最后被慈禧发现并得到重用。安德海自幼学过一点文化，还懂一点艺术，因此最讨慈禧的欢心，以至于他后来常借着接近慈禧的机会纳贿招权，而很多官员知道这个小太监在慈禧面前说话管用后，也纷纷奔走其门，利用各种机会勾结安德海，以谋私利。
在慈禧的宠信下，安德海也日渐猖狂，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了。这时间一长，安德海乱政的事情便传了出去，就连经常入宫的恭亲王奕訢都难以忍受。据说有一次奕訢去见慈禧，而慈禧和安德海说话正在兴头上，竟然推辞不见。奕訢后来得知后，大感耻辱，他恨恨骂道：“我要是不杀了安德海，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朝廷纲纪！”
安德海得知后十分恐惧，于是经常借着各种机会在慈禧面前说奕訢的坏话，以挑拨两人关系---据说奕訢被摘掉“议政王”的帽子，从中便有安德海的挑唆之功。就连年幼的同治小皇帝，他都知道安德海和母亲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由此对安德海非常愤恨。有一次，小同治还亲手做了一个小泥人，背后写上“安德海”的名字，并用小刀削掉泥人的头。旁边的太监问他这是干啥，小皇帝怒气冲冲的说：“杀小安子！”
后来安德海不知道是不是活腻了，他觉得老呆在北京十分无聊，于是便央求慈禧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出城去四处走走。由于慈禧此时十分宠信安德海，便答应让他去广东置办宫廷织物。在得到慈禧的恩准后，安德海便带着一群随从出了京城，沿着运河南下。
小安子这次出来，虽说不是衣锦还乡，但机会难得，自然要把威风摆足、玩个痛快。当时他们分乘两艘大船，船头挂着一面三头鸟旗，船尾挂着龙凤旗，船的前面还站着一队士兵，船舱中则是安德海带着的小太监乃至僧人、女乐等几十人，这群人穿着高贵，气派非凡，一路上还敲敲打打，热闹非凡，生怕别人不知道。
安德海作为头领，那更是十分嚣张。他每到一处，就声称自己是朝廷钦差，奉太后之命南下办事，地方上如有招待不周，就立刻摔碗翻盆，手下的这些人也群起鼓噪，弄得下面的地方官是叫苦不迭---谁也没伺候过这么难伺候的爷啊！
等到安德海一帮人进入山东境内，很快便有人将此事报告了山东巡抚丁宝桢。各位看官，你想那丁宝桢是什么人物？他原本是咸丰三年的进士出身，为人刚正不阿，做事一向勇威果断。当年僧格林沁在山东剿捻的时候，对待地方官员极其傲慢，他见巡抚以下官员是从来不给座的，下面的官员慑于僧王的威势，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正好升任山东按察使的丁宝桢，他碰巧有事要去拜访僧格林沁。在去之前，他也听说了僧王的规矩，于是便先让人转告僧格林沁：“要是设座就来见，不设就不见！”手下的人劝他不要得罪僧王，免得惹下麻烦，但丁宝桢坚持要把这话传到。僧格林沁得报后，大为惊怒：一个小小的山东按察使，居然敢跟自己提条件！他倒要见见这是何方神圣！不料丁宝桢来后果然非同寻常，他那不卑不亢的气度，让僧格林沁也为之折服。
再说丁宝桢得到太监出巡的事情后，十分震怒。他早就听说过安德海宦官乱政，早就想为国除害，可惜没有机会，这次倒好，安德海送上门来，那还能放过？于是丁宝桢立刻传令德州知府赵新，让他将安德海的招摇情形即时汇报，如遇有安德海不法之事，就立刻擒拿。赵新官小胆也小，他不敢动手，只是将安德海过境的情况汇报了丁宝桢。丁宝桢得报后一面向朝廷参奏安德海之事，一面令东昌知府程绳武追赶安德海将他们拿下。程绳武也害怕得罪慈禧太后，他带人尾追了安德海三天，但一直不敢动手。丁宝桢等了三天没见回报，随后又派总兵王正起率兵追赶，终于在泰安将安德海等人擒获。
安德海被解送到济南的时候仍旧十分嚣张，他大声叫嚷说：“我是奉皇太后之命南下，谁敢冒犯我？！你们乱来，这是在自寻死路！”丁宝桢大怒，命人掌嘴，将安德海打得满嘴血花。随后，丁宝桢决定不等朝廷命令，而是按照清廷“太监不得出都门，违者就地正法”的祖制，将安德海等人径直处死。
安德海是慈禧太后的当红太监，将之处死可是非同小可，于是丁宝桢身边的官员都跪着求丁宝桢暂时不要动刑，等朝廷旨意来了再说不迟。毕竟，这万一慈禧追查下来，不仅乌纱帽难保，搞不好还要赔进自家的身家性命！但丁宝桢正因为担心慈禧会回护安德海，所以要在旨意来之前从速处死安德海，以为国家除一大害。安德海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还没有风光几天，就在济南给丁宝桢咔嚓了。
再说慈禧这边，她得知安德海被擒拿后，方知事态不妙。无奈之下，她只好同慈安太后一起召见了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和内务府大臣等人，商议怎么处理这事。令慈禧难堪的是，慈安太后、奕訢和朝臣们异口同声的认为祖制不可违，要将安德海处死。慈禧当然也知道祖制家法，当年顺治皇帝鉴于明朝太监干政导致亡国的教训，特意在交泰殿外立了一个铁牌，凡有太监犯法干政者，都要凌迟处死。
虽然慈禧不得不同意大家的看法，但为了挽救小安子的性命，慈禧还是将谕旨扣发了两天，试图事情有所转圜。但慈禧太后不知道的是，安德海此时早已是人头落地。几天后，安德海已经殒命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也只能强压心头怒火，她不但未作声张，反连发两道上谕，说“我朝家法森严，有犯必惩，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招摇过市，种种不法，实在是罪有应得。”
慈禧之所以没有立刻发作，原因除了自己理亏之外，她也意识到这次慈安太后是站在奕訢等人的一边，这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她也感觉出，慈安太后虽然平时不表态，但她的地位尊崇、威信也高，一旦表态，往往对朝臣的影响极大，这不是她所能够比拟的。
大丈夫能屈能伸，慈禧虽然不是大丈夫，但她经过这一挫折后，也知道有进有退，稍作忍抑，万不可为所欲为，不然反会让自己陷于被动。由此看来，慈禧对朝政的控制还没有到收发自如的程度，这次奕訢就借着慈安太后的影响力扳回一局，至于安德海，他也只能是自作自受，白死了！
不过，说安德海白死也不完全对，因为除了慈禧郁郁不乐外，其他大臣们都认为此事大快人心。据说曾国藩在得知此事后，在他的日记里记了一笔：“我眼睛患病已经几个月了，在听说此事后，积翳为之一开！稚璜（丁宝桢的字）真豪杰也！”李鸿章则拿着这条消息，兴奋的对幕僚们说：“稚璜自此成名矣！”
22、一个失败的母亲，一个不争气的皇上
在国内乱事渐渐平息之后，清王朝再次站稳脚跟并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同光中兴”。这里说的“同”，指的便是同治小皇帝载淳，不过，这中兴大业可没他什么事。
载淳是咸丰唯一的儿子，在咸丰死的时候，载淳只有六岁，离他亲政至少还有近十年的时间。由此，如何教育培养这个小皇帝并让他以后能够顺利的亲政，便成为清廷事务中的重中之重。
作为大清女主和载淳的亲生母亲，慈禧对小皇帝的成长教育也是十分关心与重视的。为了更好地实施小皇帝的培养计划，慈禧特别委派惠亲王绵愉来专门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事宜。惠亲王绵愉是嘉庆皇帝的第五子，是皇族中辈份最高的亲王（比载淳足足高出三辈），其为人品行端正，是当时负责小皇帝学习与生活最佳人选。另外，绵愉的两个儿子奕祥和奕询被也安排为同治的伴读，以起到督促的作用。
和以往的朝代相比，清朝皇子的教育非常严格，他们很小便要进上书房读书，等到成年后，必须要精通四书五经、狩猎骑射，即使在诗文书画方面，也要有相当的造诣。譬如康熙，他从五岁开始读书，十三岁就能下笔成文，而他培养的皇子如雍正等人更是出类拔萃，以至于爆发康熙晚年激烈的储位之争。
从教育内容来看，清朝皇子们注重全面发展，文武兼备，比如语言，他们既要学习汉语，也要学习满语（有时候甚至要学蒙古语）；在学习之余，他们还要学习骑马、射箭，后来引进西洋火器后，还须学习放枪。而且，皇子们也不像现在的学生一样有寒暑假，他们除了年假、寿诞、中秋、端午等极少数几个节日可以休息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要进上书房学习。因此，清朝皇帝基本不出昏君，这也是对前朝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对于载淳，慈禧从一开始也报以极高的期望。在她的心目中，载淳就是年幼的康熙，而她则是孝庄太后，假如能培养出像康熙一样英明睿智的帝王，那将是她无上的荣光。于是，在载淳即位不久后，慈禧便精心挑选，最终为载淳延请了四位名师，这就是祁寯藻、李鸿藻、翁心存和倭仁四位鸿儒。
祁寯藻是嘉庆朝的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他之前已经做过道光、咸丰的老师，这次再负教诲载淳之责，可谓是三朝帝师、德高望重；李鸿藻，出生于一个知名的官宦世家，祖上有多人在朝为官，他本人也是才华出众，在咸丰在世的时候便被选为载淳的老师；翁心存，道光朝的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在他去世后，其子翁同龢继续为帝师）；倭仁前面介绍过，他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这四位帝师的学问都十分渊博，而且各有所长，称之为名师，并不为过。
和以前的皇子相比，同治的情况要特殊一点，因为同治当时已经是皇帝，所以他除了读书之外，还须跟着两宫太后早朝并接见大臣，虽然他不需要说话，但得像一个泥塑木雕一样的坐在那里，也不是一件好差使。在八岁之前，同治只需读半天书，到了八岁之后，就要全天读书，而且学习内容非常之多，小皇帝几乎没有任何自由的时间，实在是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同治从小就不爱读书，虽然有几个好老师，但都拿他没办法。譬如，老师要他背书，他往往背不了几行就把书扔了；要他写字，没写几个把笔也给丢了。事实上，同治并不是不聪明，而天生不爱学习，不是个读书的料。
在翁同龢的记载中，小皇帝读书的时候经常是注意力不集中，听讲的时候打蔫，回答问题的时候则故意嬉闹，就是不肯勤奋读书。有一次，同治又在课堂上和师傅闹别扭，师傅看这小皇帝不争气，又不敢打骂，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时，载淳正好读到《论语•为政》中的“君子不器”这一句，于是小皇帝用手遮住“器”字下面的两个“口”，然后向师傅招手问：“师傅，你看这句何解？”师傅过来一看，“君子不器”变成了“君子不哭”，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
倭仁做同治师傅的时候，对这个顽劣的学生也很是头疼。同治读书经常偷懒，倭仁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倭仁只得拿出杀手锏，说要上奏慈禧太后加以训责。碰到这时候，同治往往拉着倭仁的衣袖，大哭说：“师傅饶过我这次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倭仁见小皇帝有后悔之诚意，便又心软放他一马，可到了下次，小皇帝仍旧是屡错屡犯，倭仁其实也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皇帝呢。
有一次，倭仁见太监鬼鬼祟祟的扛了一个箱子进宫来，便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太监见是帝师，只得如实回答说是同治要的梨园戏具。倭仁素来看不惯梨园优伶，便责骂道：“皇上尚未成年，你们这些奴才胆大包天，竟敢以此淫物相引诱！”
说完，倭仁便上疏切谏，两宫太后听说后也很难堪，只得命同治立刻将那些戏具销毁。话说回来，同治迷恋戏曲的主要原因是其经常陪伴慈禧太后听戏，而当时又没有什么娱乐，十来岁的小孩子迷上这个娱乐，这和现在的未成年人追星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倭仁作为帝师，负有教导之责，在这个问题上，慈禧太后也得让他几分，同治少年时除了怕慈禧太后外，最怕的也就是师傅倭仁了。
从天性来说，同治更像一个顽童，最爱嬉戏玩闹，宫里的游戏如蹴鞠弄舟、演剧等，他都无所不能。同治后来还发明了一个新玩法，名曰掼交，初学的时候让小太监横卧在一板凳上，慢慢按下去，形如环状，有点类似于空翻。练的差不多了，就不用板凳垫底，而可以直接弯下去，还可以连翻几下。同治对此乐此不疲，经常带着小太监们来玩这个，有的人腰不够灵活，同治就上前强按，被他弄伤的也不在少数。但这种东西，玩久了也没劲，同治后来也觉得厌倦。
在负责小皇帝培养事务的惠亲王去世后，少年同治也换了个新的伴读，那就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澄。载澄和同治的年龄相仿，人也聪敏机灵，所以慈禧选了他来做同治的伴读。但慈禧不知道的是，载澄这个人在外面走马斗鸡，行为放荡，他去给同治做伴读，那两人岂不是臭味相投，玩乐起来就更没边了。
说起玩乐，载澄比同治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行动自由，可以经常到街上游逛，见识的东西也比皇帝要多。有一次，载澄对同治说：“掼交劳神费力，有什么好玩的。这么大的北京城，好玩的地方多得很，何不去看看？人家一般的富贵之家，有点钱即可随便吃喝玩乐，自由自在，你身为至尊，呆在宫中，有如牢囚，还不是白来这世界一趟？”
鱼对鱼，虾对虾，乌龟对王八，这话算说到同治心里去了。同治和载澄当时毕竟只有十几岁，这个年纪的少年，胆子大又叛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两人后来便偷偷的策划出游，载澄说，我们穿着黑衣出去，到时候不会有人认出我们的。于是两人便换来装出宫，开始是到街上闲逛，后来胆子大了，进酒馆，入妓院，到处游玩，乐不思蜀。
要说起来，同治也有同治的苦处。他从小就必须同时扮演皇帝、学生还有儿子这三重角色，而且每个角色都要尽责尽力，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这时间久了，谁也受不了。而且，同治从六七岁开始，学习和工作（上朝）的任务都非常重，内有母亲慈禧的殷切期望，外有师傅们的谆谆教诲；上有朝廷祖业的重负，下有臣民百姓的热盼，其压力可想而知。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眼看同治就快到十六岁亲政的年龄了，可这个少年皇帝的学业却实在不敢恭维，尽管有几位名师的教导，但同治学了近十年竟然读个奏折都磕磕巴巴，连句读在哪里都不知道，写起折子来更是白话连篇，让人笑掉大牙。
眼看同治一点都不成器，一向争强好胜的慈禧也觉得颜面无光，心急如焚。她无法想象，就同治这个样子，不要说和康熙比，就是当个普通的皇上恐怕也够呛！如此下去，这还了得？为此，她把气都撒在师傅们身上，不断责备他们督责不严，一味搪塞，没有严格要求小皇帝。说得急了，慈禧甚至说出这样的气话：“让你们这么放松教育，倒不如我自己来亲自教！”可惜的是，慈禧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她哪里教得来？
有人也许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载淳同学如此不成器？这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同治的天性喜好玩乐，加上他的皇帝身份，师傅们无法对他进行过度的约束；二是同治所处的环境，当时整个宫中只有同治一个小男孩，他不但得到慈禧的关怀，同时也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宠爱，在父亲权威缺位且没有竞争关系的情况下，同治无拘无束、恣意妄为并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就在情理当中了；三是慈禧自己也是教子无方，她本人性格急躁，在教子方面缺乏长期规划和原则，没事的时候什么都迁就着小皇帝，并不严加管教，还经常带着同治看戏听戏；等到急的时候，又恨不得让同治一口吃成大胖子，这样的教育方法，自然会很失败。
23、同治新婚亲政，为何郁闷无边
按理，同治十六岁就该亲政了，但载淳怎么看都不像个皇帝的样子，他每天还像往常一样，一进书房就犯困，成天就想着嘻哈玩乐。慈禧跟他说起亲政的事，他就说上朝是件苦差事，不愿意去，宁可母后做主，把慈禧气得是脸色发白。说真的，这也怪不得他，现在十六岁的小朋友，那个不是这样？这世界上有几个能像康熙那样的？
但是，慈禧转念一想，载淳毕竟一天天在长大，撤帘归政那也是早早晚晚的事。因此，亲政的事情不能再拖了，再拖的话那些大臣们又来鸹噪，说自己贪位揽权，这又何必？想来想去，慈禧决定在自己归政之前，先给同治找个皇后，让小皇帝尽快的成熟起来。
同治十一年（1872年），载淳17岁。这年的二月初二，正是民间传说“龙抬头”的好日子，经过精心安排，慈安和慈禧两个太后同时出席了同治选皇后的仪式。在当时的参加选秀的少女中，有两个特别出众的是，一个是刑部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这富察氏是满洲正黄旗人，当年只有14岁，她身材卓约，容貌婉丽，看上去非常讨人喜欢；另一个则是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是蒙古八旗，他曾在同治三年的科举殿试中夺得状元（非汉人而得状元，这在清朝从来没有先例，崇绮乃是满蒙第一人）。阿鲁特氏出生于状元家庭，父亲崇绮在她小时候亲自给她授课，因此阿鲁特氏自幼就知书达礼，气质非凡。尽管阿鲁特氏在容貌上没有富察氏漂亮，但她当时19岁，看上去雍容华贵，端庄娴静，则更让人觉得皇后非她莫属。
也许是因为个人旨趣的不同，慈禧看中的是漂亮的富察氏，而慈安则挑中了更为成熟端庄的阿鲁特氏。在慈安的眼中，富察氏虽然漂亮，但年纪太小，恐怕难以胜任皇后的职责，而阿鲁特氏看起来有德有量，看来是做皇后的料；而慈禧则觉得阿鲁特氏过于矜持，似乎不太会做人，倒是富察氏聪明伶俐，可以好好培养。
为此，两个太后便争执了起来，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她们决定，皇后是给同治选的，倒不如让他自己来决定算了。同治当时也犯了难，不知道选谁好。由于同治从小受慈安的影响大一点（因为慈安很宠他，而且从不发脾气），于是他便听从了慈安的意见，选了阿鲁特氏做皇后。
这下慈禧心里可气坏了：自己好歹是同治的亲生母亲，这儿子居然不听自己的话，选了个自己不喜欢的儿媳妇！真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故意让她丢面子嘛！但是，既然慈安和同治都选了阿鲁特氏，慈禧也不好发作，只得让同治决定皇后的人选，但有个条件就是至少要将富察氏封为妃子。随后，阿鲁特氏便被册封为皇后，而富察氏被封为慧妃，另有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利里氏被封为瑜嫔，前任都统赛尚阿的女儿阿鲁特氏被封为珣嫔。
当年九月十五日，两宫太后为同治举行了大婚典礼，阿鲁特氏被宫中派出的凤辇从家中接出，经大清门进了宫，是为正皇后。新婚当晚，同治听说阿鲁特氏是状元之女，又见新娘子坐在床边十分的雍容典雅，不苟言笑，于是便故意要考考新娘子的文化水平如何。出于意料的是，同治说几个唐诗的名，阿鲁特氏便能将全诗背诵如流，令同治十分艳羡。这一来二往，同治和阿鲁特氏虽然是包办婚姻，但也还算甜甜蜜蜜，没有发生当年顺治那样的悲剧。
同治新婚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未满十八岁的同治终于要亲政了。这一天，太和殿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文武各官汇集在大殿前，礼官们穿着崭新的礼服，钟鼓齐鸣，只听响辨三声，群臣按照次序进入太和殿并向同治恭贺亲政。同治虽然经常陪着两宫太后上朝，但这一次却是他一个人上了宝座，后面的帘子早已撤下，十几年来一直借以依靠的背后力量，第一次空了。
在大臣们山呼海啸般的朝贺中，年轻的同治不免感到有点慌张，要不是皇叔恭亲王奕訢在他边上指导他行礼的话，他几乎就要像兔子一样逃出殿外，再也不要一个人上朝。但是，同治生来就是皇帝，这个责任他就是想摆脱，那也是不可能的。当年的顺治为了摆脱皇帝的职责，据说最后去做了和尚，但对于喜好玩乐的同治来说，他可不想做什么和尚。
此时的慈禧，在自己寝宫中来回走动，烦躁不安。她时不时的向着太和殿的方向张望，当她听到那里偶尔传来喧嚣声时，脸上既有宽慰之色，但也不乏落寞之情。是啊，这十几年来，这大清朝的事务，事无巨细，哪个不是她自作主张，任意裁决？在一向属于男人的权力场中，慈禧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如今自己还春秋繁盛，却因为儿子成年而不得不收起皇帝宝座后的黄色纱幔，不情愿的退回了幕后。
这时，慈禧倒有点嫉妒起自己的儿子来了。这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是大啊！说到底，这权力的舞台终究是男人们任意驰骋的！女人再有本领，还不是得给男人们让出位置？想到这里，慈禧对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感到担心了：同治能控制得住朝政吗？他知道如何驾驭群臣吗？会不会有奸诈的大臣欺负同治年幼无知而乘机作奸犯科呢？
这个同治啊，真是不让人放心，都十八岁的人了，还是连整齐文章都不会做，要是在朝廷上连折子都读不来，这个洋相可就大了。在亲政前，什么事情都有自己顶着，这亲政后，再去干涉朝政的话，恐怕那些嗅觉敏锐的御史们又要闲话了！
这忙惯了的人，突然退下来还真不习惯。慈禧天生就是那种精力充沛的人，她和慈安的情况还不一样。慈安即使在听政的时候，除非是特别大的事情，她也不多发言，对于一般的事务，她一般都不管不问，任凭慈禧拿主意。慈安的角色就像个皇后一样，她的兴趣范围主要在管理后宫，因此撤帘之后对她影响不大。慈禧也想像慈安一样安心养性，好好享受内宫的生活，但她那性格，实在是做不到、闲不住啊！
这掌握过权力的人，总是有管人的癖好，慈禧就是如此。既然不能打理朝政了，那管理管理后宫总可以吧？即使不能和慈安去争夺后宫管理权，那管管自己的儿子同治和媳妇们总是可以的吧？这事，不管还好，一管反坏事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也就是说，家庭里的事情不比政务，政务该杀就杀，该罚就罚，可以不讲情面，但家务事就不同了，它又骨肉亲情在，多方绊扯，反而难以做决断，也不好随便乱做决断。
就说同治的几个媳妇吧，慈安和同治喜欢阿鲁特氏，因为她正直，不喜言笑；而慈禧喜欢慧妃富察氏，因为她顺从，又善于逢迎，善解人意。加上同治当时没有听从自己的意见立富察氏做皇后，慈禧对皇后阿鲁特氏总没有好脸色。在她眼里，皇后阿鲁特氏特立独行，总是一副孤傲不群的样子，而且也不会说好听的话，见了她总觉得不舒服。另外，也许是因为慈禧进宫的时候只是贵人的身份，她心里可能对从大清门抬进来的皇后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就这点而言，她和慧妃富察氏倒是很有共同语言。
本来同治新婚燕尔，与皇后的感情也很不错，但不知何故，这一切却这让慈禧心里很不自在。于是她经常拿出母后的身份去干涉同治婚后的生活，一会说同治不要太冷落富察氏了，要雨露均沾；一会又有说同治别老和皇后呆在一起，要勤加学习，不要因为结了婚就荒废政务。更玄乎的是，就连因阿鲁特氏入宫后因为生活安逸而有所发胖，慈禧也看不去，经常有意指使阿鲁特氏做这做那，让她多处奔走，劳之苦之；另外，慈禧还经常责备阿鲁特氏不懂宫中礼节，不像皇后的样子。让同治最为郁闷的是，慈禧还偷偷的让太监监视同治和皇后的私生活，经常在同治耳边警告他要爱护身体，要节欲，要以国事为重，不要总是呆在内宫。总而言之，就是不让同治和阿鲁特氏痛快。
慈禧知道儿子底子薄，她要求同治不要荒废政务倒也还情有可原，但这干涉得多了，反引发了同治的逆反之心，他一气之下，干脆谁也不亲近，自己一个人搬到乾清宫独宿去了。与此同时，同治还和慈禧打起了冷战，而慈禧见儿子故意冷落自己，则又认为是皇后阿鲁特氏在背后出的主意，因而更加讨厌阿鲁特氏。
母子失和，这时间一长，撤帘归政的慈禧非但没有享受到该有的天伦之乐，反而在皇宫中弄得大家都不痛快，这女强人不适合管家，倒还真有点道理。
24、重修圆明园，各打各的主意
同治亲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重修圆明园。
圆明园本是康熙赐给当时的四阿哥胤禛（即雍正）的一座明代花园，在雍正即位后得到大规模的扩建，后来成为雍正的主要办公地点。在随后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圆明园不断被扩建，在投入了巨量的财富和人力之后，终于形成了一座占地五千三百多亩的超级皇家园林。这座园林中西合璧，园内的建筑都是巧夺天工，美不胜收，里面还收藏了无数的文物、珍宝及图籍，几乎相当于大清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咸丰在的时候，慈禧曾有很长的时间伴随着自己的丈夫在圆明园居住，如今咸丰早已去世，而圆明园也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被毁于一旦。在亲政后，同治便在慈禧的授意下，在朝议中提出要重修圆明园。此议一出，朝野为之一震。事实上，早在同治七年的时候，慈禧曾想重修圆明园，但当时遭到王公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加上当时战乱刚平，国库也实在没有富余，慈禧也就只好作罢。在同治大婚后，小皇帝也曾提议重修圆明园（估计是慈禧撮弄），但被自己的师傅、大学士李鸿藻以“不应以有用之财，置于无用之地”而否决掉了。
当时大臣们最担心的是，以当时大清的财力，有能力去重修圆明园吗？毕竟，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当时最保守的估计需要耗费白银一千万两以上。当时清廷和各地都在搞洋务运动，到处都要钱，如今要增加这样一笔巨款，当时的大清国库根本就拿不出来。
不出所料，大臣们很快便提出反对意见，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上疏，要求缓修圆明园。同治见大臣们反对，就干脆了当的告诉他们，这是慈禧太后的意思，让他们不要进谏了。没过两天，游百川再次上奏停修园工，这下把小皇帝惹恼了。
同治随后便召见了游百川并破口大骂道：“你难道没有爹妈吗，岂有父母想要的，你非要故意违抗的？”游百川早有准备：“皇太后想颐养天年的话，不如就近增饰西苑，作为临幸之地，一来容易建造，二来费用低很多”。同治说：“好啊，那你现在就写个奏章，我交上去给皇太后看”。说完，同治把御笔丢给游百川，让他当场就写。
游百川没想到小皇帝如此失仪，他哪敢拿皇帝的御笔，只能战栗道：“不敢。”同治说：“我让你写，废话那么多干吗？现在就写！”游百川不得已，只好当场写好交给同治。同治收后，哼了一声，道：“你这个奏章就是证据，以后要修西苑的话，你少跟我那么多废话。” 第二天，同治便以阻扰皇帝“尽孝之心”的名义将游百川革职，以警告群臣不要再行反对。
在小皇帝的严旨之下，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很快开工。由于库帑不足，同治随后便向王公以下京城内外的大小官员伸手要钱，美其名曰“捐献”。恭亲王奕訢倒是带头捐了银子两万两，但出于何种心态不得而知。随后，同治下令立刻清理慈禧太后原来居住的“天地一家春”建筑废墟，共拆除一千多间倒塌的房屋。紧接着，同治又命人采办木料，准备正式开工。在此期间，慈禧和同治还多次催促建筑工程的设计人员赶紧将烫样（建筑模型）送来，慈禧还给烫样提了很多意见，并在原咸丰时期的“天地一家春”旧址上重新规划了一个万春园，成为慈禧今后居住消闲的场所。
不过话说回来，慈禧在归政以后，在皇宫中也是百无聊赖，这才动了要重修圆明园的念头。也许当时的慈禧认为，好歹自己辛苦了十几年，这大清帝国如今和平安宁，颇有中兴之像，既然皇帝亲政了，自己退居二线，享享清福也是应该的。何况，圆明园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如何打发归政后平淡而寂寞的生活，最好的办法恐怕就是重修圆明园了。
在慈禧的授意下，同治自然也无二话。他虽然从小不爱读书，但多年的儒家教育还是让他明白，儒家真义乃孝字为先，既然慈禧太后喜欢，那就是顺着她的意思就可以了，至少，这是在孝道问题上为国人做一表率嘛！
当然，同治的热心还不仅仅是出于这个原因。小皇帝亲政后，慈禧仍旧多方插手，处处管教，让同治烦不胜烦。比如每日朝议结束后，同治仍旧要回书房学习，课后还要去见慈禧，而慈禧还会经常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学了什么东西等等，要是做得不对或者答得不对，又是一顿臭批。对此，同治实在是不愿意自己的母亲天天在身边，如果圆明园修好了，岂不是自由快活了许多！
更让同治开心的是，他逐渐发现了当皇帝的权力和由此带来的乐趣，那就是可以借着各种机会逐步摆脱书房和大臣们的监督，比如重修圆明园的工程开工后，同治便可以借着视察园工或者监督园工的名义跑出去，甚至就干脆不回皇宫，乘机在外面游玩。从开工以来，同治每个月都要出去视察几天，简直就是乐不思蜀。
同治这个以“视察”为名、借以“逃避朝政、荒于学习”的诡计，很快被师傅和大臣们发现了。不久，师傅李鸿藻便借着向慈禧汇报皇帝学习状况的机会，将同治频繁出入圆明园工地、并四处游玩甚至夜不归宿的事情给捅了上去。李鸿藻还说，自从圆明园开工以来，同治经常以政务繁忙为名，进书房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几乎就不读书了；而且，在上朝的时候也不太召见大臣，每次召见也不过随便问两句，对考察大臣的贤能和政事之得失，毫无体会。慈禧听到这个报告后，这才知道事情已经在起变化。
没不久，圆明园工程又出了大问题，这就是被同治委以重任、前往采办木料的李光昭诈骗案发。李光昭原本是个贩卖木材茶叶的小商贩，后来花钱捐了个“候补知府”衔，当他听说朝廷重修圆明园的时候，便谎称自己在多个省份购有木材，可以报效。在同内务府的人互相勾结后，他打着“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的旗号，到香港与一位法国商人签订了一份购买三船价值约五万四千元的木材合同，但他回到北京后却向内务府谎报自己购买了价值三十万元的木材“报效”，实际上李光昭只付了极少的定金，说白了就是想“空手套白狼”。
等到法国人的货船到天津后，李光昭在内务府那边没有拿到现款，他自己又无这个付款能力，于是便借口木材尺寸与原议不合，拒绝提货付款，结果法商国人告到天津领事馆，要求清政府扣留李光昭并赔偿损失。同治得知后十分生气，便责令李鸿章严厉查办，结果发现了这其中的蹊跷。
更要命的是，这个李光昭又不懂国际经济法，他私自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法商签约，险些弄得此案成了外商与“大清皇帝”的诉讼并将要引发一场严重的外交纠纷。尽管李光昭后来被革职并定斩监候，但这个事件也令同治脸上无光。
25、叔侄闹翻天，顽劣皇帝胡搞一气
在“李光昭”事件曝光后，朝议纷纷，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訢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任由小皇帝继续胡闹一通的话，将会一发不可收拾并影响到未来的朝政走向，中兴大业也可能就此打断，于是他决定邀集醇亲王等十个王公大臣共同上奏，出面干预。
随后，奕訢等人向同治上了一道奏折，历举清朝开国后的创业之艰难，希望小皇帝能够畏天命，遵祖制，勤于学习，善于纳谏，做一个明智之君。在奏折的最后，奕訢等人也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请求，那就是暂停重修圆明园的工程。
经验老到的奕訢等人知道，按同治的脾气，他是不会细看这个奏折的，弄不好他就是会看上两行就丢在一边，装作没有看到。因此，奕訢等人特别请求召见，并要求当面对这个奏折作出解释。
在奕訢等人的再三请求下，同治只好同意召见。在奕訢跟讲他亲政后优劣得失的时候，同治越听越不耐烦，等到奕訢提出要停修圆明园，同治顿时勃然大怒，他突然打断奕訢的话说：“我就不停工，你们拿我怎么着？你们唧唧歪歪的，到底想干什么？”
众人见这少年皇帝说出来的话极没水准，一时只好沉默不语。奕訢壮着自己是皇叔，当时很冷静的说：“折子上说的不仅仅是停工一事，还有其他事情，请容臣慢慢宣诵，逐条读讲。”
但奕訢还没讲两句，同治便极为烦躁，他拍着桌子骂道：“既然你这么喜欢说，我这个位置让给你来做，这下行了吧？”
军机大臣文祥听到同治的这句混账话，当时就又急又气，几乎晕倒在地。同治见老头把持不住，便命人赶紧扶出并也想乘机散会开溜。这时，恭亲王奕訢上前把他拦住，非要把话说完。同治这下只好回到宝座，不敢造次。刚开始的时候，同治还一边听，嘴里还一边嘟囔着，直到奕訢说到他“微行出游”一条，同治这才紧张起来。尽管开始的时候他还死不承认，但等到奕訢将他出游的时间地点都摆了出来，同治这才哑口无言。
被恭亲王抓着小鞭子后，同治心中耿耿于怀，过了几天，他主动召见了奕訢一个人，不会别的，只为了追问“微服出游”这事到底是从哪里得知的。奕訢在逼问之下，只好说是从自己的儿子、皇帝您的伴读载澄那里听说来的。
同治知道自己的丑事被奕訢掌握后，暴跳如雷，为了出心中的一口恶气，他回去后便自己草拟了一份谕旨，将奕訢现任的军机大臣及其一切差使全部革去，并由世袭罔替的恭亲王直接降到不入八分辅国公，并交宗人府严议。
按祖制，清代宗室封爵共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镇国公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辅国公”为第十等，也就是说，同治一下就将奕訢的亲王爵位直接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这个玩笑可就开大了。
在谕旨下发的时候，军机处的大臣们不敢奉旨，他们一再请求小皇帝再慎重考虑。同治回去后稍微消了消气，便于当晚又下一道朱谕，改将奕訢世袭罔替的恭亲王爵革去，并将奕訢降为郡王；另外，奕訢的儿子载澄，这位伴读先生也被连累，贝勒爵位被革去。
当天晚上，同治想了又想，还觉得不够解气，于是他在第二天一大早又下令将奕訢、惇亲王奕誴、醇亲王奕譞、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景寿、奕劻，还有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十人全部革职，并在谕旨中严厉指责他们“朋比为奸，谋为不轨”。随后，他将朝中大臣全部召集，要当众宣布这个决定。
将当时朝中的十个重臣全部革职，这种让朝政瘫痪的做法只能让事情越闹越大了。很快，十大臣被革职的消息传到了内宫，两宫太后在得知同治在朝堂上胡闹后，她们赶紧从宫中赶到弘德殿，并在同治将谕旨明发之前拦下。
在两宫太后的严厉斥责之下，同治跪在两位母后的面前，慈安和慈禧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痛诉，奕訢等王公大臣这十几年来是如何勤勉为公、精心报国，要不是这些人，哪里有你的江山？你年少无知，意气用事，置国命运于不顾，视国事如儿戏，如何能做个好皇帝？昨日之谕立刻撤销云云。
此时的慈禧太后还算清醒，虽然她和恭亲王有矛盾，但当时要缺了奕訢，大清王朝还真运转不灵。在两宫太后的压力下，同治这才不敢胡闹了，他不得不恢复所罢各官的职务，还赏还了奕訢世袭罔替的恭亲王衔，载澄也因祸得福，由贝勒升为郡王衔。
这场闹剧结束后，慈禧知道这主要是因为重修圆明园所引发的，由此也只好决定停工，这场风波才算是平息。从同治这次的拙劣表演来看，这也是慈禧教子的一大失败，这顽主要当好皇帝，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说起同治与皇叔奕訢的矛盾，野史中多有记载。《睇向斋秘录》里说，同治有一次在宫中穿黑色衣服，不巧被恭亲王奕訢看见，奕訢便婉言谏告自己的侄皇帝不要有违祖制的。同治不高兴的说：“朕违了祖制，又该当何罪呢？”奕訢说：“臣冒死进言，望圣明容纳，皇上何罪之有？”同治仍不服气，说：“你家载澄也常穿黑衣出入宫门，你不好好教导他，却来为难朕，是何居心？”奕訢被反问得哑口无言，回家便立刻讯问儿子载澄，结果把出游之事给捅了出来。
而《十叶野闻》里这接着这个故事往下说，在奕訢知道载澄带着同治出游的事后，便将载澄关了禁闭，再不许放出。但是，那时载澄已经染上梅毒，没过多久便面目肿溃而死。
载澄死后，奕訢急忙进宫去见同治，把载澄的事情告诉了同治。同治听后大惊，说：“你竟然把载澄给逼死了！你还有父子之情吗？你先退下，朕有后命。”随后，同治便召大学士文祥来，说：“朕有旨，先别打开，下去与军机各公一阅，速速执行。”
文祥觉得问题不对，便私行拆视，发现里面竟然是要杀恭亲王的诏书。文祥回去碰头再三垦请，同治都坚持要杀恭亲王。文祥见同治固执，便急忙跑到两宫太后那求情，慈禧听后十分生气，说：“你不用说了，诏书给我。”这事才算结束。
同治虽然失去了载澄这个玩伴，但出游习惯已经养成，已不能自制。后来他经常带着一两个太监出神武门，绕道到城南，有时候还深夜不归。当然，由于缺少了载澄这个向导，加上同治和那些太监对外面的事情丝毫不懂，所以经常会闹些笑话。
有一次，同治从后门出，见道旁卖凉粉的，同治当时正好口渴，便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喝，喝完也不知道要给人家钱，竟然大摇大摆的走了。卖凉粉的心想这肯定是贵族子弟，也不敢去问他要钱。这下好，同治还以为买东西拿东西是不用给钱的，因为付钱这种琐事他从来没有做过，后来同治也由此经常吃人家的白食。
不过，吃的多了，人家就问他要钱，同治觉得很奇怪，问：“为什么？”卖凉粉的告诉他：“我也是靠做买卖生活的，你不给钱，我怎么活？这位爷看来非富即贵，还请给小的一点打赏。”同治为难的说：“你说的也在理，我也确实应该给你钱。但是，我现在身边没有银子。这样吧，我写个帖子给你，你拿着这帖子去领钱如何？” 卖凉粉的说：“这当然可以。”
于是同治便欣然命笔，写了一帖子交给卖凉粉的，那人不识字，他拿去问他的朋友到哪里去领钱。他的朋友见后大吃大惊，说：“帖上所写的，是让广储司付银五百两。你可知道，广储司在皇帝宫中，谁敢去问他们要钱？想必这个人是皇上了。”
卖凉粉的心里害怕，也不敢入宫取银，但后来他的朋友怂恿他去试一试，这才壮着胆子去了。后来司事官问明来历，便跑去告诉慈禧，慈禧说：“皇上真是胡闹，你照帖付银吧，不要让外间人笑话。”随后慈禧又把同治找来问话，同治对这事直认不讳，慈禧也就一笑置之。
同治有一次到琉璃厂买东西，身上没银子，就拿瓜子金付账。掌柜见这个东西不是通用物，坚持不收，而让店里伙计跟着去取银子，走到午门内，伙计不敢进，仓皇逃回。次日，同治便派小太监如数偿还。
载淳在出游的时候，经常自称是江西拔贡陈某，某次跑到一酒肆中喝花酒，不巧碰到大臣毛昶熙也在那，同治便向他微笑点头，毛昶熙见后当场色变，赶紧仓皇逃出。不久，步军统领便带了十几个人急忙赶来，他们密随同治左右，暗中保护。数日后，同治见到毛昶熙，还怪他多事，扫了他的游兴。
同治自己也说，“当皇帝实在是一件苦差使！” 看来，这皇帝他是做不好了。
26、亲生儿一命归天，慈禧又到伤心处
在一番争执后，重修圆明园的工程是停止了，但同治有个交换条件，那就是兴修规模相对较小的三海工程（即北海、中海和南海）。由此，同治很快便忘记了圆明园之事，而把兴趣转移到三海工程上去了。
当年八月十八、十九日，同治便去视察三海工程，并在那里呆了两天，知道十九日晚上吃过晚饭才回宫，看起来兴致很高。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同治的活动也很多，一会去行围打猎，一会又去各营阅兵，忙得不亦乐乎（看得出来，同治是个好动的人）。
十月十日是慈禧的四十大寿，同治带着文武百官在慈宁宫向慈禧行贺礼并宣读贺表，随后的两天都一直陪着两宫太后用膳。但宫中喜庆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十月二十一日同治跑到西苑去游玩，结果身体受凉，而且日渐加重。十天后（十月三十日），同治突然开始发烧，并自称四肢无力、浑身酸软，太医检查后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症状，那就是同治身上竟然出现红疹斑点。
接到太医的报告后，慈禧大惊失色：难道同治得了天花！？
众所周知，满人来自关外苦寒之地，他们进关后不适应内地的天气，因而极容易感染天花，而且抵抗力极差。譬如在满清入关时立下汗马功劳的多铎，这位骁勇善战的亲王就是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感染天花，最后不治身亡；后来的顺治也是因为发天花而死，而康熙之所以当上皇帝，就是因为他已经出痘，这才被选中。正因为如此，爱新觉罗皇族每到春秋季节，往往都要出城避痘。
天花古称“虏疮”，也就是民间说的“出痘”，这是一种恶性的传染病，发病后身上会出现痘疹、水疮或脓疮，并常伴随着高烧等症状。身体强健、运气好的，痘疹自行溃破结痂，顶多留下些麻子疤痕（比如康熙），身体不好又运气差的，痘疮往往会引起其他并发症如高烧、败血症等，不出数日就一命呜呼。
当然，天花虽然可怕，但也不是说得了就一定会死，毕竟中国古代还是积累了一些治疗天花的办法。由于治理得早，同治的病情在开始的时候还算乐观，几天后他脸上的痘便已结痂，这也预示着危险期已过。宫中也依照旧例，一路吹吹打打，香花鼓乐，将痘神娘娘送到大清门外。
但令人吃惊的是，十一月二十日后，同治的病情又突然恶化，而且还开始出现毒疮，并在腰部、左右臀部溃烂流脓，并不断冒出臭气，症状十分恐怖。到了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六脉俱脱，死于养心殿东暖阁。
一个太医回忆说，同治原本应该马上出痘，但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怎么会突然就急转直下呢？后来有太监告诉他，同治的皇后因被慈禧骂了一顿，她到乾清宫看望同治的时候向他诉苦，同治当时只能温言抚慰。
同治住的东暖阁，屋子太高太大，冬天寒气逼人，于是中间便用布幕隔开。慈禧听说皇后去见同治了，便也随后跟来，正当太监要进去禀报的时候，慈禧摇手让太监别吭声，自己偷偷的脱了鞋子，穿着袜子走进去，躲在幕后偷听同治和皇后的对话。
这时，同治正好安慰皇后说：“你再忍耐些时日，终有出头之日。”慈禧听后勃然大怒，立刻揭开幕布闯了进去，上前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并扯出帐外大骂。皇后头发被扯，痛得厉害，便哭喊道：“媳妇是正宫娘娘，请母后手下留情！”这下更是触到了慈禧太后的痛处（慈禧进宫时是贵人），当时就喝令内廷准备大杖伺候。同治被这么一吓，跌落地上昏死过去，醒后天花之痘便开始溃烂，没多久便一命呜呼。
同治突然之间便宣告驾崩，民间对此议论纷纷，当时很多人认为同治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梅毒，特别是同治临死前腰臀溃烂流脓、口喷臭气的症状，更是和梅毒非常相似。当然，之所以有梅毒之说，主要还是很同治出游的传闻相关。
《清代野史》里说，同治因为婚姻生活不幸福，所以经常出宫纵淫，出去后又不敢去那些有名的妓院，怕被熟人（特别是手下那些大臣们）发现了损害形象，便只好专门跑到那些比较僻静的暗娼之所。但是，那时京城的妓院已经流行梅毒，而且当时卫生条件很差，又没有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而同治和一起出游的载澄两人又不知道防护，经常逛妓院的结果就是双双得了这个花柳病，载澄后来还死在同治的前面。
后来同治花柳病毒发，毒疮在脸上和背上陆续出现，想遮也遮不住，只好传太医来诊治。太医看后大惊，知道皇上染的是梅毒，但又不敢公开说，只得反复请示慈禧太后是何病症。慈禧太后看后说怕是天花，便让太医施以治痘之药。
药不对症，当然无效。同治病情越来越严重，日益躁怒，大骂道：“我患的不是天花，怎么用天花的治法？”太医回奏说：“这是太后的命令。”同治大恨，但也无可奈何。据说，同治死的前几天，下部溃烂，臭不可闻，腰肾处溃烂而死。
也有人说，同治得性病是因为同性恋，说当时有个叫王庆祺的翰林侍读（陪太子读书的），他年纪不大，人也长得英俊潇洒，特别善于揣测同治的心思，行阿谀奉承之能事。王庆祺在南书房陪皇上读书时，颇得同治的欢心，王庆祺本只是五品官，后来同治给他加了二品衔，任毓庆宫行走（相当于皇帝助理）。
据说，有一太监曾经看见同治与王庆祺很亲密的坐在一起，很专注在看一本小册子。太监假装给两人倒茶，偷偷的看了一眼，发现居然是本《秘戏图》，是当时丰润县所卖的黄色画册精装版。这两人躲在一起，看得是津津有味，居然没发现太监在旁边经过。另外，还有人见同治和王庆祺两人躺在床上一起说话，有如当年汉哀帝和董贤的故事，说不定有同性恋之嫌疑。而且，在同治死的当天，慈禧便下谕将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这更是让人觉得同治和王庆祺似乎是有一腿。
同治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梅毒，从清宫档案中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死于天花。当时敬事房太监根据御医李德立、庄守和的给同治治病的脉案及其服药情况都做了详细记录，当时症状和服药情况都显示是天花。至于同治为什么会在后期突然恶化，这可能是因为皮肤感染炎症导致，并最终引发全身衰竭而死亡。另外，从当时同治的师傅翁同龢所记录的日记来看（他当时负有监督御医并查看脉案与处方之责），他的记载是和宫中的记载是相符的。而且，梅毒的发病潜伏周期很长，如果真是全身溃烂而死的话，至少也要五年以上，而同治当时尚未满20岁，这显然不太可能。
不管怎么说，同治这个天性顽劣的皇帝终于走了，他甚至没有来得及过他的二十岁生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晚，紫禁城里一片哀声，太监们迅速卸下火红的宫灯，王公大臣们摘下鲜亮的帽缨，宫中很快便被白色所笼罩。
年轻的时候丧夫，中年的时候丧子，慈禧的确是个命苦的女人。慈禧只有一个子女，那就是同治，可如今，在她刚刚过完四十大寿后，同治死了，这种切肤之痛是难以言表的。
应该说，同治的死比当年咸丰的死对慈禧的打击更大，因为那时政变成功后，慈禧好歹还有同治可以倚靠，将来还有点盼头；可如今同治年纪轻轻、不到20岁就死了，自此“境遇大变，希望皆绝”，对随后的政局将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换句话说，慈禧之前勤勉为政是要给亲生儿子打好江山的基础，那之后呢？这份责任心肯定要大打折扣了。
同治的早夭，或许是慈禧做梦也不会想到的。身为母亲，她曾对儿子寄予无限的厚望，但最终却落得如此结果。随着同治匆匆的离开这个世界，慈禧悲痛的泪水中，又有几分酸楚，几许无奈，又有谁人知？
27、皇位继承成了大难题
国不可一日无君，这皇帝死了，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很快，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便摆在面前，同治死前虽然已经19岁了，但他仍旧无子无女，这就导致了一个难题---谁来继承同治的皇位？
据野史《十叶野闻》里说，同治临死前单独召入了军机大臣李鸿藻，要对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作出安排。李鸿藻到后，见当时皇后也在床边伺候，她见李鸿藻进来，便想起身回避。同治说：“不必回避，师傅乃是先帝老臣，你是门生媳妇，我正好有重要的话要说，你不能走开。”
李鸿藻正要给同治叩拜请安，同治说：“师傅快起，现在不是讲礼节的时候。”随后，他拉着李鸿藻的手说：“师傅，朕怕是不行了！”李鸿藻听后，忍不住失声痛哭，皇后也跟着大哭。
同治擦了擦泪，又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说着，他扭头对皇后说：“朕要是死了，必定要立嗣子。你中意何人，现在赶紧说罢。”皇后哽咽着说：“我实在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立一小皇帝，这样恐怕只会影响江山社稷。”同治说：“既然你有此意，那我就放心了。”
随后同治便与李鸿藻口授遗诏，打算让贝勒载澍来入承大统，李鸿藻在御榻之侧就地记录。诏书写好后，同治又看了一遍，对李鸿藻说：“甚为妥善，师傅先去休息，明日或许还可一见。”
李鸿藻出宫后，两腿打颤，仓皇去见慈禧太后，把遗诏交给她。慈禧太后看后，怒不可遏，立刻把同治的遗诏撕个粉碎，一把丢在地上，并喝令李鸿藻赶紧滚出去。当夜，慈禧太后便去见同治，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是说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同治当晚便驾崩了。
当然，这只是野史说说而已，同治传位给载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贝勒载澍原本是康熙五世孙奕瞻之子,后来过继咸丰的九弟孚郡王奕譓为嗣子,从辈分上来说，同治和载澍是同辈人，而且年龄相仿；更何况，载澍从血缘上来说已经差得比较远了。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在同治死的当天晚上，慈禧和慈安太后便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等亲王，还有贝勒、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二十多人，会议的主题毋庸多言，自然是确定皇帝继承人的问题。
对于刚刚丧子的慈禧来说，这个会议虽说悲痛却有不乏冷静。既然同治驾崩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她现在要做的也能是尽快确定皇位大统的问题。对于传统的专制社会而言，此事不决，势必天下不安甚至天下大乱！
但在前任皇帝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变得极为棘手。当时第一个要考虑的必须是名分问题，如果名分不对，这名不正言不顺，势必引发极大的混乱。
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参加了或者没参加这个会议的满族亲贵，其实大家都是想同一个问题：谁才能够名正言顺的继承同治的帝位呢？
按正常的话，前任皇帝没有子嗣，那就应该为他立嗣，这样帝位就可以继续传下去，世系就不会乱。同治当时是“载”子辈，他的下一辈是“溥”字辈，按理就应该从“溥”字辈里挑一个来做他的嗣子，继承他的皇位。
但大家把“溥”字辈的人顺了一遍后，却又觉得没有特别合适的人选，因为当时“溥”字辈的人只有两人：溥伦和溥侃。溥伦和溥侃都是道光长子奕纬的孙子，当时溥伦十七岁，年龄偏大；而溥侃只有八个月，年龄又偏小。当然，这还不是大问题，问题主要出在血缘上。由于溥伦和溥侃的父亲，贝勒载治是由旁支过继而来的养子而不是奕纬的亲生儿子，因此在从血缘上不应算是近支宗室。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由溥伦承继帝位的时候，很快遭到奕訢、奕劻等人的反对，而慈禧也不同意。除了血缘之外，慈禧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溥伦年纪太大，如果他承继地位的话，慈禧就变成了太皇太后，无法垂帘听政了。
事实上，慈禧太后早有人选，她也早已料定各王公大臣说不出所以然来，于是便斩钉截铁的说：“溥字辈既无可立，就不要勉强了。我看，醇亲王奕譞的长子今年四岁了，又是至亲，我看立他比较合适。”
醇亲王奕譞陡然听到这话，大惊失声，当场倒地晕绝（也不知道是真晕还是假晕）。对于慈禧的这个决定，参加会议的人也大都面面相觑，不知所云。恭亲王奕訢见七奕譞晕倒，便命太监将他扶出。在当事人奕譞以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缺席后，其他人也不好反对，结果奕譞的长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做了皇上。
回头想想，慈禧的这个决定可谓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慈禧之所以要立奕譞的长子载湉，除了避免自己变成太皇太后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载湉的母亲乃是慈禧的亲妹妹，以这种双重的血缘关系可借以服众，而且也便于自己从中操纵小皇帝。
但是，载湉和同治是一个辈分的人，从名分上来说也是存在问题的。对此，慈禧早有考虑，那就载湉以咸丰嗣子（变成了同治的弟弟）的名义继承大统，等到他以后生了儿子之后，儿子作为同治的嗣子传位。通过这个复杂的安排，慈禧便可以以皇太后的名义继续把持皇权。
奕譞的昏厥并没有影响慈禧下一步的计划。就在当晚，在慈禧的命令，宫中派出一队人马，抬着八抬大轿前往醇王府接人。据记载，当天晚上“狂风怒号，沙土飞扬，夜间极冷”。就这样，当时还不满四岁的载湉尚在睡梦之中，便被糊里糊涂的接到了皇宫之中。载湉醒来后，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当时的反应是大哭大闹，因为这里不是他所熟悉的家---醇王府，而且，他身边也都是一些陌生人，父母、保姆、玩伴，一个个都不见了。随后，他将迎来一个新的“母亲”，那就是慈禧太后（其实慈禧应该是载湉的伯母和姨妈）。
传位既定，年号也随后拟好，是谓“光绪”，从第二年（1875年）为光绪元年。“光绪”的含义是“缵道光之绪”，也就是说，载湉是继承道光传下来的皇位。至此，慈禧和慈安太后也就开始了她们的第二次垂帘听政。这一次，慈禧再没有第一次的慌乱了，对于朝政她已经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载湉被立为皇帝后，另一个人的命运就十分悲惨了，那就是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按常理，慈禧太后应该为同治立嗣，但慈禧将载湉作为咸丰的嗣子继承皇位的，皇太后是慈禧而不是阿鲁特氏。换句话说，阿鲁特氏在宫中的地位十分尴尬，她在同治死后没有顺理成章的变成皇太后，而载湉今后长大后又要有新的皇后，那她被夹在中间又算什么呢？既然她在宫中没有任何名分，那她也唯有一死了。
慈禧一向不喜欢阿鲁特氏，同治死后更是对她恨之入骨。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也十分清楚自己女儿在宫中的尴尬处境，于是他上奏慈禧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慈禧见折后冷冷的说：“既然皇后如此悲痛，既可随大行皇帝去罢！”
据说阿鲁特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曾写了一纸条向父亲求助，崇绮接到后忍痛批了一个“死”字作为答复。阿鲁特氏接到答复后万念俱灰，便在同治死后的第二年吞金自杀，此时离同治的驾崩尚不到百日。受此影响，崇绮也被闲置了近二十年，这是后话。
28、御史尸谏，挑战太后的绝对权威
以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作为皇位继承人，虽说血缘接近，但毕竟是同治的堂弟，终究于理不合。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正月十五，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了一道折子，虽然他在折子里虽然对慈禧关于光绪未来的皇子承继同治为子嗣表示颂扬，但却提出了一个略显过分的要求，那就是请求慈禧对此事立下铁券，以示昭告天下，免得以后旁生枝节。
在折子里，广安举了历史上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按照太后之名，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弟弟，而他的弟弟未来将按照约定再把皇位传给他的侄子。可是，在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继位之后，却听信了奸臣的谗言，违反了赵匡胤的约定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正因为这个事件和这次慈禧太后关于皇位继续安排的相似性，广安由此提出应该立下一个铁券，以防另生事端。
对于这个问题，慈禧是不愿意过多讨论的，因为她的决定事实上是经不起儒家礼法的严格推敲，如果将这事公开讨论的话，只能导致皇位的继承问题更加复杂化，弄不好会后患无穷。因此，慈禧的态度从一开始便十分坚决，她在谕旨中对广安大加申斥，称其为“冒昧渎陈，大胆妄为”，硬是将一场潜在的风波给强行打压了下去。
但是，这事情还没有完。4年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年）的闰三月初五，在同治惠陵大葬结束后，随同吏部参加祭礼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陵墓附近的一个小庙中服毒自尽，并留下了一道密折，公开指责慈禧太后为咸丰立嗣而没有给同治立嗣，而且事情一拖再拖，一误再误。由此，他决定用一死来谏议慈禧明降谕旨，保证将来光绪生子后以同治之子的名义承继大统。
吴可读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尸谏”，这是一种非常惨烈的上谏方式。这种事情，在道光年间就曾经发生过，那次是军机大臣王鼎弹劾道光朝的第一权臣穆彰阿奸诈害国而仿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而死。中国的士大夫饱受孔孟之道影响，对于不合祖制的安排往往会采取极端的行为，譬如明朝的一些大臣宁可被廷杖打死也绝不让皇帝违反儒家礼法。由此，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吴可读的“尸谏”便是一种崇高赤诚的从容就义，也是对慈禧太后绝对权威的一种有力挑战。
据说慈禧接到这份奏折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大骂，命侍卫立刻抓住此人，不要让“此獠走掉”。这时，旁边有大臣说，这个吴可读早已将身后之事安排后，现在已经从容赴死了。慈禧这才由愤怒感到震惊，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件事了。
吴可读自尽前，留下两份遗书和一份奏折，其中一份是给庙中主持的，信中说：“周老道，你莫要惊慌害怕，我并无害你之心，只是不得已借贵庙的一方宝地，成全我清白之身。你要做的，是立刻禀告州官，并将我随身携带的匣子和其中的奏折呈上，记住，千万不要私自拆开我封好的奏折，不然会招来杀身之祸。
另外，我匣子中有四十五两纹银，请你给我买一口薄棺，二十两银子即可。其他的银子除了安葬费用之外，其他都赠予给你。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遗体，不要让外面的妇女小儿进来，不要让遗体受损。届时请你在大行皇帝的陵墓旁买一块地将我速速安葬，等到我的儿子到来，他一定会感激你代他办理我的后事，而官差也不会为难于你。至于我其他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插手，否则悔之晚矣。”
在给儿子的信中，吴可读说：“我儿之恒，得知为父死讯后，千万不可惊慌失措，使阖家老小受惊。将我自尽之事告诉他们，但劝他们不要过于悲伤。我二十四岁乡试入官，一直束身自爱，不敢妄为，诵读经书，每每看到忠孝之士爱国忠君之举，我都为之感动，时而泪满沾襟，时而喜极而歌。
大行皇帝宾天之时，为父决议拟折上奏，由都察院呈交太后，此时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上奏之前，我先请一位老友阅览这份奏折，他劝我暂时不要呈上，一来是因为我当时已经获罪受罚，二来也是因为其中所提之事不甚确切。因此，我才耐心的等到今天，但如今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我甘愿一死，以完成此生心愿，表明忠孝之心而绝非外间诬陷之言。
看到此信后，你要立刻前来陵墓附近的三义庙，先找到周老道，他知道我的葬身之所。我安葬于大行皇帝陵墓的旁边远甚于重返祖宗茔地，不用花钱劳累千里将我的遗体扶柩迁回老家。天下黄土，何处不可葬身，何必非要归葬乡里呢？
假如朝廷认为我妄言国事，加以重罪，掘坟鞭尸，在此圣明之世，朝廷也断不会因此殃及我的家眷，这点你尽可放心，只需到我老友处筹措盘缠，速速离京，即便是沿途乞讨，也要早日赶回家乡，千万不可留在京城，这样只能招致危险。”
在给朝廷上的折子中，吴可读说：“罪臣曾一时激愤，妄言圣主，罪当囚禁斩首，但大行皇帝却免我之罪。臣三次获死罪而未受罚，毫无希望却获重生，罪臣这些年得以苟延残喘乃是大行皇帝所赐。
然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噩耗传来，天崩地裂，上苍动容。当日，两宫太后联合下谕：‘大行皇帝龙驭宾天，未留子嗣，不得已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文宗显皇帝（即咸丰）子嗣，承继大统，待其以后生子，再行过继于大行皇帝同治。’
微臣跪拜，含泪诵读谕旨，泣不成声。思虑之后，臣以为太后为咸丰皇帝立嗣而未给大行皇帝立嗣实为不妥。如今新帝为咸丰皇帝子嗣，继续大统，并非大行皇帝遗愿而是受太后指命。照此推理，即便朝廷没有明言，将来皇位肯定有光绪后人继承。无视既存法度是为错，没有法度更是大错。为今之计，要想改变一误再误的状况，只能请太后再下谕旨，明确规定将来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顺，此后不至于引起争端，也惟有如此，大清朝皇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流传。
转眼间过去了四年，朝中大臣却无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将永埋山陵，臣恐人们会将以往之事渐渐淡忘。时间紧迫，罪臣不能再无所作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驾龙宾天，无线怅惘；近看山水依旧，不禁追思先帝。微臣将先帝恩赐的余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后之怒，谨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
罪臣曾为御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实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万民同悲之际，哀号痛哭，上言陈情，以明罪臣恳请朝廷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
读到这里，慈禧也难免勾起了对同治早逝的伤心，于是决定让群臣阅看吴可读的奏折，以提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最后，经过大臣们的讨论，慈禧再次申明光绪乃是承继咸丰的嗣皇帝，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至于以死“尸谏”的前御史吴可读，慈禧也特下恩旨，称其“孤忠可悯”，叫部按照五品官例议恤（吴可读之前是五品御史，后上书言事而降为七品主事）。
倒是当时的士大夫们对吴可读的义举大为赞叹，称他“从容就义，视死如归，非匹夫之勇，是君子道义之勇也”。在他们的眼中，吴可读的行为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乃是一个真正的殉道者。
三：翻云覆雨，尽在掌握
29、儿皇帝的成长，好一段心酸路
同治的事情先告一段落，下面接着说慈禧和光绪的事。据说光绪刚进宫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日夜啼哭，慈禧本就不是一个会带孩子的人，她也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得派人去醇王府问怎么办。醇亲王奕譞说，大概是因为载恬的乳姆没去，去了可能就不会哭了。
按当时的规矩，没有四品以上的官职是不可以进宫的，但慈禧太后被小皇帝的哭声弄得实在是头皮发麻，她为求一时清净，也只好赏与光绪的乳姆四品官服并将之召进宫中，小皇帝这才破涕为笑。
不料到了第二天的早上，小皇帝又放声大哭，慈禧不知所措，问光绪的乳姆：“这又怎么了？”乳姆想了想说：“小皇帝在醇王府的时候，府中有个马夫的儿子，和小皇帝年龄相当，两小孩成天在一块嬉戏，相处得极好，大概现在是因为找不到玩伴才哭的吧？”
慈禧太后听后只好再次破例，赏给马夫的儿子四品官服，并立刻接到宫中，承担陪小皇帝玩耍的重大政治任务。小马夫来了后，小光绪这才嬉戏如常，慈禧太后也乐得轻松。
以上是野史，当不得真，不过，光绪自从进宫之后，慈禧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他与醇王府的关系全部切断，即使是光绪的亲生父母醇亲王夫妇，也不许有任何的联系。进宫之后，光绪的名分便由慈禧的外甥和侄子变成了慈禧的继子，而在慈禧的授意下，服侍小皇帝的那些太监宫女也从小就向光绪灌输“皇帝的母亲是慈禧”的观念，据宫中太监说，光绪后来一直称慈禧叫“亲爸爸”，不知是真是假，亦不知何解。
不管怎么说，打光绪进宫之后，慈禧便成了小皇帝至高无上的主宰。当然，慈禧对光绪的关系也未必是外间人所传的那样恶毒和刻薄。事实上，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是，在教育孩子这方面，虽然慈禧也很想做好，但由于在个人性格及耐心等方面的缺陷，她显然不是一个善于教子的母亲，譬如她自己儿子同治的教育就是一个很失败的案例。
鉴于同治的经验教训，慈禧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对光绪严厉管教、严格要求，免得重蹈同治的覆辙，但矫枉过正的是，慈禧完全忽略光绪与同治两人实际情况的差别。事实上，同治是个性格活泼好动的人，对他严格一点、严厉一点，可能会收到好的效果，而光绪的性格相对比较内向，这套方法不但不适用，反而会造成他日后不可弥补的性格缺陷。
当时在宫中服役的太监寇连材在他记的《宫中日记》中说，慈禧对待光绪一贯是疾声厉色，在光绪小的时候，每天总是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光绪长跪。长此以久，光绪见了慈禧太后如同老鼠见了猫，战战兢兢，胆为之破。光绪本就胆小，在慈禧的威严强压之下，以至于长大之后都害怕听锣鼓吆喝之声，有时候听到天上打雷也会吓得腿直哆嗦。就连光绪每次到慈禧那里去请安，只要慈禧不命他起来，光绪就只能跪在那里，动也不敢动一下。
寇连材还说，光绪每次吃饭的时候，虽然有十几中菜肴馔品，罗列满案，但离光绪坐的地方稍远的菜大多已经臭腐，原因是菜几天都没有换过，而离得近的菜虽不臭腐，然大多久熟乾冷，一点都不可口。光绪也不敢说，每次都吃不太饱，有时想御膳房换一馔品，御膳房就必须奏明慈禧太后，而慈禧太后往往要光绪从小培养勤俭之德，最后光绪也就不敢再提要求了。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也说，“光绪在十岁左右的时候，由于经常吃不饱，他每至太监房中，必先翻吃食，拿起就跑，等到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帝已经将馍馍入肚一半矣。小皇帝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
有一次，养心殿的窗户破了，北风吹面，很不舒服，光绪便让内务府大臣立山去用纸糊好，当时立山正受宠于慈禧太后，可怜光绪苦寒，便没有请示慈禧太后就把这事办了。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责骂光绪说：“祖宗起于漠北，冒苦寒而立国。你听朝难道还怕风寒不成？”
随后，慈禧太后又把立山找来痛骂一顿，越说越气，立山弄不好要遭不测之祸。李莲英平时和立山关系不错，在旁边为他解围，喊道：“立山滚出！”立山一时醒悟，便仰跌地上，翻转四下，滚出帘外，慈禧太后见了一乐，这才放过立山。
由于慈禧过度的强调威严，使得光绪从小就缺乏母爱，成天生活在恐惧当中，这对他的成长是极其不利的。对此，慈禧一来是不懂得儿童需要什么样的情感教育，二来也因为她再次垂帘听政，外间的事务非常繁忙，因此也是经常疏于对幼时光绪的关心与照顾。作为一个母亲而言，无论是对同治还是光绪，慈禧都是不称职的。
据光绪的师傅翁同龢在他日记中的记载，他第一次见到光绪的时候，发现小皇帝性情敏感，体弱多病，这也说明光绪在宫中的第一年过得并不开心。在光绪四岁半的时候，慈禧便按祖制给他安排帝师开始上学，由于翁同龢曾做过同治的师傅，而且教书尽心尽力，于是便让他继续做光绪的师傅。
在最开始的时候，由于光绪年龄太小，学习内容又枯燥乏味，因此经常哭闹不止或者静坐不理，让师傅翁同龢也极为头疼。不过，在翁同龢的谆谆教导下，从小缺乏母爱和父爱的光绪却突然找到了久违的人间情感，他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个对他关心备至的师傅，并渐渐爱上了学习。
对此，翁同龢非常欣喜的在日记中记载，说光绪“读书极佳，一切皆顺”，有时候读书是如此之勤奋，在吃饭前“竟无片刻之停”，类似这样的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比比皆是。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同样是一个老师，为什么同治就不成器而光绪就喜欢读书呢？
除了个人天性的差别之外，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同治毕竟是慈禧的亲生骨肉，即使遭到呵斥和惩罚，也不会感到过分害怕；但小时候的光绪就不一样了，他在宫中非常无助和孤独，对于慈禧太后，他感到的不是亲情而是恐惧。唯有在书房里，小皇帝可以和师傅翁同龢随意嬉闹，经常去抓抓师傅的耳朵、扯扯师傅的袖子，而翁同龢也不生气。更重要的是，光绪发现，如果自己学习好一点的话，那么被慈禧呵斥的次数就会少一点，这也使得他更加勤奋学习。
对师傅翁同龢的依恋也是光绪发奋学习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光绪的帝师，翁同龢不仅在学习上耐心教导，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了小皇帝无微不至的照顾。譬如在光绪六年慈禧生病的时候，宫中太监便疏于对光绪的生活照管，结果九岁的光绪亲自铺炕弄出了血，倒水又被烫起了泡。翁同龢见后大怒，便去找太监算账。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师傅翁同龢出面，为小皇帝提供保护。这时间久了，在从小就缺乏父爱的小皇帝心中，翁同龢就在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光绪七岁的时候，翁同龢因回籍办事，小皇帝得知师傅要离开自己后，整整一天都情绪低落，彷徨不已。在翁同龢离开的两个月里，光绪帝无心学习，后来连读书声也没有了。等到翁同龢回到北京的时候，小皇帝拉着师傅的手，高兴得眼泪直流。这一天，小皇帝精神振奋，朗朗读书声连太监们都被吸引了过来。后来，书房里的太监偷偷的告诉翁同龢：“自从师傅走后，皇上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读书过！” 翁同龢听后也是老泪横流---小皇帝在宫中真的是太孤单、太可怜了！
从光绪二年（1876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光绪便跟着翁同龢在养心殿东暖阁的学习了近二十二年。尽管光绪的好学让慈禧和师傅们感到高兴，但其中也有一个隐忧，那就是光绪似乎对外面的世界非常漠然或者表现出信心不足的样子，等到他稍微长大后，他已经习惯于在书房中看书学习，并以此作为打发时间主要方式。每逢过节或者是举行庆典的时候，慈禧太后往往会让光绪去陪她看戏，但光绪明显对此没有兴趣。碰到这种时候，慈禧也称赞光绪“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这话或许也隐含着另一种贬义。毕竟，一个缺乏活力的君主也并非是国家之福，而光绪这种类似于畸形的行为方式，也反衬了他在宫中生活的压抑和苦闷。
对于光绪的成长，太监寇连材在《宫中日记》中总结说：“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指光绪帝）。盖凡人当孩童时，无不有父母以亲爱之，顾复其人，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虽在孤儿，亦必有亲友以抚之也。独皇上五岁（实为不足四岁）登基，登极基后无人敢亲爱之，虽醇邸之福晋（即光绪的生母），亦不许亲近，盖限于名分也。名分可以亲爱皇上者，惟西后（慈禧）一人。然西后骄侈淫佚，绝不以为念。故皇上伶仃异常，醇邸福晋每言辄涕泣云。”
看来，寇连材虽然是个太监，但人情的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与他相比，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情商就太低了。
30、慈安太后深宫暴卒，又是一桩千古疑案
光绪六年（1880年）的时候，慈禧得了一场大病，当时北京的御医都束手无策，于是朝廷便以光绪的名义发了一道上谕，让各地火速推荐医术高明的医生前来北京为慈禧太后看病，越快越好。
慈禧这次生病的原因，主要还是多年的积劳成疾，由于病情沉重，后来治病和调理的时间都比较长。正当人们感到担忧的时候，宫中突然传来消息，太后崩逝了！
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大都以为死的是慈禧太后时，但事实上死的却是慈安太后。《清稗类钞》中记载了时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的一段话，当他听说慈安太后突然暴病身亡，便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而据宫中的记载，在慈安太后突然去世前的一天，她的确照常召见了大臣，当天除了“两颊微赤”外，并无其他异常。第二天（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慈安太后感到身体不适，当天就安排休息而没有办公，不料到了晚上便突然去世了，当时年仅四十五岁。
慈安太后的突然崩逝，不但让人感到意外，也让人感到疑窦丛生。事实上，在人们的印象中，慈安太后的身体一向康健，这次病情何以会如此之重、又如此之快呢？对此，民间议论纷纷，由此也演化成诸多的稗官野史。
《清代野记》中说，咸丰在在热河临危之际，曾经密授一纸朱谕给慈安太后，说如果某人恃子为帝，骄纵不法的话，你到时即可按祖宗家法惩治。咸丰驾崩后，慈禧太后果然热衷于擅权，甚至宫闱之中也传出了荒淫丑闻。
某年，慈禧太后忽然患重病，几至不治。后来有人说是血崩，说是李莲英经常带一个宫外的小伙计史某进宫游玩，小伙子长得身材苗条，面容俊美，有一次被慈禧太后看见，问其是谁，李莲英只好据实回奏。慈禧太后并没有怪罪，反怒为喜，转而将之藏在宫中，昼夜宣淫，不久便有血崩之疾，史某也被杀人灭口；也有说后来生下了光绪，随之送往自己妹妹家（醇亲王府）收养，这也就慈禧太后不为同治立嗣的原因所在。
也许是慈禧闹得太不像话了，某日，慈安太后在宫中设酒和慈禧太后共饮。酒至中巡，慈安太后摒退左右，和慈禧说起当年热河咸丰死后，肃顺专权及其政变后励精图治的事情，慈禧太后也颇为感伤唏嘘。随后，慈安太后话锋一转，说：“我们老姊妹现在年纪都大了，我们两人相处了二十多年，彼此同心。今有一物，乃是当年先帝所赐，有必要拿给你看一下。”
随即，慈安太后便从袖中拿出一函，乃是当年咸丰留下的遗诏。慈禧太后一见，吓得脸色发白，慌忙拜倒在慈安太后脚下，自称有罪，涕泪横流，苦苦哀求。自此，慈禧服事慈安太后几于无微不至，丝毫不敢有所得罪。数年过后，慈安太后以为慈禧已无他心，便也逐渐放松了对慈禧的戒备。
有一次慈安太后生了小病，一天正好慈禧来看望，慈安太后见慈禧左臂缠了一块白布，以为她受伤了，便问怎么回事。慈禧说：“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表我的心意。”慈安太后大惊，感极而泣说：“我真没有想到你是如此的好人，先帝怎么会怀疑你呢？”随之，慈安太后便取出密谕，当着慈禧的面把它烧了。
慈禧心头窃喜，后来便开始逐渐放肆。某日，慈安太后到慈禧住处，两人谈了一会话后，宫女送上一盒月饼，慈安太后尝了一个后觉得味道很好，说这似乎不是御膳房里做的吧？慈禧说不是，这是自己妹妹家做的，姐姐要是喜欢的话，明天再给你送过去。慈安太后说太麻烦了，就算了吧。慈禧说，我们姐妹何必见外，我妹妹家就是你妹妹家。
过了几天，慈安太后果然收到了慈禧送来的月饼，样式和味道和上次吃到的没什么两样。不料，当天晚上慈安太后便觉得腹疼难忍，御医来后也束手无策，没过多久，慈安太后便含恨去世，估计就是慈禧在月饼中下了毒。
对于慈禧太后秽乱宫中之事，《栖霞阁野乘》里也有一旁证，说某丁姓翰林有一次被召见于圆明园。丁某一时去得早了，太监便将他引至一个小屋内暂时休息。丁某在屋里坐了一段时间，百无聊赖之下，突然看见茶几上有一碟蒲桃，颜色紫翠，颇为诱人。丁某忍不住嘴馋便偷偷吃了一颗，不料吃了没几分钟，丁某立刻觉得腹热如火，下体突然暴长尺许，一时都按捺不住。由于当时丁某身上穿的是薄纱衣，只见下面翘然挺举，想遮也遮不住。慌乱之下，丁某心生一计，他以手抚腹，随后又弯腰倒地，大声喊疼。太监们闻讯赶来，七嘴八舌的问他怎么了，得了什么病，丁某说自己大概是犯了急痧，现在腹疼难忍，太监没办法，只得奏明上面，请求让丁某先回家看病。等太监们将他扶出园外，丁某这才缓了口气，据说当时走回去的时候，丁某还只能弯着腰、慢慢的走，到家之前都没敢直立起来。
野史的说法固然生动有趣，但终究是禁不起推敲。事实上，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关系一向比较融洽，并不存在什么尖锐的矛盾。慈安太后虽然贵为中宫之首，但她本人识字不多，又为人和善，对政治也没有兴趣，每次见大臣的时候，往往懦懦如无语者；而慈禧太后则对政治颇有天赋，正好弥补了慈安太后的缺陷。在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安排中，慈安德高望重，慈禧才干突出，可谓是相得益彰。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两个女人一直保持了相对和谐和稳定的关系，这在以往的后宫历史中都是很少见的。
当然，两人间也不是完全没有矛盾，比如前面提到的安德海被杀和同治选皇后之事。安德海是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他在出京南下的途中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杀掉，而其中是得到了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支持的；另外，同治在选皇后的时候，他违背了慈禧太后的意旨，却选择了慈安太后看中的阿鲁特氏，这让慈安十分胸闷，她无法理解和原谅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竟然会将慈安太后置于自己更高的地位。
但是，这两件事也不足以证明慈禧太后对慈安太后怀恨在心，因为杀安德海的丁宝桢后来非但没有被慈禧太后非难，反而一升再升，死后还获得了“文诚”的谥号；而对于同治和皇后的不满，随着这两人的先后离世，慈禧太后也似无必要记恨于慈安太后。
由此看来，说慈禧太后谋害了慈安太后显然只是民间传闻，事实的真相是，慈安太后的确是突然发病而亡。当时光绪的帝师翁同龢也担任了礼部尚书，由于他负责办理了慈安太后的丧仪，因此得以了解慈安太后的整个发病过程和死因。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了慈安太后发病后的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由此可以看出，慈安太后是突然发病，并有神识不清、牙关紧闭、尿失禁和痰壅气闭的临床症状，而御医脉案中判断的“类风痫甚重”，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脑中风，或者说是现代医学中说称的脑血管疾病。
爬梳历史记载的话就会发现，慈安太后的病其实早而有之。翁同龢在日记中就曾经记载了慈安太后的两次发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3月），慈安26岁的时候，当时病症表现为“有类肝厥，不能言语”，可能是中风的先兆，不过这次因为慈安年纪轻，很快便得到恢复。7年之后，33岁的慈安再次“厥逆半时许”，所幸治疗及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
其实联系到之前慈禧太后生病的事情，就可以合理的推测出慈安太后为何会突然暴毙了。在慈禧生病的半年多时间里，朝政由慈安太后一个人权理，而慈安并不是一个善于理政的人，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繁重的苦差事，让她不堪重负、身心疲惫，进而引发昔日的宿疾。事实上，从发病前一日慈安太后“两颊微赤”的情况来看，这可能已经是脑血管疾病的前兆了。
对于慈安太后后事的处理，慈禧的做法还是无可非议的。在慈安太后去世后，慈禧便立刻召集了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入宫商议安排慈安太后的后事。在天明之后，慈禧命太监揭开蒙在慈安太后脸上的“面幂”，令在座的王公大臣们瞻仰，当时惇亲王奕誴、醇亲王奕譞、各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人都亲眼看到过慈安太后的遗容。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的安排一切，这也表明她心中无鬼。
另外，对于民间传闻说慈禧慢待慈安太后、甚至只给慈安准备了一个很小的棺材之事，这也显系谣传。事实上，慈禧为慈安太后准备了一个很大的金匮，当时翁同龢也记载说慈安太后的“金匮甚大”，而且也是按照祖制将慈安太后的遗体在其死后的第二天放入棺材，而并非是民间所称的提早入殓。
不管怎么说，与慈禧太后相处了近30年的慈安太后中年早逝，这让慈禧感到孤独和寂寞的同时，也为她后来的一人独裁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太后的死并没有引起清廷政局的任何变动，但其中潜藏的巨大变化却绝不可等闲视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安太后虽然极少参与政治亦无参政的能力与谋略，但慈安作为正宫太后，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慈禧独裁专权的一种莫大威慑和有力约束。换句话说，只要慈安太后在世，慈禧就决不敢任意妄为、一手遮天。更微妙的是，慈安太后的死也使得唯一能平衡慈禧政治力量的奕訢集团失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倚靠对象，而慈禧的党羽势力也由此大增，双方的平衡很快就会被打破。如此以来，即使当时的政局尚且风平浪静，但其中却是潜流涌动，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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