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女人当国：与时俱进的慈禧太后(2)
|
| 时间：2009/04/17 出处：凯迪网络 |
11、叔嫂密会，惊雷形成于无声处
奕訢的一场嚎啕大哭，连肃顺等人也被些许感动。但奕訢知道，热河是人家的地盘，自己在这里还是要小心谨慎，夹起尾巴做人，不然一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于是，奕訢在祭奠完后，他在载垣、肃顺等人表现得恭恭敬敬，显得十分的卑逊。肃顺等人看奕訢一副老实人的样子，在双方客客气气的气氛中，也不免对奕訢有些轻蔑，警惕性也有所放松。
奕訢哭奠的消息很快传到内宫，两宫太后得知小叔子奕訢已经赶到热河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特别是慈禧，当她听说奕訢已到后，心中谋划了很久的计划也开始逐渐清晰，并打算联合奕訢之力开展实施了。
从血缘上来说，奕訢是小皇帝的亲叔叔，两宫太后是奕訢的皇嫂，其间虽有君臣之别、尊卑之分，但奕訢和肃顺那些远支亲王或异姓大臣相比，终究要多一份血缘亲情，好歹算是一家人。中国的古话说得好，“血浓于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朝廷大权掌握在自家人手中，总比掌握在外人手中强吧？就这点而言，慈安和慈禧两个女人就没有丈夫咸丰想得那么多、那么远了---事实上，谁对谁错一时还不好定论呢。
再者，对于小叔子奕訢的能力，慈禧是了解而信任。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当英法联军攻下天津后，时为懿贵妃的慈禧便在咸丰与众妃相对而泣的时候推荐奕訢，说他向来明白事理，行为决断，足见慈禧对奕訢的办事能力是充分信任的，在她的眼中，奕訢绝非是一般的庸碌无为之辈。
按照慈禧的计划，两宫太后随即要求召见奕訢。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的话，后妃是不能随便召见王公亲贵，除非是在皇太后、皇帝万圣节（生日）或者是新年之时，诸王公方可带着自己的福晋入宫面见。
由此，尽管两宫太后以“探问北京情况”为由召见奕訢，但这个谋划已久的“叔嫂会”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在听说两宫太后要召见奕訢后，肃顺等人立刻警觉了起来，他们随即出面加以阻拦，特别是军机大臣杜翰（即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他甚至公开跳出来指责说，“先帝刚死，皇太后居丧，叔嫂应当避嫌，这时不适合召见亲王。”肃顺听后，哈哈大笑并鼓掌称赞说：“说得好，真不愧杜文正公(杜受田)之子矣！”
肃顺等人的话含讥带讽，理由也冠冕堂皇。可不是？这皇帝刚死，两个寡妇嫂嫂和年龄相仿的小叔子（时年30岁）怎么能在后宫相见呢？毕竟男女有别，这叔嫂相见，瓜田李下的，传出去可不好听哟。再说了，咸丰皇帝刚刚归天，两宫太后应当在宫内深居简出，持哀守节，这才符合礼仪之道嘛。
在这种情况之下，奕訢也不好接招，好在两宫太后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她们见奕訢迟迟不到，便连派太监几次出来催促，态度非常坚决。这下奕訢和肃顺等人也都为难了：这去见有违礼仪，但不去见的话又违旨，这该如何是好？
奕訢不敢自主，只好跟郑亲王端华说：“两宫皇太后催得紧，看来不去不行。既然你们说年轻叔嫂不宜后宫单独相见，那请郑亲王与我一起进见两宫太后如何？”端华没想到奕訢这么狡猾，竟然把皮球踢给了自己，弄得他反而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肃顺使眼色，让他来做决定。
一向精明的肃顺一时间也有点懵头：这让奕訢单独进见吧，还真有点不放心；但要我等陪同进见，这两宫太后又没说要见外臣。左右为难之下，肃顺只得皮笑肉不笑的说：“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我们陪同进见算怎么回事啊，你还是自己去吧！”由此，奕訢得以一人单独进见。
两宫太后见了奕訢后，两眼泪汪汪，这下可算是遇到亲人了。据记载，这次召见的谈话时间大概有近两个小时，奕訢与两宫太后究竟说了，又商议了什么，由于缺乏史料记载，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可以想象的是，两宫太后一定向小叔子哭诉了八大臣的侮慢和跋扈，特别是载垣、端华和肃顺三人，更是不把她们母子放在眼里。随后，话题毫无疑问的转移到如何扳倒八大臣、重新夺回权力上去。
对于这个结果，奕訢在来热河的路上早已料到。他这次来热河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探究下两宫太后对八大臣辅政的看法，如果两宫太后对此并无意见，那他虽然含怨不服，但也只能暂时偃旗息鼓；要是两宫太后对八大臣辅政不满，那就必定要与他结盟，共同对付八大臣。所幸的是，事态的发展是向着他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
在两宫太后召见奕訢后，热河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了起来。在肃顺等人宴请奕訢的时候，酒至半酣，一贯冒冒失失的惇亲王奕誴（奕訢的五哥）喝得醉醺醺的，他突然提起肃顺的辫子，指着奕訢说：“人家要杀你哪！”一语既出，举座皆惊。肃顺惊慌之下，竟然低着头，尴尬的说：“请杀，请杀！”---这外臣终究是抗不过皇权。
可别小看了奕訢。尽管奕訢的影响和势力主要在北京，但热河这边也有人给他通风报信，譬如军机章京曹毓英。曹毓英和肃顺等人有矛盾，他本来在咸丰的时候便是汉人领班军机章京，咸丰十年（1860）六月首席军机大臣彭蕴章因故出缺后，按理应该由他递补成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和军机大臣差别可就大了），谁料肃顺等人却鼓动咸丰补授了他们一派的焦祐瀛为军机大臣，这让曹毓英希望落空，也引发了他的极大怨恨。
早在奕訢到达热河前，曹毓英等人已经看出肃顺等人与两宫太后及恭亲王奕訢之间的矛盾；等到奕訢到热河后，这些人感觉朝局可能会有变化，于是纷纷为奕訢通风报信或出谋划策，试图在变局之中谋取未来的不世之功。
奕訢在热河的秘密活动，不免引起肃顺等人的注意和不满，于是他们竟然主动向两宫太后暗示，奕訢何时可以回京。两宫太后这时也想再见奕訢一次，于是便传下旨意让奕訢请安后回京。肃顺等人见两宫太后要打发奕訢回去，自然是求之不得，因而对这次会见没有丝毫的怀疑和阻拦。
第二天，奕訢利用请训回京的机会再次见到了两宫太后。在这次会见中，奕訢将这几天收集的信息并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为两宫太后做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奕訢提出，肃顺等人在热河一手遮天，当务之急就是早日回銮北京，以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如果要对肃顺等人下手，必须回到北京后再做打算。当两宫太后问起回京后洋人会不会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奕訢拍着胸脯保证京城的绝对安全，外国势力也不会有任何异议。最后，奕訢提醒两宫太后，在这个非常时期，一定要保持克制，冷静冷静再冷静，切不可鲁莽行事，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切等回京再说。
会见结束的当天，奕訢立刻启程返京。据称，奕訢为了防止肃顺等人对他不利，故意设下障眼法，他先让自己的随行护卫等人在承德外八庙之一的普陀宗乘庙后门等候，自己却去回拜载垣、端华等人，说他想去普陀宗乘庙看看，看完后就返回北京，不过自己的随从未到，想请他们将轿子暂借一用。
载垣等人听说奕訢马上回京，立刻浑身上下无比舒畅，欣欣然间，他们连声答应：“请爷坐！请爷坐！”于是奕訢便坐着他们的轿子到了普陀宗乘庙后，前门进后门出，迅速会同自己的随从护卫，一路上快马急驰，向北京飞奔而去。由于担心肃顺等派人来行刺，奕訢等人十分小心，他们甚至连沿途各州县准备的打尖住宿之处都不敢轻易居住。
事实上，奕訢过于担心而肃顺等人则过于大意了，当时他们只是乐得奕訢早点从热河滚开，还没来得及想什么行刺之事。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两个简短的“叔嫂会”，竟已为政变定下基调。
12、好女不跟男斗，两宫太后忍气吞声
在奕訢离开了热河后，肃顺这些“热河派”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这时的热河，看似平静，但平静的下面，却随时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
早在奕訢回京之前，两宫太后与肃顺等人发生矛盾的信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北京，在奕訢的授意下，“北京派”的重要人物、内阁大学士周祖培首先采取了行动。周祖培是三朝老臣，名望甚高，但和肃顺的矛盾极深。
清朝的时候，中央六部设立满汉双尚书制，当时肃顺和周祖培曾在户部分任满汉尚书。周祖培学识渊博，而且比肃顺年长二十多岁，但肃顺为人专横，根本就不把周祖培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还时不时的对周祖培进行讽刺挖苦、排挤打击。有一次，部里文件已经由周祖培批阅过了，肃顺装作不知道，故意问：“这是谁批的啊？”办事的人低声说：“周中堂批过了。”肃顺鼻子一哼，骂道：“ 呸！不过是一帮吃干饭的混混，哪里懂什么公事！？”说完，肃顺竟然拿起笔就把周祖培的画诺全部勾掉。周祖培受此奇耻大辱，但慑于肃顺的淫威而不敢表露，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请辞户部尚书这个有权有利的大肥缺而甘任有名无实的内阁大学士。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在得知了慈禧和奕訢的用意后，周祖培决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将肃顺等人掰倒。他首先授意自己的得意门生，时任山东道监察御使的董元醇写一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的奏折，吹响了政变的第一声号角。
董元醇在奏折中提出两点极为重要的建议：一是皇帝年幼，国家又在危难中，皇太后应该出来权理朝政，左右不得干预；二是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防止皇权旁落。
董元醇只是个小棋子，这个奏折也只是棋局的开始而已。奏折意思很明显，就是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造势，并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态度。果不其然，董元醇的奏折到达热河后，就像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将两派政治力量的矛盾完全暴露无遗。
八大臣看过董元醇的奏折后，暴跳如雷：这等于是把权力从八大臣手里剥夺，转移到太后和亲王的手中，完全是和咸丰的遗诏对着干，和八大臣对着干！难道这个董元醇吃了豹子胆了，竟然敢违清朝祖制而不顾，自个把脑袋往阎王爷那里送？要知道，清朝历来严禁后妃、太监乃至亲王干政，敢在奏折中公开提议让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这岂不是找死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令肃顺等人感到震惊的是，董元醇这个公然违抗先帝遗诏的折子竟然被慈禧“留中不发”。八大臣心急火燎，他们立刻责成某军机章京拟定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但初稿拟好后，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觉得此稿语气平和，言辞不够激烈，于是便自己亲自捉刀写了一篇，其中对董元醇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参政”的建议用八个字大加批驳，即“是诚何心，尤不可行”，并要求对董元醇严加惩处。其他七大臣读后，交口称赞，不料此稿上去后，慈禧不予理会，仍旧将折子“留中不发”。
慈禧当时很冷静，她有意将董元醇的奏折“留中不发”，既表示对这个奏折的重视，又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反应。果然，八大臣坐不住了，他们竟然不顾君臣礼节，向两宫太后反复催要。
被逼无奈之下，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在八月十一日召见了八大臣，并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不是傻子，岂肯轻易答应！随即，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展开激烈的论辩，只见郑亲王端华满面怒容，言辞激烈，根本不把两宫太后放在眼里；军机大臣杜翰出口不逊，公然顶撞，口口声声称不能奉命；肃顺更是含讥带讽，轻蔑有加，称两宫太后不过是内宫中侍奉皇帝的女子，怎懂得什么军国大事？！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紧张。两个女人怎能说得过八个男人，她们每说出一句话，八大臣便用八句话盖过她们细小的声音。在若大的殿堂中，八个壮硕男人声震殿瓦的咆哮声，把六岁的小皇帝载淳吓得哇哇直哭，一头钻进慈安太后的怀里，裤子都尿湿了。搞笑的是，小皇帝这时找的不是亲生母亲慈禧太后，而是慈安太后！
最后，肃顺等人干脆拂袖而去，并公然宣称：“今后请太后看奏章已经是多余了！” 慈安和慈禧两个人当下就被气得两手发颤，浑身发抖，眼泪哗哗直流。
第二天，八大臣更加变本加厉，他们不等宣召便直接入宫和两宫太后大吵大闹，要求下发批驳董元醇的谕旨。在要求被拒绝后，八大臣就以“搁车”（罢工）相威胁---既不处理奏章，也不向太后移交。这一天，两宫太后发下文件，怡亲王载垣将之丢在一边，说：“不定是谁来看呢！”
八大臣这种让朝政瘫痪的过分做法，历朝历代都从没发生过，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也为他们最后被惩杀埋下了伏笔。
在慈禧的眼里，八大臣至多不过是辅弼朝政的臣子，最高权力仍旧掌握在小皇帝之手；而在皇帝年龄尚小、不能亲政的时候，自然应当由两宫太后代为掌握。但肃顺等人却认为，他们是受先帝咸丰之命全权辅弼小皇帝的，先帝遗诏具有不可动摇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他们只对小皇帝负责而不必顾及他人，只要军国大事处理妥当，即无愧于先帝的托孤重任，谁要是反对这一制度安排，谁就是反对遗诏，反对先帝。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双方一直僵持着，八大臣沉着脸，任由僚属将文件送进而绝不拆阅，任凭两宫太后催要也毫不理会。他们就是要用这个手段来向两宫太后表明：朝政实际上掌握在八大臣的手中，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要是不听从他们安排的话，国家机器就别想运转下去。
在内宫，慈安和慈禧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慈禧决意抗争到底，决不退让；而慈安则劝她暂时忍耐，等回到北京再说。慈禧思前想后，发现当时的热河已完全被肃顺一党控制，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慈禧最后只能服软，不得不把八大臣拟定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直到这时，肃顺等人才言笑如初、照常办事---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人，还想和我们八个男人斗？
在这次斗争中，八大臣大获全胜，两宫太后灰头土脸，遭受了重大羞辱。挫折之后，慈禧想起了奕訢的话：“一切等回北京再说！”这时她心中的万丈怒火才逐渐平息，脸上也再次恢复了平静，决不在八大臣面前流露出任何的不满。
“搁车”事件后，两宫太后仍旧每天召见八大臣并和原来一样批阅各地的奏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危险重重的热河，两个女人以退为进，以时间换空间，亦不失为一步好棋。
13、人缘不好，可是关系到杀头的大问题
八大臣闯进内宫和两宫太后大吵大闹的消息传出后，并非肃顺一派的王公大臣们也激愤骚动了起来，老七醇郡王奕譞对于肃顺等人欺负寡嫂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怒，咬牙切齿的声称要等回到京城后再和他们算账，奕譞的五叔惠亲王绵愉则急忙喝止，让他不要乱说话。
要说起来，肃顺等人的行径确实恶劣，但这世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没本事，有脾气；第二种是有本事，有脾气；第三种是有本事，没脾气。肃顺就是属于典型的第二种人，咸丰在的时候，他得到皇帝的重用，虽有能力，但脾气也坏，得罪的人着实不少。所谓“刚则易断”，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要说起来，肃顺也是没办法。在嘉庆、道光年间，朝政积弊已久。在肃顺等人的辅佐之下，咸丰即位后也力图重整朝纲，他首先将保位贪荣、遇事推诿的前朝重臣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随后另一位重臣耆英遭到严惩，而肃顺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耆英曾在鸦片战争中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和约，损失了许多利权，咸丰即位后将他由一品大员降为六品小官。八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天津，京师震惊，由于朝廷极度缺乏外交人员，耆英在惠亲王绵愉的举荐下再度被起用，前去天津谈判。不料在谈判过程中，耆英未经咸丰允准便擅自离开天津返回北京，咸丰帝得知后命人将耆英锁拿进京。随后，恭亲王奕訢、惇亲王奕誴奉命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共同审讯耆英。奕訢等人将耆英定为绞监候，而时任理藩院尚书的肃顺力主将耆英即行正法，以振朝纲。最终，咸丰下令耆英自尽。
再如在咸丰年间的顺天科场舞弊案。当时的主考官柏葰颇有清廉之名，他曾经出使朝鲜，离任时朝鲜国王馈赠他五千两银子，柏葰盛情难却，只好携带回国，但却交给了礼部备存，清廉之名为人所称道。
咸丰八年（1858年），柏葰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发榜之日，镶白旗满洲附生平龄高中此次乡试的第七名举人，一时间舆论大哗。
这平龄何许人也？这位满洲大爷平时基本不读书，而是成天游手好闲，厮混于茶馆酒肆。平龄有一个爱好便是唱戏，而且颇具造诣，曾在戏院登台演出过，在京城算得上是一位知名“票友”。他这一中榜，立刻在读书人中间引起轩然大波，京城遍传“戏子亦高中矣！”
御史孟传金随即上奏朝廷，要求复查本次乡试的考卷。查下来的结果，果然是黑幕惊人：同考官邹石麟帮平龄改正七处错误；广东肇庆人罗鸿绎托请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向同考官翰林院编修蒲安行贿，双方约定在考试时的第一篇文章用“也夫”二字结尾、第二篇用“而已矣”三字结尾、第三篇用“岂不惜哉”四字结尾、诗则用“帝泽”结尾。如此高明的舞弊术竟然使流传千年的“糊名”法失去了防弊作用。
身为主考官的柏葰在阅卷的时候本打算将罗鸿绎的试卷撤下淘汰，但同考官蒲安买通柏葰的家人靳祥，由靳祥对柏葰诱之以利，柏葰最后还是取中了罗鸿绎。发榜后，李鹤龄、蒲安和柏葰都得到了罗鸿绎的好处。
此事调查清楚后，肃顺报告咸丰说：“柏葰身为一品大员，取中行贿士子罗鸿绎，请拟斩立决”。咸丰因柏葰老成宿望，本打算从宽处理，但出于整顿吏治的考虑，最后还是听从了肃顺的意见。
按本朝惯例，一二品大员在临刑前一般会有格外恩典免死，即监斩官等待皇帝签发驾帖再做处断。柏葰当时也很镇定，他以为自己责任不大，皇上一定会免其一死，当时还对儿子说，皇上必有恩典，你先回家把被子等的生活用品拿来，待会要是判流放的话，就可以直接上路了。但后来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来，柏葰一瞧，脚底立刻发软，长叹道：“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如此，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
这事还真让柏葰说对了，赵光等候驾帖时，咸丰有点迟疑，说：“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咸丰仍旧犹豫不决，肃顺见咸丰下不了决心，干脆拿过朱笔代书，结果柏葰就这样被送命了。这事，肃顺就做得有点绝了。
在户部舞弊案中，肃顺得罪的人更多。太平军起事后，朝廷军费激增，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廷设立宝钞处及官钱局强制发行纸币并鼓铸大钱，而许多商人与户部官员相互勾结，从中舞弊贪污。时任户部尚书的肃顺下令查账，结果仓场侍郎崇伦、科布多参赞大臣熙麟等人被抄没家产。案件尚未结案，户部忽然失火，肃顺认为这是有人想借此毁灭相关账目而实施的人为纵火，于是反加大了审案的力度。
此案查下来，前后两任户部汉人尚书翁心存（翁同龢的父亲）、周祖培都受到降革处分，翁心存愤而辞官，周祖培饱受挫辱。另外，在此案中被抄没家产的商人及相关官吏有上百家，数百人受到严惩。
由于肃顺屡兴大狱，用刑过严，弄得大家对他又恨又怕，人人切齿。更有甚者，肃顺对自己满人也极为的蔑视，这也导致了满洲亲贵对其恨之入骨。据说，肃顺主政时对待满人官员极为粗暴，视同奴隶般喝来唤去，但他对待大部分汉员却很谦恭，还跟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们那枝笔利害得很。”搞笑的是，就连受贿，肃顺也只收满人而不收汉人的。在他的周围，后来倒是罗致了不少有才学的汉人，如高心夔、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受到了肃顺的青睐和提拔。
在咸丰驾崩后，当时的政治势力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肃顺为中心的八大臣等人，他们当时主要在热河；另一派是以奕訢为核心的北京派，主要人物包括豫亲王义道、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刑部尚书赵光等人。由于肃顺等人树敌太多，北京的大臣就几乎都倒向了奕訢一派。
更要命的是，肃顺等人没有得到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就连当时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这位握有重兵的将领也反对肃顺。对于这点，肃顺也不是不了解，他也试图拉拢一些实力派将领如僧格林沁为自己撑腰，但因为多年的人品太差，无人支持，甚至他提携过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于这场政治风暴，也都处于观望态度。
据说，肃顺的门人王闿运亲自到曾国藩帐中游说，试图拉拢，但曾国藩在听完后，用手渍茶水在桌上写了个“妄”字。而在慈禧太后等人回宫的途中，一直是荣禄的军队保护，京畿一带，则完全是胜保的军队。
可惜的是，肃顺等人自以为遗诏在手，万事大吉，他们对日渐逼近的危险竟然浑然不觉，这就怪不得谁了。
14、遗诏不是尚方宝剑，教条主义害人害己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的灵柩开始启运回京。
按照惯例，小皇帝应该每天恭送咸丰的梓宫（即灵柩）起运，然后从间道抄近路赶到梓宫当天计划停放的地方，恭候灵驾的到来。但是，慈禧不同意这样的安排，她说小皇帝载淳年纪太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于是要求八大臣做出变通之法。
八大臣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玄妙之处。他们经过商议后，决定让小皇帝和两宫太后在二十三日恭送咸丰梓宫运上灵车后，由载垣和端华等人扈从沿小路先行回北京，等到咸丰的梓宫到京城东华门外后，小皇帝再行跪迎；至于咸丰的灵柩，则由肃顺等人从大道后发，如此以来，八大臣便分成了两个队伍。
八大臣的这个安排，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他们的最终失败。小皇帝、两宫太后与肃顺等人护送梓宫的队伍分开行走，这使慈禧等人可以提前一至于两天到达京城，这对于政变来说，时间已经是非常充裕了，因为奕訢等人早已在京城布置妥当。更致命的是，护送小皇帝和两宫太后的载垣和端华等人与团队核心肃顺分离后，他们虽然可以提前进京，但这两人缺乏应变的能力，这也促使了他们的垮台。
二十三日清晨，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载淳到咸丰的梓宫前奠酒，在目送梓宫运出热河行宫的大门后，这一路人便直接向北京进发，而肃顺等人护送着咸丰的梓宫沿着大道慢慢回京。
在经过五天的跋涉后，慈禧一行于二十八日抵达京郊石槽。未等进城，慈禧便召见了在此等候多时的奕訢，详细商谈政变的具体程序。二十九日午后，两顶黑布轿子抵达了北京德胜门，前面一顶是慈安太后带着小皇帝载淳，后面一顶则是慈禧太后单乘。在奕訢的安排下，北京留守的王公大臣们都在道旁跪迎，而两宫太后则按原定计划，声泪俱下的向留京的众大臣控诉了肃顺等人欺侮她们孤儿寡母的恶劣行径。
女人的柔弱是很容易得到同情和支持的，加上肃顺得罪的人太多，大多数的大臣在奕訢和周祖培的鼓噪下，很快的倒向了两宫太后。在随后的朝议中，两宫太后历数了肃顺、载垣和端华的种种跋扈之行，矛头直指八大臣。
在奕訢的暗示下，周祖培公报私仇、故作愤懑：“太后为何不将他们（八大臣）治罪？”二位太后装作不解，明知故问：“先帝遗诏任命他们为赞襄王大臣，能治罪吗？” 周祖培哂然一笑：“皇太后可先降旨解除他们的官职，再治罪不迟。”慈禧不假思索，抢先点头：“好，就这么办！”
于是奕訢把早写好的治罪诏书奉上，两宫太后盖印，要治八大臣的罪。这时，载垣和端华两人闻讯赶来，他们见奕訢等人都在宫内，十分意外，便大声质问道：“你们这些外廷臣子，怎么可以擅自入内？”奕訢冷笑一声：“皇上有诏。” 载垣和端华大怒，说：“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意思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写诏书）
奕訢冷冷一笑，向身边的侍卫们一挥手，载垣和端华后退一步，怒斥道：“谁敢动手？”话音未落，宫廷侍卫们已经上前将两人按倒在地，像捆猪一样捆了送宗人府关押---他们才不管是谁的诏书呢！
在被押送出宫门的时候，载垣和端华还眼巴巴的指望着自己的随从在那等候，届时还有获救的机会；不料到门口一看，随从们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原来，这些人早已被奕訢派人给驱散了。事情到了这一步，载垣和端华仰天长叹，方知大势已去：他们把咸丰的遗诏当作尚方宝剑，实在是太天真、太幼稚了！这种愚蠢的教条主义错误，最后反误了卿家性命！
就在当天晚上，肃顺护送咸丰的灵柩驻于密云县的时候，醇郡王奕譞和睿亲王仁寿已经带着大队亲兵赶来，他们在解除了肃顺随从的武装后，随即一脚踹开肃顺的卧室大门，这时肃顺居然还横卧在床上与他的两个小妾调笑。随后，肃顺也被送到宗人府关押。一日之内，三个首犯全部擒拿归案。
肃顺在宗人府见到载垣和端华后，怒道：“真后悔没早治此贱婢（慈禧）！你们要是早听了我的话，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端华说：“事情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载垣则抱怨道：“我当时真不该听你的话！”原来，肃顺曾计划暗中谋害慈禧，但遭到了端华和载垣的反对。妇人之仁，终成大错。
慈禧和奕訢导演的整个政变，从计划到实施也不过用了三天时间，可谓是迅雷不及掩耳。据某京师官员记载，政变当天（九月三十日），上午乌云密布，天色阴沉，风声不止，到中午才风开云散。天意如此！
八大臣最后的结果是：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被判斩立决；其余五人，景寿因是额驸（咸丰的姐夫），被革职但保留公爵；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均革职，尚属从宽处理；肃顺和当年顺天科场舞弊案的柏葰一样，被斩于市口。柏葰被杀前曾说，“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冥冥之中竟有报应！
由于为人严苛，肃顺的群众基础极差。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有许多因科考案和户部舞弊案中受到牵连的人听说要杀肃顺，都一路跟着去看热闹，他们一边高呼：“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拿泥巴瓦砾往肃顺的囚车上扔。不一会，肃顺的身上和脸上全是泥巴，面目全非，不可辨认。
临刑之前，肃顺仍对慈禧骂不绝口，为了防止他说出更难听的话，刽子手以刀背筑其口，肃顺齿舌皆烂，犹喷血大骂不止；侩子手令肃顺跪，肃顺却挺立拒绝，最后在被大铁柄打断腿的情况下才扑地受刑，此人脾性之刚烈，亦属罕见。
就在政变的当天，两道奏章同时送到两宫太后的手中。一道是大学士贾桢、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和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上奏；另一道是护送咸丰灵柩的将领胜保---两道奏章都是请求两宫太后早日垂帘听政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令载垣和端华自尽并将肃顺斩立决后，朝中一些大臣们人心惶惶，生怕慈禧和奕訢等人会进一步追究，大搞株连，危及自己的前途命运乃至身家性命。但令他们吃惊的是，这次政变除了处置了八大臣外，其余也只处分了其他六名与肃顺来往密切的官员和相关太监。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人受到牵连。慈禧的做法，这和肃顺当权时动辄就是惩处几十乃至上百家的动静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在从肃顺等人家中抄得书信及账簿的时候，很多曾与肃顺等人书信来往的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但让人叫绝的是，慈禧命令将这些书信及账簿一把火全部烧掉，如同当年的曹操所为。这一举措，不仅为慈禧赢得了“恩泽惠下”的好名声，也着实体现了慈禧政治权谋的好手段。
某清宫词说：“北狩经年跸路长，鼎湖弓剑黯滦阳；两宫夜半披封事，玉玺亲钤同道堂”。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与政变后，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两个年轻的女人终于走出她们的深宫，并走向了男人们的权力场。由于当时八大臣给小皇帝拟定的年号是“祺祥”，所以历史上把这次政变称为“祺祥政变”，而这年是辛酉年，因此也被叫做“辛酉政变”。
15、垂帘听政，总算是如愿以偿
十月初九日，也就是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这一天上午，年仅六岁的小皇帝载淳头戴小皇冠，身穿小龙袍，脚蹬小龙靴，在太监的扶掖下，勉强蹭上了高大的、朱红漆镀金的皇帝宝座。随后，响鞭齐鸣，祥乐大作，满朝的王公大臣们在一片嘈杂声中行三跪九叩大礼，小皇帝就算是正式登基了。在行礼结束后，礼部堂官奉旨颁布传位遗诏和登基诏书，布告天下。
十月初十，也就是小皇帝登基的第二天，恰好是慈禧的27岁生日，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慈禧的心情明显好了许多。当天晚上，御膳房给她做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膳，计有火锅两品：羊肉炖豆腐、炉鸭炖白菜；大碗菜四品：燕窝福字锅烧鸭子、燕窝寿字白鸭丝、燕窝万字红白鸭子、燕窝年字什锦攒丝；中碗菜四品：燕窝肥鸡丝、溜鲜虾、脍鸭腰、三鲜鸽蛋；碟菜六品：燕窝炒鸡熏丝、肉丝炒翅子、口磨炒鸡片、溜野鸭丸子、果子酱、碎溜鸡；片盘二品：挂炉鸭子、挂炉猪；饽饽四品：白糖油糕寿意、苜蓿糕寿意、王福捧寿桃、百寿桃；银碟小菜四品：燕窝鸭条汤、鸡丝面、老米膳、果子粥。
看到这么丰盛的寿宴，慈禧百感交集，难免有些伤心和失落。自从去年八月随同丈夫咸丰逃出北京后，一路上风尘仆仆，吃尽苦头；到了热河后，咸丰身体每况愈下，而整个热河都在肃顺的控制之下，对后宫的供应极薄，就没有吃上一顿舒心的饭。如今，丈夫早已归天，只留下孤儿寡母，宫中冷冷清清，好不令人伤感！好在现在政敌已经除去，这个生日总算可以安安心心的吃顿好饭。
由于之前的年号“祺祥”是八大臣所拟定，在八大臣被掰倒之后，“祺祥”的年号当然不能再用。政变结束后，大学士周祖培对“祺祥”的年号嗤之以鼻，他认为“祺祥”二字无论是文是义都属不顺，譬如“祺”字，从来没有那个朝代在年号中用过这个字；而“祥”字也只有南宋的少帝用过（“祥兴”），但少帝是亡国之君，而且结局极为悲惨，他是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当时被蒙古大军一直追赶到南海边上，最后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可见是多么的不吉利。
周祖培想到当年做户部尚书时被肃顺羞辱的事，忍不住狠狠的呸了一口，大骂肃顺这些人从小就不学无术，连拟个年号都大出洋相，还能指望他们治国吗？要说治国，还得靠我们这些读书人！于是，周祖培建议将“祺祥”改为“同治”，并很快得到了两宫太后的批准。
说起“同治”这个年号，意思就复杂了。在大臣们的眼中，这是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同
治，其中以两宫太后为主；在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她们两个女人的同治，而其中以慈禧为主；在恭亲王奕訢的眼中，这应该是他和两宫太后的同治，而他才是主导力量。也许此时他心中认为，这两宫太后毕竟是内宫中的女人，学识有限，又不好好随便抛头露面，到时还不是由我说了算？
但奕訢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在经过一番斗争后，两宫太后于十一月初一在养心殿举行了垂帘仪式。养心殿本是雍正皇帝的作息之地，大殿的中央还悬挂有他亲自书写的“中正仁和”四个大字的匾额。在雍正猝然去世后，这个大殿也成为了后来清朝皇帝们批阅奏章、处理政务和接见大臣的地方。当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养心殿里早已是布置一新，初冬的阳光穿过廊柱洒在大殿中，金光耀眼，仪式便在这里举行。
垂帘听政在清朝的历史上可谓是破天荒的第一遭。为此，内廷的大臣们绞尽脑汁，最后才拟定了太后听政的方法。这一天，小皇帝载淳被太监们抱上养心殿前的大红宝座，宝座前面设有高大的御案。小皇帝的后面，是八扇精致的黄色纱屏，在阳光好的时候，透过纱屏可以看见两个女人坐在后面，左边的一位是神态安详的慈安太后，右边坐着的是则是意在志满的慈禧太后。
在养心殿外，各王公大臣们都戴着光鲜的翎花，穿着崭新的朝服，他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谁也不知道这太后垂帘听政是怎么个搞法。不过，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那就是皇太后垂帘听政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他们参加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仪式。也许他们的心里也充满了疑惑：两宫太后，一个二十六岁，一个二十七岁，这两个女人的垂帘听政，究竟会给大清王朝带来福、还是祸？
主持仪式的恭亲王奕訢干咳了一声，各王公大臣随后安静了下来，并按照班列排好队。在奕訢的带领下，王公大臣们都跟着进入了养心殿，随后又在奕訢的招呼下，各王公大臣们向小皇帝和两宫太后行礼---虽然他们看不见纱屏后的两个女人。
在行完礼后，奕訢稳步走到小皇帝的御案左侧，朝会正式开始。如果有大臣有章要奏，则由奕訢捧至御案。当然，这天是没有奏章的，于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垂帘听政的仪式便宣告结束。
在引见大臣的时候则稍有不同。譬如曾国藩在由两江总督改任为直隶总督时，在上任前由恭亲王奕訢引入去见两宫太后，据他的记载，召见的地点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同治小皇帝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面的黄幔之内，慈安在南，慈禧在北。曾国藩入门跪奏请安后，慈禧便开始隔着黄幔问话，时间大概半个时辰不到。
这时，想必主持朝会和引见的恭亲王奕訢是极为懊恼的。在政变后，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这宫里的那个女人一点都不好对付---当时在热河行宫中向他哭诉的女人已经不见了；现在的这个女人，虽然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帘，但无形中却透出一股杀气和不容置疑的权威。
在去热河之前，奕訢曾经仔细的思考过政变成功后的权力运作问题。就当时大臣们的看法来说，无论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大清祖制家法，女主临朝，垂帘听政，都不是国家之福。奕訢的看法和他们稍有不同，他认为太后垂帘在历史上古而有之，是否为祸关键取决于辅政大臣，因为内宫中的女子毕竟足不出宫，对外部的事务也无法亲自了解，因此只要辅政大臣把握实权，危害就会大大减轻。
奕訢本来的想法是，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给她们以尊崇的地位和权理朝政的虚名，但那只是形式，实际上是自己以亲皇叔的身份掌握辅政实权。但现在看来，他的想法太天真了。宫里的那个女人要的是大权独揽，而不是形式上的听政。奕訢心里很郁闷，这个刚满二十七岁的小女人，竟然如此轻易的将自己压倒，在她的威势面前，他竟然束手无策，这名分和皇权压死人哪！
不仅奕訢感到意外，所有的大臣们都搞到意外。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年轻的女人竟然在随后的四十七年中牢牢掌控了大清朝政，让无数的男人们匍匐在她的脚下---她便是一代女皇慈禧太后。
二、太后垂帘，改弦更张
16、论功行赏，新班子得有新气象
奕訢在琢磨慈禧太后的时候，慈禧也同样在琢磨该怎么应对奕訢。
慈禧虽然已经实行了垂帘听政，但她毕竟是深宫中的女人，平时不便抛头露面，也无法和朝廷及其地方官员直接联系。因此，即使是除掉了肃顺等八大臣，但她的力量还很有限，经验也不够丰富；更关键的是，她必须借助奕訢和他的势力在前台为她冲锋陷阵，如果奕訢不合作的话，她在幕后就无法操控全局并可能陷入被动了。
慈禧太后的盘算打得哗哗响，她必须借助自己的地位让奕訢来给自己抬轿子。但问题是，奕訢会这么听话么？
在政变成功后，慈禧论功行赏也不含糊，她必须要把奕訢笼络住，必须！
十月一日，也就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奕訢被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实际上成为军机领袖）；同一天，奕訢又接到第二道谕旨，被补授为宗人府宗令，负责管理皇族内部事务；
十月二日，两宫太后又发两道谕旨，补授奕訢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宗人府银库，这可是个大肥缺；
十月初八，赏奕訢亲王爵世袭罔替，成为“铁帽子王”，这可是不得了的恩宠。清朝开国之初，为表彰那些立下军功的皇族，特定王爵可以世袭罔替，即所谓的八大“铁帽子王”。一直到雍正时期，十三王爷胤祥因为辅佐雍正有功，其怡亲王的王爵也可以世袭罔替，从此后就没有出现过其他的“铁帽子王”。奕訢得知后坚决推辞而不敢受，最后才改为拿亲王的双份俸禄，以示优礼（清末最后增加了三个铁帽子王，即恭亲王、醇亲王和庆亲王，不过随着大清王朝的覆亡，世袭罔替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十月初九，在奕訢坚决推辞王爵世袭罔替后，两宫太后又将奕訢的长女接进宫中并封为“固伦公主”，以示优眷。按清宫制度，皇后的女儿方可封为“固伦公主”，其他妃嫔之女只能封为“和硕公主”，亲王的女儿按制度是封为郡主，如果是由皇后抚养，那最多也只能赏与“和硕公主”的封号。奕訢长女的超常加封，显然是对奕訢的格外礼遇。
最能打动奕訢的是自己生母康慈皇太后加尊谥的问题。十月初十，两宫太后下懿旨让大学生和六部九卿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尊谥改拟为12字，即“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弼天抚圣成皇后”，并升拊太庙，可谓是解决了奕訢的一块心病---当年和咸丰闹不愉快，可不就是因为这事情触发的？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两宫太后又加恩赏奕訢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奕訢的儿子载澄也被赏给三眼花翎。
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奕訢获得的恩赏如同漫天花雨，让奕訢一家应接不暇，正应了一句话叫“奕訢一人得道，家人鸡犬升天”，上至生母康慈皇太后，下至儿子女儿，个个有赏，可谓是备极恩宠。从表面上来看，这是慈禧对奕訢帮助自己政变成功的应有回报，但真实的情况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政治就是政治，斗争是它的主旋律。慈禧与奕訢的结盟，的确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亲情和信任关系，但在政变前却更多的是一种共同对敌的利害关系，这种互相利用的默契，在政变成功后很快便显得貌合神离。说到底，在除去了共同的政敌后，这朝廷的大权到底应该由谁来掌握的问题。
慈禧心里也很清楚，奕訢这个人有勇有谋，能力超常，多年的历练已经为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其办事之老到绝非自己所能比拟。在扳倒八大臣后，朝中的各种事务还需仰仗奕訢去全面打理，要是封赏不当、让他心怀不满的话，到时他处处为难自己，恐怕也很麻烦；可要是过度的依赖这个小叔子、以至于让他权倾朝野的话，那就更不是慈禧所愿了。
在政变后第二天，奕訢被授为“议政王”，这是很值得推敲的。在顺治的时候，多尔衮曾经被授为“摄政王”，一时大权独揽，而奕訢这个“议政王”与之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就这一字之差，奕訢的这个“议政王”和当年多尔衮的“摄政王”可就差得太远了。
所谓“摄政”，是指多尔衮一人独断，直接处理朝中大事，任何人哪怕是孝庄太后也不得干预；所谓“议政”？“议”者，“商议”也，“讨论”也！换句话说，所谓的“议政”，对于朝廷的大小事务，奕訢只有“商议、讨论和建议”的权力，决定权并不在他的手中。 “议”与“摄”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尽管奕訢在后来掌管了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务府、宗人府等清廷的要害部门，但最终的决定权却是来自于黄帘子后面的两个女人---没有两宫太后的钤印，任何谕旨都归于无效！
对于奕訢来说，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也无法多想：在咸丰在的时候，他不能去和自己的哥哥去争；这咸丰去了，他岂能和自己的侄子去争呢？这大概就是命吧！
既然认命了，奕訢也就要好好的振作一把，他要乘着两宫太后信任自己的大好机会，好好施展下自己的抱负。对他来说，皇位只是个虚号，关键还得做实事！奕訢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重新安排了军机处的人选。在雍正朝后，军机处一直是清廷最核心的部门，当时与奕訢共事的有桂良（奕訢的岳父）、沈兆霖、曹毓瑛、宝鋆和文祥这几位。这前面三位，大都寿年不永，在进入军机处后没几年便离世；而后面的两位，宝鋆和文祥则不仅在政治上和奕訢志同道合，而且一直是奕訢在军机处乃至总理衙门事务上的得力助手。
宝鋆，满洲镶白旗人，道光朝的进士，他既是内阁大学士，也兼任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满洲正红旗人，也是道光朝的进士，他在咸丰时期便是军机大臣。这两人虽然是满人，却都主张重用汉人，而且思想开放，主张了解和学习西方事务，一直以来便是奕訢的支持者和左右手。在这两人的帮衬下，奕訢的新班子也一扫咸丰朝之前所充斥的保守顽固之风，整个朝政重新焕发出盎然生机和勃勃生气。应该说，“同光中兴”的大业，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对于奕訢组建的新班子，慈禧并没有过多的干预而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支持，她有意让奕訢放手去干，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就这点而言，慈禧还是很明智的，因为奕訢做得好的话，不但自己的脸上有光，还可以证明自己知人善用、领导有方。说到底，奕訢愿意抬轿子，自己坐轿子又何乐而不为呢？
17、杀猴儆鸡，要杀就杀一品大员
慈禧太后虽然抓到了权柄，但咸丰留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在太平军及其他起义军的打击下，这大清国江河日下，日子一点都不好过。
乱世用重典。为了重整朝纲并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慈禧采取了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杀人。
不过，杀人也得讲究方式方法，杀的人少了不起作用；杀的人多了，人家会说滥杀寡恩，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慈禧当时把握一条，那就是“抓大放小”：少杀几个，但要杀就杀大的，杀几个督抚一品大员，让这些贪污受贿、渎职亵职、委靡推诿的各级文官们脚底发软；让那些克扣军饷、贪生怕死、遇阵则逃的武将们胆战心惊，以起到杀猴儆鸡的作用。
严打之下，总有些倒霉蛋，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便被抓了典型，成了“抓大放小”政策下的牺牲品。何桂清是道光进士，原一直在京城做官，历任翰林院编修、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等职务，后来外放为浙江巡抚，最后在两江总督任上出事了。
1860年5月，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主将张国梁都战死于阵中。当时身为两江总督的何桂清正在常州主管后勤军饷事务，在危机时刻，何总督拥兵自图，坐视清军大败而不假援手。可惜的是，太平军在大胜之后也没有放过他，随后便进军常州，何桂清见势不妙，便打算弃城而逃。
颇具讽刺的是，何桂清在将父亲和两个小妾秘密送往通州后，却封锁常州各城门并在城内张榜禁止居民流出，做出一副拼死抵抗的样子。这时，下属江苏按察使查文经等几个官员揣测出何桂清实际上是想逃跑，便向他禀请退保苏州。何桂清得禀后大喜，随后决定逃往苏州。
不知何故，何总督要逃跑的消息不慎走漏，常州绅民一片大哗。由于担心太平军进城后烧杀掳掠，众多人等当晚手持香烛前往总督府辕门请求留守常州。第二天，何桂清率部欲逃，结果被常州绅民拦住，由于顶香跪求的人堵塞了出路，何桂清大怒之下，竟然命卫队开枪，前后打死了十九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此事传开后，驻守苏州的江苏巡抚徐有壬在何桂清逃到苏州的时候，不仅拒绝他进城，反向朝廷上折弹劾，要求对其严加惩处。咸丰得报后怒不可遏，随即下令将何桂清革职并解往京师严审。在被拿问之前，何桂清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苏州苏州城门不开，走常熟常熟不纳，最后逃到了上海租界暂时避难。
好在这时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北走热河，何桂清才暂时性命无忧。等到慈禧当政，局势稍微安定后，很快有人重提此事，慈禧也想接此事大做文章，于是何桂清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被逮入刑部问罪。
当时主审此案的刑部郎中余光绰是常州人，他认为何桂清作为封疆大吏却不战而逃，失守城池；为了逃生而击杀执香跪拜的父老十九人，此等行径实在是天良丧尽、罪无可赦，拟斩立决。这时，在何桂清多年经营的关系作用下，他的门生旧吏、亲朋好友纷纷通过各种渠道说情并竭力为其开脱，使得这个案件的审判变得错综复杂。
这时，慈禧排除众议，她认为不杀何桂清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刹住那些封疆大吏、府县官员遇贼则逃的歪风，于是当年十月下谕旨将何桂清处决。谕旨下发当天，何桂清便被公开斩首。何桂清的被杀，这是太平军起事以来第一个被朝廷处决的一品大员。此斩既出，百官俱惊，清廷各级官府的纲纪也为之肃然。
第二个撞上枪口的是督办陕西军务的钦差大臣、统兵大员胜保。胜保是满洲镶白旗人，道光朝的进士，在太平天国兴起后，他先后统兵与太平军及捻军作战。在“辛酉政变”中，胜保站在慈禧的一边，他的积极参与可谓是为政变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力保障。按理说，慈禧应该对胜保感恩戴德，即使他犯错也会网开一面，何以会在政变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就送命了呢？
事实上，在政变成功后，慈禧也曾对胜保大加赏赐，并很快将他升为正二品的兵部左侍郎，并由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升为上三旗的正黄旗满洲都统，一时间备受恩宠。可惜的是，好运不长，在同治元年（1862年），胜保被授钦差大臣，前往陕西督办军务、镇压回民起义。这时，曾被他招抚的两个义军首领苗沛霖和宋景诗突然反叛，胜保很快被人弹劾“拥寇自重”、“意图谋反”，随后胜保便被革职拿问。
在审讯过程中，胜保的其他罪行被一一揭露，比如谎报大捷、在军队中携带妓女和优伶等，甚至还将太平军将领陈玉成之妻收为己妾，荒淫无耻，令慈禧大为震惊。更为重要的是，胜保自以为在“辛酉政变”中立下大功，又通过党护苗沛霖和宋景诗的势力，不但糜费军饷无数，反挟制朝廷，渐有不臣之心。由于胜保兵力所在的位置距离京师很近，弄不好便成朝廷的心腹之患，于是慈禧决定对胜保痛下杀手。
于是，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胜保被革职拿问后，与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便被赐令自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慈禧便杀了两个一二品大员，这对各朝廷大员和封疆大吏们的震动是巨大的。由此，他们也知道慈禧这个女人心狠手辣，不是个好惹的主。
除此之外，慈禧又在同治元年对官员们进行一次严厉的考核，即所谓的“京察”和“大计”（京官的考核叫“京察”，地方官员的考核叫“大计”，每三年进行一次，同治元年正好赶上）。按清朝的制度，“京察”和“大计”都以“四格”、“六法”作为考核标准：“四格”者，即“才”（指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指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六法”者，即“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指标。经考核后，官员或升或降，或革或黩，其目的在于奖优惩劣，让各级官员勤勉政务、恪尽职守。
从嘉庆、道光年后，清廷的政风日下，考核的方法固然很好，但在实际操作中，官员们彼此贿赂徇庇、弄虚作假、虚与委蛇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之事。对此，慈禧也略有所知，于是她决定利用这次考核的机会对吏治进行严厉整顿，以淘汰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并提拔有干劲、有进取心的官员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既然是慈禧亲自动手，那次考核就要动真格的了。考核结束后，年老体衰的内阁学士巴彦春、平庸无能的光禄寺卿雷以諴及品行败坏的光禄寺少卿范录典，被同时勒令退休；而才华出众、耿介正直的潘祖荫；敢做敢为、胆魄过人的左宗棠等人则得到了擢升。慈禧的新君上任三把火，尽管不能一改往日之颓势，但也算是有所转机。
18、重用汉人，识时务者为俊杰
满人入关的时候，清朝是个异族政权，由此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中，“重满抑汉”一直是清朝皇帝坚持的原则。清朝的“重满抑汉”主要体现在官员的任用上，比如朝廷的中央六部便设立双尚书侍郎，满汉各一，以满为主（如之前的户部，满尚书为肃顺，汉尚书为周祖培，实权掌握在肃顺手中）。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
为了巩固政权，清廷也尽可能的吸纳汉族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一般只能由满人担任；而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为满人。由此，满人往往在朝廷和地方上上占据重要职位，地位远较汉人要显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精明强干、建功立业的满人贵族相继去世，他们的子孙往往不学无术，沦为纨绔子弟，满人的整体素质也大为下降，大多数的政务和军事活动最后还是要依赖汉人，譬如康熙平三藩、雍正征噶尔丹策零，最后都是依靠汉人才得以成功；而那些满族子弟早已沦为老爷兵，靠边站了。更要命的是，这种趋势到晚清更是愈演愈烈，八旗子弟往往成天遛狗斗鸡，出入戏院茶楼，肃顺曾说，“满人大多是混蛋多”，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本朝“重满抑汉”的祖制，慈禧不可能不知道，但她垂帘听政后各地军情急如星火，太平军仍旧盘踞江东，捻军和回乱也时时威胁着清廷的心脏地区，这些心腹大患，无一天不让她悚然心惊，坐卧不安。可是，再看看身边的那些满族亲贵，除了妄自尊大便是颟顸无能，真正有才华、能够治国安邦、统兵作战的满人官员几乎是凤毛麟角。
慈禧想到这里，不免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自己的丈夫咸丰在的时候，这天下都治不好，何况自己一个女人呢？但叹气归叹气，该承担的责任还得去承担，慈禧仔细一想，自从太平军起后、国内战祸绵延达十年之久，而清廷还没有垮台，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各项奏报来看，不是八旗、也不是绿营，而是汉人的团练武装抵挡住了太平军的进攻，而这些汉人将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等，他们原本都是读书人，但在战乱的年代，却将他们锻炼成了军中领袖。这些人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该到了重用他们的时候了。早在咸丰的时候，像曾国藩这样的优秀人物就该提拔，可因为种种原因，却让这位“湘军”的创始人一直郁郁不得志。据说，民间常有曾国藩是“癞龙转世”的说法，让曾国藩屡屡被猜忌。比如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旁边有个人插了一句：“曾国藩以侍郎衔在籍丁忧，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一个平头百姓能够一呼蹶起，这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啊”。咸丰听后一个激灵，让曾国藩做巡抚的事就不再提起。
咸丰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万一曾国藩这些汉人官僚势力坐大，拥兵自重，那清廷岂不是同样危在旦夕？不到万不得已，怕是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的。对此，慈禧不是不知道，但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曾国藩心里当然憋屈，他的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也一个个为他喊冤抱屈：在镇压太平军中，曾国藩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他的一些朋友和将领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而曾国藩东奔西跑，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
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树立自己乃至清廷的威信，就必须先平定太平军等各地起义，而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要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既然“八大臣”都掰倒了，难道还怕用汉人吗？
没有多久，曾国藩便被受命统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四省的巡抚、提镇以下官员全部归他节制。随后，依照曾国藩等人的建议，一大批汉人官员被任命为封疆大吏和地方大员，如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另有一大批汉人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等等。
这些任命发出后，朝野一片哗然：这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用“大换血”来形容毫不为过！更重要的是，这次受到重用的，无一例外都是些汉人，有的甚至连高等功名都不具备（如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完全是凭军功出身），同时将这么多省区的军政大权交给汉人，这个手笔也太厉害了！
满人亲贵们立刻跳起来了，这还了得！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这也忒冒险了！但是，这些埋怨和抗议都被慈禧一句话给挡回来了：“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
这下，那些亲贵们就没有声音了。最后的事实证明，慈禧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那些汉人官员，这是她的无奈之举、冒险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慈禧的神来之笔。这一重大举措，不仅让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武装集团最终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等反叛力量，而且将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到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全国十名总督中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之外，其余九人全是汉人，而十五省的巡抚则是清一色的汉人，对汉人的重用程度可谓是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慈禧还利用各种机会学习汉文化。在政变成功后，给事中孙楫向两宫太后奉上《帝鉴图说》一书，想以此书作为小皇帝载淳的启蒙教材。《帝鉴图说》是明朝内阁大学士、万历朝首辅张居正为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编的特殊教材，这个教材很有特点，它根据小皇帝的年龄段，将历代帝王励精图治或者胡作非为的案例用一个个小故事并辅以插图的形式编成，十分的生动有趣。慈禧拿到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本后，还没来得及给儿子看，自己倒先被里面的故事迷住了，于是她将图书留下，每天都要仔细研读---对于慈禧当时的文化水平而言，这样的书是最合适不过了。
后来，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又给慈禧上了一道折子，建议将“列圣实录宝训”和汉唐以来母后临朝的事实经验汇编为一册，以供两宫太后参考。慈禧非常欣赏这个建议，于是便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马上进行编写，以备她学习参考。这本书编写好后，慈禧特赐名为《治平宝鉴》，并不时的安排学识出众的大臣进行讲解，譬如翁同龢就先后为两宫太后讲解了宋、金、元、明四朝的帝王政治事迹，共十五个专题。
在大臣的讲解过程中，恭亲王、醇亲王，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尚书等也随同听讲，慈安和慈禧则坐在黄色帷幔内的御座上听课学习，有时候慈禧还会就一些问题提问，学习态度十分认真。
应该说，年轻时的慈禧还是很热爱学习的，她并不是将书籍作为摆设来附庸风雅，而是要实实在在的从书本中学习到治国的经验教训。在平日的闲暇时光，慈禧也会写写大字或者描几笔画，也从中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也许慈禧并不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但她一定知道汲取各种知识对她提高政治操控和驾驭群臣的能力有帮助作用，这于国于民于己，倒也不算太坏。
19、搞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极少数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种认识直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才为人所重视。由此，中国开始了一场持续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恭亲王奕訢等人。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奕訢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清军的武器和战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洋人，更令他羞愧难当的是，在与洋人谈判的时候竟然找不到一个中国人能说洋文，最后只好请洋人自己来翻译，谈判的被动可想而知。由此，奕訢算是深刻认识到中西方之间的巨大鸿沟，也坚定了他主政后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巧合的是，在剿灭太平军的合作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发现洋人的枪炮兵轮着实厉害，加上清军在英法联军的入侵中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更是激起了他们的御敌自强的忧患之心。在太平天国最终被镇压、局势日渐稳定后，这些封疆大吏纷纷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这和朝廷的奕訢等人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浪潮。
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奕訢等人搞的洋务运动，慈禧并不完全了解，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是她在当时的书本上所见不到的。不过，在经过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浩劫后，慈禧也知道这些洋鬼子的厉害。既然奕訢他们认为搞洋务运动能够富国强兵、抵御外侮，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在慈禧的支持下，一场大规模地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学习西方文化的运动在国内展开，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新式企业，都如同雨后春笋的突然兴起。另外，购买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军舰、建立外语学校和翻译馆、送学生出国留学等等，也都逐渐施行。
但是，在面临这样一个“数千年所未有之变局”的时候，很多封建士大夫仍然没有被“打”醒，他们对奕訢、曾国藩等人搞的洋务运动很不以为然，只要有机会，他们必然要跳出来大加指责，而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纠纷便是一例。
京师同文馆当时主要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这与传统的儒家学院大不相同，由此也遭到那些守旧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这不，没开馆呢，京师上下便谣言四起，当时流传一个对联说：“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也有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更有士大夫们危言耸听的说，“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暗嵌“同文”二字）；“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试图把京师同文馆给打下去。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奕訢得了一个“鬼子六”的绰号（奕訢排行老六，又常与洋鬼子打交道，故得此名）。
在封建士大夫们的眼中，设立同文馆是在“以末求本，以夷变夏”，简直多此一举，纯粹胡闹。当时反对声最为激烈的大学士倭仁，当他听说要设立京师同文馆后，立刻上奏说天文算学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反是西方人充当教习危害甚大。倭仁当时发表了一句名言，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他的帝师地位和儒学声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才飞扬的两句话，立刻被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广为传诵，见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务派招架不住。
不过，倭仁的奏折里也有漏洞，而且被恭亲王奕訢给抓住了。倭仁在折中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訢于是反唇相讥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自己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
倭仁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当时是站在洋务派的一边，她为了杀杀守旧派的威风，便有意同奕訢一起捉弄下这个老学究。于是，慈禧便很快批准了奕訢的建议，让倭仁来主持设立同文馆。
这下好，倭仁反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说实话，倭仁身为理学大师，他不过随口空话说惯了，哪里懂得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当时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了倭仁的窘迫尴尬境地，说倭仁被委任筹办京师同文馆后，第二天他就去辞职，但未获批准；过了两天，倭仁又去辞职，仍未被批准，于是他去找奕訢，两人谈了几句，倭仁几至拂衣而起；由于屡次辞职不能，倭仁在给小皇帝同治上课的时候急得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又过了几天，倭仁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家后便痰迷心窍，几至不语；直到用了这个苦肉计，倭仁才算是摆脱了这个任命并“为之额手称庆”。
倭仁虽然被弄得狼狈不堪，但同文堂的风波却并没有结束。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九十八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三十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二十人，剩下的十人，最后也只有五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另一个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同样是饱读诗书的儒学大家，却力主推行洋务“新政”。据野史上说，有一次广东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后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到馆门口正要下车卸行李，突然来了个一长髯老翁，满脸欢喜的将他们迎入，慰劳备至，随后又带他们到馆舍各处一一参观。有趣的是，每到一处，老翁就告诉他们说：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把所有地方都指示了个遍，言语和蔼，态度热忱。这些广东学生当时不知道这人是谁，觉得好生奇怪。参观完后，老翁又问他们：“吃午餐了吗？”学生们答道：“还没有”。老翁随即喊来提调官，这时很快来了个红顶花翎者，恭恭敬敬的在旁听候命令，学生这才知道这老翁非同一般，后来打听才知道，此乃是当朝宰相文祥文中堂也。
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在之后的几年里，又邀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中国任教，并逐步开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由此，同文馆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近代教育机构，并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但可惜的是，慈禧毕竟是一个久居深宫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她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限而且缺乏基本的战略眼光，她支持洋务事业的发展也大都局限于器物层面，一旦新事物影响到朝廷赖以生存的专制统治的时候，慈禧便不再是学习西方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了。
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便是典型的案例。同治十一年（1872），在洋务派的倡议下，清廷派出首批幼童赴美留学，以作为学习西方的捷径。首批幼童共30名，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由于年龄小，他们没有受到传统观念和文化的束缚而是很快适应了美国生活。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首批和随后派来的幼童们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他们后来换下长袍马褂而改穿美式服装，有的人甚至剪掉了脑后难看的辫子。
剪辫易服的事情发生后，负责留美学生事务的封建守旧官员大为惶恐，于是将情况汇报给了国内。慈禧得知后，对于这些学生公然抛弃传统的行为大为恼怒，于是在1881年决定全部召回那些留美幼童，结果导致这些人被迫中断学业并遣送回国，其中大多数人的学业尚未完成，只有两人真正完成了大学学业。尽管如此，这批人在各种洋务如铁路、电报、外交、等领域还是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如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担任民国时期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民国外长的梁敦彦等。
慈禧初掌权力的时候，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关键时期，尽管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但一旦新事物的发展影响到她统治的时候，她就不再具有真正宽容的气度和雄伟的魄力了。当然，造就这种遗憾的原因，既是深宫中的女人气质所致，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在。
20、敲山震虎，慈禧大闹议政王
慈禧垂帘听政的第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终于被剿灭了。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慈禧在兴奋与庆幸之余，也感到一丝的隐忧，那就是在外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訢声名鹊起，光芒四射，“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各种流言也不时的传入慈禧的耳中。
在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奕訢身上的时候，身处内宫而不甘寂寞的慈禧感到愤愤不平，她不但认为奕訢抢走了自己风头，而且还越来越自大，似乎已经不把她这个皇太后放在眼里了。作为一个好强争胜而又小鸡肚肠的女人，慈禧绝不能忍受这种事情的发生。
半年后的一天，奕訢像往常一样入值进见两宫太后，这时，慈禧突然拿出一份奏折，满脸严肃的对奕訢说：“有人参劾你！”奕訢冷不丁的被吓了一跳，下意识的问：“谁弹劾我？”慈禧哼了一声，说：“蔡寿祺！”奕訢听后，很不以为然的说：“蔡寿祺不是好人！”
蔡寿祺是道光朝的进士，也是个官场上知名的投机分子。可惜的是，老蔡的时运总是差那么一点，在各地谋官奔波无果后，一大把年纪了才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补了一个日讲起居注官的职位。日讲起居注官因为经常出入宫中，老蔡也由此通过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得知了慈禧和奕訢不和的内幕，这才冒险上折弹劾当时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訢，目的是借此讨好慈禧，让自己一举成名。当然，他冒着这么大风险做这事，也不能排除有沽名钓誉、从中渔利的念头。
两个女人看到奕訢毫无认错的意思，不免心头怒起，于是便立刻将奕訢斥退。随后两宫太后避开奕訢掌握的军机处，而是召集了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到内宫开会。
在会上，慈禧带着哭腔，第一句话便是：“议政王植党擅权，现在已经到了我没法忍受的地步，我要重治他的罪！”
各大臣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们叔嫂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实在是话不知何处说起。慈禧见大臣们没有反应，还以为他们怕奕訢报复，于是又把自己死去的丈夫咸丰给抬了出来，并厉声说：“各位大臣，你们想想先帝的遗诏，你们有什么可怕的？议政王现在是罪无可逃，你们赶紧想个办法，治他的罪！”
众位大臣是第一次看到慈禧发那么大的脾气，一个个被吓得胆战心惊，更不敢随便说话了。
老老成稳重的周祖培见慈禧怒气冲冲，又觉得气氛老这么僵着也不行，只好敷衍了一句：“这事得两宫皇太后乾坤独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敢妄言。”
慈禧听后大怒：“如果什么事情都让我们来做，那还要你们干什么？等到皇帝今后长大亲政了，我看你们到时怎么逃脱惩罚！”
慈禧半是怒斥半是威胁的话，顿时让气氛紧张了起来。周祖培身为众臣之首，毕竟是深得官场之道，他略一沉吟，便从容答道：“这事得要有真凭实据，还望太后容臣等退下调查清楚后在治罪不迟”。说完，周祖培还主动请缨，请求与大学士倭仁一起来抓这个案子。
周祖培的提议，既是是缓兵之计，让两宫太后有台阶可下，慈禧听到这里，也不好再逼迫他们立刻给奕訢治罪，只得准奏让他们先去调查，再做处理。
周祖培与倭仁接令后不敢怠慢，他们随后就齐聚内阁开会并将蔡寿祺召来追供。在蔡寿祺的奏章中，主要弹劾了奕訢“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于是询问就此展开。经过一一对证，蔡寿祺除了在“贪墨”（即收受贿赂、任用私人）一项中提出“薛焕、刘蓉”二人外，其他三项均为含混其词。而且，就连“薛焕、刘蓉”二证人，蔡寿祺也仅是风闻而已。
讯问下来，周祖培等人犯了难，不知道该怎么回禀是好。在经过一番商议后，周祖培等人认为慈禧可能只是不满于奕訢在召对时出现“不恭”之态，因而要削夺奕訢的部分权力；于是他们决定这样向两宫太后报告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原折弹劾恭亲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查无实据，但未必事出无因。想必恭亲王在召对之时，偶尔会流露出‘骄盈、揽权、徇私’之状，自然是难逃圣明洞鉴。臣等建议是否将恭亲王的事权稍加裁减，也可保全懿亲之处。”
令周祖培等人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在再次召见他们的时候根本不看他们的奏议，而是直接拿出一份她自己写的东西，这就是以她儿子同治皇帝的名义拟定的朱谕（见左图）：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
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示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这份谕旨有点意思。虽然语句还算通顺，但在300字的谕旨中，慈禧至少有十一个错别字，这也显示了她当时真实的汉文水平。从慈禧亲拟的这份谕旨可以看出，她全然不顾自己的汉文水平不足以达到拟诏的弱点，竟然也不怕天下人耻笑就炮制了这样一份东西，并要求经内阁直接发出而不必经过军机处。这种严重违反祖制的事情，也足见她当时要惩处奕訢的急切愤恨之心。
周祖培等人见到这谕旨后，也是十分震惊：他们本以为慈禧不过一时之气，稍做惩戒，没想慈禧竟然直接将奕訢一撸到底，革去一切差使，这不是釜底抽薪、让整个朝政乱套吗？胡搞嘛！
但在慈禧的严旨之下，周祖培也只能给这个谕旨稍加润色，然后下发。此诏一发，无疑是给朝廷丢了颗大炸弹。对于慈禧的谕旨，满朝文武，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外省督抚，大多数人都反对慈禧的这一做法并要求恭亲王复职。众多大臣的强烈反应，也大大出乎了慈禧的意料。
更要命的是，惇亲王奕誴亲自上书为六弟奕訢辩白：“恭亲王自做议政王办事以来，并没有听说过什么大的劣迹，只不过是听说在皇太后召对的时候，在言语词气之间有一些不恭罢了，这些事情是小过错，又大都是传闻，何必大动干戈。如今参劾的罪名没有真凭实据，如果皇太后非要罢斥奕訢，恐怕这事传闻中外后，徒增议论。”
惇亲王奕誴是咸丰的五弟，当时是“奕”字辈中最年长的亲王，此人的豪爽性格前面已经提及（而且一贯没有城府），如今他出面吁请，慈禧就不能不考虑了。
恰在这时，事件的发起人蔡寿祺反被陕西巡抚刘蓉戳穿了他曾经在四川招摇撞骗并遭到原四川总督骆秉章驱逐的旧日劣迹。此事一出，朝野上下更是一片哗然。由此，慈禧也感到压力太大，不得已之下只好做出妥协。随后，两宫太后召见了奕訢，在召见过程中，奕訢也很识相，他一见这二位皇嫂便立刻伏地痛哭，而慈禧见羞辱奕訢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也就坡下驴，让奕訢“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的头衔，以示惩戒。
到这里，这次风波也就算告一段落。奕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情会搞成这样，或许他开始的确没有把深宫中的两个嫂子---两个女人---放在眼里，但这一次，他总算是知道她们、特别是慈禧的厉害了。
慈禧和奕訢到底有什么矛盾？野史中曾记载过这样几个事情，一个是说有一次慈禧与奕訢两人因政见不同而吵了起来，慈禧愤然之下怒斥奕訢：“你事事与我为难，我要革你的职！”奕訢却不甘示弱的回敬说：“臣是先皇第六子，就算太后能革我的职，也不能革我皇子的身份！”
也有说奕訢每次入宫议政，太监在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也会命给奕訢献茶。有一天，召对的时间长了点，而慈禧又忘了让太监给奕訢献茶，结果奕訢一时忘了尊卑，就径直拿起案上的御茶喝了，喝到一半，奕訢才发觉这是小皇帝的御茶，赶忙放了回去，而奕訢的无意之举则被慈禧记了下来，并认为是有意挑衅小皇帝和太后的权威。
再有，奕訢在被两宫太后召对时，有时会因没听清楚或没听明白而请慈禧重述一遍，这往往被慈禧认为奕訢是佯装没有听到，有意捉弄并轻侮自己；还有的时候，奕訢和太后意见不同的时候往往高声抗辩，这让慈禧感觉到奕訢奕訢因声望渐隆升而对她们则日渐傲慢无礼；小叔子成天在外面风光，以为她们在深宫中什么都不知道并看不起她们这两个女人，这非常伤慈禧的自尊心，由此才会有这一场风波。
在这个事件中，经过慈禧的这么一闹，奕訢完全被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至于权力大为削减。更糟糕的是，奕訢遭此打击后，锐气也被削减了不少，进而使得洋务运动趋向保守，这让刚刚起步的中兴大业未免大打折扣。
回想数年前政变成功之时，慈禧对奕訢是何等的恩宠，几乎一日三封，恩及故母，下及子女，何等风光！不想三年之后，慈禧这么一翻脸，所有恩赏便可在一日之内灰飞湮灭，荡然无存。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这大概也就是权力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所在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