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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当国：与时俱进的慈禧太后(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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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4/16 出处：凯迪网络 |
作者：金满楼 原文地址，等不及的可直接去看
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4月出版上市
在近半个世纪里，慈禧太后以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和一个女人的身份管理着这个古老的帝国。从同治到光绪，从保守治国到主持新政，慈禧漫长的一生，对应了中国近代最富戏剧性的时代动荡。站在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慈禧别无选择，光绪皇帝的人生悲剧、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折射出紫禁城内钩心斗角的皇室内幕，讲述了一个帝国的覆灭、一个时代的风云变换。本书致力于以人性化的写作方式，生动平实地对历史做重新审视，还原晚清帝国的历史真相，从帝国管理者和女性的角度来看待慈禧，以现代的历史观解读晚清时局以及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本书由《百家讲坛》文化名人纪连海鼎力推荐，讲述慈禧太后统治下的晚清历史，评述千古变局下的风云人物。作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晚清通俗史的写作，持平民史观，不做官样文章，主张温情、活泛与人性充沛的历史写作。已出版《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向康熙学习：历史不曾心软》、《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等多部通俗历史著作。本书从慈禧充满争议的形象切入晚清历史，角度独特、新见迭出，不失为通俗历史的上乘之作。
1、选秀改变命运，小女子走进深宫
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十月初十，这一天正值深秋，虽秋高气爽且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这一天，在京城一个普通旗人的家里，一个毫不起眼的女婴哇哇坠地，她的出生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在二十多年后，她却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她便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日后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她的出生在历史文献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记载，就连《清史稿》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记录说：“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宁池太广道惠徵女”，除此之外，并无“红光遍地、异香满屋”之类例行的异兆加以奉承。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荒诞，这段不该有的空白，在给历史学家们添了许多麻烦的同时，也让文人骚客们有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对于慈禧入宫前的事迹，在正史付之阙如的时候，反倒是诸多的野史稗乘做了极为生动有趣的描述。
譬如《清光绪帝外传》中说，慈禧的父亲曾任湖南副将，死于任上，极为穷困。慈禧与妹妹扶柩归丧，船过清江浦的时候，正好另一位副将也去世了，丧舟正好停在慈禧的船边。清江县令吴棠派人给那位副将送丧礼三百两，但差人却不慎将银子送到了慈禧的船上。差人复命的时候，吴棠发现弄错了，便让人去要回那三百两银子。
这时，吴棠身边的一位幕僚说：“丧礼送出去了，再要回来恐怕不太好。何况，据说这船上的女子是前去京城参加选秀的满洲闺秀，这万一她被皇上选中，以后大富大贵，说不定对大人今后的仕途会大有帮助。” 吴县令心想也是，这日后的机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犯不着为了三百两银子惹下麻烦，于是便将此事放下。
慈禧和妹妹两人当时正穷困潦倒，无意之中得了三百两银子，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这吴县令也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眷顾，由此飞黄腾达，最后做到督抚大员，自然不在话下。
这段记载，固然生动且引用率很高，但并非是历史事实。事实上，慈禧的父亲惠徵乃满洲镶蓝旗人，他并没有去湖南做过官，说他死在湖南任上显系杜撰。惠徵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监生出身，他在吏部做了十几年的笔帖式（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是个默默无闻的一般公务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已经45岁的惠徵在当年的京察中被列为一等、军机处记名，这才获得了道府的任职资格并于当年外放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1852年），惠徵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但太平军在次年三月打到了安徽境内，惠徵因携带饷银和印信逃避战乱而被朝廷开除公职，在羞愤之下，当年便病死于镇江。
从惠徵的履历表来看，慈禧出生的时候，其父惠徵正在京城任职，因此慈禧出生在京城应该没有疑问。最近倒是有人称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说她是汉人之女，后来被潞安府知府买为丫头，并由此被收养为养女并参加选秀进入皇宫。持此说的人还举出慈禧喜欢吃长治县的黄小米、萝卜菜、爱唱山西民歌，甚至慈禧给的书信残片、王氏家谱上的记载、慈禧生母墓等做佐证，这显然是胡乱攀亲的无稽之谈。
最能证明慈禧出身地的，是慈禧的妹妹在咸丰五年（1855年）参加选秀的记录。这份档案现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杂件》第一二四七包中，其中有一份用大红纸写成的“排单”（即当时选秀女的名单），当时慈禧妹妹是这样记载的：“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女，年十五岁，辛丑七月二十八日戌时生，纳（那）拉氏；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闲散景瑞之孙女；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由于清朝京师八旗都居住在皇城，劈柴胡同和当时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的所在地阜城门内嘉寺胡同相距不远，而慈禧一家正属于镶蓝旗，住在这一带当无疑问。如此看来，上述档案文件所记录的“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便应该是慈禧的出生地，而慈禧其实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丫头。
按清代规定，后宫女子都要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八旗（含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中选秀女，通常是隔三年进行一次；另一种是从内务府三旗（即清朝起家时由皇帝自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也称“上三旗”）中的普通旗人家挑选秀女，每年进行一次。内务府三旗的选秀主要是为宫中挑选宫女，如按当时规定，皇太后配有宫女12名，皇后10名，皇贵妃和贵妃可配8名，妃和嫔6名，贵人4名，常在3名，答应有2名。这些在宫中服役的宫女，除了个别被皇帝看中而升为妃嫔的外，其他大都服役到25岁后放出宫外，自行婚嫁。
八旗的选秀则要严格的多，因为它主要是为皇帝、皇子、皇孙、亲王和郡王物色婚姻的对象，并非是所有旗人家庭的女子均可参加。按嘉庆年后的规定，参选的家庭分为在京和外任官员及文武职的区别，具体情况如下：在京为官的文职须七品以上、武职须六品以上；外任官员文职须五品以上、武职须三品以上。也就是说，当时的能参选的均为有相当品级的官员家庭女子，而且必须在13岁到17岁之间，且身无残疾、未曾裹足，方可备选。清廷之所以对选秀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一来是为了保证满洲贵族血统的纯正与高贵，二来也是因为清宫中嫔妃（包括宫女）较前朝大大减少，“三千佳丽”的现象在清朝已不复见。
据记载，在应选之日，参加选秀的秀女们由神武门进至顺贞门外等候，然后由太监按名册顺序引入，通常是五人一排进行初选，初选中的随后还要再度进行复选。那些在复选中被选中的秀女，优秀的留在皇宫成为后妃的候选人，而其余的便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
由此看来，慈禧和妹妹都曾在选秀中通过复选，不过慈禧更胜一筹，在咸丰元年（1851年）的选秀中，17岁的慈禧脱颖而出，得以留在皇宫并被封为兰贵人；慈禧的妹妹则在下一次选秀中未能选入皇宫，而是在后来成为了咸丰的七弟奕譞（后来的醇亲王）的福晋，她生下一个儿子名载湉，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这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说起慈禧的第一个封号“兰贵人”，很多小说笔记误以为“兰儿”是她的乳名，实则不然。据慈禧家的后人称，慈禧的乳名实际上叫“杏儿姑”，“姑”是满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杏儿”的名字则是因为当时家中庭院种有几颗白杏树，由此，慈禧的爷爷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杏贞”，小名“杏儿”，取义“忠贞”之意。至于咸丰皇帝初封杏贞姑娘为兰贵人，大概是因为咸丰最喜欢玉兰花，因此给她这样一个封号。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是慈禧改变命运、甚至是主导晚清历史的第一步。由此，17岁的杏贞姑娘便搬进了皇宫，成为了咸丰皇帝的兰贵人。皇宫一入深似海，这位从小就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官宦小姐，又该如何开始她的新生活呢？
2、母以子贵是女人的至尊法宝
按照清朝的后妃制度，后宫的位号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通常是设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这五个级别是主位，而嫔以下的贵人、常在和答应都不是主位且不设人数限制，地位也远不如有正式封号的妃嫔。贵人、常在和答应这三个等级的庶妃不但没有专门的奉内管领，甚至连抚养自己孩子的权力都没有。
慈禧入宫后所封的“兰贵人”，当时只位于第六等，显然是后宫中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客观的说，慈禧没有高贵的血统，她不过来自于下五旗的镶蓝旗；她也没有显赫的家境，她的父亲不过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官员，并不为人所知。或许，慈禧“贵人”身份正好符合了她的出身，但这也意味着进宫后的慈禧必须要接受现实，要想登上皇后的宝座基本就是希望渺茫。
当时与慈禧一起进宫的，还有其他嫔妃如贞嫔、云嫔和丽贵人等。贞嫔和云嫔都是咸丰在藩时（尚未登基前）的侍妾，两人可谓是占尽先机。特别是贞嫔钮祜禄氏（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咸丰帝登基后便立刻由贞嫔晋封为贵妃，连升两级；不久，钮祜禄氏更是直接被立为皇后（前皇后已死），成为中宫之首。
相比而言，慈禧则要逊色很多，她花了两年时间才由贵人晋升为懿嫔，可见初入宫的慈禧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以慈禧好强争胜的天性，她对此当然不会满意。不过，慈禧还有机会的，因为当时的妃子们（特别是皇后），都未曾为咸丰生得子嗣，这对于爱新觉罗皇族乃至整个清廷来说可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先手，那将在未来的后宫竞争中占尽优势。
在雍正朝之后，清朝皇帝选定皇位继承人虽然不限于嫡长子，但嫡子（皇后所生）和长子（年纪最大的儿子）终究能够占据地位和年龄的优势，也能得到皇帝更多的关注。慈禧知道自己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皇后钮祜禄氏的，所以她希望能够抢在皇后和所有的妃子前头为咸丰生下子嗣，这样就能迅速提升她的地位了。
但生育皇子这事，光着急是没有用的。咸丰二十岁即位，当了四五年皇帝仍旧没有子女，这在清朝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为这个事情，咸丰自己也很是烦恼，总以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好在咸丰五年（1855年）的时候，他最宠爱的丽贵人怀孕生产，但让他很不高兴的是，丽贵人生下的却是个女儿（即大公主），于是咸丰本来答应的赏赐物品全部减半发给。
咸丰很着急，但慈禧比他更急，因为慈禧当时的身体也不太好，特别是在妇科方面。据记载，年轻时的慈禧每遇经期，似乎都有月经不调、痛经等毛病，往往导致“腰腹胀痛，胸满呕逆”的症状。在入宫两年后，这个病症似乎没有得到完全的好转。好在慈禧后来升为懿嫔，地位得到提高，各方面的待遇也有所改善。在太医的帮助下，慈禧得到了精心的调理，身体这才完全转好。
或许是天意，或者是自己的努力，慈禧终于获得了这份幸运。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慈禧怀孕。由于咸丰的子嗣不旺，慈禧的受孕很快受到了整个后宫乃至咸丰的极大重视，当时御医随叫随到，接生嬷嬷也早早备齐，甚至连埋新生儿胎衣的喜坑都早早刨好。在慈禧怀孕八个月后，咸丰特意令慈禧的生母进宫住宿，以便照顾自己女儿的第一次生产。
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新生儿清脆的哭声打破了皇宫昔日的宁静，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慈禧终于生下咸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皇子载淳。咸丰得知消息后，他在兴奋之余，饱蘸浓墨，亲笔写下“庶慰在天六年望，更钦率土万斯人”两句话，以表明他登基六年方得一子的激动之情。一般来说，清朝的皇帝大都在二十岁前便有子嗣，咸丰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在载淳出生后，二十六岁的咸丰总算是松了口气：不管这孩子今后如何，这大清的江山总算是香火可续，好歹有继承人了！
慈禧生子有功，由此她的地位提升也像火箭的速度一样：就在生下载淳的当天，咸丰便下诏封慈禧为懿妃，当年十二月举行册封礼；过了一年后，慈禧由懿妃再次晋封为懿贵妃。由于皇后下面并无皇贵妃，因此慈禧便成为后宫中仅次于皇后之下的第二人。看来，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之中，“母以子贵”可不是一句空口白话。
慈禧或许没有想到的是，载淳这个小娃娃的降生，竟然给她的命运带来了如此巨大的转折。就在生下载淳的第九个月，咸丰特旨准许慈禧回家省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慈禧的家人又惊又喜；在慈禧回家的当天，就连整个胡同的人都倾巢而出，一睹当时的盛况。
这天早上，慈禧乘坐着华丽的轿子，在宫女和太监的搀扶下，回到了阔别好几年的家中。由于慈禧已经贵为皇妃并生下龙子，当时除了慈禧的母亲和年长的亲戚外，家中的所有人都向慈禧下跪请安。随后，慈禧的家中大开宴席，慈禧也在席间和家人、亲戚交谈，尚没有什么皇妃的架子。家宴进行得热热闹闹的，一直到傍晚时分，在太监的催促之下，慈禧才带着一行人依依不舍的返回皇宫。这一次省亲，也是慈禧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从此后，她再也没有回过娘家，不过她的母亲还可以经常去皇宫中看望她。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慈禧所生下的这个皇子，最后竟然成为皇位唯一的继承人，这使得咸丰没有任何的选择余地，也使得雍正朝后设立的秘密建储失去了实施的意义。由此，慈禧即使当不上皇后，她最少也可以当上皇太后。正因为这个非同寻常的机缘，慈禧才得以跻身最高权力的争夺之中，成为近半个世纪的大清女皇。这一切，在“名分天注定”的专制社会里，看似偶然，却都在必然之中。
3、苦命天子，咸丰的日子也不好过
咸丰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一帆风顺。
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特别是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24岁的长子奕纬去世，这对道光帝的打击尤为重大。对于奕纬的突然死亡，官方只是简单地记载说皇子奕纬于“道光十一年辛卯四月十二日未刻亡”，却未做详细说明。由此，民间多有传言，说是因为奕纬对老师出言不逊，道光帝得知后，在盛怒之下一脚踹去，不意正中奕纬下身，结果导致奕纬不治而亡。
奕纬死的那年，道光帝已经年近五十。老年丧子，加上次子和三子都早已夭折，此时的道光帝虽贵为至尊，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膝下无子。也许老天爷看在道光帝一生节俭的份上，就在他绝望之时，皇四子奕詝（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却在奕纬死后的一年中相继降生；两年之后，皇六子奕䜣也出世了，随后又有三个更小的皇子诞生（即皇七子奕譞等）。
和康熙一样，晚年的道光帝为挑选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很是犯愁。在他的六个儿子中，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当时可以不用考虑；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生性耿直，举止粗鲁，不拘礼节，一向不为道光所喜欢，后来道光干脆将他过继给已去世八年且无后的三弟惇恪亲王绵恺，由此奕誴也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外。
据说，皇五子奕誴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他非但没有帝王之相，就连亲王的样子都没有。当时人传闻说，奕誴平日里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混迹于街头巷尾，掺杂乎市民之中，放浪形骸，甚至在盛夏之日手持大蒲扇，敞怀踞坐在什刹海边纳凉。相传这位爷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来家吃饭，却不许人家夹菜吃，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问他要饭吃，他就给人们吃特别准备好的韭馅包子，包子极为辛辣，难以下咽，目的就是要以捉弄别人为乐，实在是不成器。不过，这位耿直的爷在后来的几次危机时刻却敢于仗义执言，却也别小瞧了他，这是后话。
排除掉三个年幼的皇子和皇五子奕誴后，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詝和奕䜣兄弟二人了，但这两兄弟让道光帝十分为难，一时难以取舍。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当立长子奕詝；可要说起相貌和聪明程度，弟弟奕䜣则要远胜哥哥奕詝，而且奕詝还曾因为落马而摔成骨折，成年后脚也有点跛。但是，在老成稳重方面，奕詝又远胜过奕䜣，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平心而论，道光帝对奕䜣要偏心一点，据说他好几次都已经把奕䜣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准备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是，道光的为人又十分传统，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奕詝是长子且无大过，如果废长立幼，似乎又不合通常的观念。因此，道光在晚年的时候也一直下不了决心，不知道立谁为好。
这时，奕詝和奕䜣的师傅便在背后较上了劲，他们都想帮助自己的弟子在道光帝面前讨得欢心，以夺得皇位。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带宗室子弟到南苑去打猎，杜受田在出发前悄悄的跟奕詝出主意说：“阿哥等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害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说的话，一定能契合皇上心意。”奕詝听后，便照计行事。
后来打猎复命的时候，好强争胜的奕䜣果然收获最多，而奕詝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见后虽然表面不说，但心里都嘲笑奕詝无能。道光帝也觉得奇怪，他果然问起奕詝是怎么回事，于是奕詝便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道光帝的最后几年经常生病，身体日渐衰落。有一天，病重中的道光帝命人将奕詝和奕䜣两兄弟召来，两人的师傅得知后，感觉到事情重大，很有可能是道光快不行了，将要对皇位继承人做一个选择，于是赶紧各自给弟子出主意。奕䜣的师傅卓秉恬告诉奕䜣说，到时皇上问话时，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而奕詝的师傅杜受田知道自己的弟子嘴笨才拙，反应也不如奕䜣，如果要论口才，肯定比不上奕䜣。于是他跟奕詝说：“要是皇上说自己老病而将不久于此位、问起今后国策的话，阿哥你什么都不要说，只管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就可以了。”两兄弟到了那里后，道光果然问起自己百年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奕詝二话没说便上前抱着道光的腿痛哭，道光见后也很感动，觉得奕詝果然仁孝，可做人君。
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譬如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他曾有句名言叫“多磕头，少说话”，这便是当时的为官之道，也是道光朝的为政特征。要说道光帝最终选择了奕詝作为皇位继承人，一来是因为奕詝是长子，二来恐怕是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詝的确有老爸道光帝的几分风采。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本是风华正茂的好青年，但他运道也实在是差了点。从做上皇帝开始，他就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咸丰元年也就是1851年，多年的弊政积重难返，到咸丰一上台便来了个总爆发。这一年，太平军从广西起事，随即席卷大江南北，不出三年便占据半壁江山，而其他义军也是纷纷蜂起，整个大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个乱象，一直到咸丰死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正当清军与太平军激战的时候，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汹涌的黄河水在一夜之间将口门刷宽至七八十丈，泛滥的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极目所至，浩淼无涯，山东、河南等地很快便被冲成泽国，灾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更为可怕的是，黄河决口改道后引发了大规模的蝗灾，巨大的蝗群如乌云遮蔽了太阳，所到之处，往往将田地里的作物一扫而光，灾害波及十几个省。更为晦气的是，咸丰当政十年，竟然有七年闹蝗灾，实属历朝罕见。
咸丰本也是有志青年，他在执政之初也想有一番作为，但他的热情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上台没多久，咸丰很快便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一人之力可以挽回，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由于事事不顺心，咸丰常在宫中借酒浇愁，酒醉后又经常无端发怒，屡屡鞭笞他人出气，弄得他身边的宫女和太监一个个都叫苦不迭。
《清代野记》上说，咸丰初年，天下糜烂，几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咸丰也就干脆破罐子破摔，每天以醇酒妇人自戕。当时有个雏伶叫朱莲芬的，在诸戏子中美貌第一，善唱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并写得一手好字。咸丰非常喜欢他，时不时传召进宫。不巧的是，咸丰手下有个陆姓御史也狎好朱莲芬，由于朱莲芬经常被咸丰召去，自己想见而不得见，于是怒而向咸丰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意思是皇上要勤于政事，不要成天想着玩乐云云。咸丰接折后看穿了陆御史的心思，大笑道：“陆老爷吃醋了！”随后，他还在奏折上洋洋得意的批道：“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过，咸丰倒也还算有自知之明，没有给陆御史加罪。
据各种记载来看，咸丰在艺术方面的确有一定的天赋，譬如他留下的几幅画作，都具有相当的功力。年轻时的咸丰还非常热衷于戏剧，他不仅喜欢看戏、听戏，而且还能亲自登台演唱。有野史说，有一次老艺人陈金崔在热河行宫中教唱《闻铃》一戏时，戏文中“萧条凭生”的“凭”字唱念为上声，咸丰听后立刻纠正说“凭”字应为去声。有意思的是，陈金崔不服咸丰的指导，他翻出旧的曲谱同咸丰争辩自己没错。咸丰一急之下，竟然不顾自己的皇帝身份，跟陈金崔辩论说“旧谱固已误耳”（旧谱开始就是错的）。或者是受到咸丰的影响，慈禧也是终身爱看戏听戏。
可惜的是，艺术家碰到了坏时代，宋徽宗的悲剧再次在咸丰身上发生。咸丰在位期间，太平军横扫江南，久踞金陵，各地的义军如捻军等也对清廷构成了重大的威胁。这还不算，英法两国这时也来添乱，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贸易特权，在1856年后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再次对中国挑起战争。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年轻而又不通夷务的咸丰感到焦头烂额，最终因为处理不当而导致战争一步步升级，英法联军从广州一路打到了天津并直逼京畿一带。
内忧外患，一时俱来，此时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转弯处，传统的政治经验和治国方略已经难以应付此时的危局。咸丰当时尚不满三十，以他的能力和经验的确不足以挽救危局，他这个皇帝做得也是够丧气的。
4、性格决定命运，懿贵妃崭露头角
咸丰的郁闷，可能与他身体不好有关，而导致他身体不好又与他经常沉湎于酒色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说，咸丰不但嗜酒，而且嗜色，他身边从不缺貌美如花的妃子，除了皇后和慈禧之外，光有案可查的嫔妃便有丽妃他他拉氏（即原丽贵人）及婉嫔、玫嫔、祺嫔、吉贵人、禧贵人、庆贵人、容贵人、玉贵人等。大概是看得久了，咸丰对自己的那些满族嫔妃了无兴趣，他倒是对汉人女子特别是她们的小脚特别着迷，只可恨满族女人个个是天足大脚丫，他这个十足的“莲癖”也只能望汉女之莲而兴叹。另外，野史里也曾说咸丰经常在太监的掩护下微服出宫，四处游玩，并在圆明园的僻静之所偷藏 “圆明园四春”，后来在后妃们的干涉下才作罢。此事虽然是查无实据，却并非空穴来风。
除了酒色过度之外，咸丰的身体也的确患有宿病。据各种记载来看，咸丰年纪不大却经常是脸色焦黄，体弱多病，似乎是患有肺痨（疑为肺结核）。后来，御医建议他服用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咸丰听后，便让人在圆明园里养了上百头鹿，每天都让人送鹿血来给他喝。不料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咸丰来不及将圆明园中的鹿群带上，结果到热河后，咸丰咯疾大作，令取鹿血的时候，仓卒间又不可得。
在天下糜烂之时，咸丰焦忧致疾，倦怠政务，亦不免寄情声色，逃避现实。当时的他，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能说是勉强应付着那些堆积如山又令人头疼的奏章。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各省各地的军书战报纷至沓来，身体本就不佳的咸丰常常感到不堪重负，视以为苦。
但是，皇帝终究是皇帝，很多事情要是皇帝不批示的话，整个国家机构就会陷于瘫痪、无法运转。因此，咸丰即使再苦再累，也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应付。好在这时他发现慈禧（当时还是懿贵妃）略通汉文，书法也还算过得去，于是便试着让慈禧代他批答一些无甚紧要的奏折，譬如“知道了”、“转各部知道”之类的，倒也可以息肩卸责，蒙混过关。
慈禧或许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从小学会的这点文化，竟然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在当时咸丰后宫的嫔妃中，同时兼通满汉双语唯有慈禧一人。另外，慈禧在艺术上也似乎有点天分，她画的花鸟兰竹虽然不能和咸丰的水准相比，但也还算像模像样，颇符合咸丰的志趣。特别在书法上，慈禧的字写得不能说特别的好，但也还算工整端腴。对于慈禧的这个特长，咸丰可是要充分利用喽。
在最开始的时候，咸丰只是让慈禧批些不重要的折子，但后来他发现慈禧人才可用，自己又贪图安逸，于是这个偷懒的法子就进一步升级；发展到后来，就连军机处送来有关军国大事的折子，本应该由咸丰朱批具体指示方略的，也改由咸丰口述旨意，让慈禧代笔批示。这长久以往，慈禧在披览奏章的时候，也就逐渐通晓了国家大事。凭着慈禧的机敏与聪慧，她对于朝政的运作和臣属的驾驭也有了初步的心得，这为她此后的垂帘听政打下了坚实基础。
平心而论，咸丰倒不是真的觉得慈禧学识过人，只不过自己借慈禧之力来贪图安逸罢了。或许在咸丰的心中，即使让慈禧知道一些军国大事、甚至代笔批示奏章，只要自己把握得好，适可而止，也不会造成朝政紊乱和重大失误。毕竟，只要咸丰在，权力就不会失控。在咸丰的眼中，慈禧不过是后宫中借以分担自己政务的妃子罢了。
而作为妃子的慈禧，最初也可能只是出于心疼丈夫、为丈夫分忧的心理，而并非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便有着强烈而不可遏止的权力欲望。事实上，慈禧批答奏章都是在咸丰的指导下进行的，因为以慈禧当时的文化水平，根本就不足以承担大任。
但是，权力这东西是毒品，一旦沾染上就会上瘾。咸丰让慈禧代批奏章的做法，无疑为她间接掌控朝廷大权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权力欲望一旦被激起，要想再熄灭恐怕就很难了。颇具讽刺的是，清朝的权力场一向为男人们所垄断，但各种机缘的巧合，慈禧这个小女人却在后宫中悄没声息的发挥着作用，并开始初露峥嵘。
譬如，在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慈禧劝说咸丰重要曾国藩等汉人；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咸丰和后妃们哭成一团，无计可施，唯有慈禧很冷静的站出来说：“事情到了这份上，哭也没用。恭亲王办事果敢坚决，不如把他找来商量”；在咸丰试图巡幸热河逃避英法联军的时候，慈禧又站了出来：“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要是突然弃京城而去的话，辱莫甚焉”。
在危机巨变面前，慈禧的冷静沉着想必给咸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咸丰虽然平庸，但他并不糊涂。在古代，女人干政往往被称为“牝（念pìn）鸡司晨”，意思是母鸡充当了报晓的职责，这往往是王朝的不祥之兆，更何况嫔妃干政可是有违大清祖制的。和历朝历代相比，除了孝庄太后曾经在暗中为小皇帝（顺治和康熙的前期）把持朝政外，清朝便再无女人干政的事情发生。即使是孝庄太后，她也不曾走出幕后进行垂帘听政。慈禧在关键时候的几次议政，这不免引起了咸丰的注意与警惕。
事实上，咸丰让慈禧代为批答奏章，朝中大臣也颇为不满。《清史拾遗》里说，咸丰帝临终前，也曾担心自己死后因为儿子年幼而导致母亲慈禧干政的局面。于是咸丰所宠信的大臣也是慈禧的死对头肃顺就给他讲“钩弋夫人”的故事，意图除掉慈禧。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汉昭帝弗陵的母亲。由于弗陵小时候身体健壮，十分聪慧，远超出一般的小孩，汉武帝对他很是喜爱，很想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是，由于汉朝外戚的势力很大，汉武帝担心年轻的钩弋夫人以后会“以子专权”，于是便打算除掉钩弋夫人。
有一天，汉武帝找了个借口责罚钩弋夫人，任凭钩弋夫人叩头谢罪也毫不理会，连声命令左右将钩弋夫人带走，杀掉。钩弋夫人非常委屈，还以为汉武帝是在开玩笑，每走一步就回头用乞求的目光看汉武帝一眼，企图汉武帝撤回命令。但汉武帝坚决的说：“快走，你不能活！”
结果，钩弋夫人被处死了。事后，汉武帝问手下的人：“外面是怎么评价钩弋夫人一事的？”手下说：“大家都说大王心太狠，既然立她的儿子为继承人，为什么要杀了他的母亲呢？”汉武帝摇摇头，叹道：“你们这些庸人啊，哪里能明白主少母壮的道理！我朝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这不就是前车之鉴吗？我这是为儿子登基先除掉母后擅权的隐患啊。”
风云际会，慈禧非但没有成为钩弋夫人般的冤魂，反而做上了晚清的吕后。
5、热河西狩，并非胜利大逃亡
《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廷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清廷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它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清廷严拒。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这次也决不会善罢甘休。
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自以为是的天朝和时代潮流的确格格不入了。在当时的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并签订了《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后，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至少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当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外礼仪的冲突。早在乾隆的时候，英国派出特使马戛尔尼前来中国商议派驻公使的问题，但因为马戛尔尼不肯向乾隆下跪，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吃了个闭门羹。如今，洋人旧事重提，他们要将公使派驻北京与天朝的皇帝分庭抗礼、实行平等外交；而且这些洋人还要觐见皇上，但又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在清朝皇帝和大臣们的眼中，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
互派公使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清廷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不要说当时的清朝皇帝和大臣们不知道这种国际惯例，即使他们知道，也是断不肯接受的。在他们想象中，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岂能随意觐见至高无上的天子？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就要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因此，互派公使决不可行，夷夏之防断不可开！
但是，可怕的夷人还是来了，他们带着坚船利炮，张牙舞爪的来了。1856年10月，英国舰队炮轰广州；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1858年4月，英法舰队北上天津，陈兵津门，摆出一副战争的架势。在外国军队的压力下，咸丰只好答应谈判，最后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并规定该约在各国君主签署后，一年内在北京换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清廷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英法两国来北京换约时突然节外生枝，这便是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问题。朝廷一些大臣坚决反对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咸丰对此也很不满意。
但是，自恃坚船利炮的英法两国并不把大清放在眼里，他们不按清廷的安排由北塘进京换约，而是派舰队经白河强行入京。由此，清军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激烈冲突。在这次战役中，过于轻敌的英法联军遭遇重创，清军共击沉击毁英法兵船12艘，英法军队伤亡400多人。
这下事情闹大了。一年后（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战舰和运输船200多艘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指挥下，气势汹汹的卷土重来。这一次，清军没有续写辉煌而是连战连败，僧格林沁亲王所率的军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西撤通州，随后天津陷落，北京门户洞开。
这一年的六月，天象不吉，荧祸星（火星）侵入南斗，星相学称之为“荧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这可不是个好兆头。鉴于清军的孱弱、京城难保安全的形势，僧格林沁密奏咸丰说，清军恐怕难有取胜英法联军的把握，当下之计，要是请求咸丰以“巡幸木兰”的名义前往热河行宫，暂避洋人的锋芒。
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在北京的西北一带，这里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早在康熙年间，这里便建立行宫，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消闲度夏的胜地，所以这里又被称为“避暑山庄”。在热河以北约400里的地方设有围场，每到秋天草叶枯黄、野兽肥壮的时候，清朝皇帝便要率皇子及其他王公大臣们前去围猎，称为“秋狝”（今河北省围场县）。
僧格林沁关于“巡幸木兰”的建议，说白了，就是要咸丰快快离开北京、逃到热河避暑山庄避难去罢了。咸丰对此心领神会，随后便将僧格林沁的奏折交给朝廷的王公大臣们讨论，希望他们能顺着僧格林沁的想法，吁请尽快巡幸木兰，以便堂而皇之北走热河。
也许是不了解真实的军事情况，或者是觉得天朝的尊严不能亵渎，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竟然对“巡幸木兰”的建议大加反对。首先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周祖培上奏咸丰，说北京城高墙厚，洋兵势难攻克；倘若北京都防不住，那热河那里一马平川，更是难以防御；既然洋人能从天津打到北京，那当然可以从北京追到热河。不仅如此，周祖培还举出历史上的教训来警告咸丰，说一旦皇上离开北京出走的话，势必导致人心涣散，到时候发生“土木堡之变”，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谓“土木堡之变”，是指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时候，蒙古瓦剌部大举南下攻扰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仓猝率军五十余万亲征。明军受挫之后退至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被瓦剌军队包围，明英宗被俘并掳往北方。留守北京的明廷大臣得讯后，遂拥立明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史称“土木堡之变”。
除了周祖培之外，其他的大臣们如大学士祁寯藻、潘祖荫、户部侍郎文祥等也都纷纷上奏反对咸丰出走北京。咸丰的弟弟们，惇亲王奕誴、恭亲王奕訢和醇郡王奕譞等人也不同意咸丰逃往热河，他们甚至抱着咸丰的腿进行哭谏。特别是那位憨直的老五惇亲王奕誴，他得知咸丰要逃出北京后，急忙从清西陵赶回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苦苦劝谏咸丰决不可丢下祖宗宗庙北走热河。咸丰被缠得没办法，便问他：“我不走避热河，这万一洋人进京，你当如何？”奕誴说：“如有不测，奴才死于慕陵。”在大臣们的压力下，咸丰只好下令将已征集的车马遣散。这一次，因为王公大臣们的谏阻，咸丰没有走成。
不过话说回来，大臣们的忠心耿耿往往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无知上，因为他们当时仍旧陶醉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当中。咸丰作为皇帝，他非常清楚清军和洋兵作战的结果，倘若北京真的守得住，他又何必要走呢？正如他质问那些强烈反对出走的大臣们说的，一旦“夷人入城，将朕置于何地？”
当时受到咸丰宠信的一些大臣如肃顺、端华等人是清楚当时情况的，他们特意将负责北京城防的团防大臣召来问话：“你们有何准备？” 团防大臣嗫嚅答道：“无甚准备。”端华又问：“京城兵力，能守得住吗？” 团防大臣面红耳赤，不敢回答。众多大臣见后，也就哑口无言，唯有相向而泣了。这时，端华说话了：“京城既然无法防守，我们怎么能贸然奏请皇上留在京中，置于危险之地呢？”于是兵部尚书陈孚恩乘机顺水推舟：“总应为皇上筹一条路才是。”
既然没有人敢保证皇帝留在北京的安全，咸丰“巡幸热河”也就理所当然。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这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不过对于咸丰来说，却是极为无奈的一日。这一天，咸丰带领王公大臣及嫔妃们从圆明园后门出逃，五岁的小朋友载淳经过开满荷花的园中湖泊时，不懂事的他模仿起从前宫女们在咸丰泛舟游玩时靠岸时的轻歌，“安乐渡！”“安乐渡！”咸丰听后，伤感的摸着儿子的头说，“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按正常行程的话，从北京到热河大只需三四天的时间。但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安排，咸丰出逃的队伍走走停停，两天才走80里路，一路上极其狼狈。尽管随行的王公大臣们都带有不少金银财宝，但这些东西在逃往途中毫无用处。更为糟糕的是，沿途的地方官吏在“洋兵即将进攻北京”的传闻下，竟然一逃而空，咸丰这支逃亡大军的吃饭和休息都成了大问题。
由于无人安排饮食，那些执行护卫任务的两千禁军士兵饥饿难耐，几乎就要溃散。逃往途中的咸丰也不好过，他第一天只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也不过喝了几碗小米粥。更夸张的是，那些饿疯了的士兵们还未等“御膳”做熟，就将锅内的“御膳”吃了个精光，咸丰也不敢责怪。晚上睡觉的时候，咸丰和嫔妃们发现仓促之间竟然没有携带被褥，着实是苦不堪言。直到第三天，受命筹措粮食的官员返回京城买回几千斤肉脯果脯，这才缓解了一路上的粮食危机。在经过八天的艰苦跋涉后，咸丰一行才算安全抵达热河行宫，这比正常的行程足足多出一倍的时间。
咸丰帝这次北走热河，并没有将北京的主要官员全部带上，而是分成两个部分：随行的王公大臣主要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还有惠亲王绵愉、惇亲王奕誴等人，这些人是他比较宠信的；除了这些人之外，清廷的大部分官员都留守北京，包括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大学士贾桢、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刑部尚书赵光、兵部尚书陈孚恩等人。
在逃往热河之前，咸丰命六弟恭亲王奕訢为议和钦差大臣，负责督办和局。由此，在热河和京城隐然形成了两套班子，这对后来事态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6、苦命天子终于走到了尽头
热河的来历，据说是以此地有常年温热的泉水而得名，但在咸丰刚刚安顿好之后，热河也已经进入秋风萧瑟的秋天，遍地枯草，满目苍凉，让人倍感伤悲。热河虽美，但毕竟只是个孤悬塞北口外的苦寒之地。
随着天气的一天天变冷，咸丰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日益烦躁，他虚弱的身体在经过一番折腾后更是每况愈下，此时的他又开始怀念起北京的皇宫了。九月初六日（10月19日），在得知六弟恭亲王奕訢和洋人谈判还算顺利后，咸丰便迫不及待的指示尽快与英法画押签约，以便他能逃避热河那酷寒的季节，早日回銮。
在奕訢代表清廷与英国、法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后，虽然战争已经结束，英法军队也按约定撤出了北京，但令咸丰担心的是，英法等国要求亲递国书的事情仍旧没有解决。为此，咸丰特意指示奕訢，必须将外国公使向清帝亲递国书一事彻底取消，不然洋人反复不定，以此要挟的话，祸患将无穷无尽。在咸丰的眼中，洋人性情无常，尽管中外已经换约，英法军队也已撤至天津，但亲递国书的问题没有解决，自己一旦回銮，难保他们在第二年春天再度进行要挟。万一这种事情发生，届时自己必然又要再次避往热河。如此一来，非但自己的身体吃不消，大清帝国的尊严与皇帝的权威将无以容地，颜面扫地。
正在这时，留京的大臣们一再奏请回銮，咸丰看完折子后，既恼怒又不耐烦地斥责：“你们若能保证洋人不再来北京，朕一刻也不耽搁，立刻回銮还京”。但大臣们岂敢做如此保证！由此，回銮的事情一拖再拖，热河的天气也在大臣们的争论和猜疑中渐届严寒，咸丰也只好暂时打消回銮的念头，准备在热河过年了。
塞外的冬天特别的冷，北风呼啸着刮过凋敝的草木，吹断了枯枝，卷起了落叶，一片凄凉之景。咸丰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尽管烟波致爽殿内炭火通红，但他的心情却像外面的寒冬，一点都好不起来。
再过几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这个年可怎么过？
以往的春节之日，皇帝照例都要在皇宫的太和殿大排筵宴，如富足丰裕的乾隆朝，太和殿的筵席往往要排出二百余桌，以示太平盛世、国力昌盛。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后，由于大清国力日渐衰落，筵席逐渐缩小至一百桌左右，勉强维持朝廷的气派。可如今的热河，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就更别提了。
为了让咸丰过个好年，随行的肃顺等人倒是上下奔走，百般筹划，力图将这年的春节搞得红火热闹些。但是热河毕竟是热河，它偏出塞外，人口稀少，商业凋敝，无论如何张罗奔走，终究难尽如人意。
在常年的除夕日，皇帝往往要在乾清宫里举行家宴，届时包括皇后、皇贵妃、贵妃等皇帝的嫔妃全部出席，在皇帝的带领下，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个团圆饭。除夕的家宴从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各种山珍海味、点心水果等，络绎不绝的送上宴席，供皇帝和妃子们享用。但这一年的热河，家宴虽然也开了，但明显要就逊色许多。至于正月初一，筵宴当然就不排了，咸丰虽然按例升坐前殿，但随行大臣们的朝贺声较往年相比，只能用“冷清”二字来形容。
咸丰本想春节后即刻回銮，但没想到的是，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每日咳嗽不止，并出现红痰（民间传闻是痨病，即肺结核之类）。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暂缓回銮，咸丰也只能在热河安心养病，不然回京途中一折腾，病情反有加剧的危险。
但是，随着天气的不断转暖，咸丰的病情却非但未见好转，反日益加重。由此，回銮的事情也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61年7月16日），也就是咸丰的31岁的生日也没有走成。
皇帝的生日当时叫“万寿节”，是古代非常重要的日子，几乎相当于现在的国庆节。由此，肃顺等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打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地给咸丰搞个万寿大典，以缓解皇帝的郁闷心情。但咸丰这一天也不好受，皇帝虽然在病中，但有太多的繁文缛节等着他亲自去做---名义上是庆贺皇帝万寿，实则喜庆之中的苦差。比如当天早上，咸丰必须先去祭拜列祖列宗的御像，然后穿着朝服到澹泊敬诚殿去接受大臣们的朝贺；紧接着，又是赐宴、又是排戏，要折腾整整一天的时间。
咸丰的生日也不巧，正好是盛夏的三伏天。按照礼制，大臣们必须身着朝服补褂前来参加庆典，作为“寿星”的皇帝也必须朝服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时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仪式搞到中午的时候他已经是很不舒服，但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图个吉利，他只能竭尽全力，勉强支撑。等到晚上大戏开唱，本是戏迷的咸丰终于支持不住，他丢下大臣们，回宫了。
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在生日后卧病不起。尽管这一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他还是吩咐戏照唱，在行宫中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咿咿呀呀中，咸丰一步步的走向死亡。七月十六日的下午，咸丰突然昏厥，值日的大臣们都预感情况不妙，当晚谁也不敢散值回家，他们都在行宫外静静地等待，并暗自揣测着今后的政局变化。
当晚的子初三刻（即晚上11点45分左右），咸丰苏醒过来，他看起来还算神智清楚，但这只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随后，咸丰用微弱的声音传谕，将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召入寝宫，他要在他最后的时间里履行最后一项职责，那就是为大清王朝解决皇位继承人和未来大政安排的问题。
这个问题，咸丰想了很久，但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去跟大臣们解释，他甚至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但大臣们请咸丰用朱笔亲写遗嘱遗命的时候，咸丰只能口述，命在场大臣们代笔书写。
趁着清醒，咸丰用最简洁的语言口述了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第二道谕旨是：“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这都是大臣代表而添加的，咸丰真正口述的是“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和“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两道有实质性的谕旨。这两句话极为的简单明确，足见当时情况的紧迫仓猝。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卯时（即早5点至7点之间），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中，咸丰驾崩，时年31岁，苦命天子终于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7、咸丰临终安排的大漏洞：权力平衡靠的是合作
咸丰崩逝后，载垣等赞襄政务八大臣颁发咸丰遗诏，并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这个年号应该说是不错的。
至此，皇帝驾崩后的乱象重新归于平静，大清帝国似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皇位已经平稳地交接到小皇帝载淳手中，符合正统，世人无议；大行皇帝咸丰临终授命的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走马上任，继续维持着朝政的正常运转。
早在咸丰避走热河的时候，民间就传闻大清皇帝快不行了，随时可能病死，而咸丰在热河过完春节后久不回銮更是证明了这点。对于，咸丰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但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走得那么的快。直到过31岁生日的庆典上，咸丰突然倒下，他终于明白他已经是时日无多，不得不考虑大清未来的命运了。
奇怪的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相反，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清军入关后，顺治虽然只活了24岁，但却有8子6女；康熙是清朝皇帝里子嗣最多的，有35子20女；雍正有16子8女；嘉庆有5子9女；道光有9子（其中前三子夭亡）10女；而到了咸丰这，只有2子（次子夭折）1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一个子女）。
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这基本不用考虑，因为咸丰当时只有一子，也就是慈禧生下的载淳。如此一来，自雍正朝设立的秘密建储已经没有实施的必要和可能性，咸丰不能像他的祖父嘉庆那样从容挑选皇储，也没有了父亲道光当年立储时的左右为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咸丰死时31岁却子嗣不旺，这或许预示了大清帝国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
咸丰当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的是，儿子载淳当时只有6岁，显然要到至少十年以后才能亲政。在这未来的十年中，如何才能保证大清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儿子手中，而不旁落他人呢？
为此，咸丰在临终前的数十天里反复思索，左右掂量，他将朝中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自己的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一时间难以拿定主意。
咸丰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六弟奕訢。奕訢从小和咸丰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玩耍，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兄弟，但是，咸丰做了皇帝而奕訢最终只是封了亲王。咸丰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是有能力的，能力甚至远超过自己，如果让他以皇叔的名义来给小皇帝辅政，固然名正言顺，足以让大清帝国危木独撑，渡过难关，但是……
这时，咸丰又想起了先朝的故事。清朝的第二代皇帝皇太极死后，顺治年幼继位，皇叔多尔衮成为摄政王后大权独揽，妄称“皇父”，要不是孝庄太后在背后暗中操控，委曲求全，这顺治的江山险些就成了多尔衮子孙的家产。三岁看老，咸丰心里清楚，自己的这个儿子自小就喜好玩乐，即使他不是刘阿斗，但也决没有成为康熙的可能。如果把辅政权交给奕訢，能放心吗？
咸丰摇了摇头，将奕訢先否决了。在咸丰病重之时，奕訢正在北京主持和局，当他听说咸丰的身体越来越坏并多次吐血之后，奕訢也是心急火燎，多次上奏请求前往热河向咸丰“问疾请安”。奕訢之所以急于前往热河，固然是出于兄弟间的手足之情，但也不乏对未来政局安排的关注。奕訢也知道，咸丰的日子可能真的不多了，他也希望能够赶在咸丰去世前面见兄长，将之前兄弟之间的疙瘩解开，免得留下终身遗憾。
看了奕訢的奏折后，咸丰何尝不是百感交集。他想起了和奕訢一起渡过的年少时光，又想起了当年竞争皇储的尴尬和自己即位后兄弟间的猜疑和抵牾。想到这里，咸丰强挣着坐起身，亲笔给奕訢回信：自从去年秋天一别后，转瞬已是半年有余，我也时时刻刻都想与你“握手而谈，稍慰廑念”。但是，最近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经常咳嗽不止，有时还出红痰（痰中含血）。我怕与你相见后，回思往事，徒增伤感，岂能无感于怀，对我的病实在无甚好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来热河禀报，你姑且在京中好好办事，等我病好回銮后再叙兄弟之情。
从“徒增伤感”四个字中，似乎可以看出咸丰当时心境的凄凉。或许，要强的咸丰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弟弟、昔日的竞争者看到自己临终时的衰状。毕竟，在皇位竞争中，咸丰是胜利者，但老天爷又是那么公平，身为皇帝的他天年不永，将不久于人世，而“落榜的皇帝”奕訢却仍旧身体健康，可以安享岁月。
兄弟的关心让咸丰感动，但未来权力的安排却必须让奕訢走开，因为此时咸丰已经选定了未来的辅政人选，那就是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人为首的八大臣班子，这一批人深受咸丰的宠信，但他们和奕訢却是政见不合，一旦让奕訢介入，不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反会起到拖累的作用。
排除皇族宗亲、任用外姓作为辅政大臣，这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在顺治死后，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孝庄太后任命了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以免皇族宗亲窃取大权。但是，在康熙年幼之时，鳌拜也同样飞扬跋扈，专横擅权，要不是少年康熙英明神武、力擒鳌拜的话，清朝的江山恐怕也是岌岌可危。
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在排除了威胁最大的恭亲王奕訢后，咸丰将康熙年间的四大臣辅政的人数增加一倍，变成八大臣辅政，但这一安排是否能真的保证皇权的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咸丰又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那就是钤印制度。
所谓“钤印制度”，那就是咸丰在临终之时，将自己平时最喜爱的两枚私印，一枚“御赏”，一枚“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因载淳年幼，慈禧也就顺理成章的代理了钤印之责）。钤印制度规定，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凡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在起首之处必须钤盖“御赏”，即所谓的“印起”；谕旨的结尾之处，必须钤盖“同道堂”印，即所谓的“印讫”， 这样的谕旨才有效；没有钤加了这两枚印章的谕旨，一律无效。
咸丰的八大臣辅政和钤印制度安排，使得朝政的运作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在咸丰的设想中，八大臣辅政可以发挥这八位顾命大臣的政治经验与集体智慧，又可以让他们相互监督和牵制；在此之上，两宫太后代政制度可以让皇后和载淳（实际上是慈禧）利用钤印制度对八大臣进行防范，而两宫太后又不必参与日常的政务处理和军国大事决策。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咸丰帝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想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不过，这个安排看似巧妙均衡，毫无纰漏，但他忽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权力的执行者（八大臣）和皇权的象征（两宫太后）能否在未来的朝政中通力合作呢？
8、肃顺也是个强人
所谓的辅政“八大臣”，指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还有额驸（即驸马）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这八个主要大臣。就当时情形而言，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四人为皇室远支宗亲；载垣、端华是两朝老臣，两人既是道光临终时的顾命大臣，又有辅弼咸丰之功；景寿为道光帝的六额驸；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本为军机大臣，这个安排倒也还算正常。
在八大臣中，载垣的地位最高，其祖上是康熙的十三阿哥胤祥。胤祥在雍正朝最得信任，因而被命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载垣便是胤祥的五世孙。道光五年（1825年）载垣世袭怡亲王后，受到道光的重视并在其去世的时候被任命为顾命大臣；在咸丰朝的时候，载垣同样是位高权重，并继续得到咸丰的重用。不过，咸丰在热河龙驭过天的时候，载垣已经年老，八大臣虽然以他为尊，但具体的筹划反以当时年富力强的肃顺为核心。
说到肃顺，历史上关于他的传闻不可谓不多，不过大都是污蔑中伤之辞。有野史说，肃顺本是宗室出身，但他这辈已经家世中落。年轻时的肃顺到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成天无所事事，经常在街上遛狗斗鸡，一副无赖相。有一天，肃顺的宗室郎中墨裕在街上遇到肃顺，见他盘辫反披羊皮褂（没钱买好衣服，只好反穿羊皮褂暖和点），牵着狗在街头闲逛。因为宗室关系，墨裕有时候还会接济接济他，看了肃顺这个样子就问：“你这个样子，自视为何等人啊？” 肃顺大咧咧的说：“亡赖耳。”墨裕很生气，问：“做亡赖光荣吗？”肃顺答到：“因亡所赖，斯亡赖耳。”（既然无所依赖，就只好做无赖了！）墨裕听了，后来想办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给肃顺弄了小官做做，谁知肃顺在官场里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拾，远胜于墨裕。
也有野史编故事中伤肃顺的出身来路不正，说肃顺的父亲乌尔棍布做九门提督的时候，在自家府前不远处看到一个极妖艳的美女，后来他让手下探明情况。当得知得此女是回人并已订婚后，乌尔棍布仍不死心，又设计让手下唆使流氓去调戏此女，随后又派人跑到人家的未婚夫家中造谣，说此女招蜂引蝶，作风不正，搞得人家最后以退婚了事。后来，乌尔棍布利用自己衙门审理盗案的机会，让盗贼诬陷此女父亲是窝主，将人家捕来刑讯；而另一边，又让人预藏赃物于此女家中的砖坑之下，随后告诉盗贼让其揭发，结果一搜即得，人“赃”俱获。通过如此卑劣的手段，乌尔棍布终于逼迫这户人家就范，纳得此女为妾后生下了肃顺。
野史归野史，历史上的肃顺绝非如此。事实上，肃顺是满洲镶蓝旗人（和慈禧同属一旗），他出生于1816年，乃郑亲王乌尔棍恭阿的第六子，家族一直是宗室贵族，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端华便是其兄长。肃顺这个人能力强，个性也张扬，他历任过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深为咸丰所信用。在朝廷中，肃顺与其兄郑亲王端华相互倚重，煊赫一时。
有意思的是，肃顺的得势正好与恭亲王奕訢的失势是相对应的，奕訢失意之日，也是肃顺得势之时。应该说，奕訢和肃顺都是那种有能力的人，但两人的矛盾也是很深的。比如在对外事务中，肃顺是强硬派，奕訢是主和派，两人的政见正好相左。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肃顺和奕訢在咸丰面前相争，奕訢主和，肃顺主战，两人哄于御前而不能决。1859年，肃顺在与俄使北京谈判中，将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斥之为“一纸空文，毫无意义”。
不过话说回来，肃顺也的确是块做官的料，他虽然年轻时读书不多，但他的记忆力很强，只要和人见过一面，终身都记得别人的形体相貌；办理一件事情后，过上几年都还记得里面的内容词句。有人曾这么总结他的能力，说他“才浅而远见、学疏而有识”，博闻强记，行事果断；可惜的是，太喜欢拥权专权了。值得称道的是，在国内战乱频频的时候，肃顺力主平等看待满汉并重用汉人，当时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主将如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肃顺就在在朝廷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在北京的时候，便受到咸丰的倚重，在随同北走热河后，这些人更是深得咸丰的专宠信赖。特别是肃顺，咸丰命他以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的名义佩管内务府印信钥匙，并署领侍卫内大臣，负责热河行在的一切事宜。换句话说，肃顺不但参与了当时所有的军国大事，就连皇家事务也归他管，俨然就是热河行宫的全权大总管。
咸丰最终选中肃顺等人为年幼的皇帝辅政，原因无外乎有三：一是肃顺等人和咸丰的政见相似，他们在对内和对外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比如对内主张使用汉臣并重用湘军等，在对外问题上，他们则思想保守，偏于强硬，不善于外交；二是咸丰认为肃顺等人办事果断，不讲情面，以他们的能力和智慧，可以保证大清朝政的正常运转并镇压太平军起义等；三是 肃顺等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从血统上来说，他们或是远支宗亲，或者和皇室根本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人即使掌握大权，他们也不可能对小皇帝构成重大威胁。
以上也就是咸丰最终放弃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訢而选用载垣、肃顺等人辅政的原因了。咸丰或许认为，如果将奕訢拉进辅政班子的话，不但会危及皇权，而且会因为两派政见相左而内耗不休，结果反使得朝纲紊乱，大清王朝更加岌岌可危。
咸丰到热河后，由于身体虚弱，对肃顺最为重视。由于频繁召见，咸丰甚至允许肃顺平时身穿便服，并可随意出入行宫（因为他是大总管嘛）。到后来，肃顺竟然发展到连嫔妃也不回避的地步，这把宫内的一些人给惹怒了。
作为内宫之主的皇后钮祜禄氏，对肃顺随意出入行宫的举动极为不满，因为这不但有违后宫严禁外臣擅入的祖制，也有违男女之别的传统道德与礼制。但是，钮祜禄氏为人平和善良，她倒也没有将不满过分的表达，但另一个人就不一样了，她就是慈禧。
慈禧和肃顺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北京的时候，肃顺就对咸丰让慈禧批答奏章、干涉朝政表示过不满，想必慈禧也有所耳闻。在咸丰一行人逃亡热河的途中，由于沿途准备不足，慈禧当时乘坐的是一辆状况非常差的车，她受不了路上的颠簸，只好三次向肃顺屈尊“泣求”换辆好点的车。但逃亡途中，山高路远，肃顺一时也找不到好车，被逼得急了，就不耐烦的呵斥慈禧说“皇帝都要吃苦，你又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种话很伤人，慈禧由此怀恨在心，而肃顺却并不以为意。
到了热河后，生活条件远不能和北京的皇宫相比，作为行宫大总管的肃顺，对后宫的生活照顾不周，“供应极薄”，包括慈安和慈禧在内的后妃们对肃顺都颇为怨恨。更气人的是，慈禧有一次向咸丰提议将“看席”撤去（皇帝用餐，只看不吃的一桌宴席谓之为“看席”），以缩减开支，但这个合理化建议遭到肃顺的反对，理由是非常时期更要保持皇帝的尊严并显示政治的稳定，撤去“看席”容易引起外人的猜疑惶骇，引起局势的动荡。联想起宫内的待遇和之前的恩怨，慈禧岂能不怒火中烧？
9、名不正则言不顺，皇权才是最大的本钱
七月十七日，也就是咸丰崩逝的当天，管理后宫事务的敬事房传旨，将“皇后”（钮祜禄氏）改写成“皇太后”，“皇太子”（载淳）写成“皇上”，并传知皇太后（即钮祜禄氏）、琳皇太妃、肃中堂（肃顺）、皇上至灵前奠酒。
这个旨写得有点意思。按常理，大行皇帝驾崩后，皇太子立为新皇上，皇后成为皇太后，这都好理解，关键是载淳并非皇后所出，他的生母也就是慈禧（当时是懿贵妃）的名号该怎么变的问题。
在明代以前，老皇帝死后，新继位的皇帝按例尊封皇后为皇太后；但要是新继位的皇帝并非皇后嫡生而是其他嫔妃庶出的话，那么新皇帝的生母只能晋封为太妃而不能并尊为太后。不过，庶出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后，首辅张居正为了讨得新皇帝及其生母的欢心，尊原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由此开了两宫并尊之先例。
清朝的制度加强了两宫并尊的制度，原因是清朝皇帝大都不是皇后嫡出。由此，按照清制规定，嗣皇帝继位后，其生身母亲无论是否还健在，都是要尊封为皇太后。比如清康熙帝继位后，尊原皇后为“仁宪皇太后”，而自己的生母则尊为“慈和皇太后”；雍正帝继位后也同样尊自己的生母德妃乌雅氏为皇太后。
因此，在尊奉皇后钮钴禄氏为皇太后的同时，本应该同样尊奉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即慈禧）为皇太后，这才符合祖制。但作为当时热河总负责人的肃顺等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直到第二天才宣布尊奉懿贵妃为皇太后，这到底是工作的疏漏呢，还是有意对懿贵妃稍加贬抑，以示身份差别，这就不好说了。
在丈夫咸丰去世后的那个晚上，26岁的懿贵妃抱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载淳独坐宫中，孤儿寡母，暗自落泪。懿贵妃的伤心，一来是因为丈夫过早的离世，丢下她们母子孤苦无助；二来也因为热河的当权派们对她的不公正待遇，她没有与皇后一起被尊奉为皇太后还不算，连去咸丰的灵前奠酒的资格都没有。更让她感到惊惧而愤怒的是，肃顺竟然将他的名字写在新皇帝的前面！
慈禧心里清楚，肃顺等人看不起她们后宫的这些女人，而自己之前又与肃顺发生过矛盾。看来，肃顺等人这样做是有意而为之，目的就是要警告她，别以为自己是皇帝的生母就可以接近权柄，更别想恃皇帝生母的地位进行要挟，甭说懿贵妃的身分地位和皇上差了一大截，就连皇后的地位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想到这里，慈禧不免感到一丝惊恐，尽管在咸丰帝弥留之际，她抱着儿子载淳来回出现在皇帝面前并试图引起咸丰的注意，但咸丰最终没有对她的地位作出明确的安排，而是将大权交给了肃顺等人。咸丰在的时候，肃顺等人固然不会对她不利，但现在咸丰不在了，载淳又这么小，肃顺等人会不会侵夺小皇帝的权力甚至对自己下毒手呢？
按理说，自己的儿子载淳继位做了大清的皇帝，慈禧至少应该感到一丝宽慰才对，毕竟，这普天之下，漫漫长河，有几个女人能有这份幸运？但是，身处热河行宫的慈禧环顾四周，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慈禧发现，偌大的热河，几乎都是肃顺等人的势力，而自己的身边竟然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人。从血缘关系来看，醇郡王奕譞是最亲近的，他是咸丰的七弟、小皇帝的亲叔叔，而且还是自己的亲妹夫，在亲情利害关系等方面都是绝对可靠的，但奕譞当时只有20岁，涉世未深，难以倚靠。五弟惇亲王奕誴虽然也是小皇帝的亲叔叔，但这个人性格鲁莽，又是个大嘴巴，当时还与肃顺等人有一定的交往，如果找他商量事情，一不小心就会漏到肃顺那里去。
思来想去，慈禧觉得还是先要依靠皇后钮钴禄氏（此时已是皇太后）。钮钴禄氏为人宽厚贤淑，她对于政治与权力这种事情既不感兴趣，也缺乏类似的历练，而且她当时比慈禧还小一岁。但是，钮钴禄氏作为中宫之主，至少在名分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于是慈禧决定将肃顺等人阴谋擅权的利害关系跟钮钴禄氏分析清楚，争取说服钮钴禄氏站在自己的一边。
咸丰死后，钮祜禄氏本来觉得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的安排并无不妥之处，而且她也不想去参与外朝的事务，只想安安静静的在后宫过她的太后生活。不料经过慈禧的一番哭诉煽惑后，钮钴禄氏随之想起了在咸丰病重之时，肃顺等人随意进出行宫的旧事，女人最理解女人，于是她很快认可了慈禧的看法，认为肃顺等人一贯对后宫轻蔑有加，确有不臣之心；特别是慈禧在她面前控诉肃顺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小皇帝的面前，如此以往，必将危及皇权的时候，钮钴禄氏立刻激动了起来，她作为正宫皇太后，绝不能使得祖宗的江山在自己的手里断送，不然日后何以面对先帝？
由此，钮钴禄氏意识到，保住小皇帝载淳的权力，也就是保住自己的地位；而要确保小皇帝的权力，她就必须和慈禧联合起来，确保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与慈禧的手中，防止肃顺等人擅权；必要的时候，两宫太后实行同时垂帘听政，防止大权旁落。
事情的发展果然像慈禧预想的那样。咸丰帝归天后的第三天，钮钴禄氏和慈禧共同召见了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拟定发布、疏章批阅及官吏任免等事情的处理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朝政大权谁掌握的问题。
两派的交锋开始了。
八大臣早有准备，肃顺不慌不忙的拿出早已写好的条陈说：“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只管盖印，不必改动。”
如此看来，八大臣只把两个太后当成盖章的机器，具体事情不必过问，也没有任何的实权。两个女人都被气坏了。钮钴禄氏这下明白，慈禧的担忧完全是正确的，八大臣确实没有把她们放在眼里，如果这个事情让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在慈禧的支持下，不识汉字、平时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的钮钴禄氏这次铁下心来，她一改往日“遇事无主见”的作风，与肃顺等人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倒有点“大事不糊涂”的味道了。当然，不善表达的钮钴禄氏还是主要依靠慈禧去争辩，而她则充当了慈禧的坚强后盾。毕竟，要是八大臣今天敢藐视皇权，那明天他们眼里还有皇太后和皇帝吗？
八大臣没想到两个女人竟然如此顽固，双方僵持争执了四天之久，也没见她们有丝毫的软弱和退缩。这下反是八大臣先退让妥协了，他们最后商定：文武大臣的奏折疏章须由八大臣进呈两宫太后阅览；谕旨须由两宫太后认可钤印后方可颁发；朝廷各部尚书、侍郎及各省的总督、巡抚的任用名单由八大臣提出，最后由两宫太后裁定；其他官员的由八大臣提出候选人名单后抽签决定，并经两宫太后认可后方可任命。
由此，两宫太后虽然不参与具体朝政的讨论和处理，但至少争取到了各朝政大事的最后决定权，尽管这可能只是象征性的。
有人说，肃顺等人之所以作出如此大的退让，原因是他们认为两宫太后身处后宫，旁无依恃，不可能真的和他们争权，这才会以进为退，作此缓兵之计。但是，肃顺等人太大意了，他们的这个让步终将让他们尝到苦果。这两位年轻的小寡妇，特别是慈禧，那可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事实很简单，钮钴禄氏与慈禧两个人并不是普通的女人，她们是小皇帝的母后，代表着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从历史上来看，除了那些掌握了实际军权的权臣可以无视皇权、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外，其他人在不具备实力的情况下挑战皇权，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说到底，肃顺等人终究是臣子，和皇太后对着干，他们还没那么大的胆。
这一次斗争很关键，钮钴禄氏和慈禧先发制人，虽然不能说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她们至少就此站稳了脚根，具备了与八大臣斗争的合法地位与权力资本。但是，慈禧还不满意，因为热河是肃顺等人的天下，还无法预料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危急时候，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小叔子恭亲王奕訢！
10、小叔子出马，关键时刻还靠自家人
恭亲王奕訢本来是有机会当上皇帝的。
论聪明才智、相貌体格，奕訢都要胜过哥哥奕詝。但道光帝选皇位继承人时，最终的天平还是倒向了老成稳重的奕詝。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立储密旨，亲笔写下了两份朱谕：皇四子奕詝为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书写两份建储密谕，这在清朝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也许，道光帝想给奕訢一点补偿吧？
奕詝十岁的时候，其生母全皇后突然暴崩，奕詝交由奕訢的生母静皇贵妃一起带养。奕詝和奕訢两兄弟小时候的关系还算不错，在上书房里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甚至一起习武。奕詝当上皇帝后，对奕訢母子也算可以，静皇贵妃封为康慈皇太妃，奕訢封为恭亲王，咸丰甚至打破祖制，任命奕訢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入军机处才两个月，就被提为“首揆”，当时奕訢只有21岁。
皇兄的格外恩典，奕訢自然力图尽忠报答，但这时出了个意外。当时的康慈皇太妃，也就是奕訢的生母，不慎说漏了嘴，导致咸丰迁怒并冷落奕訢，把他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野史里说，咸丰五年康慈皇太妃病危，咸丰因有养育之恩，也经常前去探问。有一天咸丰去请安的时候，正好太妃睡得迷迷糊糊，以为身边的人是亲儿子奕訢，就说：“阿玛本意立汝，今若次，命也，汝宜自爱。”刚说完，皇太妃发现身边不是奕訢而是咸丰，尴尬至极，于是转身装睡，不再言语。
从此以后，咸丰心里开始有了疙瘩，对奕訢也起了猜疑之心。过了几天，奕訢从母亲宫中急急走出，正好遇上前来看望的咸丰，咸丰就问情况怎样，奕訢哭着说母亲恐怕没得救了，希望皇兄能尽快给母亲一个皇太后的封号。
咸丰帝听后支吾了两声，既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奕訢一时心急，以为皇兄同意了，当时他急着要让母亲在活着的时候获得皇太后的封号，于是就急急忙忙的赶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奕訢的自作主张让咸丰骑虎难下，只好勉强同意了封号，尊康慈皇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但是，咸丰对奕訢的这次越权行为非常恼火，加上前面听到康慈皇太妃说的那些话，心中更是十二分的不快。
没多久，康慈皇太后去世。刚过一周，咸丰就找奕訢算总账了，他以办理母后丧仪不周的名义，将奕訢赶出军机处，罢免一切官职，罚他回上书房读书。而在责罚奕訢办理丧仪不周的同时，咸丰却把康慈皇太后的丧仪规格大为降低，狠狠出了口心中的恶气。自此，咸丰和奕訢的兄弟亲密关系宣告结束，就连咸丰死在热河行宫的时候，留下的遗诏也把奕訢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
咸丰病逝的各种消息传到北京后，奕訢既伤心，又郁闷，另外还夹带着莫名的委屈和一股无名火起。作为咸丰最亲的弟弟，他既对咸丰命八大臣辅政的遗诏表示十二分的怀疑，又对自己的地位安排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这不是咸丰的本意而是八大臣利用热河的变乱有意篡改了咸丰的遗诏。
八大臣在处理咸丰丧仪上的问题，更是证明了奕訢的猜疑。就在咸丰帝崩逝的当天，八大臣起草谕旨，成立了大行皇帝的“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及侍郎杜翰”。
“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不是权力分配表，其成员也只是按照与咸丰的亲疏关系及朝中地位而定。名单倒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问题是，八大臣在谕旨中仅命陈孚恩自北京火速赶往热河，而恭亲王奕訢却被命留在北京办事，无须前往热河。这一扬一抑，亲疏立见，八大臣的用意，奕訢岂能不知？
此时的奕訢，回想近年来的种种不公，不免也对兄长咸丰颇为怨愤。奕訢心想，在皇兄北走热河后，自己留在北京和洋人周旋并费尽心机将洋人弄走后，多次奏请皇兄回銮而不准，请求赴热河探视疾病又不允；现在好，咸丰这一撒手，八大臣辅政也没有自己的份，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难道自己的亲弟弟还不如远支宗亲载垣、肃顺等人可信吗？难道穆荫、匡源等外姓人还比自己的亲兄弟可靠吗？
想到这里，奕訢的一腔无名怒火顿时烧向了肃顺等人：正是这些弄权的小人有意在皇兄面前中伤毁谤，这才会使得自己被日益疏远；而这些人为了把持朝政，还故意多次阻挠咸丰回銮北京；现在皇兄病死，这些人竟然不准自己前去奔丧哭奠，真是家奴翻天，岂有此理！
奕訢一跺脚，不行，我一定要亲往热河讨个公道，弄个明白！
恰在这时，慈禧的密使也到了，皇嫂指示小叔子立刻前往热河，化解危局。奕訢得此信息后，就像吃了颗定心丸---这自家人的江山，岂能让外人染指？
随后，奕訢立刻上奏行在，坚决要求赴热河奔丧。肃顺等人虽然对奕訢防范得紧，但咸丰毕竟是人家的亲哥哥，这胞弟来热河奔丧哭奠，这无论怎么说都是合情合理的；要是肃顺等人非要蛮横拒绝，弄不好还让世人怀疑八大臣是有意排挤宗亲、把持朝政，反落下自己的不是。
肃顺等人转念一想，也行，反正现在大局已定，热河是我们的天下，就算奕訢不怀好意，他单刀赴会、赤手空拳的，还能搅出多大的风浪来！
七月二十六日，恭亲王奕訢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前往热河的行程，一路上他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在经过四天的跋涉后，终于在八月初一的清晨抵达热河行宫。奕訢到达的时候，正好赶上咸丰的“二七”殷奠礼，行宫内香烟袅袅，哀乐齐鸣，此情此境，奕訢岂能不感伤于怀！他带着满身的尘土，半是劳累、半是伤心的扑倒咸丰的梓宫灵柩之前，伏地大哭，声彻殿陛。
说真的，从咸丰崩逝后，还没有谁像奕訢这样悲痛过，即使是八大臣和两宫太后，也没有这样伤心过。奕訢的痛哭哀号，让在场的人都眼圈一红，被感动得陪同流泪。
奕訢的痛哭，情感复杂，可谓半是伤心半委屈。伤心的是，自己虽然和兄长有过芥蒂嫌隙，但毕竟是一起长大的手足，谁料到去年一别，便已成永生？想起自己的哥哥自打当上皇上，何曾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如今斯人已去，人隔阴阳，兄弟间的这点龃龉疙瘩又算得了什么呢？
奕訢的伤心大哭，也有一半是为自己而哭。他回想往事，虽然自己有些事情做得出格，但皇兄何以如此糊涂，竟然会将大权交给远支宗亲和异姓外人，而反对自己的亲兄弟大加猜疑呢？何况，这皇位是父皇留下的，本来自己也不是没有机会，既然皇兄做了皇上，自己也已经认命，何以还是不加信任呢？何况自己留在北京和洋人周旋，如今洋兵已退，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凭什么将自己排斥在权力之外呢？
想到这里，奕訢是越哭越伤心，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窝囊、太委屈、太郁闷了，本来是出于礼仪性的一哭，变成了发自肺腑、痛彻心扉的嚎啕大哭。
奕訢的这一哭，可谓是感天动地，不仅那些大臣们觉得奕訢是真的和咸丰皇帝手足情深，就连八大臣都认为要是真不让奕訢前来拜奠的话，那可就成了千古遗恨了。不过，既然奕訢这次是真的来奔丧哭奠而不是闹事，那他们也就放心了。
下一节《11、叔嫂密会，惊雷形成于无声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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