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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酝酿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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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3/01 出处：文艺春秋 |
转者注： 武训（1838-1897），山东堂邑县武家庄人，清末年间贫苦农民出身。他以行乞兴学闻名，被赞誉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民国十六年冬天，段承泽将军（河北定县人）驻军泰安时，听到朋友们谈及堂邑县的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深受感动，为学习武训舍己为人、至诚忘物的伟大精神，立志退赃赎罪。他身体力行，将一切私产捐献出来，安置难民，1930年在包头建立河北村，1933年开办包头新村武训小学。
1951年，电影《武训传》拍摄上映后，遭到错误的政治批判。有关此次风波，杨俊先生撰文有所剖析，原文标题“关于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决策过程的考索”。转贴如下：
1951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持续半年之久的批判《武训传》运动，是新中国思想文化界第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开国以后毛泽东对思想、文化界展开的一系列批判运动的发轫。关于这次影响深远的批判运动，当前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了，但这些研究主要是探讨批判运动的原因、影响和性质，而对于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决策过程，虽然也都作了一些介绍，但都还没有一个较为完整且详尽的历史考察。对于已然逝去的批判《武训传》运动，我们现在公认批判的确是“粗暴的”和“片面的”，但历史研究不仅仅是讨论事件的结局和定性（当然这也是重要的），也要探索事件产生过程。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k Jackson）的话来说：“在目前这个语境里，真正有意义的不是谴责中心主体及其意识形态，而是研究它的历史形成、它的确立或作为幻景的实际构成，而这种幻景显然也是某种方式的客观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深入贯彻，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允许重新解释的环境；同时一大批文献档案、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相继问世，这些史料包含了实质性的新材料，使得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一段历史予以新的概括和阐述，把研究引向深入。
一
电影《武训传》是在1948年7月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正式投拍的。解放后，剧本经过重大修改后，先后经过中央文化部和上海市“文管会”审查，于1950年初获得审查通过，并于2月投入拍摄。影片于当年底全部摄制完成，很快又通过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的共同审查。1950年底，《武训传》在上海试映，随即于1951年初在京、津、沪等地公映。
这部生产于新旧意识形态激烈转变时期 (1943-1951)，跨越了两个时代的影片，在建国前后，制片方进行了重大的剧本修改，加入了许多“把解放前反动政权压制下，许多不准说的对话和不准明显地表现的革命行动明朗化起来”的的内容。但这种把“中国人民革命的内容”嫁接到原主题的结果，实际效果上既削弱了对原主题的表现，又呈现出对新意识形态的“相违”和抵牾。
由此，从一开始，包括夏衍等文艺界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对此时拍摄此片有所疑虑。剧本和影片最终都顺利通过审查，这与当时“新民主主义”政治大背景，以及为了“驱除西方电影”而制定的相对宽松的电影政策等因素紧密相关；在人事因素上，或多或少基于该影片的创作、制作和审查的中央领导和部门领导周恩来、胡乔木、周扬、夏衍等，都坚持奉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对原国统区知识份子的文艺作品，采取了以“团结”为主，“改造”为辅的慎重的方针。所以，他们尽管提出过修改意见，但没有否定该影片的制作。1951年2月，孙瑜带着影片《武训传》的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朱德、胡乔木、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放映后没有提甚么意见。
据孙瑜等人的回忆，江青与毛泽东当晚没有去看，几天后调看的。那么，毛泽东看《武训传》后有甚么样的反应呢？由于还没有其他当事人的回忆资料问世，我们唯一可以见到的是当事人江青的说法。江青事后的描述有不同的版本，其一是在“文革”中，她在不同场合多次绘声绘色地描述毛泽东看电影《武训传》的情形：在看片的过程中，平日里谈笑风生的毛泽东一言不发，只是一支接一支抽烟。电影一完，毛泽东没有起身，说：“再放一篇”。江青和工作人员都很奇怪，为朝鲜战争和“镇反运动”等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毛泽东从来没有雅兴把同一部电影看两遍，当然谁也不敢问甚么。又把电影放完，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对江青、也对在场的人说：“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又叫工作人员给他接通周恩来的电话……。第二种版本是1974年江青在与维特克（Witke Roxane）长谈时说：“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训传》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
江青的这些描述，其内容当然是经过重新的“建构”，但我们也可以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现出其中所蕴涵的某些真实的元素，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有益的线索。笔者经过考证后认为，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看了《武训传》，毛泽东与江青“俩人都不高兴”，但他们两个人的“不高兴”的缘由和处理方法，是有实质的差别的；尽管看了《武训传》后很不高兴，毛泽东最初并没有同意江青大张旗鼓地批判此片的意见，即“不吭声”。具体考证如下：
在建国初期，由于身体原因，加之毛泽东的严格要求，江青政治地位还是不高的，远未显山露水，但在她当时所能插上一手的电影艺术领域，许多众人称道的艺术成果，在她眼中都为“资产阶级的”或者是“封建主义的”作品，要求进行批判。在建国伊始，她就先后要求批判电影《清宫秘史》、《丽人行》，甚至于一部经毛泽东所要求拍摄、周恩来所具体贯彻、老舍执笔的《人同此心》也被她否定。这次也一样，她看过《武训传》以后，就称之为“装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垃圾桶”，要求毛泽东去批判。
肯定农民的革命立场，珍视农民的革命热情，倚重农民的革命力量，是投身农民为主体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革命实践的毛泽东，经过深沉的理论思考，得出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态度，同时，毛泽东也是极力主张“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他认为所有寄希望于既有统治阶级的改良主义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对《武训传》，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阶级敏感和政治高度，认为影片所宣扬的“读书救穷人”，“阶级合作”，“武训向统治者乞求、下跪”等内容，实质是表现“改良主义”和“投降主义”，是“极其错误”的。其实质就是害怕人民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是要求人民逃避革命的基本问题（政权问题）不谈，向统治阶级缴械投降。尤为严重的是，《武训传》“把武训的革命行动明朗化”的改造，这里面涉及到“农民革命斗争”、“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等新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认为电影对此的诠释 “完全是错误”的，认为是“用马列主义外衣”对武训及其事业进行的“包装”，把“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暗示为武训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对武训和《武训传》这一政治态度，在他5月20日写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有充分体现：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武训传》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
当时，中共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按照《共同纲领》所确立的，团结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群众“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此时也是抱着“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的谨慎心态。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个擅长把握整体、讲求政治策略的大政治家，在当时的“新民主主义”大政治环境下，毛泽东也不会轻易出面去批判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由此，尽管反对《武训传》这部影片所表现出的“对革命的错误诠释”，但对江青要求批判此片的意见，毛泽东以“不说话”来表达自己的态度。我们从江青要求批判《清宫秘史》、《丽人行》，当时都没有获毛泽东支援上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种微妙的心态和慎重的态度。
二
毛泽东开始的不支援，江青并没有善罢甘休，她要求主管文艺的文化部负责人周扬，批判这部“宣扬改良主义”的影片。但她的努力很不顺利，“没有一个听她的”。要求周扬等人批判碰壁后，江青开始专注有关《武训传》的评论文章。她是这样叙说的：“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武训传》的。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了去，见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见我了。有天突然到我房里来，我满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说，我到处找你不到，你原来在搞这个。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他们回到北京后，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
这些带“到主席那里”的材料究竟是哪些呢？应该就是当时京、津、沪三大城市的一些报刊，在1951年新年前后短短的二三个月内连续发表了40多篇肯定和赞扬的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以及此时出版的有关武训的书籍。这些材料后来被毛泽东认为是“思想混乱达到何等程度”，从而影响了毛泽东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和决策，根据5月20日的社论上开列的名单，主要的材料大致如下表：（略）
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做了“极为夸张”的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把武训、“武训精神”和“革命者”、“革命精神”视为一体。这些文章把武训、陶行知等描绘成符合新意识形态的要求的“先驱人物”，看作是“中国革命‘谱系’”里的重要人物，甚至于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都是“师承他们的结果”。
（二）把影片《武训传》的意义与当时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影片“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应当广为宣传，因为这故事有非常大的教育意义。”可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改政策。”
（三）把武训、陶行知称颂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这些文章，把武训与陶行知相联系。把武训视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 一股劲儿地说“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工作者应当以武训为旗帜”，“要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教育”，将陶的贡献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认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
三
上文提及建国伊始中共中央奉行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决不意味着中共中央领导人忘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共产党人的“消灭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同时，毛泽东等人对新政权当时从旧社会接收了大约200万的各类知识份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也是充满疑虑和警惕，认为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又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基本上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原因，因而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绝大多数知识份子还是资产阶级的，其“亲美、崇美”的本质，很容易走向共产党的反面。有鉴如此，建国初，在与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坚持“团结、利用”他们的同时，也大力对其进行“限制、改造”。而扫除“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更是一个接一个、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目的就是为了尽快的扫除那些“国内外的敌人”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对他们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控制，“使艾奇逊的一套无所施其伎俩”。这就为毛泽东最后改变初衷，领导发动了批判《武训传》运动埋下了伏笔。
据林默涵回忆：“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江青送的材料，正好契合了当时毛泽东对各类知识份子的政治作用和思想状况警惕之心，契合了当时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破旧立新”工作的高度重视之心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连篇累牍的颂扬武训以及“武训精神”文章，与电影《武训传》一样，实质上都是表现出“否认阶级斗争，不要政治斗争，不要武装斗争，不去触发当时人民遭受苦难的基本问题”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使得人们在观察武训这个角色的时候，陷入了如此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思想”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阻止、批判，反而受到普遍好评，并且愈演愈烈，很快就“好评如潮”，甚至于许多“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也看不出问题，也去称赞的武训的精神，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内”了，由此，毛泽东发出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感叹──他从《武训传》和对《武训传》的歌颂这个现象，看出了他所深为担忧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消灭，仍然顽强存在，仍然很有市场、势力和影响，这个“错误思想”正借武训这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到处泛滥。这就不是区区一部电影的问题了，涉及到“最高的一般原则的”大问题了！对思想改造问题重视的毛泽东自然不会放任这种现象的存在。这一点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说得明明白白：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着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毛泽东这一态度，我们可以从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1951年5月初，邓拓奉命在《人民日报》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由于他特殊的政治身份而较常人深刻的了解毛泽东当时发动批判的本意，他当时对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开自我批评文章的紫光说：
毛主席认为，武训最初是穷人，办义学的动机也是好的；但是，后来他有了钱、有了地，就脱离了劳动人民，自己也变成地主了，不主张革地主的命了。毛主席说，武训办学搞的是阶级调和、改良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起来搞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真正有翻身学文化的机会，中国人民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下进行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才取得了胜利，而不是靠甚么办义学，走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等改良主义的路。而在现在这个时候用文艺作品歌颂武训就更不应该。
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毛泽东关于武训问题的其他谈话里，也可以得到印证： 1951年6月，毛泽东审阅一篇稿子时有针对性地加写道：“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 在武训历史调查团出发之前，毛泽东异常明确表示：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因为批判就是为了求得澄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混乱思想”，而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也由于当时，仍然奉行建国初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所以，毛泽东在强调要进行严肃批判的同时，又要求批判运动中执行“对事不对人”政策，即对人的处理上是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四
经过反覆考虑后，3月中下旬，毛泽东决定批判这部“不足为训”的影片，并与《荣誉属于谁》一起批判。毛泽东提出批判意见后，周恩来很快执行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贯彻过程中，连带做一些自我检讨，为《武训传》承担责任。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1年3月24日，召集沈雁冰、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改造领导的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过分强调艺术性。另据在“文革”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说：“有材料说：3月20日，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由这些史料可见，在3月24日的会议，就是讨论《武训传》，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对《武训传》进行批判，并由此提出了加强对电影工作问题的思想的领导和审查的意见。
文艺界的主管周扬得知批判《武训传》是毛泽东的意见后，他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批评了《武训传》，并开始检讨的。4月20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政务院第81次政务会议上，作题为《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的报告，再次点名批评《武训传》。5月15日，周扬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又谈到批判《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的问题，在分析了两部影片的错误后说：“那就是胡乔木同志讲的，那实在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
胡乔木当时主管着宣传、新闻、舆论工作，当毛泽东向他们表达了武训“不足为训”的批评意见，胡乔木则直接出面组织文章。表二：1951年5月前京、津、沪等地重要报刊所组织发表的讨论、批判文章（略）
综合起来，这些文章都按照毛泽东“不足为训”的意见来做基本论断，但也不是全盘否定──这些文章都认为武训的错误是“对统治阶级的软弱”和“不去斗争”的改良主义，但也都强调，武训的“动机当然是好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的。” 文章的用语都十分委婉，不泼辣，不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所以，这些文章最大的特点正如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这些“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文章，不仅没有彻底否定武训，反而在讨论中被反覆质疑、反诘而显得理屈词穷。这在当时有选择性地发表的讨论晴簃的文章里，就表现的很明显：1951年4月4日，《进步日报》连续发了四篇文章来讨论晴簃的文章，除了一篇文章外，其余都对晴簃一文进行了批驳。并且针对晴簃文章认为武训是“歪曲中国人民的斗争，反现实主义的人物”，辛辣的批驳说：“哪怕成了精神病患者，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们总不会有这样的观感。因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根本就不是表扬武训的一生苦操奇行，而是说明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对穷苦大众的迫害，怎样不允许人民有文化教养的血泪史。”4月8日的《进步日报》也发表了一篇反驳针对晴簃的文章，该文提出“武训任人凌辱，竭力挣扎，是充满反抗精神和阶级仇恨的，而在天堂地域幻想镜头里，也反映出武训的恨与爱，反映出复仇翻身的思想。”
一个多月的批判证明，仅仅指出武训“不足为训”还远远不足以消弭人们对武训的“崇敬”，“很多人跟不上”，所以，这种相对温和的批判也是达不到特定的政治效果。用1951年5月16 日《人民日报》发表转载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所配发的编者按所说，就是：
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
由此，批判运动要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靠正常程式，以党内通知的方式是不够的，仅仅指出武训“不足为训”还远远不足消弭人们对武训的“崇敬”，必须采用“非常方式”，以更大规模，更为激烈的方式进行才能奏效。
五
眼见批判的软弱无力，人们对“武训精神”崇拜依旧， 1951年4月底，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既然这种“钝刀子割肉”式的、小规模的、温和的批判已经证明是达不到意义特殊的政治效果的，为此，必须上纲上线到“惊人的程度”（胡乔木语），造成特殊的政治效果，并尽可能地发动更多人参与，以更大规模地教育人们、改造思想。毛泽东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斗争，这种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发动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运动。
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当时宣言：“我们的语言必须是党的语言、阶级的语言、人民的语言。我们的作风必须是党的作风。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行都要代表党中央。”正是《人民日报》的这种特殊性质，毛泽东选择把《人民日报》作为批判《武训传》发难地，为此，需要一篇社论来破题，所以，毛泽东在此时指示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在社论正式发表前，5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杨耳文章，并把〈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这个多少带有商榷味道的题目，改为更直截了当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同期重新发表鲁迅的〈难答的问题〉，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这里编者加了很长的按语。编者按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发动批判的原因，指出影片“歌颂清朝末年的统治阶级而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
然而，胡乔木写的社论稿子迟迟出不来，出来的稿子仍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于是亲自把胡乔木的稿子几乎全部改写，只是特意留下了“一个不完全的目录”，即保留了京、津、沪三城市的“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目录”。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醒目地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是《人民日报》第一次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更重要的是，这篇社论主体由毛泽东亲自撰写。文章简单明快的点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并且尖锐地说明了开展批判《武训传》的原因。与社论相配合，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用毋庸置辩的口气，发表了号召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要求。
韦伯（Marx Web）是这样描述政治家对意见的表达：在这种场合里，立场鲜明甚至是一个人难以推卸的责任。这里所用的词语，不是科学分析的工具，而是将其他人的政治态度争取过来的手段。他们不是为深思熟虑疏松土壤的铧犁，而是对付敌手的利剑，是战斗的工具。这句话来形容毛泽东对文艺批判的意见表达倒有几分相似，《人民日报》这里的文字，没有丝毫闪烁其辞的犹豫，鲜明、干脆，确实有雷霆霹雳的气势。在这些洋溢着硝烟气息的战斗檄文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开始了。
有罪推定：《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逻辑 / 吴 迪
在《武训传》批判的运动中，对影片最具杀伤力，也最富理性说服力的莫过于《武训历史调查记》。抛开方法，仅从文本上看，《调查记》科学严谨，尊重历史。它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
的名单，征引了大量史料，所有的结论似乎都有充分的证据——或当事人（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口述，或文字资料的佐证。可是三十年后，当历史允许人们重新评价武训和《武训传》的时候，《调查记》所提供的证据即刻土崩瓦解，《调查记》下的结论被一一推翻。人们将这个《调查记》与反右派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的冤案联系起来是毫不奇怪的。它不但是权力话语动用国家力量，有组织有目的地制造伪证的领军之作，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这个调查的最大特点是有罪推定——“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因此，调查组“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武训就是个穷要饭的，‘武二豆沫、大叫化子’；有人称他为‘武圣人’，说他要饭攒钱是为穷人办义学，他把乞讨来的钱存放到买卖铺户生息长利，用来办义学。总的看，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２２页）开会之初，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０９页）
用这种调查方法，给武训戴上什么帽子都不算难事。据调查团成员之一，当年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回忆，大地主、大债主和大流氓是调查组回京后给武训定的结论。可是，根据所得材料，武训够不上“大地主”的资格，于是派他回去想办法。司洛路到了武训的家乡武庄，找到武训的二哥武谦的曾孙武金兴，从他手里拿到两本上面写着“义学正”的地亩账。“调查团一看这两本地亩账，就说定地主是够了，所以给武训戴上了‘大地主’的帽子。”（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司洛路同志谈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写作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２８页）那么这两本地亩账是否能证明武训是个大地主呢？当年参加调查的中共临清镇宣传部长赵国璧，在三十多年后说了实话：“武训一生的确买了几百亩地，在临清大概就有二三百亩，这些地就在临清西南的杨坟一带，那里有武训办的一处义学，他所有的地，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对此，《调查记》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他（武训——作者注）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原注），一方面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必须保持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他的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这种解释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武训进行欺骗、剥削所得财产是否用在了自己身上？三十五年后，聊城师范的两位教师在重新调查后，以不胜感慨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
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调查记》详细论列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的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因为怕穷人还不起债，武训就采取“穷人使，富人保”的办法，也就是把钱贷给富人，让富人转贷穷人，他跟富人要账。其贷款的附带原则是，贷款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算账。武训贷款的利息比清政府规定的还高——月利三分，“如果向地主豪绅或银号存钱，由他们转放高利贷，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标准低一些，以便地主他们为他经手放债，也得到一部分好处。”武训讨债的手段一般人学不了，调查组在当地的劳动人民中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姓张的衙役借了武训二十吊钱赖着不还，武训就睡在衙门口，早晨起来抓起自己的屎就吃，行人围观，惊动了州官，只得命令那个姓张的衙役赶快把本利一并还给武训。当地劳动人民还揭发，武训还用高利贷夺走了两个看闸人栖身的小屋，夺走了一个卖书人的箱子。据此，《调查记》写道：“凡属劳动人民，都说，当时他们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钱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令人费解的是，在调查组依靠的“劳动人民”中，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这个“财迷”把迷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三十五年后，人们找到了答案：“当地群众说，这些钱是用在办义学上，所以借他钱的人也给他一点利息，但是并不高，而且多是借给一些商人，所以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参加过调查团的赵国璧甚至认为，上当受骗的不是借贷人而是放贷者：“武训本人不识字，他乞讨来的钱，托人给存放到一些店铺里生点息，利息有高有低，他自己不会记账，就拾些破绳头、布条搓成绳，借他钱多的他就打个大结，借他钱少的，他就打个小结。因为这，他少不了挨勒受骗。”（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
把武训定为“大流氓”有两个“证据”，其一，武训拜过许多年轻妇女做干娘，其中一个青年守寡的干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另外，他还“吃”过族弟媳的“妈妈”（即乳房——作者注）。其二，几个帮助武训兴办兴学的人都是流氓（调查记没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等人就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前一个“证据”被参加调查的两个人轻易地推翻了：“当时调查这个事时，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当笑话说的，确实不确实呢？并没有调查到结实的材料。”（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２２页）“这些传说根本没有进行核实，纯是些流言蜚语，却拿来作了定案的根据，实在是冤枉。”（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后一个“证据”，要么是猜测，要么是株连——说武训的帮手是流氓，没有任何证据，由此推论出武训也是流氓，更是荒谬绝伦。没有证据，只好靠“我们断定”。
除了这三个罪名，武训的另一大罪恶是反对农民革命。《调查记》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在武训打出“行乞兴学”招牌的第二年，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首领就是四年后被搬上银幕的宋景诗。这一发现使武训的批判者占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因此，与武训兴学扯不上关系的宋景诗以“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列在了《调查记》的开篇。
然而，在史实面前，这位被描绘成“站在历史的最前面”的“当地农民群众最有名的领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却露出了另一副面孔。史实昭示人们，宋景诗确实领导了农民革命，确实与官兵和民团作过战，确实被清廷所捕杀。但是同时，他也确实投降过清廷，确实救过清朝大员胜保的命，确实英勇地剿杀过自己的战友。“宋景诗投降后，便与过去的战友以及渡过黄河的捻军、长枪会军作战，累立战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宋景诗又随胜保到安徽、河南、陕西与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作战。宋景诗在陕西前线还得到了清廷赏赐的‘巴图鲁’（勇士）名号。”（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原载《齐鲁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８４页）
宋景诗反叛过清廷，但不是为了重归革命，而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失去靠山，宋景诗担心清廷会收拾他，于是，率部逃回山东，但立即又投到官军麾下，参加了对张锡珠义军的围剿。他的反复无常，使清廷明白，此人既不可用又不可留。在宋景诗打败张锡珠义军，活捉张的儿子张金堂后，清廷决定朝他下手。而宋景诗却一边与官军作战，一边向敌人频送秋波。但“狡兔”已死，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要把武训比下去，就要把宋景诗抬起来。抬起来就要维护宋的高大全形象，要维护这一形象，就必须对他的投降官军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释。《调查记》的解释是，宋景诗这样做“决不是真的”而是“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为了做出这一结论，《调查记》采取了两个办法。
办法之一是无视史实。在《宋景诗档案史料》中保存了许多督抚的奏折，这些奏折详细地记载了宋景诗围剿各类起义军的战斗情况。黄清源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十一月九日，胜保被直东起义军包围，西安骑兵来救，立即又被义军击溃。在此危急时刻，宋景诗及其弟宋景礼率‘靖东营’骑兵飞至，‘跃马大呼陷阵’，‘狠命冲杀’，演出了沙场救主的一幕。胜保得救后，‘立摘西安骑将珊瑚顶赏景诗’。（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兵部侍郎胜保折》”（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８６页）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正月，胜保派宋景诗部作为前队去安徽剿捻，二十二日，胜保军与捻军遭遇，副都统乌勒兴阿被捻军挑下马来，宋景诗及时赶到，冲到阵前，救起乌勒兴阿。（见《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片》）《调查记》对这类记载一律视而不见。
办法之二是歪曲史实。《调查记》说：“同年（即同治元年）十一年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据州城东营街一带，这一仗，宋景诗从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大败清兵。”事实上，这个时候，宋还在陕西，“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临清，但绝非‘进据州城’，而是向知州彭垣表示‘情愿听候调遣’（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山东巡抚谭廷襄折》。之后，他并未‘大败清兵’，相反地是帮助清兵镇压张锡珠起义军。（《山东军兴纪略》）”（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８７页）为了彰显宋景诗的革命形象，《调查记》不惜张冠李戴——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下旨：副都统遮克敦布“畏贼如虎”剿匪不力，被革职，发往新疆。在遮克敦布“畏贼如虎”的时候，宋景诗还在陕西。这里的“贼”分明指的是张锡珠的义军。（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８６页，据黄清源说，这件事在谭廷襄的奏折和《山东军兴纪略》中均有记载。）可是，《调查记》却告诉人们，遮克敦布所畏之“贼”是宋景诗。这类的例子多多，不一一举列。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值得一提：１９５１年９月，在《武训传》批判如火如荼之际，陈白尘与贾霁合作，写成了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无疑是对《武训传》的另一种方式的“讨论”。在上海待罪的孙瑜听到消息，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允许他执导这部歌颂农民革命领袖的影片。然而，到了北京，“读了宋景诗的资料，我的头感到胀大而又昏眩起来。清朝‘官书’是全部捏造或是部分真实呢？关于宋的‘乞降’和受‘招抚’，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它，但坚称宋景诗是‘假投降’。问题是这一‘假投降’至今仍然是一个大问号。”这个大问号终于把孙瑜压垮了——“一年度过，我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１９５４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９日）
孙瑜感到疑惑的，难道戏剧家陈白尘没有感觉？难道名导演郑君里没有觉察？而参加调查的人们，尤其是调查记的执笔者——诗人袁水拍、影评家钟惦棐为什么要那样处理史料？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求真的愿望？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战胜了良知的呼唤，克服了内心的疑惑呢？为什么在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拜倒在这个《调查记》的面前呢？
《调查记》评论说：“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可惜的是，它可以欺骗某些人于永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是，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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