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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中国会继续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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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2/05 出处：联合早报 |
● 张谦
2009年刚一开始，就有不少人说了，今年在中国，不会是个消停的年份，说不定就得出大乱子。接下来又纷纷有消息传出说，连中共自己也说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连个买不到火车票的事也要惊动总书记，可见不是空穴来风，大家真要给中国捏把汗才是。但以不才之愚见，2009年跟过去这些年不会有什么大差别，中国会继续稳定下去，出不了大乱子。
关于今年对中国而言是个高风险年份的说法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理由是，今年有好几个“政治上敏感”的纪念日，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且看这是些什么样的纪念日，能在中国把谁的火点着。
首先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的主旨是反抗列强对中国的欺侮，五四的精神是追求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在今天之中国，两位先生的香火还都不够旺盛，起码是比不过钱先生的。但是有多少人，遇到五四这一天，会想起来要搞个什么运动，再把德先生给请出来，甚至是挑战中共的权威呢？我看不多。
五四运动早已被中共成功地吸纳成了其执政法理的一部分（毕竟，从李大钊到瞿秋白，从陈独秀到周恩来，都是运动的主心骨）。五四是堂堂正正被官方纪念的青年节，以前我读书时，学校都是要放半天假的，团委还得搞个什么诗歌朗诵会之类的活动庆祝一下，像我一样的热血青年们，可从来没想过，这一天是个跟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党找别扭的时候。
且慢，五四不算回事，可接下来不还有六四吗？今年正逢六四的20周年，这可不好对付了吧？大家还记得六四十周年时，出了什么事吗？事是出了的，只不过早了一个月：中国驻南联盟的使馆被炸。结果，北京的学生们没像十年前那样去围新华门，倒是把美国大使馆给围了个水泄不通。十年前广场上竖着的那个民主女神像，大概没有在多少人的记忆中再浮现吧。那一年后头还出了乱子：先是李登辉后是李洪志。这两人对中共的威胁可远比六四十周年大了，可中共不也挺过来了吗？
十年前风向就早都变了，这又过了十年，在国内还有多少人想得起六四呀。就算想得起，也未必激动得起来。远的不说，我自己紧赶慢赶也算沾着个尾巴、算是擦了边的天安门一代吧，但过了十几个六四了，也从没想过要在这前后烧个香烛、写个祭文什么的。的确，每逢六四，海外的媒体一定会有所表示。大概也就因为这个，搞得海外舆论赋予了六四过多的意义，而忽视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再以六四为意了——这个也许并不令人宽慰的事实。
六四之后还有十一的六十周年国庆，而这个也被有些人认为是可能引发政治风波的导火索。这就更奇怪了。国庆恰恰是强化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表现国家实力，展示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机会——而且，中共在过去30年的成就还是拿得出手的——怎么也成了可能威胁中共的敏感事件了呢？从经验上看，过去59个国庆日，有哪一个比一年中其他任何一天多出什么不安定了呢？
星星之火，未必可以燎原
今年还有个周年倒是真可能要出点事情：西藏平叛50周年。但就算是出了，又能如何？去年西藏的骚乱够厉害了吧，不仅国内闹，赶上奥运火炬传递，还连带着到世界各地都闹了一圈，结果奥运会不还是照样开？西藏时不时出点乱子，并不反映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面临什么治理上的危机。西藏发生的骚乱，对非藏族地区几乎没什么影响，对国家的秩序与政权的稳定不构成大的威胁。
西藏的骚乱成不了气候，那内地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呢？去年一年中，就先是瓮安事件，后是孟连事件，到年末时，一连串的城市里出租车司机还罢起工来。今年经济形势一逆转，此类事件岂不要更多？这些星星之火，倘若成了燎原之势，岂不真是要出大乱子？
这里其实有两种类型的事件，要分开来看。一种是像去年在贵州瓮安发生的围攻地方政府这一类的民变。这些事件一般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其所涉及的问题也都是局部性的、就事论事的、针对当地强势群体的，而无关国家大事。
尽管一件偶然的小事可能在一个地方变得有很强的传染性，而引发民变，但这类事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跨地区的传染性。正是因为这些事件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在不同地方未必有很强的共性，而引发它们的那些偶然性事件，因为其偶然，在其他地方也缺乏可重复性。
所以，这些冲击当地政府的民变发生之后，其他地方的人民并没有说，咱们这里也有这些问题，咱们也去把公安局的大楼给烧了吧。而在瓮安得了手的市民们，也没有说，咱们已下一城，干脆一鼓作气把隔壁县的公安局也烧了吧，搞顺手了，干脆再建立个地方苏维埃政权吧。
这种民变与中共革命从星星之火而变成燎原之势的经验，没有可比性。中共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很多今天中国的民变所不具备的条件。比如，中共的革命有着明确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诉求，相对于当时的政权，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选择；中共的革命有一个既有献身精神也有组织能力的政党在领导。
这些民变，虽然每一件事情对当地社会都影响巨大，但对于全国的形势，能有多少影响，关键还在于有没有什么社会机制把这些此起彼伏、但却散落而孤立的星星之火连缀起来。而认为这些民变可以引发全社会性的危机甚至是政体改变的人士，却没有明确地提出过一个解释：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样的机制，能把这些散落孤立的事件连缀起来，造成社会变革。
中国政府有能力应对群体性的经济诉求
与民变相比，另一种群体性事件倒是有一个可能的机制可以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运动。这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教授提出的，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运动的机制：大量的无组织的个体，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而自发地做出理性的选择。但因为社会主义体制造成了大量个体在生活处境上的高度雷同（比如，1978年之前在人民公社里劳动的农民），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也选择了高度雷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尝试分田到户）。于是，本来无组织的个体行为，却被社会同质性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在各个地方被自发地重复，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变革。
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建立，是这个机制最好的例证。
经过30年的改革，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均急剧增长，中国社会的同质性已经大为降低了。但是，这一理论所描述的机制，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可能的。
在近些年来，最有可能通过这一机制而形成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的，有两件事。一是国企改革从1998年开始所引发的下岗浪潮，二是农民对过于沉重的税费负担的反抗。两者都涉及到数量极为众多的个体，又都在生活处境上有高度的同质性，而且也都在全国各地频频引发了冲突。但这两件事有不一样的结局。下岗工人的反抗并没有带来政策上大的改变，而农民对税负的反抗却带来了2004年农业税的废除。
但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即使出现这样全国性的、无组织的社会运动，中央政府也完全有能力应对。而出现这类运动的可能性，在中共渡过了以上这两个难关之后，又已经小了很多。而且，此类运动如果发生，正如周雪光教授所说，是人们为了改善生活处境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其核心其实是经济利益，并不是政治诉求，所以也未必会对政权有什么威胁。
比如，去年年末出现在一系列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罢工，这其实是早已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跟西方国家里工会组织的罢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样的事件根本不威胁政权稳定。西方国家里罢工层出不穷，但并没谁因为一个大罢工就说某个国家的政权不稳或社会动荡了。对于中国在今年和以后还会频繁出现的罢工或其他形式的群体性经济纠纷（比如说民工讨薪），也没必要上纲上线。
所以，这一圈看下来，我以为中国社会别说是今年，就是接下来的这些年里，都没有什么中央政府不可应对的危机。让人操心的事情自然不会断，但除非出现军事或外交上的巨大失败、或因为金融危机而引发诸如急剧的通货膨胀之类的涉及全民的经济危机，中国社会和中共的政权都会十分稳固。
作者在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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