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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周刊：独步全球的台湾地下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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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2/02 出处：凤凰网 |
200多家电台非法播音，制造族群冲突
提要：地下电台可说是台湾政治对立产生的独特文化，它在政治敏感时刻掀起的波澜不可小觑。和早期扮演的“民主先锋”角色相比，现今的地下电台，大多数沦为民进党的竞选工具，让人不胜唏嘘。
2008年11月29日，台中市著名地下电台“海洋之声”负责人张志梅早早来到台中市二二八公园。当晚，民进党在这里举行挺扁晚会，“海洋之声”负责协助动员。去年“海洋之声”因为无照播音，曾遭到台湾NCC（通讯传播委员会）没收播音设备。
时隔一年，NCC强拆该台电波发射基地的措施并未奏效，“海洋之声”的影响也未减小。张志梅骄傲的告诉媒体，NCC是“违宪怪兽”，若NCC还有动作，他要率众拆掉NCC，以此恢复本土价值。
如今，像“海洋之声”这样的地下电台，全台总共有200多家，数量已经超过合法电台的172家。堂而皇之的非法地下电台大行其道，恐怕全世界也只有台湾才看得到。
地下电台可说是台湾政治对立产生的独特文化，它在政治敏感时刻掀起的波澜不可小觑。和早期扮演的“民主先锋”角色相比，现今的地下电台，大多数沦为民进党的竞选工具，让人不胜唏嘘。
打破国民党媒体霸权
在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政府对言论掌控极为严格。因此，岛内不少传播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地下电台，是因为国民党执政时期扼杀媒体自由。特别是政治对广电媒体的不当干预，频率资源分配不公，早已不符实际需要。
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翁秀琪表示：“有主流媒体，才有所谓的地下媒体，更由于主流媒体无法满足大众的需要，才会造成地下媒体的蓬勃发展。”
1990年代初，台湾党外运动蓬勃发展，不过国民党依然处于媒体优势的地位，其建立的媒介王国一向有恃无恐。民进党等在野党选举时往往处于劣势。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听到自己的政见，他们纷纷设立地下电台，号召民众为自己投票。
1991年，“讲古名嘴”吴乐天成立“民主之声”电台；1992年，张俊宏为立委选举成立全民电台。二者开启台湾地下电台和政治结合的先河。此时的地下电台，带有一种政治反对者“秘密传播”的形式，为选举造势。
1993年，地下电台“台湾之声”开播，并且首次成功借助“议题抗争”塑造出电台风格，走出单纯作为选举造势手段的附属风格。“台湾之声”首期便以“出租车第三责任险”、“公车票价调涨”等议题支援弱势群体。
1994年成立的地下电台“宝岛新声”及“绿色和平”开播，二者声称走新闻和文化专业路线。其中，“宝岛新声”发展成为社会运动、弱势团体的发声电台，并以这些团体的议题与人员为节目构成。
这个阶段的地下电台，不再是反对者的秘密传播工具，议题也更加多元化，不仅仅作为选举工具，也注重社会公益，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此外，大部分地下电台都用闽南话播音，宣传本土情结，电波动员的群众运动成了街头抗争的新主角。1994年12月，台湾县市长选举和省长选举期间，地下电台联手为民进党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动员，其作用首次得到充分展现。
官方的媒体霸权，固然是造成地下电台蓬勃发展的主因，地下电台的清新的风格则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大多数地下电台节目以新近发生的重要新闻为重点，并由主持人率先发难，严厉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公现象，矛头针对国民党党内的权力斗争、腐化等问题。这些言论在合法电台里几乎听不到。
主流媒体节目僵化，无法吸引受众，而地下电台首创的call in（电话连线直播）节目，则改变了台湾的媒体生态。在call in目中，听众倾听彼此意见，弱势团体也找到宣泄管道。地下电台节目主持人风格自然、幽默风趣，只负责穿针引线，不引导听众的意见，让听众在收听地下电台节目时，像与邻居间话家常。二者相比，显然地下电台更受欢迎。
长期研究地下电台的台湾大学博士后蔡庆同向记者介绍，早期反对运动的动员策略有“党外杂志”和“群众运动”、“地下电台”三种。1970年代，推动民主为己任的“党外杂志”最为辉煌；1980年代末，则以“群众运动”为代表，宣传本土意识。
不过这两种策略参与成本都很高，地下电台因为架设成本低、渗透性强且具高度动员力量，解决了成本难题。此外，地下电台的影响力还可以扩散至女性等群体，call in模式更具互动性。
“早期的地下电台可以挑战媒体霸权，为弱势群体发声，同时这也是本土势力的一种诉求，他们期待公平。从这个角度上说，（地下电台）对民主的发展有正面的作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孙云评价说。
卖药牟利，卖“独”防身
随着台湾逐步民主化，特别广播频率的开放，不少地下电台赶在最后一波开放前提出申请，但仍有大量地下电台违法播音。这些地下电台和后来新成立的地下电台，不再是政治异见人士为突破言论钳制而设立，而是完全变成挺绿电台。
它们隐身在大楼内，外观与一般住宅无异，但小小的房间摆上广播器材，有两、三名职员，就能发射电波。别看规模不大，在多次选举中，为绿营立下不少汗马功劳。1999年前后，台湾地下电台一度发展到顶峰，数量高达217家，大多数位于台湾中南部，且不少是民进党地方政治人物和其支持者直接或间接经营。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后，这一现象依然没有改变。由于地下电台散播的言论对己有利，民进党采取默许态度。不少绿营天王还会参加地下电台节目，以“海洋之声”电台为例，该电台每年都会举办228纪念活动，陈水扁和谢长廷都曾做过嘉宾。
在台湾南部，农民下田时习惯带口袋式收音机，边劳作边收听。“台南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受教育程度较落后，也更为封闭。长期以来，这里的草根社会养成不同于北部的视听习惯，纸媒在这里没有太大市场，电视媒体也没有广播媒体市场大。此外，南部有不少渔港，渔民们早就有使用局部广播的习惯。这些都为地下电台提供了生存空间。”孙云分析，收听地下电台的群众比较草根，以年纪较大的劳工与农民为主，南部一直是绿营的票仓，因此地下电台的绿色较浓。
为了增加收听率，不少地下电台还会给农民发特制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只能收听到该电台。这些电台节目型形态类似，通常是一对男女主持人，男主持人声音低沉粗犷，女主持人声音娇嗲，对话内容通常是一些奇闻逸事，男女主持人经常打情骂俏。
节目间会插播“工商服务”，以卖药为主。主持人鼓起三寸不烂之舌大肆兜售强肾壮阳、减肥瘦身之类的药品。再加上总有听众打电话附和说“这个药真有效，自从我用了之后……”，制造出让人深信不疑的效果。
不过在接近选举或者政治敏感时刻，政治新闻开始占据大量时段。此时节目内容无外乎是国民党是外来政权长期欺压台湾人、大陆打压等等，对蓝营进行抹黑、抹红，鼓吹台独，为绿营收编基层选票。这些地下电台的主持人不仅善于表演，自己也是绿营的铁杆支持者。2008年4月，“海洋之声”台北负责人廖述炘因难以接受马英九上台，竟然在电台自焚，“以死明志”。
地下电台的模式一度还引来艺人模仿。台湾著名政治模仿秀节目《全民大闷锅》里，专门开设《阿洪之声》单元。在该单元中，电台主持人“阿洪”及助理“土豆”分析各种台湾负面新闻时，原因都会归结于“国民党的阴谋”、“阿共仔的阴谋”，表演极其夸张。
台湾《联合报》称，一手卖“药”牟利，一手卖“独”防身，这也是地下电台得以逍遥于法治灰色地带的主因。
“319枪击案”引发管理难题
台湾地下电台最大的杰作恐怕当属“319枪击案”期间的挺扁风波。2004年3月19日，陈水扁遭枪击后，事情经地下电台全台强力放送，令选情一夕丕变。
当晚，台南的地下电台几乎全部出动，彻夜声嘶力竭地高喊“阿扁是在帮台湾挡子弹”等。有的电台主持人极力鼓动听众打电话进去，痛骂泛蓝候选人以及支持者。岛内舆论认为，陈水扁在选战一路颓势之下竟成功翻盘，地下电台居功至伟。
无独有偶，2006年高雄市长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菊在竞选活动即将终止之时，突然指称国民党有买票嫌疑，这即是当时的“走路工事件”。地下电台立即展开宣传攻势，原本对民进党感到失望的基层选民又被鼓动出来，同样影响了选举最终结果。
当时，蓝营民众将败选原因归咎于中、南部地下电台散播不实言论，要求陈水扁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取缔。事实上，在2004年选举时，国民党也买下不少家地下电台时段，为连战、宋楚瑜助选。时任国民党青年团长的林益世，也成立“先进传播通讯科技与管理协会”，收编了约数十家地下电台。虽然亲蓝地下电台数量远不如绿营，但如同政治上的蓝绿对立，地下电台也出现蓝绿分裂现象。
地下电台的管理问题遂浮出台面，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主管部门的当务之急，有关地下电台议题也成为朝野攻防的重点。此后，扁政府新闻局多次表示，根据《广电法》规定，“去政治化”是非法电台申请合法化能否核准的一个指标，如果这些电台真的沦为政党工具，将无法通过合法化申请。
地下电台业者则向李登辉大吐苦水，要求代为请命，李登辉欣然允诺。台联党和部分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力挺这些业者。时任电信总局局长的简仁德表示，因为地下电台业者透过立法院和监察院陈情，除非干扰飞行安全、通讯和合法电台，否则不会立即取缔。
同时，国亲立委在立法院要求内政部长积极取缔违法地下电台。余政宪当时表示，取缔工作主要权限不在内政部，但若有需要，愿意请警政署电信警察队全力配合。
显然，在取缔地下电台问题上，蓝绿无法达成共识。主管机关分立、法规制度未称完备，加以政治因素的介入，地下电台问题困扰主管机关多年，始终难以根本解决。位于台北、台中等国民党执政县市的地下电台，经常被当地主管部门查封，而台南地区的地下电台则高枕无忧。
台南地下电台“大兴广播电台”负责人林瑞明对此颇有心得，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政治愈乱、蓝绿对立愈激烈，募款愈多”。虽然当局经常有查封行动，但他说“政治电台不会垮”，一方面，查封大多数只是形式；另一方面，查封后，绿营人士和支持者一定会自动捐款，且捐款所得一定超过被查封的损失。
彻底清除
遥遥无期
台湾二次政党轮替后，马政府开始着手治理“地下电台乱象”。特别是王建煊担任监察院院长后，多次请NCC及新闻局等相关机关协商。据台媒报道，近几个月，NCC配合检调单位及电信警察队，全台范围同步强力扫荡地下电台，在隐密处共查获19家。
NCC人员表示，近期接到不少民众检举，他们家里的老人家听信地下电台夸大不实的卖药广告，买来吃了，把身体弄坏，严重的甚至要洗肾；前不久，也有立委指中南部洗肾的人特别多，与地下电台卖药泛滥有很大关系。
不过，岛内舆论并不看好NCC的扫荡行动。数据显示，NCC从2006年2月成立至今，共取缔了地下电台301次。可是全台地下电台总共才200多家，可见NCC大多时在做无用功，屡禁不止。
这边是马政府开展扫荡活动，绿营方面则继续熟练运用地下电台。张铭清访台遭攻击后，推倒张铭清的民进党籍台南市议员王定宇，当天就在电台号召民众前往抗议。洗钱案爆发初期，陈水扁南下取暖，还特地参加台中某地下电台举办的座谈会。扁被声押、起诉期间，地下电台也不断声援。
地下电台的成长与反对运动的发展同步而行。李登辉时期，民众因为同情弱者，当局进行非法地下电台取缔时，获得的舆论支持甚少。2000年，民进党政府取得执政权后，即面临该如何取缔昔日支持者的尴尬情况。
“多元化的声音出现，促进了台湾民主的发展。可悲的是，极端的言语在社会大量充斥，现在的地下电台反而演变为民主的破坏力量。本土性诉求本没有错，但被台独绑架了，沦为纯粹的选战工具，就走向反面了。”孙云表示。
时过境迁，马政府上台，解决地下电台乱象，看起来依然遥遥无期。“国民党有很大的疑虑，要取缔地下电台难度相当大。一是技术上有难度，地下电台操作模式很简单、成本低，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取缔的效果也不好。如果强行取缔的话，会导致绿营民众反感，加剧国民党与中南部民众的隔阂。”孙云表示，“不过，地下电台的影响力其实是在不断消减中。现在，遇到重大政治议题时，它依然能把听众情绪挑拨起来，但影响力与号召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凤凰周刊》2009年第3期总第316期 原题《台湾地下电台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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