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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领取政府津贴看鲁迅骨头之硬软
    时间:2009/01/24 出处:网易历史
    从谋求和领取蒋介石政府津贴看鲁迅骨头之硬软

    孙乃修

    毛泽东曾称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那番话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
    鲁迅研究界之圭臬。许多研究者承此腔调,写了大量文章称颂鲁迅,
    出版了大量书籍歌颂所谓鲁迅精神。在那片拼命拔高和攀比着赞美的
    合唱声中,两代知识者制作了一个完美的鲁迅。他们都无视这一事
    实:鲁迅钻营和领取蒋介石政府的津贴长达四年之久。而那些被鲁迅
    喋喋辱骂为走狗、吧儿、资产阶级学者作家的陈源、徐志摩、梁实
    秋、林语堂、胡适等等人格独立的知识分子,却都没有这份本领。让
    我们看看鲁迅的骨头到底是硬还是软。

    一、

    首先应当指出这一事实:鲁迅能够拿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这笔津贴,
    并非这个政府主动给他的,而是他通过各种人去幕后活动、向党国权
    力人物说情才得到的。他那么严峻叱责别人钻营投靠,然而,在1927
    年北伐胜利、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初建之际,鲁迅却通过他的朋友们在
    暗中有种种趋附和说项活动。

    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
    院计划,蔡元培是九人筹备委员之一。鲁迅闻讯,通过他的同乡章廷
    谦、郑奠等人向蔡元培活动,为他争职位。这是上海“4.12”事件
    后一个月的事。6月12日,鲁迅致信章廷谦,感谢章、郑为他积极向
    蔡元培去争:“我很感谢你和介石向孑公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
    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
    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介石指
    郑奠,此公指蔡元培)可见他想望职位,却无心治学,心中空荡荡;
    史学界有顾氏新思维、新成果出现,文学界有胡适新思想、新方法和
    累累成果联翩问世,他以为文史学问都让胡、顾二人独占了,他似乎
    已无事可做,只能去研究“可恶”。不过,他实在渴望这肥缺,此时
    他不骂国民党屠刀之血腥,不见他义正词严斥骂“屠伯”如何逍遥,
    亦不见耻食周粟的夷齐风骨。

    不料谋取浙江大学研究院位置失败。1927年7月28日鲁迅致章廷谦,
    为未受国民党势力赏识而大怨,讥骂蒋梦麟(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首任
    厅长),大发牢骚地抱怨“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
    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
    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
    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为自己未受聘而骂声腾起,赞扬起旧官
    僚。但是,骂归骂,钻归钻。

    同年6月12日鲁迅致章廷谦,因为蔡元培赏识别人,遂对蔡元培衔恨
    播怨:“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
    袁希涛蒋维乔辈,则16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
    是一种争风吃醋心态。若以为鲁迅与蔡“气味不投”,是出于耿介不
    阿,以为他决不会托人走蔡氏门路谋私,那你就不懂鲁迅或误解鲁迅
    了。他在信中如此讥骂蔡氏,暗中却继续托人走蔡门路。

    这里需要插一笔:1912年南京民国政府刚刚成立,鲁迅就托付许寿
    裳,走当时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门路,蔡元培把鲁迅从绍兴调到
    南京教育部,由小城的一个中学教员,成为京城政府里的职员,当年
    就被提拔为佥事,为他谋得15年薪水优厚的饭碗(1912~1926)。对
    于蔡元培民国初年这一举荐之恩,鲁迅不但不衔恩,反而背后讥蔡。

    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组建中华民
    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相当于教育部),蔡任院
    长。值此国家重建之际,鲁迅通过同乡以及光复会同人许寿裳的关
    系,再次向蔡元培活动(蔡亦是绍兴人)。9月19日,鲁迅致章廷
    谦,告以自己要去上海,再去南京,偏偏拿出不吃嗟来之食架式:
    “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
    也。”(孑公指蔡元培)他对蔡元培赏识他人而深衔不满,揣测蔡会
    把职位给别人,自己没份,忧怨酸酸。鲁迅说不去南京“谋饭碗”,
    此时许寿裳正为他走南京政府要员门路。结果,蔡元培大笔一挥,给
    鲁迅“特约撰述员”名义,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由国民党政府
    养起来。他再次受蔡元培恩惠,从蒋介石政府谋到“饭碗”,美餐亦
    成嘟嘟囔囔、满口怨言的鲁迅“口中物”。得此嗟来之食,他闭上
    嘴,不骂蔡公把饭给蒋、袁诸人了。

    鲁迅一生受到同乡蔡元培两次慷慨提携和巨大帮助,皆在他处于困
    境、渴望履新的人生转折点。辛亥革命后,蔡招他到南京教育部任
    职。几个月后,袁世凯攫得政权,蔡辞职而去。鲁迅任职京城教育
    部,为后来“5.4”新文化运动之际得朋友之助而登上文坛,奠定环
    境条件。

    这次给鲁迅津贴,是蔡元培第二次慷慨帮助鲁迅。鲁迅终于得到这笔
    政府津贴。此时,鲁迅刚从所谓被国民党大屠杀“吓得目瞪口呆”的
    广州到上海,得到屠杀者施与的津贴,一连领了四年,直到政府不再
    给,他却从未拒绝领。鲁迅在不同政权下都享受很好待遇:在清朝被
    选为留学生,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薪水优厚的小官僚,在国民党政府领
    到优厚津贴。他几次说自己不是革命者,不是勇士,都是实话。

    二、

    大学院津贴是为支持著名学者从事学术研究。蔡元培说:“大学院时
    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
    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
    聘。”(《我在教育界的经验》)鲁迅不搞学术研究,钱却照领不
    误。他领取津贴四年,毫无学术成果,只知“四面八方地闹”,不肯
    “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1929年6月1日致许广平)。
    为谋国民党政府这笔津贴,鲁迅自甘与他讥骂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们
    争食共槽。倘若陈源、梁实秋等人有此举动,鲁迅会不会用钻营投靠
    叭狗争食豪门食客之类辞语冷嘲热骂、刻薄挖苦呢?梁实秋译莎氏戏
    剧而领学术资助,不是遭鲁迅讥刺、嫌给钱太多么?

    蔡元培是蒋介石政府上层人物。同年3月28日,蔡元培以主席身分在
    上海主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发动“救党救国运
    动”、粉碎共产党分子祸党阴谋,4月2日,蔡元培又以主席身分主持
    上海会议,通过查办共产党分子谋叛案(参见孙常炜编著《蔡元培先
    生年谱传记》中册第869、873页),十天后发生上海“4.12”事
    件,广州“4.15”事件。鲁迅为谋取蒋介石政府这笔钱,并未因为
    蔡元培反共而不去请托。这种态度印证鲁迅此年文字表现的倾向蒋介
    石国民党立场(例如几个月前即在“4.12”和“4.15”事件之后鲁
    迅在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文字竟然诬陷顾颉刚“反对民
    党”)。这种政治秋波,似乎应当受赏。

    同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去上海同居,从此年12月开
    始拿国民党政府这笔津贴。12月18日日记:“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
    薪水泉三百。”翌日致信邵铭之:“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
    已应之矣。”他先前对蔡元培的满腹幽怨和讥讽,被这笔津贴化解。
    这津贴相当于当时私立复旦大学教授月薪200元的一倍半。从1927年
    12月至1931年12月共四年一个月,鲁迅从国民党政府领取14,700元大
    洋。当时黄金一两约30元,这笔巨款相当于490两黄金(据刘心皇统
    计)。按一元兑换100元人民币计算,这笔钱相当于147万余元。拿国
    民党政府津贴,是鲁迅晚年的重要行为,颇见其处世做人之实利态度
    和两重人格。

    鲁迅穷困么?一点也不。仅据他的日记记载,1929年,他从北新书局
    收入8,256元八角三分四厘版税。这笔巨款,加上政府津贴,此年收
    入高达11,856元,相当于复旦大学一位教授五年薪水。鲁迅很有钱,
    但决不拒绝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津贴。钱这东西,多多益善,鲁迅
    似乎和它没仇恨。

    鲁迅从来不穷,却喜欢诉苦叫穷,酷似小家子。1928年7月10日致翟
    永坤,说他翻译是为“糊口”。这显然不真诚,实意在多赚钱,却说
    为稻粱谋。谁能责备人家为糊口而做点事呢?可是,如果一个知识者
    为赚钱而做事,能有文化大气度或学术大贡献么?

    12天后,即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鲁迅说了一点实话:“我生活
    经费现在不困难,但琐事太多,几乎每天都费在这些事里,无聊极
    了。”既然生活不困难,何必装出为“糊口”而翻译的可怜相?想以
    翻译多挣钱,何必用糊口做掩饰?1929年3月22日致韦素园,鲁迅再
    次承认经济状况很好,毫无糊口问题,“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
    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

    鲁迅月月拿政府津贴,还为区区稿费叫苦。1929年8月7日致韦丛芜,
    抱怨北新书局不给《奔流》杂志稿费:“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
    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这抱怨“何苦如此”,似
    乎透露他在为报酬而做事。

    腰缠数万贯、版税月月来的鲁迅,对远方朋友和日本人却装出一副穷
    苦相,把翻译、编书说成“为糊口”,似乎装成无产者容易博人同
    情。例如,1935年1月26日致曹靖华:“现除为《译文》寄稿外,又
    给一个书局在选一本别人的短篇小说,以三月半交卷,这只是为了吃
    饭问题而已。”钱已很多,还想多挣,却言不由衷。12天后,即2月7
    日,鲁迅致曹靖华,又说:“现在我在选一部别人的小说,这是应一
    个书店之托,解决吃饭问题的”。两信所言之书,即为良友图书印刷
    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一个月后,即3月23日致曹
    靖华谈译《死魂灵》,鲁迅又诉苦:“这是为生计,然而钱却至今一
    个也不到手”。此时他的版税收入,每月高达六、七百元,还说为生
    计。同年6月10日向日本青年增田涉倾诉“生活困难”:“近来不知
    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云云。此时,他已腰缠六万大洋。他死
    前谈到出外疗养,对冯雪峰说:“其实,也不能长期疗养,我就只有
    为了海婴教育费的一点储蓄。”(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67页)
    这个号称无产阶级作家的左翼阔老头就这么爱装穷诉苦。这性格是否
    缺点钙或缺点男人骨头?


        



      *.*.*.*  2009-1-24 13: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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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提交者:linus8866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三、

    鲁迅多次讥骂胡适,然而他暗中奔竞大学院津贴这一行为,使他再一
    次与胡适构成文化性格上的强烈对照。1927年10月,蔡元培邀请胡适
    担任即将成立的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胡适断然辞谢:“大学委员
    会之事,我决计辞谢。”主要原因在政治性质和理念。胡适在10月24
    日致蔡元培信中,强烈反对大学委员会两项宗旨──设立劳动大学和
    推行党化教育,特别是党化教育:“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
    能附和。我若身在大学院而不争这种根本问题,岂非‘枉寻’而求
    ‘直尺’?”6月27日致蔡元培信,胡适已坚决推辞过:“我虽没有
    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
    为,故决计避去了。”

    大学院薪水优厚,希望拉到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然而,胡适有自己
    的思想原则和立身大义,决不拿原则去与金钱和地位交换。他坚决辞
    去“中华民国大学委员会委员”职位,并表示今后不出席会议。鲁迅
    呢,此时正在通过他的朋友去钻营大学院津贴,且抱怨蔡元培冷落
    他,而且鲁迅没有显示自己有什么思想原则,对“党化教育”无异
    议,对“屠刀”亦无抗议。胡适立身处世那种思想原则,图谋津贴、
    怨悱不已的鲁迅有么?鲁迅拿到津贴便悄然无语,显然是个处世看重
    实利、没有高远思想者。他在袁世凯政权下恭顺听命,在蒋介石政权
    下暗领津贴,与人混斗不见大,都显示这一性格。

    此外,胡适还曾写信给北大校长蒋梦麟,谢绝两小时的中古思想史课
    薪水:“一来是因为我在文化基金会是专任,不应另受薪俸;二来是
    北大为两点钟而送我教授半薪,殊属浪费,此例殊不可开,即有此
    例,我也不愿受。”(《胡适之先生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
    1931年2月7日。)胡适看重理念、道义,断然辞谢金钱、地位。

    拿了政府津贴,接受大学院聘书第三天,鲁迅去暨南大学讲演《文艺
    与政治的歧途》,观点马上不同:“我以为革命并不能与文学连在一
    块儿”“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他不仅把文学与
    革命脱钩,削砍革命二字,而且明确反对共产党的革命文学口号及其
    宣传者。他认为,参加革命和“共了产”之后,文学家命运同样苦
    难、“处处碰钉子”“要吃苦”,这一观点显示拿了津贴的鲁迅此时
    此刻对共产革命怀的否弃心态和立场:“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
    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即共了产,文学家还
    是站不住脚。”革命后,“他又要吃苦了”。对共产革命和革命文学
    持的这种观点,是他接受政府津贴后的一种微妙回应。

    他不知,文学家参加革命后的苦难命运,根于这种革命不是以全民族
    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为目的,而是建立以阶级偏见和歧视为基础、以
    剥夺个人自由为特色的专制社会,事实上每个人皆无自由,必然发现
    “理性和现实不一致”。不久后鲁迅秘密加入左联,又把革命与文学
    挂上钩,讨伐不革命的人,不顾自己将来“共了产”依然“要吃苦”
    的命运。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南京蒋介石政府大学院这笔钱,鲁迅心很
    虚,怕火一样躲避这一事实,不敢承认。1928年5月4日致章廷谦,他
    居然否认其事:“大学院一案,并无其事,不知是何人所造谣言。所
    以说不到‘去不去’。”有人知道他在拿政府津贴,鲁迅却否认,竟
    说那是“造谣言”,所以说不上去不去上班。拿着钱却怕人,又不肯
    承认,对帮他谋职的这位朋友也说谎,可见心虚。心虚而说谎,何如
    不领钱,让良心和人格受此窘伤?难道金钱比人格宝贵么?既领钱,
    又护脸,这种心性者能不在文字中躲躲闪闪么?又焉能有磊落态度、
    坦荡襟怀?

    此信谈创造社太阳社批判他:“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拼命攻
    击。”他讥刺革命作家(第四阶级)如何不好,自己却在暗拿政府津
    贴。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陈子英),鲁迅谈卖文难以为生:“其
    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
    致之欤?”可是他却痛讥创造社人士开咖啡馆,殊不知人家也要生
    活,需要自力更生,哪有鲁迅拿政府津贴那种路数?

    1931年12月,国民政府裁撤特约撰述员,停发这笔津贴。

    翌年3月2日,鲁迅致信当初帮他走蔡氏门路获此津贴的许寿裳,承认
    四年不劳而获,对政府不再给这笔津贴,他表示没有怨言:“被裁之
    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
    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
    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
    持,希释念为幸。”所谓“绝无成绩”“没齿无怨”,均见亏心,四
    年前浙江大学研究院不给他职位,大约知其不治学问,却想拿钱。一
    个怨恨太多的人,说出这话,可知便宜沾得太亏心。此时,14,700大
    洋巨款到手,从他嘴里换得蔡元培念旧之言,先前之怨言“我和此
    公,气味不投者也”无影无踪。

    四、

    1930年,前太阳社作家、此时已是左联成员的杨村人,显然看不起左
    联领导人鲁迅这种两面通吃、两面得利的双料行为,于是撰写和发表
    《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讥刺“鲁迅大师领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
    院的奖赏”。鲁迅读到此文,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亦不敢大骂
    那是谣言,他不敢吭声。四年后,即1933年底,他写《答杨村人先生
    公开信的公开信》,否认曾领政府津贴。鲁迅处世做人,实在比任何
    人都艰难困苦,其心灵和人格被个人的欲与利、实与名这种种名缰利
    索撕扯得苦不堪言。既图实利,又图美名,既要拿钱,又要脸面,鱼
    与熊掌,两头均沾,如此处世,焉能不苦?如此做人,岂能不下等?

    鲁迅在这封公开信里报复杨村人:“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
    也无须我批判”。这就是说,鲁迅不能讨论问题或批判杨氏观点,于
    是又满嘴“鬼儿子”“叭儿狗式的狺狺”“废话”等等辱骂性粗话。
    他承认要嘘杨:“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
    驳。”所谓不值得反驳,是没有能力反驳。“嘘”字活现一副骂人嘴
    脸。他用政治八股套语,把杨《离开》一文说成“小资产阶级的智识
    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
    着自己的嘴”。其实,自打嘴巴的是鲁迅,因为小资产阶级打小资产
    阶级旗帜,名正言顺,倘若小资产阶级或小地主偏要打无产阶级旗
    帜,那才是自打嘴巴。鲁迅指责别人“动摇和自私”,听上去却象自
    讥。他有什么资格坐在上海客厅嘲笑身经枪林弹雨的杨村人“动摇和
    自私”呢?鲁迅敢上革命战场显显自己的不动摇不自私么?

    鲁迅揪出往事,即1930年杨村人以“文坛小卒”之名在上海《白话小
    报》发表《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所谓汤饼会,暗刺1930年9月17
    日左联为鲁迅50岁祝寿事。据史沫特莱记述,地点在法国租界荷兰餐
    馆,吃的是西餐大菜,鲁迅兴致勃勃,携妇挈子,早早来到。到场者
    百余人。杨村人此文反映左联一大批作家对鲁迅的厌恶和轻蔑。例
    如,他提到鲁迅领“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津贴事,可见左联
    青年们鄙视鲁迅这种实利主义人生态度和两头利益均沾行为。

    三年后国民党政府撤销津贴,鲁迅手上似觉干净,回过头来算帐。为
    躲避他领政府津贴这一事实,他竟然歪曲杨氏原话,诬蔑杨说谎:
    “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
    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杨氏原文是:
    “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鲁迅
    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
    津贴,共获14,700元巨款,这是铁的事实。

    这样,读者就会明白,鲁迅歪曲杨氏原话,因为原话是事实,他无法
    否认,也不敢面对,又没有骨气拒绝这笔钱,一直拿到对方不给为
    止。拿了政府津贴,却装作清白人。杨说的是事实,鲁迅却要报复,
    手段是把杨文“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改为“南京中央党部”,把
    “奖赏”改为“文学奖金”。拿了钱却不敢承认,百般遮掩。鲁迅骂
    杨村人“动摇自私”,他自己坐在家里每月舒舒服服拿“敌人”兼
    “反革命”政府300大洋,又没有杨村人“父老家贫弟幼”之负担,
    可以信口挖苦杨村人对父老弟兄的顾念之情。这种心地行为,高尚还
    是卑劣?

    对领取政府大学院津贴事,鲁迅1931年2月5日致荆有麟信,用过同样
    手法即偷换概念以否认事实:“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
    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
    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
    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所谓开书店,鲁迅确实用“三闲书屋”牌号
    出版书籍。他的版税虽没有一个月万元(这是鲁迅夸谬法即把事实故
    意夸大以显荒谬),但年收入之高,却超过万元,例如1929年,仅据
    日记记载稿酬和版税收入,高达8,256元,加上大学院津贴3,600元,
    高达11,856元,相当于一位大学教授五年收入。所谓中央党部文学奖
    金,是鲁迅自造的名目,他写此信时正在领取政府津贴。大学院也
    罢,“中央党部”也罢,编辑费也罢,“文学奖金”也罢,总之鲁迅
    缺乏骨头或气节,从蒋介石政府手里领取金钱,这是铁的事实和硬的
    实惠。他谩骂杨村人“动摇”、离开革命战场、是“革命小贩”,杨
    却从未卑躬屈膝从国民党政府那里领取一分一厘赏钱。如果鲁杨二人
    位置对换,鲁迅会用怎样的词语辱骂杨的人格和行为呢?所谓“往莫
    斯科”,也是此时鲁迅向往而且积极准备的事,第二年他到北京,就
    是为秘密前往莫斯科,去见高尔基,去开苏联作家大会,此事亦非别
    人诬蔑。

    再看鲁迅在公开信中如何表白自己为革命忍气吞声:“当时我一声不
    响。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
    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
    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这话太假。需注意两点:一,他说当
    时一声不响是为革命,这是矫饰。他决不是肯为革命忍受牺牲的人。
    他对人有仇必报,包括左联同人,例如廖沫沙、田汉、徐懋庸、周
    扬、夏衍等等,为何对杨村人的揭露之辞一声不响呢?因为吃人嘴
    短、拿人手短,他正领着钱呢,为继续领钱,焉能不闭嘴?如果他不
    忍气吞声,敢写文否认“教育部大学院”每月给他赏钱,杨氏必撰文
    揭露和证实这一点,鲁迅必暴露做人虚伪而人格破产,革命高调难以
    再唱。他所以闭嘴“忍受”,不是为革命,而是为自己。

    谋求并领取蒋介石政府金钱,而且否认自己领取政府金钱,把所谓鲁
    迅“骨头最硬”之说敲得粉碎。

    鲁迅很会走后门夤缘请托这类旧社会手段。20年代出国热,鲁迅想把
    其弟周建人送出国。1920年8月16日,他去蔡元培家走后门,不遇,
    遂致信蔡氏,请他帮助周建人出国留学:“今晨趋谒,值已赴政法学
    校,为怅。舍弟建人,从去年来京在大学听讲,本系研究生物学,现
    在哲学系。自愿留学国外,而为经济牵连无可设法。比闻里昂华法大
    学成立在迩,想来当用若干办事之人,因此不揣冒昧,拟请先生量予
    设法,俾得借此略术学问,副其素怀,实为至幸。”五天后,鲁迅又
    写一信致蔡,再托其弟留学事:“舍弟建人,未入学校”“此次志愿
    专在赴中法大学留学,以备继续研究。第以经费为难,故私愿即在该
    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务,足以自给也”云云(《鲁迅佚文全集》)。

    1932年“1.28”后,周建人被商务印书馆解雇。3月2日,鲁迅转了
    个弯,函请许寿裳走蔡元培后门,使其弟得到“续聘”,回商务印书
    馆工作。这年8月1日致许寿裳,鲁迅讥骂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
    “胆怯”如鼠、“不特可哂,且亦可怜”,他自己却为其弟进此馆而
    奔走党国大员蔡元培门路,去向王云五说情。讥完商务印书馆老板十
    天后,请看他8月11日日记:“买麦酒大小30瓶,九元四角。”当天
    下午,带着这些酒,与周建人登蔡家门送礼并取回聘约也。蔡元培对
    鲁迅弟兄可谓仁至义尽,鲁迅背后和笔下却对蔡氏不敬,却又攀缘这
    高枝,加以利用(这暴露蔡氏个性弱点)。鲁迅走后门谋个人和家人
    利益,与胡适不肯为儿子托朋友谋工作,又构成强烈的文化心性对
    照。这种种对照,难道是偶然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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