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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国自己的情况去理解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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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1/23 出处：新法家 |
编者按：本文原是安乐哲（Roger T. Ames）为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作的序；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
这是一部及时的书，一部重要的书，一部颇显洞见的书，这也是一部具有先见之明的书。在《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田辰山对辩证哲学之新兴的、历史性的和特殊的解读，进行了辨析，这一辩证哲学在20世纪超过2/3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文化中明显地占有支配地位。目前，至少在名义上，中国哲学已从一种“毛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一种驳杂的“新儒学”，但作为一种传统中国思想的恒久主题，那种被田辰山概括为“通变”形式的辩证法，却仍然在现在流行的众多思潮中显示着持续的生命力。
田辰山把分析焦点突出地锁定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纯粹中国版本的新兴形态上。在传统中国的思维路径与作为西方政治流派之一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的界面，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是从这一与其具有关联的交互界面中汲取思想营养。虽然梳理的历史和思想文献脉络是非常广泛的，但田辰山真正实现的有说服力的论理，是很具体的。用细致、具体的分析，田辰山在一场“汉学革命”中喊出了他自己的声音。这 场“汉学革命”倡导“以中国自己的情况去理解中国传统”。他是从分析一些现代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化约主义入手的。许多西方解释者都毫不犹豫地采取二元二分法，以“意志论”与“决定论”之间的二元对立，作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马克思自己的辩证法分割开来的方法。另外，他们有的人又拒绝接受上述二元性的分析方法，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化约成一种互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其自身从来没有的东西，并同 时忽略掉了需充分体会的“毛主义”所明显具有的中国特色。
田辰山的入手之点也是近些年西方学术界所作的努力方向，区别在于：一方面是建立在神学本体论宇宙观之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假设;另一方面是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印欧经验的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的、互系性的宇宙观。前者的形而上学认知是回溯性的（retrospective），它诉求某种独立和超越的本源，以此建立、支撑伟大的设计，这个设计在我们面前以二元辩证形式展开。而在《易经》中存在的范例形式的互系性宇宙观，则是前瞻性的（prospective）；它期待的是通过人类与自然界的合作所可以实现的和谐。
为了分析毛的偶然性辩证法与黑格尔目的论的必然性辩证法之间的差别，田辰山通过回溯、考察一些中国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瞿秋白等），向人们揭示，即使在辩证唯物论原理最早移植的形式中，已明显具有中国的面孔。田辰山发现，在瞿秋白的文稿中，马克思主义语言中融入的传统中国用语，已然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中国环境。通过概述辩证唯物论反对者（如张东荪、张佛泉和叶青等）和倡导者（李达、艾思奇等）之间的争论，田辰 山指出，这种对话形式的扩展和延伸，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的意义，使它变成一种针对中国革命的特定历史和当时条件的理论。艾思奇为了使作为哲学理论的“门外汉”的人们能通晓艰深的哲学话语所做的通俗化努力，只是在实现理论抽象性与日常实践真实性统一上的一种最显而易见的运作。而这恰恰正是互系思维所具有的特性。 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定形的通俗表达，是成就于毛泽东本人具有强大感染力的通俗化著作中。实际上，正是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经典与外国“主义”之间最开放的互系关系。这一具有鲜活力量的实践本身，就是“通变”思维的范例。田辰山在结论中认为，要想理解当代政治词汇不断中国化的转义情形，例如“法治”、“理性”、“权利”和“民主”等等概念的本身转义，对“通变”思维的深刻领会是必要的。于是，要确定一种中国未来将采用的进化的民主版本形式，“通变”思维将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力量。
此外，在对20世纪中国史的这一叙述中，还有其他的政治学和哲学的重要启示。比如在政治层面上，毛主义时代所做出的深远贡献和一些过分的举措，都必须作为中国经验的整体构成加以理解。毛泽东不是外国人的出常现象；他是一位中国哲学家，而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哲学层面上，中国“通变”思维可对一个刚刚兴起的西方哲学话语做出很多贡献，这一话语在其后的达尔文批判中，正在清洗其自身所一直持守的神学本体论宇宙观假设。也就是说，一个中国自然宇宙观与西方新兴的过程意识之间的汇流即将出现。中国自然宇宙观于生生不息的互系关联之中发现了秩序的意义，而处于崛起之势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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