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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昭舅舅许觉民：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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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1/13 出处：历史研究 |
严 平
去年的冬日来得较晚，秋天过后天气迟迟不冷，我们就在那该冷不冷的天气中懵懂着。
一天，突然听到消息，许觉民先生病重，癌细胞转移到脑子了。那消息来得很突然，我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发了好一会愣，才想起这世上总是随时会有一些我们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的。
当天下午，我就和几个人一起赶到医院看望老许，他躺在病床上，面色青黄，双颊塌陷，身子的一侧已经不能动了。我握住他放在被子外面的一只手，他回应了一下，很快就把手缩了回去，好像有些怕似的。他似乎看不清我们，他的手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温暖而厚实，凹凸的手骨在布满皱纹的皮肤下显露着，手很凉，是那种病重的人渐渐失去生命活力的凉。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浸在黑暗中，感觉到冰冷慢慢地在体内聚积，一点点地把热量挤出去，然后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包裹住，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老许的脑子还很清醒，他对着我们，实际上是对着空间平静地说，自己只是脑血栓了一下，没有什么，年纪大了……说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努力泛起一线笑容。
从医院出来，我很有些伤感。大约是在半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老许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樊骏先生邀集的一次聚餐，席间兴高采烈，谈笑风生，除了因为眼睛不好不能看书而苦恼外，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大毛病。参加那次聚餐的都是老前辈，我和我的先生年龄最小，承担跑腿任务，饭毕就送老许回家。一路上，他兴致很高地问长问短，他和我父亲是老熟人，有着共同的朋友，因而每次见到我他总是要问起父亲的身体状况，那天我一直感叹他的身体和记忆力比父亲好得太多了，他听了越发地来劲。车子停在社科院皂君庙的宿舍院里，老许住的楼房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盖的那种五层砖房，外表普通，内里简陋，虽然当时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宅，如今时过境迁，在周围耸立的高楼大厦辉映下，已经显得很陈旧。我送老许走进窄小的门洞，站在狭长的楼梯前，他一手拄杖，眼睛望着我，忽然孩子气地笑着说，我给你表演一下吧！还没等我弄清楚他的意思，他已经一手拎起拐杖，另一只手抓住楼梯扶手，蹬蹬地快步拾级而上。那楼梯有十几阶，而且还高低不一，他的视力又那样差，我完全给吓住了，大声喊道，慢一点！别跑啊！说话间，他已经从上面的楼层转过身来，对着我得意地笑了。我一边急忙往上跑一边说，千万不能大意呀！万一骨折可就受罪了！他倒不在乎地说，其实他根本用不着手杖的，只是因为眼睛不好罢了。告别老许，我对一直等在车里的先生说，真吓死我了，老许健步上楼啊！并连发感慨，比起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动一动也要人扶的父亲来，他简直就不像八十多岁的人啊！
然而，就在那个初冬的日子里，在我还忙着搀扶老父亲蹒跚地从屋子的这头走向那头的时候，老许却走了，离我们到医院看望他仅仅十几天的时间。
认识老许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年头，那是从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的日子，文学所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以沙汀为首的新的领导班子，而我这个刚刚进所几乎不懂什么事的毛孩子有幸在他们身边工作，较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这些文化界的名人。
老许最初给我的印象毫不起眼，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沙汀和荒煤。沙汀说话幽默尖锐，弱不禁风的身体里蕴藏的热情好像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出来。荒煤冷峻果断，他的忧郁神情和敢作敢为的性格就像两种绝然不同的东西被紧紧地扭合在一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起他们来，老许的特点似乎并不突出，他个子不高，嗓门不大，见人爱笑，笑起来眨眨眼睛，一副南方人温和随和的样子，更像是一个好好先生。
老许接触多起来还是因为电影。老许爱看电影，那时候，刚刚经历了十几年的禁锢，许多被打入冷宫的影片开始解禁，人们如同想要呼吸新鲜空气一样，争先恐后地找票看久违了的中国影片和外国参考片，看内部电影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文化，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享受，许多人都以能搞到一两张内部电影票而欣喜自豪。荒煤对电影情有独钟，他搞了几十年的电影，1965年文化部整风时被一脚踢出电影界，这会儿虽没有回到电影的队伍里，但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触电”了，他几乎把所有不开会、不写文章的时间都用在看电影上。文学所的人因了荒煤的关系得到许多便利，搞当代文学研究的和我们这些刚到所的年轻人便跟着老头儿疯跑电影院。有时，我们是在能容纳上千人的大场子里看电影，场内人头攒动，影影绰绰，坐在后面几乎只能看到前面人的后脑勺，但大家依然昂着酸痛的脖子坚持到最后，即使看不全银幕也和别人一起发出开心的笑声，和别人一起使劲鼓掌。有时候，我们能跟着走进只有几十个人或是十几个人的小放映厅，那时候我们的脚步都既小心翼翼又禁不住地透出骄傲和得意，那种兴奋、不安和高兴比看电影本身还让人难以忘记。
我很快就发现，在我们一天几场转战几个电影院的行列中总是有老许的身影。他经常到荒煤那里讨电影票，有时候一个人去看，有时候带上妻子张木兰，还有时候索性拉上所里一两个年轻的同事一起去看。一次，在一个较偏僻的军队电影院放映两部五十年代的苏联片子，开演前我在门口遇到神色匆匆的老许，他手里举着个面包，说是刚刚结束了一下午的会，还没吃晚饭呢，再一问，因为没有多的票子，他是挤公共汽车、换乘了好几次才赶到的。那时候的老许正在极度忙碌中，他协助荒煤主持《文学评论》工作，“文评”已经站到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最前沿，一个个讨论会，一篇篇充满锐气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刊物的发行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老许除了编辑刊物，还发表文章，为那些新生的作家和作品叫好，他忙得真像个旋转不停的陀螺。即便如此，老许也不放弃看电影的机会。那天的片子演到很晚，到了后来，我终于头脑昏昏连眼皮都快睁不开了，懵懂中猛一抬头，看到老许仍旧两眼大睁，紧紧地盯着银幕，好像完全沉浸在影片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片子演到半夜，散场时他和我们一起走出电影院，大家都沉浸在对片子的议论中，深沉的夜色里老许打着哈欠却仍旧一脸的兴致勃勃。老许看电影的劲头很大，为了防止荒煤因事多容易忘记，他索性特别给我打招呼，有好电影不要忘了告诉我啊！我牢记在心里，有了好片子就跑去给他送票，每当这时候，他总是眨眨眼睛笑得很开心，那样子仿佛年轻了好几岁。很多年后，他回忆那时候的生活说，我记得，在那段令人亢奋的日子里，一次次的会议，一批批的刊物、新书，把文艺界原有的污浊空气一扫而空。文艺在新生，人们生活在一种欢快的思想空气里。
老许和许多人一起欢快着。然而，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引起了我对他的好奇。
一次，他和荒煤在办公室谈工作，不知怎么就谈到了“文革”，他关切地询问荒煤在监狱里的情况，荒煤苦笑了一下，低声说，一两句话哪能说得清楚。又说，坐了七年监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可以在高压下受苦，但要改变人的思想却永远做不到……说着，他从椅子上探起身子，像是要验证他的这个观点似的，开始不满地说起自己的结论中至今还保留着“反鲁迅”的尾巴，你说说看，我到底什么时候反过鲁迅？哪篇文章哪次讲话发表过反鲁迅的言论……老许坐在沙发上很认真地听着，连连点头，过了一会儿却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倒是真羡慕你能关在监狱里呢，可惜我没有这个资格啊！
荒煤在监狱里关了七年，吃了很多苦头，还落下了终身耳鸣的毛病，他没有听清老许的话，坐在旁边的我却很有些吃惊，谁不知道坐监狱的滋味，七年铁窗生活，足以让一个人疯了，或是毁掉，老许怎么反倒会羡慕被关在监狱里呢？
渐渐地，我又知道了老许的另外一些事情，使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老许出身在穷苦人家，三十年代末，只有十五六岁的他，因生活所迫辍学考入上海生活书店当学徒，没想到从此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最初，他只是当伙计做杂活。很快，周围浓郁的文化气氛和一些可敬的人吸引了他。他勤奋学习，后来参加了陶行知、邹韬奋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参加了歌咏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还参加过营救“七君子”的活动。上海沦陷的那一天，阴云密布，城市在凄风苦雨中染上了一层灰暗的迷雾，他和几个年轻人站在屋顶上悲壮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那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压倒他追求梦想和自由的心。解放后，老许怀着满腔热情投入新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己喜爱的出版工作，对工作从不曾有过半点怠慢。但是，在这个老共产党员、老文化人谦和平静的外表下，却掩藏着深切的痛。
如今，有谁能够想象，一个人连续被人们批斗四年的情景？然而，四十年前，当“文革”的滔天巨浪骤然而起的时候，老许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走资派”，成了被人们唾骂成“狗屎堆”的人，从那时候起七年的漫长日子里，他过着鬼一样的日子，其中将近四年的时间，更是在三天一小斗五日一大斗中挣扎着熬过来的。
有一次聊天时，他绘声绘色地说起那情景，每次上场挨斗时，他都是在周围恶声一片的呼啸中被人架成“喷气式”，好像架去刑场般地押进会场，几个小时斗完后，他就在“还不快滚下去”的呵斥中踉跄离去。说是批斗会，其实他根本就弄不清批的是什么，只不过是被人们围起来乱叫乱骂一通。那些造反派可以随时上来敲他几下后脑，还有人用两手抬起他低垂的头颅大声喝骂，呼叫要“触及你的灵魂”，更有的打手们索性让他跪在地下几个钟头不许动弹，随意在肚子、胸口上踢打，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凶猫嘴里叼着的一只耗子，翻过来摔在地上，竖起来摔在沟边……
在老许看来，这样的侮辱，一个正直的人是一次也受不了的，而他竟然连续四年不断地生活在这种侮辱和折磨中间！他很多次想到了死，一天夜里，他对妻子说，给我一点粮票和钱，我可以远远地到深山老林里去过活，死了也情愿。妻子哭着说，别瞎扯了，到处是天罗地网，你逃了被抓回来，罪加一等，说不定要枪毙，家里人更受苦。他只恨那些人怎么不把自己打死，渐渐地他明白了，那种斗法，并非不想你死，只是不会下手弄死你，只弄得你半死不活，然后自行死去或自杀身亡，这样责任不在别人，而在死者自己。
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在一个小本子上偷偷地记下一次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他画正字，斗一次画一道，四年中，本子上画下了六十多个正字，一个正字是五画，六十多个正字是三百多次，三百多次的批斗！还不用说那些没有画成正字的一次次的抄家，抄到蛛丝马迹有罪，抄不到蛛丝马迹更有罪，只能证明你更狡猾、更阴险、更要没完没了地抄下去……老许画在纸上的是颤抖的笔迹，刻在心里的是血的印迹。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羡慕荒煤被关进监狱里的生活，他渴望哪怕一丁点儿的安全感。
存在于老许心里的痛还不止这些。
1980年冬，老许参加了为外甥女林昭（彭令昭）举行的追悼会，在会上做了哀伤悲恸的发言，那正是我第一次通过老许知道了林昭这个名字，并且永远地记住了这个不平凡的女性。
林昭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五十年代被划为“右派”，六十年代又因上书为彭德怀鸣不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抓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年轻的她在狱中仍不改初衷，铮铮直言，结果在1968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里被秘密处死，死时只有三十六岁。刑后，狱方向家属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不交代尸体的下落，不退还遗物。
林昭的父亲在女儿被捕不久便自杀身亡，林昭的母亲是老许的姐姐，“文革”中已经惨遭批斗，历尽苦难，丧女的打击，终于把她逼成疯癫病，她时常白发蓬乱神情痴迷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飘荡在大上海的马路上，终有一天跌倒在喧闹的人流中，有人认出她是大反革命分子的母亲，有人吆喝，有人簇拥围打，可怜遍体鳞伤的她就在奄奄一息中溘然去世。
对这一切，老许能说什么呢？敢说什么呢？五十年代，政治风云诡谲，他作为人民出版社的负责干部正驾着小舟小心翼翼地绕礁石而行，他只能时刻和组织保持一致，不能有任何抱怨，以免遭受灭顶之灾。到了“文革”期间，他的外甥女被密杀，他的亲姐姐惨死，而他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丝毫不知情，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只不过多了一个罪状，更加被斗得死去活来而已。
在参加了北大、人大等林昭的同学为她举行的追悼会后，老许一连很多天都沉浸在难以言状的痛苦中，我听到他在办公室里对荒煤说起自己的外甥女，说到几个月前法院才宣告林昭无罪，但她遗体的下落却依然无从知道，苍茫大地何处去寻？这沉重的历史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文革”虽已过去，天空阴冷的气候依然沉重，正义的伸张仍然沉没在浓重的雾气之中，林昭依然被遗忘着……他那沉重的语调，激愤的情绪，让我久久难以忘记。
不久，听说老许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去了上海一趟，那次赴沪不是因为开会，是因为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将要别国他去，不知老许是怀着怎样的心情送别自己失去了双亲和姐姐的外甥女。老许在上海住了半个多月，七十多岁的他拖着老迈的身体，每天陪着心情凄迷黯然的外甥女四处奔走，帮着她处理行前的种种繁琐事务，听着她的述说和愤愤然，最后，看着她在机场含着眼泪潸然离去，老许于无限神伤中承受着沉重的心灵鞭笞和无可奈何的愧疚。
再后来，文学所来了一个年过中旬的人，那人的面色总是有些阴郁，时常郁郁寡欢，逢到佳节对月拉琴泪流满面，一打听才知道他坐牢时和林昭曾有朋友关系，他的到来是老许努力的结果。老许一向严于律己，在进人问题上很少考虑私人关系，这次却是破了例。以后的日子里，他为林昭的墓奔波劳瘁，为编辑纪念文集呕心沥血。
一次和他聊天，他说这辈子充塞于心中的大多是苦难和灾祸，又说只要活着永远都不会忘记“文革”的痛苦……我听了心里既沉重又难过，虽不能完全了解，但却有一个发自内心的愿望，希望他们这一辈人能够自此远离痛苦和灾难，有一个充满阳光的安逸晚年。
在知道了老许的故事后再看老许，总觉得那矮小的身体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儒雅而随和的微笑中压抑着很深的痛苦。但很快，又觉着不然，老许就是老许，即使经历了“文革”深切的创痛，他的心依然善良和宽容，依然不失以身作则善于为他人着想的领导风范。
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是1979年文学所的职称评定。这是“文革”后文学所第一次评职称，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文学所曾经有过一次职称评定，据一些老人们回忆，那次的评定基本上是所长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具有绝对权威的何其芳把所里的专家们排了排队，就把级别定了下来，而包括俞平伯、钱钟书、余冠英等同样有着很高学识素养的谦谦学者们也平静地接受了他的安排。二十多年后的职称评定却变得异常复杂，此时，文学所积压了大批被耽搁的研究人员，人们的思想、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因历年来的政治运动变得非同一般，加上种种社会因素，都给职称评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当时，所里的曹道衡先生用一句话形象地描绘了这种情况：“千军万马要过独木桥”。
老许主持了评职称的工作，他压力很大，面前的种种情况使他已经根本不可能像二十年前的何其芳那样一个人说了算，他只能把工作做得细而又细，慎之又慎，调查、摸底、组织评审班子、对成果做具体的分析、对申请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找多少人谈话，大会小会开了多少个，评定的结果自然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但是让所有人都感到敬佩的是，以老许的学识和成就，他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职称问题，但他没有提，不仅这次没提，以后，在他担任所长期间的所有职称评审中，他始终都没有提出过。在他看来，需要解决的人太多了，要尽可能地把机会留给工作在第一线的研究人员。
1986年，老许离开了繁忙的工作岗位。他很平静，在宣布了离休以后很快地交接工作，收拾东西，绝不拖延。那时候，我已经到了研究室工作。那天，知道他正在办公室整理东西，就去帮忙并送他。临出门时，他环视四周，略微一笑，我在他的眼里看出了许多复杂的东西，是对过去岁月的怀恋不舍，还是为终于放下沉重的担子开始新的生活而释然，说不清楚。我以为他会有些感慨，他突然很认真地望向我说：这几年，我对你关心不够啊!我没有思想准备，完全没有想到他在这样的时候想到的还是别人，一时竟然不知怎样回答他了。
老许回家后我常能见到他，我住的四道口和他住的皂君庙相隔一站地，有事过去很方便。他散步时也经常从我家门前的马路上过，还上来看过我。我发现，最初他和很多老同志一样也有离开岗位后的失落和不适。一次，他自嘲说在路上碰见单位里的一个人，那人竟装作没有看见他，是不是自己变成隐形人了?他有些不悦，但很快也就想明白了，开始寻找新的乐趣，品味无官一身轻的莫大自由。他说这种生活其实是很惬意的，一不要上班，二不要开会。独来独往，动静自由，有兴时约上几个朋友品茗于一室，再高兴一点，一起吃个小馆子，或相约去江南遨游。读书是每日不可少的事，兴之所至随心所欲地写些短文，更有偶然嬉笑于路边玩耍的孩童中时，觉得自己也仿佛回到了孩童时代。有了这些舒畅事，他觉着那些“失落感”和“孤独感”就抛到一边去了。
我为老许总算过上了轻松闲适的生活而高兴。就在这时候，不幸再次降临，老许的妻子病倒了。
老许的妻子比老许小十来岁，平日里看上去面色红润，身体显得比老许还要好。她性情爽直，说话直率，逢到发表意见的时候，老许每每总是在一旁表示赞同，看到这种情况，我常忍不住在背地里偷着乐，觉得老许对妻子格外小心翼翼，直到后来，听说了他们的故事，我才对这种情形感到理解和充满敬意。
老许和妻子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他们在上海动荡的四十年代里恋爱，解放后结婚，婚后几十年两人相濡以沫感情笃深。“文革”开始时，老许和妻子在一个单位里，老许被斗得死去活来，妻子自然受到牵连，造反派逼她揭发老许的罪行，他们三五成群地追逐着她，责问、侮辱、谩骂，并扬言要开她的斗争大会，斗争会的前一天晚上，妻子抱头大哭，老许也大哭，两人相对而泣，一夜不曾合眼。老许说，是我害了你，妻说，我很害怕，但是我什么也不说……从那时候起，她就得了神经官能症，常常一夜夜不能入睡。以后连续多年，老许灾难不断几乎看不到希望，妻看在眼里，只能悄悄饮泣。再后来，她和老许一起下放干校，每日风里雨里辛苦劳作，等到别的人都陆续回城了，老许因为问题没解决还是走不了，妻子自然也没有人要，善良的她虽然心情抑郁但并无怨言，只默默与老许相伴打算在农村呆上一辈子。
“文革”终于过去，老许回到北京想法去了别的单位，妻却依然回到原处，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她的境遇一直很不好，她隐忍着不对老许说，一个人承受着痛苦和烦恼。老许看在眼里，心存歉疚，总想对妻子多些关心和体贴。
记得一个冬日里的下午，天气寒冷暮色降临得较早，办公室的人已经走空了，我在院子里碰到老许，他从食堂里出来，顶着大风，手里提着一大袋馒头。我知道那天他是去参加一个很隆重的讨论会，怎么不在会上吃饭赶回来买馒头呢，我好奇地询问。老许解释说，他想抓紧时间晚上写点东西。那还不让张老师给你做点好吃的!我不假思索地说。老许又笑着解释说张木兰身体不好，也有工作，家里的事情能做自己还是多做些吧。我追问老许在家里还做些什么，在我看来，以他的年龄只工作上的夜以继日已经实在够受的了，怎么还能承担家务?老许很认真地回答：打扫卫生啊，洗衣服啊，我洗得可干净呢……其实不用他说，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见到过他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用搓板认真地洗衣服了。老许匆匆忙忙地拎着那袋馒头走了，看着他有些驼背的身影，我觉得他真不容易。前些年张老师跟着他吃了不少苦头，老许大概想尽可能地多做些弥补吧。
然而，老许的努力并不能使一切变得好起来，妻子一年年地消瘦，精神上的创伤久而久之终于郁结成疾，查出来时已经是肝癌晚期，医生说只有半年了。
老许重又劳累起来，妻子的病拖了三年，三年里缠绵病榻饱受折磨，老许伺候左右，看着她被病痛一点点的蚕食，凄惶的心情难以言表。妻子曾对他说，嫁给他有快乐，有痛苦，但痛苦多于快乐，而且快乐的回忆早已消失殆尽，但痛苦的缠绕，心灵上的忧郁和压抑却至今徘徊未去。老许听了低下头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说什么呢，他清楚地记得年轻时的妻是多么单纯可爱，他曾经拉着她的手，吻着她光洁的额头，立志要给她一辈子的幸福生活，结果却给她带来了这许多的不幸，他的内疚和痛苦只有更深。
张老师终于撇下老许走了，当医生催促老许为妻子准备衣服时，老许气噫塞胸泪水纷落，只能站在病房门口饮泣、发呆。弥留之际，张老师整夜抽搐不止，老许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泪水洒满了她的脸颊。
这些场景我并没有都见到，只是过后断断续续地听别人说起，听着这些，我不能不感到难过，原以为噩梦已经过去，他们这一辈人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总该轻松地度过晚年了，才知道，来不及了!那些伤痛早已深深地嵌入生命的最里层，它们总会在适当的时候发作，并跟着你，一直到永远。老许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善良的心里永远保存着对亲人的挚爱，对母亲，对姐姐，对外甥女，对妻子……可是，这些爱一个个都变成了他终身的遗憾，像沉重的包袱，压在他的心上。
经历了老年丧妻的老许陷入了孤独之中。他接连发表了《老者自歌》、《孤独二境》、《独语》等文章。述说自己对孤独的感受：孤独是一种困境，有时极难摆脱，尤在深夜里，面壁枯坐，形影相吊，时光如已停滞了一般，漫漫长夜，度日如年。此时倘有个人过来同我说说话，哪怕是对骂几句，也胜似孤寂的难受了……
一日，到木樨地看望荒煤老，他正好刚读完老许发表在南方报纸上的孤独之说，老人家心情凝重连连叹息。他抓着报纸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就说不下去了。我读了文章，觉着没有那么严重，老许一方面倾诉孤独，另一方面是在努力调节情绪力图摆脱困境，但荒煤却似乎对前者感受得更深切。或许老年人与老年人的心灵更加接近，那孤独实际上正像是一张弥漫于所有空间无处不在的网，是不那么容易摆脱的。
作为老大哥的荒煤很为老许担心，老许的妻子病重时，他深知老许是一个自律的人，从不愿意给单位添麻烦，就多次派自己的车去帮忙。现在，从不问家事的荒煤竟然又张罗起来要给老许找一个老伴，为此，荒煤的夫人张昕老师也亲自出马，把电影学院的同事介绍给老许，连我们这等小字辈也被动员起来加入寻亲的行列。然而，事情一次次都不成功，并非老许眼高，张木兰老师走后遗下老母亲和老许住在一起，老岳母身板硬朗，只比老许大十几岁，每当有人来访就喜欢静静地走到门口观望始终，老许还有一个姐姐也住在家中靠他赡养，一个家庭中有三个老人彼此依靠，这种情况，要找到合适的伴侣实在太困难了。到后来，当老许把她们一个个都送走后，他自己也到了再也没有精力和热情组织家庭的耄耋之年。对此，老许亦毫无怨言。
写作成了老许摆脱孤独的主要力量，也成了他的精神寄托。那段时间，每次到老许家里，我总看到他在书房里忙碌。他的书房挤满了书柜和书架，上面分门别类地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实在放不下的就堆在柜顶上，或是整整齐齐地摞在地上，在他那张背向窗口的大书桌上，总是摊放着正在写作的稿纸。每次见到我，他除了告知生活起居的情况，还给我看他的文稿，谈起他正在写着的那些事情，有时他显出抑制不住的兴奋，有时却有着说不出的迷惘和怀恋。他描绘昔日文坛人物，冯雪峰、楼适夷、巴人等一些老朋友在他的笔下一个个栩栩如生；他回忆“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揭露丑陋呼吁人性的复苏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他还以平衡的心态观察周围生活，结交新朋友，写出下岗工人于逆境中求生存的感人故事。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很不好，摊在桌子上一张张稿纸上尽是间隔挺大的字迹，他说他对电脑挺感兴趣，可惜眼睛不好，弄不了那东西了。我担心那些不愉快的回忆会伤害他的精神，也担心他这样用功会影响身体，但每每想到他是想把自己一生的文化积累留给后人，又令我感动不已。
孤独可能是一种困境，孤独亦可能成为财富，暮年的老许在孤独中“蹶然而起并有所作为”，他写作了大量的散文、杂文、评论，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出版了多种散文集，实在让人佩服。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下班出了地铁，从西直门大桥下走过，那里经常聚集着一些闲散的老人，他们或下棋，或打牌，或就那么坐着天南海北地谈天。那天，在桥边一伙下棋的老人中，我意外地看到了老许，他坐在人后，聚精会神地观望着棋局，不时会心地笑笑，偶尔和旁边观战的老人说上一两句，看起来他们已是熟人。我并不感到惊奇，老许说过，他经常在这里和那些普通的素不相识的老人聊天，他们大多不富裕，生活得平平淡淡，但却有着乐天的本色，在这里，老许“孤独的板块”化为云烟，每每感受到人间的热闹和温暖。我曾把这些情况说给荒煤听，他听得聚精会神，然后笑笑，不知是羡慕还是什么。他耳背，又有着没完没了的社会活动，大概就是想坐进那些素不相识的老人堆里，也不大可能。
那天，我原本不打算惊动老许，但转眼棋毕，人们纷纷起身，老许看到了我，高兴地打招呼，说是也该回去了。正值下班高峰，我建议打车，他却执意不肯，车开过去先到他家后到我家，我猜想细心的老许是不想让我付车费，于是更加坚持，老许却说他经常来这里，都是走路或是坐公交，习惯了，很少打车。
我们到达车站的时候人还不算多，但当一辆空车飞快地开到我们面前，车门打开时，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许多人来，我们被他们前呼后拥地裹挟着向着车门涌去，老许在前我殿后，此时，周围的人塞堵得像沙丁鱼罐头了，想要抽身退出已经没有可能，我后悔听从老许的意思做了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事已如此也只有下定决心当好卫士了。老许很努力，也似乎有些经验，他尽可能地从侧面接近车门，跟着别人一点点地往前拱，经过一番挣扎，他总算挤到跟前，在人们的蜂拥下摇摇晃晃地登上了踏板。我紧跟其后，奋力抓住车门，一只脚勉强踩在踏板上，另一只脚却实在找不到立足之地，就那样悬在半空中既上不去更不敢下来，生怕万一离开老许会脸朝前倒跌下来。女售票员砰砰地敲着铁皮的窗框大声叫着：“老头儿!赶紧往上一步!使点劲儿!老头儿!”我觉出老许在人们的吆喝声中艰难地使着劲，周围的人也都在用力，还有人在后面使劲地推搡着我们，不知怎么的，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气喘吁吁的老许侧过脸来，看到我还在身后，对着我露出了一个略带歉意的孩子般的微笑。
我至今忘不了那个笑。心中存着那么多沉重记忆的老许其实是多么热爱生活。
老许就这么悄然无声地走了，就在那个初冬的日子里。
我是在他离去的隔天听到消息的，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听到消息时，他的遗体已经火化。老许生前曾表示丧事要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不惊动任何人，这自然是按照他生前的意思办的。在他病重期间，他的大儿子于病榻前守候多日早已疲惫不堪，小儿子专程从美国赶回，如今假期已满，不能不尽快安葬老父重返异国，这可能也是第二天就火化的另一个原因吧。
人去楼空，他那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瞬间变成了空宅，书房里没有了他忙碌的身影，狭窄的楼梯上不再有他咚咚的脚步声，没有灵堂，没有哀乐，没有鲜花，只有窗外的萧萧落叶，远山的苍老迷茫仿佛在默默地送别着一个老人的离去。
这空洞和沉默让熟悉老许的人们有些无所适从，朱寨先生对我说，他是隔了好几天才知道消息的，太突然了，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和老许通话的情景，从话筒的另一端传来的亲切的话语好像还在耳边回旋，怎么人就这么走了呢……听得出来，他为没有能最后见上老友一面而伤心不已。一个夜晚，李子云急急从上海打电话来，说王元化先生让一定帮忙给老许送一个花圈，我告诉她，老许第二天就已经火化，花圈送给谁?送到哪里?她不胜慨叹……接下来的两个夜晚，我不断接到询问的电话，他们问老许的家里为什么没有人，亲属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放下电话，我凝望着窗外，黑夜的风里，远远近近闪耀着万家灯火，我知道，此刻，属于老许的那扇窗一定是黑着的，他们一定是先把电话打到那里，没人接才辗转打到我家里，我想象得到，电话铃是怎样地在那黑色的空间里一再鸣响，老许宽大的书桌，他习惯坐着的带木扶手的旧沙发，那一排排书架上老许精心收藏的书籍，还有他留在桌上没有写完的文稿是怎样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沉默着，借着从窗外射进来的光亮，默默地，闪着黯淡的光泽……恍然问，我仿佛又看到老许独坐桌前，垂目凝想：少年的困苦，中年的煎熬，母亲的泪，妻子的病，一个又一个老朋友沉重的背影，昔日文坛的云卷云舒，还有那不堪回首又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文革”之痛……一一在他脑海中展现，如同电影一样连续放映，一幕又一幕。黑夜里，他不觉潸然泪下，也有时候，他想着想着一个人笑起来，笑声在夜间空洞的屋子里回旋……
很多年后，还会有人记得老许，知道这个老人的故事吗?
2007年盛夏于文慧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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