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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冲突与林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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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1/13 出处：先锋历史 |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际，中苏刚刚结束乌苏里江上的冲突。100万苏军已经布置在5000英里的中苏边境线上，数百枚核弹对准中国各大城市。
在九大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中国第一次把“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林彪对苏联使用了“新沙皇”一词。但是林彪乐观地得出结论，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面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
对毛泽东和周恩来来说，仅仅谴责苏联和美国同等邪恶并希望于世界革命的奇迹是不足以对付北方的威胁。毫无疑问，周恩来是坚定支持毛泽东的，他开始提倡一种全球的外交战略，其基础还是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平共处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建立友好的关系的原则。这是一种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考虑并相应与美国实行策略上的缓和战略。这一战略提出和美国利益不谋而合。这种新外交是对曾经风行一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否定，林彪看来这即使不是对原则的背叛，也是对他热心鼓吹世界范围人民战争观点在政治上的否定。关于在外交政策上，特别是和美国复交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开始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和林彪另外一个分歧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即毛泽东与周恩来提出的关于重建党和权力机关的步骤和方法问题。发生分歧不是要不要或者应不应该重建党（因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产生一个能替代党的机构），而是要不要按照旧的列宁主义原则建党，是否恢复党独一无二的地位，是否吸收那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党的领导和干部，尤其是谁来统治重建后的党的机器等等问题。对毛特别是对周恩来来说，党的迅速复原是国内的首要根本问题，对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后果，即军队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不管人民解放军具有多少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但现在形式使人产生对波拿巴主义的担忧，毛泽东开始批判军队将领们的统治太“傲慢”。此外，对苏联威胁的日益关注也使建立稳定的国内政治秩序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毛泽东主义的特点是在一个复兴与重建的党领导下实现国家的团结一致。此时，毛公开赞成许多前领导人复职以及全面为被文化大革命打到的干部恢复名誉。
北京那些设法躲过对极左分子的不断清洗的激进领导人（最著名的是陈伯达）认为，恢复老“走资派”的权势这件事过于急躁。新领导人的选拔更多按照行政能力或政治上需要，而很少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标准进行。林彪也反对让老干部复职，这倒不是他对文化大革命原则的依恋，而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重建对他政治野心构成了威胁。文化大革命前的干部复职加强党的力量，而党越强大，林彪决定政策和事物的权力就越小。因此在九大上，林彪提出中央文革小组应继续履行职责，这并不意味林彪在政治上支持中央文革，实际上自从1968年林彪野蛮镇压激进红卫兵后，林彪就和中央文革小组大部分成员发生尖锐的冲突。显然林彪是利用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抗衡政治局的筹码，以此来阻碍重建列宁主义党的进程。无论怎样，林彪的提议未获通过，1969年12月，中央文革小组被取消
九大后进行的政治斗争，或至少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冲突，不能轻易地解释为单纯的军方和文职政权、军队和党之间的斗争，由于这场斗争是在1969-1971年间进行的，所以林彪不太可能以整个军队的名义讲话，他也不可能自命为军方发言人。1967年夏，林彪也加入了文革对军队将领的攻击，当时出面保护军队将领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林彪。固然林彪在军队中有追随者，他们极力争取其他人支持以维护林彪作为接班人地位，但比起忠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人来，他们在人数和权力远不如对方。林彪对毛泽东的挑战，不是军方对文职政权的挑战，而是政治挑战。对林彪的指控最终包罗万象，其中最可信的内容是指责林彪企图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林彪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凡是有利于他自己权力的任何路线和方针他都支持。
林彪对党的全面重建和中美关系解冻的反对态度正是出于对权力的考虑。毛泽东对林彪个人野心和阴谋方式日益增加的怀疑，导致1970年8月下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两人的公开冲突。
林彪和陈伯达（他们当时至少暂时地从策略上考虑而结为同盟）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毛泽东对手的纲领有两部分内容：首先，任命国家主席以填补刘少奇被撤职后的空缺；其次，在新的国家宪法条款上加上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话；“突然袭击”包括对周恩来的外交和国内政策进行批判的讲话。
设国家主席提议是与毛泽东几个月在起草新宪法时作出的不设国家主席（实际上是废除这一职务）的决定唱反调。这也许是因为毛泽东恐怕损害周恩来总理在政府机构中的最高地位，所以不愿意他的继承人林彪获得国家主席职务。封毛泽东为天才的建议多少是一件十分莫名其妙的事情，毛认为是个理论问题，但在当时，这似乎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政治问题。称颂毛泽东为天才一事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精神十分吻合，1970年把毛泽东作为天才来赞美，其用意是创造一种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将所有政治智慧和权威集于毛泽东一身，归于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党，因而消弱按列宁的先锋队理论来重建党的势头。毛泽东很快看穿了利用他的崇拜来反对他关于党的政策这种迟来的企图。毛泽东拒绝把自己作为天才，他评论其中的政治含义时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这次中央委员会，既没有任命共和国主席，也没有宣布毛泽东是天才，相反林彪和陈伯达因为阻扰党的重建进程而受到批判。此外，在经过明显的激烈辩论后，中央批准了周恩来的外交政策。经过两个星期秘密会议后发表正式公报宣布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这是五年来第一次公开听到这样的言辞。
庐山会议还标志陈伯达的垮台，长期以来陈伯达是毛泽东私人秘书，文化大革命使陈伯达升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并列，但庐山会议不久就作为“中国的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
处理林彪是一件颇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还因为林彪的声望仅仅次于毛。此外，在1970年秋季，林彪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军队的支持还是一个未知的因素，这就使林彪垮台的战略直到一年后才见分晓。毛泽东开始着手剥夺陈伯达和林彪的支持者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的权力，其中包括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毛泽东还以对付苏联威胁为幌子，把林彪直接指挥的部队从北京调到他们的老根据地黑龙江（1971.1），以确保在北京和北京周围的解放军部队的忠诚。
在为林彪垮台作准备的同时，林彪反对的各项政策正在实施中，重建党的机构进程大大加快。因为在党的九大以后18个月的时间内，要建立省一级党委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庐山会议的作用排除了障碍。从1970年12月到1971年8月期间，所有省都建立党委，有效控制了省革命委员会。随着党的重建，革委会和军队政治影响不断下降。革委会只是为了行政管理上的方便和意识形态需要而保留下来，军队也逐步从文化大革命中奉命接管的政治权力中退出。1971年，毛泽东在巡视各省的旅途中再次明确指出：党应该指挥枪。他告诫军队领导人说：地方党委已经决定的事，还要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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