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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阴影下的凉山彝族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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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1/10 出处：南方人物周刊 |
阿黑在自己的小床上找到了母亲的照片，是被人从中撕开的半张照片。记者问能否找到父亲照片，他在黑暗中摸索半日，找到了照片的另一半。照片上的男女，面容都年轻、干净。对于生者，他们已经永远成为了回忆
在这片安静的土地上，死亡象一个无处不在的阴影。
披着察尔瓦的,忧郁又羞涩的，住在高山之上的，有着无比美妙的歌唱的民族。
留下将近８０００个失去父母，内心幽闭的孤儿。
记者 吴虹飞 发自凉山
盘山公路从西昌市东部螺旋上升，从海拔1500米，渐渐升至平均2300米的高地。气温渐渐有所降低，披着察尔瓦的，皮肤黝黑的男女陆续出现，昭觉县城快到了。
深蓝色，白色的察尔瓦给人留下的感觉是神秘和静谧。11月了，地里的作物早已经收割完毕。大人们似乎已经清闲下来，围坐闲聊，随处可见小孩子们在路边玩耍，鸡，狗，牛闲荡。一条狗大模大样地躺在路中央。一名身披察尔瓦的老人站在河边默默注视着河水。雪山静默，白云飘渺。在更远更高的山里面，也还是有人家住的。据说，大凉山最好的彝族歌手，都是住在大山之后，难以寻访。这是一个气质忧郁的民族，他们善歌，悠长宛转的“多洛荷”、“高腔”，充满了难以言说的苍凉，令人动容。
凉山是高寒之地，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北段，地处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之间，是云南和西藏的交通要道。其东、西、南三面被金沙江环绕，北以大渡河为界，因为地势陡峭，河流湍急，凉山形成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自古以来，凉山彝族在此割地称雄。凉山彝族作为彝族人最大的一支，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然而，在多年的在多年政治运动打压和市场经济冲击下，这种传统被严重边缘化了。
公路旁的土墙，民居的墙上，用石灰刷的大字如“认真开展好第三批保持共产党先进性”和“防爱滋，人人有责”等等，比比皆是。原来在这片有着浓郁风情和曼妙歌声的土地上，四处毒品和爱滋无声无息地肆虐。作为彝族服饰之乡，水草丰茂昭觉县，是毒品和爱滋病的重灾区之一。2007年10月，昭觉县的HIV感染者有2038人，孤儿总数1181人。
邻近的布拖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截至到2007年底，全县的HIV感染者达2215人，2452名孤儿占了布拖县城总人口的2%。布拖被誉为火把之乡，早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每年七月的火把节，来到这里游人、背包客络绎不绝，宾馆是早就住不下的。火把节过后，游客、外国人作鸟兽散，布拖县专门为火把节建立的节目高台空无一人。偶尔那是为“中央领导”表演多洛荷民歌、和毕摩作法，以及歌舞节目的场所。到了夜里，店铺早早关门，整个县城有如荒城，冷冷清清，几个披着察尔瓦的青少年在黑黢黢的街道上无事游荡。布拖宾馆服务员经常警告客人，晚上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吸毒的人很多，他们抢劫，杀人，治安很乱。”
“同伴教育”
10天一次的集市上。一大早，村民们把猪啊，牛啊，羊，马都从家里赶了过来。小孩子或者来太太怀里抱着一只鸡，等待着有人买走。无数的猪无赖的嘶叫，牛低沉的哞声。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镇上的路很快就被满是尘土的班车和人堵死了。司机大声摁着喇叭。大家在马路中，熙熙攘攘地穿行。
彝族人好酒，青年男子在路边端着酒瓶喝酒。有人聚在一起，赌些1-5块的小钱。盛装的女孩子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若是见到陌生人注视她们，便害羞地把头别过去，轻轻地笑。不远处，是批着斗蓬的小伙子，寻找机会来和她们搭话。集市是青少年男女相互爱慕的好时机。
据说，彝族人的婚前性行为十分自由。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的几率也很高。阿芝则要教会自己的同伴预防性病和使用避孕套。
19岁的阿芝是木渣洛村的村长的女儿，她热情善良，汉语说得很好，是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同伴”教育者。每天晚上7点到9点，她和她召集起来的青年男女一起在一个大房子里度过。她通常是给他们发问卷，里面是关于性病和爱滋病的常识。然后她会和他们一起游戏，让他们学会克服社交的障碍，并且讲授关于毒品和爱滋的常识。她说，如果你不能不吸毒，你一定不要打针；如果你不能不打针，一定不要共用针头；如果你不能不共用针头，就一定要消毒；如果你不会消毒.......
一位19岁的赤着上身的少年与阿芝擦肩而过，他要到河边去洗头。阿芝说，那名少年父亲在外打工，吸毒后染上爱滋，感染了他的母亲。5个月前，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大概是觉得羞耻，不愿意提这样的事情，也不配合中心的同伴教育。
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今年村子里在打谷子的时候，一个月死了6个人，都是30岁左右的青壮年。
阿芝说，自己的父亲以前也吸毒，但是10几年前毒戒成功掉了，还因为组织村里人戒毒，当上了村长。她说，如果父亲不戒毒，也会死去。
阿果和四个孤儿
大部分的彝族人过的是彝年而不是春节。彝年大约在11月中下旬，具体日子由每个地方的毕摩用彝族历法算出。村民一大早爬起来，各家各户开始“打牲”，杀过年猪。猪被捆绑，放血，嘶叫了一会就没了声息，不一会就被开膛，白花花的大肠热腾腾地滚了出来。杀猪的人掏出猪胆，举起来，眯着眼看胆囊的形状，胆汁的多少。据说，这样可以看出一年的运气。一会儿，他们还要拜祖先，吃坨坨肉，大口喝酒。
28岁的阿果(化名)和她的四个孩子却不打算过彝年了。因为家里没有“过年猪”。
屋子中央支着一口锅，里面有着白菜和土豆。那已经是比较好的伙食了。已经很久没吃过肉。家里只有土豆，堆在昏暗的角落里。一只很小很小的猫走来走去。
四个小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才出生一年，紧紧地抱着母亲。孩子们围着母亲嬉戏，阿果不时脸上泛起笑容。
4年前，他们父亲已经感染爱滋病去世。年仅27岁。
他没有出去打过工。阿果甚至不清楚他是怎么感染上的。
她疑心自己也感染了爱滋。1年前她去乡里检查过，抽了2回血，但是乡里至今没告诉她检查结果。所以她每天担心自己和孩子。
但是她认为，也许不知道比知道了要好。
她说，有时会梦见丈夫，梦见他们在一起，梦见他没有死。
深深地埋下头，轻声说，她也不抱什么希望。
天色渐渐暗下来。
石子和她的奶奶
石子（化名）说她已经11岁。但按照汉人的算法，她其实才10岁。她有着清秀的脸庞和狭长的眼睛。第一次看到她，她穿着校服在“福慧班”（一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与当地合办的孤儿班）上课。她坐在第一排，手背在后面，认真地回答老师的问题。石子很喜欢学校，学校发给她校服，一套秋衣秋裤，过冬的棉衣，鞋子和书包，还有牙膏，袜子等生活用品，一个星期能吃两顿肉。为了能够进入福慧班，她还特意留了一级。她喜欢学习，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第二次见到她，是在她和奶奶的家里。她刚从河边洗衣服回来。趁着阳光，她们在平地上晒苞谷，石子把洗干净的校服晾了起来。
石子的母亲五年前因为爱滋病死亡。她已经不记得母亲的样子。而去年的11月，父亲也因为爱滋病去世了。
她已经开始代替奶奶劳动，挑水，喂猪，看家护院。
石子的奶奶67岁，个子很瘦小，窄窄的脸，指甲漆黑。她的左手，因为去炸鱼，被炸掉了三根手指。
“儿媳妇生病的时候，家里没钱治病，娘家把她接了回去，5天后就死了，”悄悄烧了。”
石子的父亲发病时，腹涨，身上长了很多脓包，积了很多脓水只好请医生来抽腹水，抽完了，肚子又涨起来。他痛得差点把家具烧了。
最多的一次，他抽了30多斤的腹水，最少的一次也有15斤。
由于天天请人来抽腹水，石子的奶奶都感到“不好意思”起来。石子的父亲对石子的奶奶说，你把我照顾好了，我女儿长大了，会报答你。还有，不要让石子结娃娃亲，怕将来没钱赔偿。
石子的父亲终于在去年11月结束了所有的痛苦。
已经不是第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13年前，大儿子去成都，染上了毒瘾，找不到毒品，回家十几天，上吊自杀了，死的那年19岁。
凉山彝族有“死给”的传统，即通过自杀来表示愤怒、屈辱、抗议和报复。因为服用毒品，导致的家庭纠纷和社会冲突，凉山自杀人数约占死亡总人数的10%。父母亲的自杀也是导致产生孤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年前，小儿子也是吸毒，被戒毒协会抓走了，在昭觉的戒毒所里关了四个月，忽然有一天，有人把他的骨灰送了回来，说是生病带去输液，用药过量昏死过去。石子奶奶至今不相信他们说的理由。
奶奶拿出了小儿子的照片，那是生前最好的一张。照片中的青年戴着一顶红色的建筑工人的帽子，微笑着。他死的那年22岁。
他们其实有过十分幸福的时候。儿子们虽然小，家里粮食那时也是够吃的。有一段时间，大儿子经常从外地挣钱回家。直到他开始吸毒，偷家家里的粮食去卖。当家里彻底崩溃的时候，石子的奶奶想过去死。“现在不想了。”她说，她还有一个女儿，在外乡杳无音讯，可是她也不指望她回来给她养老。三个儿子，只有石子一个后代，她只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石子身上，她希望自己死的时候，石子能够好好送走她。
石子是第一次听奶奶讲起父亲和叔叔们的故事。她的眉心渐渐蹙起来，露出一丝哀愁。
墙上挂着破的镜子，还剩着半个喜字。前年，一个外国阿姨给了石子一个相机，让她去拍照。后来，那个“外国阿姨”把相机带回了北京，在那里做了一次展览。
一个北京的女孩子一对一地资助石子，每个月给她寄来150元。不久前，女孩子来到石子家见到了她和奶奶。墙上挂着一个书包，便是那个女孩送给石子的，书包上的标签，石子没舍得撕下来。
在凉山州，90%的孤儿的父母死于由吸毒感染的艾滋病及其相关疾病。石子是典型的父母双亡、隔代抚养的例子。
昭觉的村庄里，很多房子屋门紧锁，霉味从破裂的窗缝里散发出来。主人有的吸毒而亡，有的感染爱滋，有的劳教、服刑，有的不知所终，诸多尚无自立能力的孩子成了孤儿。如前文所述的石子尚属孤儿中境况较好的例子，许多孤儿衣不蔽体，人畜同屋。
几年前，为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筹建“爱心班”一事，彝族青年吉洪阿敏在昭觉地区寻访孤儿，徒步11公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子，2个失去双亲的孩子住在潮湿，黑暗，狭小的土屋里，所有的粮食只有两串玉米，几个萝卜，挂在门前的核桃树上。更令她震惊的是：这样的孤儿在凉山遍地都是！
中心的金小姐进一步告诉记者，在凉山，因为毒品，爱滋等问题产生的孤儿有8000个，而能够得到救助的不足2000人。
毒品是如何在凉山泛滥的？
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爱滋病患者。 1995年凉山彝族自治州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凉山州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高达1.3万多人；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过6,000例。一名NGO 的工作人员说，县疾控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与艾滋病流行的实际情况尚存在差距。有数据说，拥有近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实际感染HIV人数不少于2万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的几名学生在布拖县的一次调查中，死亡的1098名儿童家长中，有697人死于各种疾病。其中明确知道是死于艾滋病的只有10人。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准确的。金小姐告诉记者，凉山地区的爱滋感染率在普通人群中已经高达8%，而每一个感染者后面，至少还有3个隐藏的感染者。所以感染率有可能要翻三倍。吉洪阿敏则告诉记者，有一次她访问她的表弟，一名爱滋感染者，惊讶地发现身后还有13名共用针管的感染者。她完全不能估计感染者究竟有多少。
凉山地势高寒，农民只有种植土豆，玉米和荞麦，生活困顿，一年人民币收入为零的家庭随处可见。今年媒体爆出东莞企业使用凉山童工一事。而丢失孩子的一位凉山母亲，听说孩子在东莞竟然每天都有米饭吃，立刻转悲为喜。
彝族学者马林英在《凉山毒品问题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指出，早在1980年代末，凉山彝族自治州成为“金三角”毒品贩运的一个重要通道、中转地和集散地，许多大宗毒品都经四川与云南接壤的攀枝花、凉山、宜宾、泸州、甘孜等地进入，并在成都、西昌等大、中城市中转，并对整个西南地区构成影响。
198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彝族青年因为贫穷而背井离乡，到前往成都、攀枝花、昆明等地寻找打工。他们大多不懂汉语，有些捡垃圾，有的人在建筑工地当上工人，往往干不上几个月，或者会被克扣工钱。不少彝族人城市街角和郊区形成聚落，不少人开始偷盗，抢劫，进而有人铤而走险，贩卖毒品。
一名NGO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这种毒贩贩毒的剂量很小，往往只有1-2克，凉山女毒贩甚至将婴儿偷骗、拐卖、出租，或直接利用自己的婴儿来参与贩毒。大温泉村的阿牛阿切夫妇在2002年携带自己仅1岁的儿子外出贩毒，至今未归。毒枭往往利用孕期妇女贩毒，甚至是还差一个月就要生产的妇女，“警察没放抓她们，一抓就流产。”一名妇女为了贩毒连生了九个孩子。“而这些人似乎根本是对性命毫不在乎。收容所里太多了，只好遣送回乡，送都送不完，没得办法。”
贩毒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承担的风险很高，精神高度紧张，为了缓解压力，他们也开始吸毒。最初是烫吸，逐渐到静脉注射，以节约金钱和满足毒瘾(注射0﹒05克海洛因等于0﹒2克烫吸效果)。注射时，他们经常共用针具，感染爱滋病几乎就是迟早的事情。
大约在1992年，外流人员把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海洛因带回凉山。木渣洛村的一个村民说，“那些在外打工的人，还有经常出差的干部把这些东西带回来。我是因为咳嗽，也抽过（海洛因），有豌豆粒那么的大，化了15元钱，吸完后脚酸手软。喝酒后这些症状被压下去了。”彝族人的传统是为人慷慨大方，有了好东西，则一定要和兄弟朋友一起分享，就象抽烟喝酒一样。在木渣洛村，记者发现，抽烟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不仅男子抽烟，中年妇女，甚至少女也在旁若无人地抽烟，儿童吸烟也屡见不鲜。昭觉县宣传部的一名汉族工作人员说，吸毒在许多年前是很时尚的，彝族人把毒品用来炫富，朋友到家里玩，请人吸上一口毒品，是表示好客和有钱。许多年前，有家人的毒品丢失，还到公安局报了案，而公安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还积极配合查找。
海洛因因此而流行。“先是跟自己的兄弟吸，后来介绍给朋友吸。吸着吸着就上瘾了，没有钱买，就去找亲戚借，借不到，就开始偷家里的东西拿去卖……卖光家产，只好加入外流的队伍，以贩养吸。有的偷窃抢劫，有的贩卖人口，有的卖淫。还有些吸毒人员因为难以承担痛苦和羞耻，自杀了。”
凉山彝族并不注重敛财，也不讲究吃穿，以偷摸为耻，性交易对他们来说更是匪夷所思。而现代化的公路，电视，接着是毒品，改变了传统的观念。
爱滋病感染
艾滋病疫情在凉山正在一般人群中扩散，囿于当地落后的医疗条件，艾滋病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只能从当地的卫生院里拿到一些常规药品如止痛片、消炎药等。
当地彝族早婚早育，在民族政策的允许下，每个家庭普遍生育2-4个孩子。感染艾滋病的生育妇女，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预防儿童感染，使得母婴传播在当地比较普遍。由于自2001年做了艾滋病检查以后，竹核地区没有再做过大规模的艾滋病的检查，感染爱滋病的儿童无法预测。有专家认为，在凉山因为毒品、艾滋病造成的孤儿和艾滋儿童的问题，要比河南等地要严重得多。
在木渣洛村，记者看见一名一岁的婴儿在劳作的母亲背上号啕大哭。几个月前，该名妇女的丈夫因为感染爱滋去世，而该名妇女因为感染爱滋，不能为孩子晡乳，而又没有钱买奶粉，婴儿因此哭闹不止。
有一名在爱心班就读的孤儿，父亲消失了10年，如果外人问起父亲，他会说，我恨他。忽然有一天，父亲给他寄来了100块钱。而当工作人员问他父亲目前在哪里时，他会缄口不言，或者说不知道。金小姐说，他心里还是会保护自己的父亲。
昭觉县竹核乡木渣洛村的9岁的爱滋孤儿阿黑（化名），父亲早就不知去向。母亲生下他，五个月后就改嫁到了山西。外祖母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已经感染爱滋病死亡。而在阿黑6岁的时候，山西传来了消息，说他的母亲也已经感染爱滋病去世。他的外祖母说，阿黑长得十分俊秀，聪明伶俐，去山西奔丧，见到母亲现任的丈夫就立刻叫“爸爸”，对方家人均十分感动。阿黑在木村的“福慧班”上小学。他坐在倒数第三排的角落位置，神情专注。那天，老师在上数学课，记者看到穿着红色校服，带着时髦的鸭舌帽的阿黑也积极回答问题，并且到黑板前做加减法运算。
传统的彝族人是不会嫁给汉人的。但由于近年来村里的吸毒的彝族青年太多，少女们开始选择远嫁汉区，如嫁往绵阳、内江、山西等。而就是已经结婚，因为丈夫失踪，或者死亡的妇女也选择了遗弃孩子，远嫁她乡。阿黑的母亲便是其中一例。
外祖母提起病故的女儿就忍不住掉眼泪。她说，虽然女儿和朋友一起吸毒，感染了爱滋病，但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每次回家，她都会主动帮她做家务。她非常怀念这样的女儿。来到阿黑家串门的几名邻居妇女也十分主动地告诉记者，他们是多亏政府资助——她们把一切前来拜访资助的人，都当成是政府来的人了。
阿黑在自己的小床上找到了母亲的照片，是一张从中被人撕开的小照片。记者问能否找到父亲照片，他在黑暗中摸索半日，找到了照片的另一半，中间有一条缝隙，是撕开的裂痕。照片上的2名男女，面容都年轻，干净。对于生者，他们已经永远成为了回忆。而阿黑是否也会感染爱滋，并没有去检查过。
由于缺乏检查和治疗，许多人并不了解自己的病情；少部分人即使进行了检查，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之后，也不会告诉家人。因此，对凉山州艾滋病情，缺乏更确切的参数。
侯远高说，在凉山彝族地区通过性传播感染爱滋病的危险性，高于其他人群。爱滋病感染者基数很大；吸毒人员性伴侣比较多；婚前性自由等都是原因。彝族社会没有对艾滋病感染者回避或隔离的意识。他们娶妻生子，性生活中很少有使用安全套的习惯，其配偶、子女和性伴的感染几率较高。
33岁的阿木（化名）抱着四岁的女儿呷呷（化名），神情忧郁地坐在床边。他的父亲是一名毒犯，关在监狱里死去了。阿木是1993年开始吸毒的，跟着朋友玩，说是可以治感冒，晚上睡觉好。渐渐上了瘾。过去“人多，幸福”，现在人“一年死一个”。他的弟弟，妹妹和姐姐，都因为吸毒死亡。而他们九、十个朋友一起吸毒的，现在只剩下了三个。四年前，他的妻子也检查出了感染了爱滋。是他传染了他。他说他们夫妻感情很好，而妻子虽然感染了，却从来不后悔，说，死了就算了。“她活着时，身体比我好，干活什么都可以。”
阿木的妻子是今年1月去世的，27岁。“脑膜炎，头疼得厉害，喊都喊不出来。”“本来以为我先死的，她后死的。”“我死也死不掉，活也活不了。”妻子刚去世，他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好些了，就这么活着，“梦不到她”，“只能想着过去怎么和她在一起。”
“死亡”是凉山最常见的词汇。我们走访的人家里，死人是司空见惯的。而他们谈起此事，似乎也十分习惯，态度温和，语气轻柔。死生事大，在这里却变得轻易起来。一名彝族女孩对记者说，那是彝族人对死亡的态度是比较超脱的。她的男友直言不讳地说，死的人实在太多了。
孤儿的困境和民族自救
毒品和艾滋病影响下的孩子，基本生存无法保障，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有些孩子住在即将倒塌的危房中。大量的孤儿失学在家，女童尤甚。疾病时常侵扰儿童，而无钱医治。过早承担家庭重担， 7、8岁的儿童就开始负责照顾弟弟妹妹；10岁的儿童就开始参与地里活：背肥、砍柴、放牛、打猪草、饲养牲畜等等。由于处境特殊，孤儿的心理容易孤僻，敏感，自闭，早熟。
甚至有些开始涉毒。一个吸毒者自述吸毒史时说,“我14岁时由于感冒母亲给我吸了一点海洛因，还告诉我吸了后感冒自然会好，但我吸了后感冒并没有好转，后来我自己到九口乡街上去买了10片去痛片吃才彻底好转。之后母亲叫我贩毒，让我带着毒品趁晚上时到乡上去卖，此我开始偷母亲放在家里的毒品来吸。”
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张丽华在调查中写道，有些孤儿从小在吸毒父母的影响下接触毒品，有的在7、8岁的时候就已经熟练地使用注射器吸毒。他们成都，西昌等城市的街头，流浪在街头乞讨、捡破烂、盗窃甚至是抢劫，参与毒品交易。
在走访的100多户家庭中，张丽华等人发现，只有很少的几户得到过政府的救助，数额也十分有限：每个月9元。
这几年凉山民政局和妇联为救助凉山孤儿作出了极大努力。昭觉从县2002年起，采用“借猪还猪”的办法进行救助。即“每户一只小母猪，每个孩子两只母鸡。”
截至2006年末，虽然凉山州民政局已经对近2,000名孤儿进行了救济，但仍有更多的孤儿没有得到救助。妇联的一名同志说，“我们非常想多开展一些救助的项目，但是每年拨给我们的经费只有1万多元。
NGO成了政府的有力助手。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于2005年创建“爱心班”，中心为这40名孤儿购置学习用具和生活用品，发给每人每月40元生活补贴。中心不仅提供生活费，还提供所有生活和学习用品，包括床、被褥、衣物、文具等等。几年后，“爱心班”的模式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推广，更多的慈善基金和NGO组织参与进来，更多的孤儿得到了救助。
一名NGO的工作人员表达了她的疑虑，爱心班”、“福慧班”能够资助的孤儿有限。一个又一个的NGO组织来了又回，项目结束后，凉山还在那里，孤儿还在那里，新的孤儿也会产生，他们必然会在成长过程里成为社会中的“另类”，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而往后他们应该怎么办？
“必须民族自救。”NGO的工作人员，彝族青年罗洪木果说。他原来是新华网凉山站的记者，几年前到凉山做社会调查，为他所见到的孤儿的遭遇震惊。他辞了职，与女友一起投身于凉山孤儿的救助工作中。他说，“要看这个民族有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了。”
离开凉山的时候，天黑了，整个村寨几乎看不到灯火，落入一片黑暗之中。
在这片安静的土地上，死亡象一个无处不在的阴影。
披着察尔瓦的,忧郁又羞涩的，住在高山之上的，有着无比美妙的歌唱的民族。
留下将近８０００个失去父母，内心幽闭的孤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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