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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的理解与批林批孔
    时间:2008/12/28 出处:福建党史月刊
    【摘要】“批林批孔”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一场十分奇特而又十分普遍的群众性运动,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除了长期以来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的延续和其他一些现实的社会因素以外,还包括由此导致的他长期以来对儒、法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和秦始皇历史地位的片面理解,这也是“批林批孔”运动与“文革”时期其他历次群众运动相比较的一个显著特点,本文拟对毛泽东对儒法思想理解的变化与他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批林批孔”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一场十分奇特而又十分普遍的群众性运动,其奇特之处在于这场运动将维持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二千多年之久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与“文革”时期最大的反党集团的头号人物林彪一起作为批判的对象;说它普遍,因为它和“文革”期间其他历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样,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的、并且自上而下波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笔者认为,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除了长期以来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的延续和其他一些现实的社会因素以外,还包括由此导致的他长期以来对儒、法思想,特别是孔子思想和秦始皇历史地位的片面理解,这也是“批林批孔”运动与“文革”时期其他历次群众运动相比较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首先宏观上来把握毛泽东一生对于儒、法思想的看法的转变过程。毛泽东诞生在清朝光绪年间湖南韶山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尽管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各种改良和革命的思潮在社会上开始传播,但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加上当时社会信息传播的闭塞性,这些先进的思想只能在上层社会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传播,不可能传送到韶山这个十分闭塞的小山村。因此,8岁那年,毛泽东被家人送到私塾读书,最先就读于南岸私塾,课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1904年又转到韶山关公桥私塾,1905年至1906年转至桥头湾私塾,继续攻读《春秋左氏传》等。毛泽东从《三字经》启蒙、发蒙以后,开始点读四书五经,事实上,不管幼年毛泽东是否喜欢这些经书,但当时的学习远不只是起了识字的作用,这些对于儿童来说十分晦涩难懂的书本,读熟了,就有些近似于电脑的储存软件,以后用起来是现成的。因此,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我们常常发现如中流砒柱、前车之鉴、兼听则明等来自于这些经典著作中的用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经典,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绝对的权威。少年毛泽东虽然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但也摆脱不了这种绝对权威的支配。因此,后来他自己也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读了6年,可是不位。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2)到了他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置案头,当时的文章更是言必称孔孟。他还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的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3)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对于孔孟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特别的感情。

      1918年,毛泽东怀着一颗救国救民的赤诚之心,离开家乡,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因此,随着与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交往的加深和毛泽东个人的勤奋思考,1920年前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开始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孔孟的绝对权威地位被否定了,不久他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此他开始主张对儒家学说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批判地吸收其中的精华,摒弃其糟粕和反动的东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珍贵遗产。” (4)在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一到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中,有不少地方就是直接援引孔孟的儒家言论,这些言论当中既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一些必要的批判。正如毛泽东在其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的:“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5)1945年4月,他又再次强调:“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6)这些观点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总体上,毛泽东把儒家学派的基本观念和思想体系看作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一般是持否定态度的。
      建国以后,毛泽东基本上沿袭了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孔子和儒家学派的态度,但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起来,如他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他甚至说:“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的。”(7)

      到了1957年以后,他对孔子越来越持否定态度。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做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8)这里,毛泽东断然改变了他1938年将孔子和孙中山并列,把他们的思想当作应该“承继”的“珍贵的遗产”的提法,转而把孔子和蒋介石并列,把孔子的思想当作是“反面的”和应该与之“作斗争”的东西。到了1965年,他又将孔子及其思想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认为“孔子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9)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论及孔孟儒家观点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增加了对于法家,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的评价,认为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也是法家的一个代表人物。如1958年5月,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建国初期我党领导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加以比较,从肃清反动复辟势力、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角度,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10)1964年在接见外宾时,他又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情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而且还统一了文字、制度,有些制度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11)这些观点明显表达了他对于儒、法两个学派的态度,“赞成秦始皇、赞成法家,不赞成孔夫子”的绝对化态度也由此而始。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更是多次表示要批判孔子。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中,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故居前聚众打砸抢,大批珍贵文物遭到空前劫难。在批判刘少奇时,毛泽东又曾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是孔孟之道,因此可以说,此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孔子已经成为其对立面、成为封建文化的象征。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秦始皇则发表了更具绝对化倾向的肯定和赞扬。较此前所谓“坑儒”其实也没有“坑光”的说法更进了一步,认为对于秦始皇“焚坑事业”的历史意义应当重新讨论。1973年7月4日,在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不能大骂秦始皇。他还感慨历史上不少诗人对秦始皇兴趣不大。毛泽东的原话是:“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只是后头跟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当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12)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观点显然更接近于法家“法”的思想,而与儒家“仁”的思想有较大的抵触,因此他自豪地声称自己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甚至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也为运动后期“四人帮”发动“评法批儒”运动提供了借口。

      因此笔者认为,“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是江青集团为了达到乱中夺权的目的,利用毛泽东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观点和这一观点指导下的中国历史观(这里主要是指他对儒家和法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认识)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怪异的理论,正如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文革”的爆发一样,毛泽东晚年对于孔子逐渐持否定态度和对法家的赞颂也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莫定了思想基础,加上现实中的一些事件最终导致了运动的爆发。

      注释:
      (1)《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52页。
      (2l《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转引自刘思齐:《毛泽东的哲学世界》,中国书店1993年版,第31页。
      [3〕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28页。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708
    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83页。
      [7][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14,346页。
      (9][11)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
    271页。
      (10)转引自郑谦、张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12〕网上下载(网址:http://post.baidu.com/1?kz=7431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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