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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建海：茅于轼已沦为乏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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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2/27 出处：新民网 |
曹建海：茅于轼已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乏走狗
茅于轼依旧在卖弄着公众意识幼稚时期形成的影响力，炮轰限价房让79岁的老先生再次引人注目。茅于轼的知名度如此之大，主要生成于改革开放中期的1984-2000年。这个时期是经济学家最为炙手可热的时期，不仅造就了茅于轼，还捧红了过去为奉为经典、现在则被骂为“混话”的话筒子厉以宁、张维迎等经济学“大师”，以及恪守市场主义但略显书生气的、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吴敬琏研究员。
不过现在，这些人光华褪尽，成为凡人。他们曾经被人反复传颂的语录，成了绝大多数人批评的靶子，其心中的郁闷，恐怕连普通老百姓也能感受得出。
学校和教科书的作用，毕竟是巨大无比的。通过“扩大高招”和西方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迅速造就了不可胜数的市场主义迷信者。这些人包括大多数财经专业的在校生，以及抛弃政治经济学、只读西方经济学到工作岗位甚至领导岗位的一些社会人群。这些人的存在，为茅于轼等经济学家提供了仍然广阔的市场。这不，今年1月5日79岁的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提出“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竟然收获了深受愚弄的听众多达31次的掌声。这些鼓掌的人啊，实在是可怜得很！
我记得前两天在北大演讲时，学生们就说这里的绝大部分学子，极端崇信自由市场理论。我说市场只在其有效率的领域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搞对象这个经济活动，就不太适合市场调节，反倒是我们身体力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最有效率，而且有幸福感。我说那些教授大人其实逢年过节也在家自己包饺子，而不是随便下馆子；他们夫妻之间互相帮助，也不能每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计算工酬——其实他们在自欺欺人啊！所以我说北大的学生非常需要启蒙，他们现在仍然生活在梦里面，就是受这些教条的经济学家迷惑。
我前几天和北大的陈平教授有过观点碰撞。不过后来我读了他的一些文章，感觉陈平教授是一名赤子，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截然不同，我们因此成了好朋友。我记得我对陈平教授说过的一句话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迄今最缺乏人类智慧的、愚蠢的学科，几乎不能正确解释我们现实中的任何新生的复杂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造。令我惊讶的是，陈平教授也颇赞同我的观点，我的经济学观点，在他这里算是觅到了知音。
根据这个判断，现在混迹于中国荧屏、闪光灯之下的大部分著名经济学家，几乎都是这门愚蠢学科的鹦鹉学舌者。而像茅于轼先生这样一来的后学者，大概还没有达到“鹦鹉”的水平。因为他半途出家，虽然号称著名经济学家，但在科班出身的张五常看来，不过是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野路子”。
“野路子”也好，科班的也好，都不过是愚蠢学科的迷信者，所以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干的都是鼓惑民心、愚弄民意的工作，顺便连自己也迷糊倒了。
如此喜好资本的糊涂学者，自然受开发商青睐有加。当然，送礼要揣摩对方的需要。任志强从多方得知，茅老先生很需要钱。因为他在山西搞小额贷款，既赚钱又赚名声，任志强就撺掇一批老板参加了茅于轼的富平基金会募捐了2000万元。
那次，任志强所在的华远直接捐了100万，并当场给茅于轼等人布置了作业，希望他们为自己说话，茅于轼等心领神会。据说，那次募捐非常成功，茅老先生对任志强感激有加，以至说出了 “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的肺腑之言；因为有了钱做伴且有开发商这个金主后盾，茅老先生可以任由别人“说三道四”而面不改色。
此后，只要是任志强需要，茅老先生老羸的身躯，必定冲锋在前。任志强让茅老先生怎么冲，茅老先生就怎么冲；任志强看不惯什么，茅老先生就立刻利用自己的影响炮轰什么。笔者曾就广州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和茅老先生、任志强分别论战。不过，那次论战的次序完全如笔者预见，是茅老先生先出来。笔者《与茅于轼先生谈谈经济学和房地产》一文的“教育”和公众声讨之后，茅老先生一时失去了利用价值。到了这个时候，任志强这个幕后老板，才不得不硬着头皮出来。一篇《住房是谁的政治?》立足未稳，就遭到《任志强配谈老百姓的住房政治吗？》的直接狙击，让这门“大炮”一时气结无语，怒吼茅老先生等人是难堪大用的庸才。
说起来，笔者和茅老先生有过多次的面对面辩论，所以对于他的观点可谓了如指掌。我在博客中国的研讨会上，就当面批评他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理论是“幼稚的、肤浅的、荒谬的”，唯一的价值是“做反面教材”，曾让老先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不过“老年失节，沦为鹰犬”的茅先生毫不气馁，依然故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教育的可能。惟有通过最严厉的批判，教育大众不受其流毒影响，才能达成应有的社会效果。
以经济适用房为例，茅老先生多次抨击其腐败，主张借鉴全球房地产制度曾经最失败的冠军香港廉租房制度（目前中国大陆城市已跃居全球最糟糕住房制度第一名，香港退居最糟糕住房制度第二名），竟然获得了“大陆最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称号。其实，对比任志强和茅于轼的主张，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观点，一个人成了“最欠揍的人”，另一个却成了“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任志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茅于轼最能理解。因此，他们才有“高山流水”，成为新时代“千古知音”的“佳话”，为既得利益集团广泛传唱。
我觉得，现在该到了清算茅于轼的时候了。如果稍微观察一下，所有茅于轼所主张的，都是开发商最欢迎的，也是全国人民最痛恨的。因此，我们不能再让这位房地产开发商最忠实的走狗，继续利用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散步似是而非、别有用心的言论，而作为其受害人反而鼓掌叫好的情况再现。当我们听到茅于轼讲房地产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下他和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肿瘤的房地产开发商的观点有哪些区别？如果没有，就让他下台，不要再让他开口害人。
人民需要茅于轼重新开口时，应是他向我们忏悔因财失节、贻害国家之刻——这可能是茅老先生此生惟一能够体现社会价值的机会了。当然，我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
曹建海，河北省永年县人，1967年12月28日生，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86年、1991年和1998年分别毕业于河北财经学院企业管理系、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分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98-200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科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土地高效利用。1986-1988、1991-1995在河北财经学院任教，2000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现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投资与市场、工商管理和土地经济，对汽车产业、民航产业和房地产业有着较多的研究。2000年以来，主持过国家自然基金、国家软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等数10个，在《The Chinese Economy》、《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经济管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著有《过度竞争论》、《中国城市土地高效利用研究》、《中国产业前景报告》（主编）、《中国市场前景报告》（主编）、《中国城市管理研究：以杭州市为例》（副主编）、《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发展报告》（副主编）、《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研究》（副主编）等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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