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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相信的事实:余杰与孔庆东的友谊
    时间:2008/12/26 出处:新浪博客
    孔庆东何人?

    一个敢言敢怒,嬉笑怒骂,自称醉虾的北大教师。一个发自内心的拥护专制反感民主人权的“专制斗士”,一个歌颂朝鲜赞扬金氏父子的朝鲜友好人士。 一个在频繁在主流媒体亮相,名利双收的文化人。

    余杰?

    余杰是民主制度的热烈的拥护者。民主、 自由、人权是他思想的核心。在国内一直处于压制状态,具体表现为书难处,言难诉,媒体和出版机构都避之而唯恐不及。

    然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竟然是私底下很好的朋友,实在是不可思议,呵呵,话不多说了,前几日看到孔庆东新出的书竟然是余杰写的序,后来竟然发现余杰的书竟然也请老孔写过序。下面把两篇序转来。

    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 文/余杰

      本来,老孔属于我的老师辈,我确实是老老实实地在课堂上听过他讲授《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老师的书,怎么能够让学生来写序呢?可是,老孔说,让你写,你就写吧,何必有那么多顾虑呢?好在我也是一个不太讲究“师道尊严”的调皮学生,便堂而皇之地拿起了笔。

      第一次见到老孔,是我刚刚念大二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一个晚上四处奔波找讲座听的愣头青。有一天晚上学生会举办一个规模庞大的“博士论坛”,参加论坛的全是各个学科卓有成就的老中青三代博士。正听得迷迷糊糊,忽然讲台上站起一个大汉,短短的平头,一身蓝色牛仔服,声如洪钟地讲起金庸武侠小说来。这是哪路英雄?我连忙向旁边的同学打听,同学告诉我,他是中文系的博士,名叫孔庆东。与台上个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学者们相比,这位孔博士像一个工厂里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兄弟”,不知天高地厚地闯进了“组织部”。他讲金庸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赢得了那天晚上最多的掌声。而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的是他回答学生提问时所说的几句话。有学生问,目前北大学风不正,学生厌学,精神的北大已经日益被物质的北大所侵蚀,对此孔博士有何看法?一般人对这样尖锐的问题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一个在读博士,当然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利益,怎么敢在公开场合批评校方呢?然而,孔博士口无遮拦,历数他所观察到的北大近年来的丑恶现象,例如舞厅散场后若干女生随大款的名车绝尘而去等等,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北大,你不该如此堕落!”话音未了,掌声雷动。在 90 年代初的北大,我听了无数场精彩或者不精彩、相当著名的人物或者不怎么著名的人物的讲座,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随心所欲的发言,第一次遇到这样真正达到了“我口说我心”的北大人。于是,我记下了他的名字。

      我念到大三的时候孔庆东毕业留校了,系里的传达室里增添了一个写着"孔庆东"三个字的信箱。那时,我自己所写的作品还无法公开发表,我把它们打印好并装订成小册子,在朋友和老师之间传阅。我很自信,我所写的一定是好东西,因此常常把小册子塞进中文系老师们的信箱中。当我看到有了一个"孔庆东"的信箱时,就毫不犹豫地就塞了一本刚编印的文集《明天》进去。不久,他就托同学捎口信给我,约我见面,一见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尽管我还是叫他"孔老师",但我更多的是把他当作朋友看待。到了我大四的时候,编印了本科时代最后的一本文集《思人》。完稿后,我请孔庆东写篇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这篇序便是收在本书中的《送余杰序》。再后来,我上了研究生,出版了《火与冰》等集子,而老孔的《47楼 207》也横空出世。世上的事情就有那么巧:我也恰恰住在老孔住过的 47号楼。

      老孔的《47 楼 207》出版后,许多读者把他看成是“幽默大师”。这个桂冠让老孔很是尴尬。在现实生活中,老孔不是一个幽默的人,相反,他很严肃。他的文章,骨子里的东西也并不是幽默。一般人读他的“荒唐言”,觉得有趣、好笑,却很少有人能够读出他“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感受到他内心的悲怆和忧伤。我想,假如说《47 楼 207》更多地体现了老孔“荒唐言”的一面,那么《空山疯语》则更多地袒露出他的“辛酸泪”。当年曹翁写《红楼梦》,感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今日的老孔,何尝没有这样的心绪。所以,《空山疯语》的第一篇,题目就叫《我不幽默》。老孔说,他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但他最好的作品却是不幽默的、让人落泪的《骆驼样子》、《茶馆》等等。“我立志要严肃,非常‘幽默’的严肃。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牛虻捂着伤口说:小伙子,沉着点,瞄准了打。你会认为这是幽默吗?朋友,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幽默’吧,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在‘严肃’与‘幽默’之间自由地翱翔。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我不幽默。”对于老孔的被“误读”,我跟他一样痛心。为什么“被理解”是如此的艰难? 

    孔庆东为余杰写的序
     
      作为大学本科生的余杰,就要死去了。 

      在死之前,他匆忙地给自己堆了个坟头,名之曰:《思人》。然后来找我,让我写几句谀墓之词。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为余杰写这样的文字——读余杰的文章,我常常感到钦佩和惭愧;况且我自己,早已经是生活在衣冠冢里的人了。 

      然而我确信我有义务来写这篇文字——尤其是那些“有资格”写的人,面对余杰的文章,发出呜呜咽咽的讥笑的时候。 

      余杰说“鲁迅掮住闸门是行动,放跑孩子是目的”,而他自己仅仅是“掮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无暇考虑。 

      鲁迅发明的这个比喻,也是我爱引用的。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掮住了闸门,你干什么?”她说:“挠你的肋骨。” 

      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后来我明白,这恰恰又给她白看了好戏,而现在我已然有了主意: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倘若有人围在闸门下畅谈后现代社会主义阶段的红焖国学或者招考脱衣舞专业的博士生,甚至企图接触本人的肋骨,以考验“红旗究竟能打多久”,那么我将毅然放下闸门,“砸死丫的”,而后去找余杰。 

      所以,当有人把“掮住闸门”视作表演,视作能指的游戏时,你就不妨放下,给他个所指看看。 

      禅宗说:背不动,就放下。 

      忍者说: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放下闸门,立地成佛。 

      我很怕这种思想,毒害了余杰。然而我仍说了出来。说出来,也利于余杰警惕我。我体内有许多毒,鲁迅毒、毛泽东毒、庄子毒、雷锋毒……每种毒用于不同的攻防,并且我自有解药。但是没有解药的人,要警惕我。 

      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我赞同的是他拍案而起之真率,拔剑而刺之勇决。刺得不准没关系,那是技术问题。关键在于那种白虹贯日的气概,实在是今日中国的吉光片羽。 

      与以前的集子相比,这本《思人》多了些伤感和叹婉。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余杰的短章比长文要好,那锋锐,那澈骨,仿佛是《天龙八部》中虚竹打出的一片生死符。 

      余杰很仰慕80年代。但80年代时,那些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也很少有这样的锐勇。我比余杰大9岁。在我9岁那一年,我也能非常流利地说:“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时的余杰正在数千里外,用他那双“牛的眼睛”,第一次张看这个充满虚伪和残暴的世界。 

      “余杰”这名字很好。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时代,有一个声音说:“余杰——我是英雄!”这需要忍受几千万吨的嘲讽和审查!当然,这名字还有一种解释:残余的英雄。所以我很怕那感伤的音调意味着英雄的末路。余杰很快要托生为一名研究生了,我相信他的学问会做得很好。但我最关心的是,会不会有一天在酒楼上同赏废园的红花。我想教他些世故,但我又怕他真的世故。最后我面对他的文章,彷徨于无地。 

      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你何必拉来那些老人的文章一比?宽恕他们罢!你且走你的路,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人群里有人拈出了冷箭,我一刀,刺在他青翠的苦胆里。

                1997年小满到芒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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