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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清：集权为民是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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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2/25 出处：新法家 |
大一统中央集权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所在。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时代，都以大一统中央集权为前提。中华民族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时代，都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削弱衰微崩溃瓦解的时代。汉唐盛世，宋明清盛期的繁荣，都以大一统中央集权为基础。而南北朝、五代十国之乱，乃至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都是中央集权崩坏导致“无法无天”，国家四分五裂，演成中华民族最劫难、最黯淡的年代。
中国历史乃是一连串天下大治到天下大乱、又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所构成的轮回。而这天下大治，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大功告成之时。这天下大乱，也即大一统中央集权崩毁之期。
法语totalitarisme一词通常都意译为“极权”，直译可作“总体主义”。我以为，这个在西方谈虎色变的贬义词，其实用中国通俗语言，可译为“一统主义”或“大一统主义”。有些中国学者也觉得把totalitarisme译作“极权”不够确切，改译为“全体主义”、“全控主义”等，但我以为，都没有“大一统主义”既准确又贴切。
一个国家变得“整体”（total）大一统了，对于西方长期历史形成的多元社会而言是极恶，但对于长期是大一统文化的中国来说是至善。在现代西方，尤其在拥有悠远自由主义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一个国家“大一统”于一个君主，一个政党或一个人（如纳粹希特勒、法西斯墨索里尼），那不得了，那是专制，独裁！而对于中国，国家能够大一统起来，成为“total”，那是好得不得了，善莫大焉。
我们不必、也不应该拿西方政治传统的价值观来套中国。西方认为“大一统”是邪恶，那么中国长期“大一统”也是邪恶。就像中国历史本没有西方那样的“封建社会”，我们硬是把秦国以后这两千年历史也叫作“封建社会”一样，始终用西方的历史来套中国历史。套上去，就是文明、现代。套不上，不像西方，就封建专制。对totalitarisme一词在中文语境的中性解读，其实可以成为给中国政治文化正名的开端。
如果我们能把背脊挺直了、以文化差异的态度来看“大一统主义”或“大一统中央集权”，那么，不仅我们的两千年历史，而且最近60年历史，都显得很正常，而不是西方长期恶意宣传、中国“精英”们文化自虐、无知应和的那样，是“封建专制”或“一党专制”。
无论是两千年的“大一统集权”于一君，还是近60年“大一统集权”于一党，形成一党主政的模式，都是符合中国政治文化的政体形式，符合中国政治的天理国情民意。
但，“大一统中央集权”只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半，另一半是“为民”。大一统集权+为民，二者合一，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大智慧。
大一统集权是天下大治的前提条件，为民则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没有大一统，天下大治根本就没有可能。而没有为民，即便实现了大一统，也达不到大治，更达不到长治久安。有了治也会丧失，由治变乱。
“大一统集权”为政体形式，“为民”为最高政治理念和政府宗旨。这两条，好比中国政治躯体的两条腿，政治之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有一句政治成语，叫做“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马上得天下，是武，实现大一统集权；马下治天下，是文，要为民。
马上马下，文武之道也。
集权为民，政治之道也。
秦始皇吞并海内，实现大一统集权，但不够为民，不行仁政，苛政猛于虎，劳民扰民困民残民，所以很快失天下。民国蒋介石政权，既没有实现大一统集权（军阀纷争，外侮内忧 ），又有失于为民，两条都没有做到，当然失败。
一．集权为民的西式外衣（名实不符）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取得天下，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中国共产党是基于一种西方的现代意识形态，认同西方现代文化的“人权自由民主”价值观，于是真心实意去实行西方现代“民主”。但出于一种现实理性，或文化本能的常识，中国共产党仍然不由自主、不可抗拒地沿用了中国自己传统的政治规则。
这是一种奇异的、也是强行西化的非西方国家常常出现的表里不一现象：表面上焕然一新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宪法、议会、总统（主席）总理、政府各部一应俱全，但内里还是本民族文化的机制在起作用，受到积淀深厚的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亨廷顿把这种现象叫做“文化撕裂”，是强行全盘西化的必然结果，如土耳其和俄罗斯，便是这种“文化撕裂”的典型。其实，我以为，中国的“文化撕裂”远比土耳其和俄罗斯惨烈得多，可歌可泣得多。
我毫不怀疑毛泽东领导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理性意志的真诚，他们真诚地要在中国建立人类历史上最“现代”最“进步”的“民主”制度。但文化的力量比中国现代“唯意志论”者们想象的要强大浩瀚得多，尤其这是一种积聚了两千多年能量的文化势力。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种千年文化势力场之上建立西式政治制度，自然显得不伦不类，呈现了中国当代政治的两大名实不符：表面多党，实为一党主政；表面“民主”，实则为民作主。
中国的集权+为民，穿上了西式外衣，怎么看怎么不合身，怎么看都显得破绽百出。
西方现代“民主”要求多党制和议会制，中国共产党也认同西方现代“民主”，自觉不能例外，也建立了“多党合作制”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尤其为“多党合作制”独创了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这种形式上的多党制和议会制，难掩事实上的“一党主政”。人民代表大会，常遭“橡皮图章”之讥。“一党主政”实在太过明显，当然要被信奉“民主教”的精英甚至百姓视为“一党专制”。明明一党主政，大一统中央集权，又始终装着多党的样子，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第一大名实不符。
“民主”在西方本是一个虚口号。在中国却被实实在在地说成“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但人民自己当政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实行、不可实现的乌托邦，西方现代政治学早就公认这一点。法国当代政治学家吕西安·若姆（Lucien Jaume）指出：“民主的字面意义是指人民的政权，而代议制却意味一种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但不是由人民行使的政权。换言之，如果人们考察林肯的名言‘属人民、由人民和为人民（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政权’，人们可以看到，代议制使第一个要素成为疑问，并直接否定第二点，不过满足了第三点。”（1）就是说，只有“为民”才成立（满足第三点）。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也明确点出：“政治的本质，乃在于为，而不是由集体（人民）作出决策”。（2）当今世界上所有号称“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是人民自己当政。所有西方标举“民主”的政体，都只是替人民“代议”，还是为民作主。
中国共产党在口号上直接标举“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实行的依然是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口号上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与现实中的为民作主，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第二大名实不符。
说的和做的不一样，理论与实际不相符。第一个是政治制度形式的悖论，第二个是政治理念的悖论。
这两个名实不符，事实上严重影响了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当今中国朝野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相当程度是来源于这两个名实不符，尤其是第一个：你的多党议会制不是货真价实，不是西方现代“民主”那样的多党议会制，你搞的是搞一党专制，是“封建专制”……。
于是，中国当代政治理论界面临的一个无法推脱的紧迫任务，就是怎样解释这两个名实不符。
我以为，对于第一个名实不符，只要你还有一点起码的现实理性，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现实有一点起码的常识，你就会看到：中国文化不容多党政制，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党主政”才符合中国政治文化的内在机制。我们不妨老实坦率地承认：我们就是一党主政，一党集权。
对于第二个名实不符，也不妨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人民自己作主是乌托邦。对于现代大国，人民从来都不可能自主。“为民”或“为民作主”才是政治的本质。尤其“为民”，本来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根本要义。
一党主政和为民作主，固然不符合西方“民主教”而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其实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之道——集权+为民。倒是这两件西式外衣，多党制和“人民当家作主”，越来越难以套上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并给当今天中国政治理论走上事实求是的正道，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暗礁。
二．一党主政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现代形式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覆灭的两千多年，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体现为皇帝制（不能简单等同于西式君主制），皇帝象征着中央集权。而从民国至今，实行了西方式“现代民主”的政党政制。中国政治传统强大的大一统集权的文化力量，仍然将西式政党政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扭曲或扭转到一党主政的模式上来。
道理很简单，很常识：多雄或多党纷争，则乱；一君或一党大一统，则治。
皇帝的一统天下过渡到一党主政，可以说一种违悖中国现代精英意志、不由他们自主而形成的局面。
从民国初年的多党国会，到蒋介石的多党国民大会，直到新中国的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现代文化政治精英无不真心实意想实行西式“民主”。尤其“民主”对于他们，不仅代表着先进的“现代文明”“近世文明”，更是国家强盛的法宝（德先生）。然而，搬来西式龙种，却总是收获跳蚤。废黜皇帝行“民主”，百年中国政体都穿着西装，但西装底下，仍然是一党主政的马褂。
刚刚喊着“反独裁”“要民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口号，从国民党手里夺过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真心动真格要实行多党制民主，搞“联合政府”。
1949年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里，非执政党的民主党派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非执政党人士占了三位：民主人士宋庆龄，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四名副总理中，非执政党人士占两位：民建的黄炎培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在最敏感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非中共人士程潜是五名副主席之一。军委22位委员中，有六人为非中共人士：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占29人，比共产党委员（27人）还多。民盟的沈钧如任最高法院院长。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民主党派人士占49个，其中15个是正职。民盟的史良任司法部长，民进的马叙伦任教育部长，民盟的章伯钧任交通部长，民盟的罗隆基任森林工业部长……（读读那本《往事并不如烟》，这些部长们待遇优越，行政3-4级，配专车警卫员。章伯钧家住差不多前清亲王府一般的“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
这些并没有参加过打江山的民主党派，竟然占了新政府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重要位置。公平地说，真刀真枪、腥风血雨、牺牲惨重才打下天下的中国共产党，确实做出了最大限度实行多党制的诚意。
中国独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是民主党派行使参政议政权利的舞台。执政党的确摆出姿态，要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党派人士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与执政党平起平坐。尽管这种多党合作制也有言在先是由共产党来领导，但不管执政党自己还是各民主党派，都认为这是一种多党制。
也正因为这种良好的多党制感觉，1957年罗隆基很自然敢于建议全国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的“平反委员会”，检查执政党以往运动中的失误。储安平也可以出来指责中共违反多党制搞“党天下”，还有的民主人士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
然而，假戏终究不可以真做。
尤因为中国政治文化缺乏“妥协”精神，终于导致多党合作制的表面文章做不下去了。正如毛泽东主席在1957年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写：“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
多党制本身就内含争议斗争。争议斗争而没有妥协，就乱套。1957年的中国，国际国内形势并不安定，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准战争时期（尽管国民党军事上的反攻大陆刚刚在1955年消停，但美军飞机仍可以随便到大陆上空来兜圈圈）。国家建设正处关键时期，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继续演多党合作、联合政府的假戏，国家就会乱套崩溃。所以毛泽东接着写道：“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所以，1957年的反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出于现实理性，被迫事实上终止了多党制，走向了一党主政。多党制的假戏终于中止，基于中国政治规则的一党主政独角戏终于真戏真演，尽管名义上还挂着多党合作的牌子。
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高官越来越少。自1972年傅作义辞去水电部长以后，35年没有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正部级政府官员。仅有2007年，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担任科技部部长。
民主党派最终成为陪衬或“政治花瓶”。从今天占绝对主导的现代“民主教”情感来看，这是非常令人悲哀的事。但从中国几千年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铁规则来看，又显得完全可以理解和解释。
就像一出戏总有主角和配角。大家都演主角，或主角轮流做，就演不成戏。只有主角当仁不让演好主角，配角不自轻自贱演好配角，才能演成精彩好戏。1957年以后，主角配角终于身份明确，开始了中国当代政治一党主政的正剧。民主党派努力尽力当好配角，显示了中国当代政制中执政与协商的明智分工。
当年共产党想与国民党合作走西方民主的议会道路，遭到1927年血的惨痛失败后，终于明白中国千年政治传统的铁规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江山是要靠“马上”打出来的。1957年的中国共产党，又一次被迫重归中国千年政治传统的铁规则——大一统中央集权，走到一党主政。
情感并能代替现实真实之理。浪漫的道德理想也不能代替铁血的政治规则。为了分清中国政体中的主角与配角，撇清多党制“民主”的迷雾，1957年的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反右。
一边是信奉多党制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民主”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另一边是执政党开始真心想借“多党”来给自己整风，继而发现事态没法收拾，终于过激反应，矫枉过正。虽然最大右派章罗联盟的章伯钧和罗隆基并没有受到严重惩罚（两人只是降级，章伯钧依然享受专车待遇），但大量中底层右派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
现代中国人总是不愿承认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铁规则，总是一厢情愿地迷信西式“民主”，从血的教训到血的代价，仍然终不悔悟。（3）
从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到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自己也走向一党主政或“一党专政”， 这个怪圈究竟是因为什么？令人深思，也意味深长。但至今，中国的文化政治“精英”们仍不愿正视这个现象。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及其现代形式一党主政怎样定性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政治精英都将其定性为封建专制和西方现代“极权”意义上的一党专政。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今天，中国近百年实验西式多党制“民主”，一次次魔咒宿命式地归返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党主政，一次次付出惨痛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今天的中国精英们醒悟，这大一统中央集权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几千年积淀形成的政治铁规则、一党主政乃是其自然必然的现代形式？
事实上，1933–1935年间，中国的文化精英就进行过一场关于“民主与独裁”、“民主与专制”的大论战。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当然大倡民主和民治，而以蒋廷黼、丁文江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则明确为“独裁”“专制”辩护。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蒋廷黼、丁文江等人也是从欧美留学回国的留洋学者，而且还都是胡适的朋友。
论战首先由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黼发表《革命与专制》开场，公开赞成“专制，肇始“新式独裁论”。紧接着，就有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吴景超和毕业哈佛大学的钱端升也出来附和。胡适出来辩驳之后，从英国剑桥归来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文章，批评胡适主张的“民主”是“幼稚的政治制度”，中国应当“试行新式独裁”。1935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陈之迈也加入讨论，不赞成多党宪政，最后走向赞成国民党一党主政（“党外无党”）。
这当中，丁文江的态度最发人深省。丁文江早年与胡适一样是西方民主宪政的信徒。但经历了中国二十多年实行西方“民主宪政”的闹剧后，终于有了反省，中国只能一党主政：“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新式的独裁……”，“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了……”（《再论民治与独裁》）
丁文江终于从政治理想主义回归到中国的现实，也正因为此他批评胡适“忘记了今日中国政治的实际了。”
这其实也是承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个性”（cultural identity），有自己的政治文化规则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政治精英只认同西方“民主”，崇奉西式多党制“民主”是普世适用的。他们从不自问一下“你是谁”，中国的“国性”是什么？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是什么？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积淀了极其强大的文化个性。
寻求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极其强大的文化力量。一种几乎是谜一般、又是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
中华民族有今天这样辽阔的疆域，全靠这种向心、大一统的文化力量。这种大一统力量除了表现为政体形式，还表现在国土疆域的大一统。历史上，不管南北分裂、地方小国割据多久，最终必重归于大一统。全球华人决不允许台湾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也正是出于这种大一统的政治地理意识。
为了维护和保证大一统，中央集权就成为自然必然的逻辑结果。所以大一统中央集权是中国根本的文化个性，或“国性”，而不是什么“封建专制”。一党主政只是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现代形式，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极权”的一党专政。
事实上，大一统中央集权是中国实现现代复兴的根本前提条件。
1911年到1949年的38年民国时期，中国长期陷于内忧外患，各届民国政府始终没有真正实现大一统中央集权，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国家建设。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得不到根本改观。
只是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一党主政，中国才真正开始有效的现代化建设。60年后，把一个积贫积弱、沦于半殖民地、毫无国际地位的中国，建设成今天那样的具有相当科技经济军事实力的现代国家，初步实现了中国的现代振兴，取得了不容否认的巨大成就。
当然，中央集权的一党主政也有弊端。一旦主政的政党头脑发烧，迷信西方另一个消灭私有制的现代乌托邦，人为地在人民中间区分出两个阶级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央集权也大大放大了这个西方现代乌托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还有，1949年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由于各方面的历史错综原因，中央集权对中国社会实行了一种近乎准军事化的管理，社会政治环境不够宽松。
但从总体上看，没有大一统中央集权，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国家实力。对比于1949年以前38年的中国情形，60年来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党主政显示了明确的优越性。
三．“为人民服务”是传统“为民”智慧的现代体现
正如多党制假戏真唱不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也是虚口号。
中国共产党自认是人民的代表，共产党作主，也就是人民作主。但归根到底，还是共产党在为人民作主。
这难道不是事实么？但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喊这个明显不是事实、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事实的口号？
当然有人会说，“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在小范围内是可以做到的，如现在乡镇一级的选举。但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在实践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不如说是在模仿西方选举制，做西式“民主”的实验，更为了向西方表姿态“不要急，我们也正在民主化嘛”。
在中国真正实践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可以说是在文革，也被称为“大民主”。在一个单位，一个县城，一个城市，群众们可以自己成立各种名称的组织，可以起来造反，打到本单位、本县城、本城市的最高长官，让往日的权威接受“人民”评判，“人民”是最高的仲裁，“人民”自己成立“革命委员会”，或城市“公社”（如上海）。
但这样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际上是无法无天，无政府主义，常常走向暴民当道，暴力横行，社会动乱。有个作家跑到海外控诉中共暴行，称在文革期间广西农村发生人吃人现象。其实当地农民正是以“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名义，自己成立了“人民法庭”，然后“作主”，决定把当地一些地主杀了吃其心肝。
正因人民自己当家作主逻辑导向“多数人的暴政”，所有今天西方号称“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宣称自己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西方现代政治学，早已否定了卢梭意义上的“直接民主”，即否定了本义民主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把代议制、所谓“间接民主”称为民主。所以，今天西方的“民主”是代议制，归根结底不过是“代民作主”，远非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正当西方代议制不过在“代民作主”，而中国的文化政治精英，还在把“民主”理解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是当今中国“民主”理论的巨大错位！
（最近有个别庙堂政治精英，在“人民自主”进一步意义上，提出“还权于民”，实际上是毫无理论和现实逻辑的蛊惑口号。）
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为民” 或为民作主不是见不得人的“封建落后”事物，而是与西方现代“民主”的“代民作主”一样，而是人类文明史极其正常的政治现象。空谈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无益，应该理直气壮坦认“为民作主”。
中国原本是一个政治智慧早熟的国家。荀子的“水舟”之喻，孟子的民贵君轻、王道仁政学说，可谓代表了人类政治学的最高智慧。孟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政治学家（很想说是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学家）。他把君民之间的辨证关系，也就是政府和人民的互动互利关系，解析得透彻之极。君主只有为民，才能为己，君民和乐，长治久安。君王不为民，人民可起而诛之。（4）
所以中国历史上有着最丰富的“为民”学说。在为民相同意义上，中国的政治智者们还提出：保民，养民，利民，爱民，得民，庇民，安民，恤民，宽民，仁民，泽民，富民，顺民心，视民如子，视民如伤……（参阅《民主的乌托邦》第四章）可以说，中国历代君王都知道，一旦自己得天下，必须为民，为民是无条件的。
1944年毛泽东为追悼一位普通战士而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说法，后来成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口号。其实这个口号直接承接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为民”传统，同时又体现了现代政府的服务性特征，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工农无产阶级），其成员来自人民。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声称与人民是合一的。因此，尽管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没法真兑现，但“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中国共产党还是一直在努力践行的。
在毛泽东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三个为民”——“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其实是为人民服务口号的具体化。尽管修辞多了，但不好记，似乎还是没有“为人民服务”简洁明确，具有纲领口号的特征。
总体而言，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执行“为人民服务”比较纯粹，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也具有极大的道德约束。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广泛深入人心，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相对较少。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利益为中心，社会风气越来越重利轻义，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日益多见。官僚作风盛行，民情上达不够通畅，社会贫富差别日益深巨。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日益受到损害。
因此我以为，今天的中国政治，不是中央集权一党主政出了问题，而是“为民”出了问题。是执政党官员相当面积的腐败，让执政党不再像以前那么为民，为人民服务。
中央集权一党主政，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铁律，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虚幻不可行，也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如何为民，如何为人民服务。
“民主”的空谈不解决任何问题。而多创设一些为民、为人民服务的机制和政策，多疏通了解民生疾苦和民意表达的渠道，才是最根本的。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的许多问题，不是靠民主空谈、靠多党制选举所能解决，而是可以通过具体的为民机制得到具体解决。
今年汶川地震，政府组织了有效的抗震救灾，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得到极大改观。最近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政府立即做出妥善处理。值得特别一书的是，社会不公正引起的不平则鸣，民意上达渠道不通而在街头以罢工的形式呈现，政府不是简单镇压，而是通悉了民意后立即做出处理，具有极其良好的社会典范意义。这些事例，都不能说是“民主”的兑现，而是“民本”，以民为本，是非常具体的为人民服务。
结论
面对中国精英普遍弥漫的“民主教”、“民主迷信”的现代蒙昧主义，我呼唤常识。常识是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是一句空话，不符合常识。
面对精英们事事都从西方现代“民主”概念去演绎——人家多党我们也多党人家普选我们也普选，我呼唤归纳，实话实说。
演绎法是教条主义，凭空、凭想象幻想或道德意志，去推演、演绎一些据说是“普世”适用的西方现代圣经，如多党制“民主”、“消灭私有制”等，都脱离现实，结局悲惨。百年中国吃演绎法教条主义、迷信西方“普世价值”的苦头难道还不够吗？归纳法就是实事求是，从中国文化的内在机制和政治传统去归纳：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党主政，才是中国的“国性”或“文化个性”。这也是常识。
承认常识，理直气壮地承认人民不可能自己作主，只能是为民作主，“民主”的空谈自然烟消云散。理直气壮地承认，中国就是适用中央集权一党主政，人民一定会点点头笑笑：本来就是如此。关于“一党专制”伪问题也可以休矣。
当今中国的结症不在于中央集权一党主政，而在于是否“为民”，在于根据现实的国情民意，创造完善今天中国社会“为民”、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机制，让民意畅达，及时解决民生具体问题。
60年新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昭然无误地显示了一党主政中国政治模式的成功。
本人公开为一党主政辩护，反对在中国实行多党政制，只是重述了当年丁文江的观点，是为了防止多党制迷信毁了中国这个国，这个家，为了“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是做美国帝国的顺民了……”（替换了丁氏两个字）
当然，中国目前最根本的问题，或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是中国没有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因为中国把西方文化的三个价值——人权、自由、民主当作是普世价值。为此我曾在不同场合提出“三个对等”：用中国文化的三个核心概念去对等西方文化的三个价值概念：
仁对等人权
义对等自由
为民对等民主
人权是从一个人出发要求人的尊严；仁者二人，是从两个人互相尊爱来获得人的尊严。自由，是在法律的规范内为所欲为；义，是在伦理的规范内为所欲为。民主，从来就是一个虚口号；为民，才是政治的本质。如果说西方三价值是普世的，那么中国文化的三价值也是普世的。一个人难道可以不讲“仁义”吗？一个不为民的政府难道可以长久吗？普世不普世，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份自信。
只有重新肯定这三个中国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才能自信地承认中国的文化个性，振发我们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如果还是一味迷信西方“民主”乌托邦，不顾中国的国情民意硬搞“政治改革”，搞多党制，想是想演“文明剧”，但百年历史已反复证明结局是闹剧或悲剧，那可真要陷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了！
“忘记今日中国政治实际”的胡适们依然众多，丁文江们太少太少……
注释：
（1）Lucien Jaume： Hobbes et l’Etat representatif moderne,（《霍布斯与现代代议制国家》）PUF, 1986, p.6
（2）Raymond Aron：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民主与极权主义》），Gallimard, 1965, p.131
（3）1989年的政治风波，政府开始是想“民主”一下，但最后事态变得没法控制，结局惨烈。又是一场以“民主”浪漫开始，血的代价告终的悲剧。从另一个角度，我以为这也是一场美国最早策动但流产的颜色革命。
（4）《孟子·梁惠王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的民贵君轻、王道仁政、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是否比“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样的空话，要智慧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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