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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斥毛泽东诗词肉麻不通
    时间:2008/12/17 出处:网易历史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1891年12月17日,胡适诞生。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父亲是胡传,字铁花,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后因乙未战争离台。母亲冯顺弟。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4年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考试,同年夏天回国。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他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言必有征”的治学方法。

    思想与学术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新文化运动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离家出走。这是受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古典小说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1],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2]。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蒐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献”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著名的话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胡适文集 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pp. 519)

    晚年

    1948年12月,傅作义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战是和?傅作义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集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脱未来中共的魔爪。

    1949年1月,胡适前往上海。既觉国民政府之国民党无法应付国政,又深感共产党的国内和平协定苛刻和战条件下,两党“和比战难”。于是不得已于国共内战末期,避祸赴美教学。之后,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7年,胡适当选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回到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国内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1959年金门构工部队,于旧金城东炸山采石,意外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后交由胡适博士研考。

    1960年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大医院疗养,隔年1月出院。

    胡适墓志铭

    1962年2月24日,于台北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的胡适,于会议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将胡适于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为胡适纪念馆。另外,台北南港当地仕绅李福人,也捐出一片面积达两公顷,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后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学人也安葬于此)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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