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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国良：儒家法家道家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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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2/14 出处：天涯 |
百家争鸣产生于春秋末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当属儒家、道家，其次则有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战国前后，由于诸侯的生死存亡只在朝夕之间，因此以孙武、吴起为代表的兵家以及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得以大显身手。随着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成功，法家学说后来可谓是一支独秀。到了秦二世统治时期，由于他个人能力有限，加之法家学说本身存在重大的缺陷，以至于秦朝后期所推行的法家路线成为了惨无人道的严刑峻法，可谓是得其形而失其神。
法家与道家师出同源，因此道家号称老庄之说，法家别名黄老之术。法家学说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法、术、势。所谓的法是指明文公布的法令。术是指君主驾御下属的技巧，也可称之为权术，在很大程度是上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势是指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造势用势，堪称是君主的独得之秘，也是乾刚独断的根本保证。套用围棋术语来说，法可以理解为角部的定势，术多少有些类似于布局结束阶段在边上的急所、大场或局部的手筋，势则是指中盘阶段整体的强弱厚薄。在围棋领域，角上的定势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业余五段与专业九段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但是到了急所与大场的选择阶段，专业棋手便体现出了不同凡响的实力，尤其是在局部搏杀中手筋频出，决非业余高手可比。而中盘阶段的强弱厚薄则过于复杂多变，有时在专业九段之间也说不清楚，原先的厚势只要被对方先手打入就有可能化为乌有，为了避免对方的打入而自补一手的话则在棋形上会显得重复甚至还会有愚形之嫌；反之，如果将厚势发挥得当便有可能围为成超级大空或者直接吞噬对方的大龙；即使对方最终能够破除厚势的韵味但不得不在其他地方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将已经到手的边角利益全部吐出来，在棋盘的十九路空间里上演沧海桑田的重大转化。因此只有掌握这种高难度中盘搏杀技巧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万里挑一的专业棋手，这也是专业棋手与业余高手的根本区别。同理，法家学说的真正精华并不是具体的法令条文，而是君主的权术水平及造势能力，这无疑需要具备极高的天赋，决不是“学而时习之”便可以完全领悟的。
因此，法家学说在传承上具有极大的缺陷，而儒家学说在这方面则具有极大的优势。儒家学说别称儒教，通过对教化五常而确立了“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又通过教化五伦而确立了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长幼之道、朋友之道，师傅对弟子的训诫、朋友之间的切磋，往往围绕五伦五常的名分展开，从而完成由定其名到求其实的过程。所以儒教又有了一个有趣的名称，这就是所谓的名教。例如，为了诱导某人走向忠孝之路，只需指责他的行为属于背信弃义、有违礼法即可，这就充分显示出了名教的教化之功。名教总是把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主要概括为五常、五伦等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这种名目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由此来实现其实际功效。宋朝时期，理学大兴，宋儒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例如将《大学》中的经典性教义归纳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除此以外也不乏“理为气先”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僵化的说教。
道家学说与儒家思想之间冲突极大，关于儒教之之所以又被称为名教，潘太史认为应该对其起因进行一番正本清源地探讨，这个习惯称谓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得以流行，或许是与当时老庄思想居于时代的主导地位有关。《老子·第一章》便开宗明义地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由此可见，老子对于“名”与“道”都是持否定态度的。道家的另外两名代表人物庄子和列子在对待“名“的问题上，观点与老子完全相同。《庄子·逍遥游》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根据《列子·杨朱第七》记载：杨朱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
由于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对“名”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且魏晋年间处于老庄学说的全盛时代，所以当时的士人对于以确立名目为主的儒家治学方法感到反感和刺耳也是理所当然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将儒教称之为名教无外乎出于以下两种原因：或者是儒教学派针对道家思潮的咄咄攻势而主动亮明自己的态度，旗帜鲜明地高举名教的教义，树立威名；或者是老庄学派与儒教针锋相对，就其繁文缛节等不良特征进行攻击的讽刺说法；总之，二者必居其一。前者将自己的信仰公诸于世，并且认为名教之称是一种美名；而后者则明显是一种嘲讽的口气，或者其中还多少搀杂着诽谤的意味。相对而言，潘太史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无疑要大得多。
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道家与儒家可谓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学说，其中最明显的区别是道教主张无为而治，儒家则坚持教化之功，而法家的立场则在儒与道家之间，因此也最具实用性。韩非与李斯可谓是战国末期法家学说的两位杰出代表，他们的主要师承当然是黄老一脉，但是也吸收了不少荀子的儒家思想。
秦朝之所以在始皇帝去世以后便迅速走向了没落，问题之关键在于二世皇帝在赵高的误导下走向了歧途，他只是一味加强严刑峻法，但是对驾御臣子的权术以及审时度势的能力却一窍不通，以致大权旁落，江山易主。陈胜、吴广之所以能够在大泽乡发动叛乱，其原因在于秦朝法律的苛刻与呆板，“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正是造成人心不轨的关键所在。而刘邦之所以在进入关中以后凭借“约法三章”就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其根本原因在于守法的观念在当地居民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适当从宽才是当务之急，刘邦的化繁就简充分体现出了“宽，纠之以猛；猛，济之以宽”的权变思想，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精华所在。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朝廷起初推行的是黄老之术，讲求清净无为、休养生息，正是执政者能够萧规曹循、长期坚持这项根本国策，才出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景之治，三十税一的赋税水平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无出其右，东汉史学家荀悦称之为“官家之惠，优于三代”。但是儒家学说毕竟在传承上具有巨大的先天优势，在汉武帝时期开始迅速膨胀，以至于董仲舒公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狂妄建议。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虽然在表面上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他在本质上压根就不相信儒家的鬼话，只不过是利用其严格的等级观念来加强中央集权而已，也就是说属于典型的阳儒阴法，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正因为汉武帝认识并掌握了中国政治史上的这条终极真理，从而在他执政时期造就了一股浑厚无比的天汉雄风，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顶峰。
但是武帝的伟业很快便在传承上出现了问题，昭帝、宣帝虽然并没有直接得到武帝的点拨，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极具天分，仍然能够坚持“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根本国策。但是，“外示儒术”本身却存在矫枉过正的危险。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53年，皇太子（元帝）柔仁好儒，尝谏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俗儒不达时宜，何足伟人！”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从西汉历史来看，汉元帝时期的确是西汉盛衰的一个拐点。其实，自从汉武帝假意推行尊儒政策以后，儒家思想的弊端及危害便日益严重起来。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68年，延尉史路温上书，极言用法之弊，以为“禁网渐密，律令繁苛；文书盈于几案，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缘为市，生死尽操其手”。又曰：“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公元前28年，成帝下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
现代人很容易将法家与法制联系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正如前文所述，法家学说讲究的是法、术、势的三象归元，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术和有其神而无其形的势要比明文公布的法令重要得多。因此，毛主席提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主张以及在文革中废除公检法的光辉实践才是法家路线的颠峰之作，当时虽然没有制定多少部法律，但是人民群众却能规规矩矩，从不乱说乱动。而以法治国、按程序办事等法制观念其实正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翻版，本质上属于儒家学说的范畴，贩夫走卒为城管殴打而无人问津、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而逍遥法外的现象，正是“刑不上大夫，礼不加庶民”的具体表现。
从我国历史的进程来看，东汉初期的光武帝所推行的仍然是阳儒阴法的法家路线，所以国力一度相当强盛。但是光武帝去世以后，儒家思想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并且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东汉政权在明帝（第二代）、章帝（第三代）以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在此期间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而且还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党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代大儒太尉陈藩非但自己掌握着军队大权，而且还得到了大将军窦武的权利支持，但是他在关键时刻总是好谋而无断，结果二人反为中常侍曹节、王甫所杀，充分暴露了“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卑劣本质。
因此在魏晋时期，儒家学说遭到了广泛质疑，而老庄之说则得以大行其道，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主题的清谈成为时尚，而这种玄学本身恰恰违背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基本教义，可以说也属于得其形而失其神。
由于士大夫普遍务虚而不务实，所以西晋亡国之祸极其惨烈，并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一次南北分治。而且玄学的传播还为佛教的流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释、道、儒三足鼎立的新格局，法家学说则遭到了空前的冷遇，直到唐朝重新确立道教的主导地位以后才出现了转机。从这一千年的历史经验来看，道家学说与法家路线不宜公开提倡，阳儒阴法才是切实可行的治国之道，以无为而治、弄权造势为主的帝王术需要极高的天分，并不是通过后天的勤奋学习即可完全掌握的。
理学的出现可谓是儒家思想的一次复兴，并且在宋、明时期取得了主导地位。由于帝王缺乏法家思想的熏陶，因此在施政方面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好学而无术，面对蛮族的入侵、流寇的叛乱则更是顾此失彼、束手无策。直到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才重新认识到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玄妙之处，因此清朝初期出现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后的一次盛世。但是从嘉庆皇帝以后，儒家思想又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以致于出现了新的一轮改朝换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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