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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被捕和英勇就义详情
    时间:2008/12/14 出处:福建党史月刊
    (责任编辑:王新玲)

    □范春森 王其森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永别了,美丽的世界!”这是瞿秋白在汀州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一文中的话。果然1935年6月2日,蒋介石在武昌行营给福建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字即”。今年是瞿秋白就义73周年,特撰一文,记叙瞿秋白的被捕和英勇就义的详情。

      奉命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进行长征,瞿秋白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此时,国民党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都是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为保存干部,便决定将瞿秋白等主要干部送往香港或上海坚持地下斗争。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派出数十名武装人员护送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项英之妻)、周月林(梁柏台之妻)及邓子恢(到永定领导游击战争)等人,从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在地会昌县小密村出发,向福建的永定县转移。

      18日,瞿秋白等一行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乡小金村,在这里做了短暂休息后,改由福建省政治保卫局特务队护送,20日到达福建军区所在地琉璃乡汤屋。21日,福建军区冲锋连和省保卫局特务大队组成约100余人的武装护送队,采取昼伏夜行的办法向永定转移。带病的瞿秋白和年迈的何叔衡和大家一道在盘旋的山间小路上一个挨一个地摸黑行走,谁也不敢落后一步。护送队只允许瞿秋白、何叔衡同点一盏美最时马灯,并用黑布围着剪一个小孔,透点微弱的火光让他们行走。当时,何叔衡的心情比较坦然,他幽默地对瞿秋白说:“这是蛇走的路,也是你们文人作诗写文章的好材料。”瞿秋白也说:“过去这一带都是我们的地方,往来都很安全,现在却成了敌人的了。”何老又说:“我们得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突不出重围,宁可牺牲,也决不能给敌人活着抓去,能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就满足了。”瞿秋白也说:“国民党那里有我的学生,要是死不了就糟了,这些学生会整天缠着我。到那时,死不了也就成千古恨了。”

      不幸被捕

      1935年2月24日清晨,瞿秋白等人东渡了汀江,来到水口乡的小径村。由于大家十分疲劳,又逢下雨,就在老百姓家休息片刻,并煮了点稀饭充饥后宿营山上。不幸被钟绍葵押送商船驻水口的一个营发现,激烈战斗后,护送队员被打散,他们遭敌人包围。邓子恢是闽西人,地形方向较熟得以突围逃生。何叔衡滚下山崖,昏倒在荒田里,被民团枪杀。瞿秋白、张亮、周月林躲藏在杂树丛中的山崖下,在敌人搜山时被捕,押回水口乡敌营部。当晚,营长李玉对他们进行长达2个多小时审问。瞿秋白供认为林琪祥,现年36岁,江苏人,肆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曾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被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主力红军转移后,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走到水口又被苏区地方武装抓获,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料被你们的武装发现俘获。

      张亮怀孕在身,供名为周莲玉,系客商的老婆,说是被红军“绑票勒赎者”﹔周月林初供名陈秀英,继供名黄秀英,系红军护士。

      第二天,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由长汀县城赶到水口,李玉向他汇报了战斗的经过,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苏币,武装人员多配带驳壳枪。他判断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

      上杭监狱

      钟绍葵到水口的第二天,命令李玉率部将瞿秋白等人押解,沿汀江下行,于第三天下午到达上杭县城其团部,被囚禁在上杭县监狱。钟绍葵亲自对瞿秋白等进行了多次审讯,没有得到任何新情况,则决定就地解决,许可保释。

      张亮,四川省罗山县人,30岁,怀有身孕,已临近分娩期,由上杭县城糖果店老板林鸿昌保出,因其妻无生育,想认养张亮即将出生的孩子。

      周月林,浙江省宁波人,28岁。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将其保释到家中当保姆。

      瞿秋白在狱中写了一份“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迷感敌人。李玉看供词后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情况属实,可以取保释放。”瞿秋白为了早日脱身,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杨之华写了信。

      4月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收到秋白的来信。得知秋白在狱中挨饿受冻,如果有切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在鲁迅、周建人、杨之华忙于找铺保时,国民党报纸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使他们的营救计划成了泡影。

      瞿秋白的身份为什么会暴露?原来是4月10日,国民党第八师在长汀的归龙山,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供出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在濯田方向被俘。陶崎岳立即将情况电告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蒋鼎文又即电驻防长汀的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紧急查报。此时,曾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当过炊事员,红军长征后回上杭钟绍葵团部做炊事员的郑大鹏,一天中午因看押人员没有准时来拿饭,就把饭送到监狱里,认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即报告了钟绍葵。

      瞿秋白身份暴露后,被押送汀州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关押。张亮、周月林也重新收押,并解送到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部,被判10年徒刑,1937年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时被释放。

      汀州狱中

      1935年5月9日,瞿秋白被解押到汀州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部,关押在一间阴暗的房间里,房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户被封死,门口有2名武装看守。

      11日,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从上海赶回长汀,当晚就找瞿秋白谈话,一见面就称秋白先生,而瞿秋白很讥讽地回答:“我现在不是你的先生,而是你的阶下囚。”宋希濂扭转话题说:“我到上海治病,刚回长汀,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接着又说:“有500亩地以上的地主,在每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数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的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庄。向这样的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人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听后,非常镇定地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是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义,把中外学说都吸收了些,实际上是一个杂货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不管是大地主,还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资本家还是小资本家,他们都是属于剥削阶级——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我国国情?显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使得宋希濂无可对答,谈话草草收场。

      第三天,宋希濂又到瞿秋白囚室,一进门就说:“瞿先生,是不是好好治病?在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尽可提出。”瞿秋白边咳嗽边回答道:“你的参谋长已派陈军医看过我的病, 目前这种处境,用点药也只是为了减轻病痛,认真治疗也完全没有必要了! 宋先生,不管你内心如何盘算,我可以痛痛快快地讲:第一,我作为病人,当然不反对医生看病,不反对吃药﹔第二,除了共产党员,我还是一个半拉子文人,我要写东西,给我纸、笔、墨﹔第三,我写东西,就需要烟酒。但我身无分文,仅有一点财物全被保安团搜走了,情况就是这样,你瞧着办吧!”

      宋希濂听完后,回到办公室,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来并亮出“另辟间室,优裕待遇”8个大字,随后说:“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一般对待,要以情感人,软化他,才能谈及其它。你们都要理解我的本意。”随后,研究了几条措施:一、另辟间室,供给古书诗词集和纸、笔、墨﹔二、新购白裤褂两套,布鞋一双﹔三、按师部长官饭菜标准供膳,烟酒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数次,撤掉武装看守﹔五、全师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

      不几天,宋希濂又到瞿秋白囚室,一进门就说:“瞿先生,你不要太悲观,坦率地说我是很敬重你的,在湖南上中学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对我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虽有军务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果断地说:“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我不想判断你讲这话的用意,我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并非宋先生能主宰。”

      宋希濂又说:“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谈理论,而要看事实。但我想郑重提醒你,别忘了眼下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句有关共产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多日来一直想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而使的小小手段!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绝不会放过我的,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郑重告诉宋先生,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的任务,一定是徒劳的。好了,我们的谈话该结束吧!”

      数次劝降

      蒋介石得知宋希濂未完成任务,就派出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行动科干事陈建中,途中拉上福建省党部秘书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抵长汀,对瞿秋白劝降。

      第一次谈话,王杰夫低声细语对瞿秋白说:“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希望你好好考虑,你不能使他们失望。”瞿秋白回答说:“我自己的问题,从来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戚友代劳。”王杰夫又说:“瞿先生,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去,可以作翻译,译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王杰夫还没说完,瞿秋白就打断了他的话说:“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一些,译些高尔基等文学作品, 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王杰夫又假惺惺地说:“朋友、亲属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到你无动于衷乎?”瞿秋白回答说:“王先生,钱先生,谢谢你们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人性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这次谈话,使王杰夫等人无可奈何,只得草草结束。

      第二次谈话,一开始,王杰夫笑嘻嘻地对瞿秋白说:“我有一个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追悼会呢?”瞿秋白毅然答道:“我死则死耳,何必什么追悼会。”这时陈建中急着单刀直入问道:“瞿先生你是否去香港再转往上海,你打算在香港住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到上海又打算住什么地方?有什么关系?”瞿秋白愤然没有作答。这次谈话,王杰夫自己都说更无收效。

      第三次谈话,王杰夫换了一副面孔,一来就摆着蛮横的架势问道:“请你说明中共中央过去发动过几次暴动,如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这个责任你瞿先生要不要负责?”瞿秋白听后只是一笑,坦然回答:“这些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央,我当然负责任。”王杰夫接着问道:“中共中央和红军都西上了,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你当然知道些,请你谈谈。”对此,瞿秋白理也不理,拒绝回答。

      最后一次谈话,是王杰夫离开长汀的前一天,他一见瞿秋白就说:“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回南京,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以前,最后表示你的真正态度。我们同你的亲友也一样诚意挽救你,爱惜你的才华。”瞿秋白也毫不含糊地回答:“辛苦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接着,钱永健用威胁的口吻说:“瞿先生,你要识大体,最近中共残部流窜西去,只余下几个小股,很快就要肃清。中国已经空前统一,中共穷途末路,大势已去。识时务为俊杰,你为什么这样顽固迷信?我看瞿先生还是从速考虑吧!”接着,王杰夫劝瞿秋白效法叛徒顾顺章,说:“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公开反共,你可以去任大学教授,也可以做编译。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是如何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却不追究!”瞿秋白听后从容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这一席慷慨陈辞,使得这一伙特务无话可答。

      当晚,三十六师为王杰夫等人设宴饯行时,席间,王杰夫哀叹地说:“我们不能做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说明我们的工作失败。”宋希濂也说:“我们做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军委也派了要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党国所用,实在等于做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的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代?”

      英勇就义

      1935年6月2日,蒋介石就在武昌行营就给驻漳州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由于陈立夫派要员到长汀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而拖延了执行时间。

      在国民党要员蒋鼎文、李默庵的催促之下,三十六师决定于6月18日上午,对瞿秋白执行枪决。此时宋希濂还抱着劝降立功的一线希望,17日晚,特派参谋长向贤矩提前告诉瞿秋白。

      因此,向贤矩备了两碟荤菜,一瓶白干酒,来到囚室向瞿秋白宣读最高当局来的电报,并说:“师部遵照委员长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要办什么事,可以直说,我们视情况而为之。”瞿秋白听后无所畏惧地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他们最后的谈话,让宋希濂绝望了。

      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毕,坐在方桌前,点支烟、喝杯茶,再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则挥笔写“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的绝命诗时,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廖祥光闯进房内,出示了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瞿秋白很镇定地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随即跟廖祥光来到隔壁的长汀中山公园,瞿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罗汉岭刑场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还回头微笑地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瞿秋白用他36个春秋的壮丽年华,谱写了一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凯歌。他的英雄业绩和崇高品德及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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