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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字之本“六书”说之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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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2/07 出处：凯迪网络 |
造字之本“六书”说之驳正
. 陈捷夫
文字价值观和文字史观遭到书法的曲解和扭曲，造字方法观等也难逃遭到曲解和扭曲的劫数。这无疑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自秦以来一面倒的历史趋势。
据传本《说文解字•叙》记称：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后世通作“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说对后世字学界等影响巨大，但祸害尢深。
又是一个所谓“六书”。造字“六书”说的提出，无异于设计了三个思想陷井，一是以“书”讹“本”，即以“六书”讹“四本”；二是窜改“四象”法；三是讹增“转注”与“假借”。但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依然是书法对造字方法观的曲解、扭曲和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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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书”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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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讹“本”，这里指以“六书”一词讹代“造字之本”。
造字“六书”，其实是对“造字之本”的窜乱。据《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记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段文字是否全部出自刘歆《七略》，目前不易详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象形”（象物）、“象事”、“象意”、“象声”（物音）与“造字之本”（下简称“四本”或“四象”），基本上当出自《七略》，是无可置疑的。
“六书”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原本含义当指六种古代书篇。其《地官•保氏》记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之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里的“六书”，与“九数”并列，所指显然是六种书篇。但据东汉郑玄注“六书”：则指“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如此一来，具备教科书含义的“六书”居然变成了“造字之本”。
古人十分重视教育，书学（识字、造句、作文等）之教与算学之教，是最基本的两个教学内容，两者不可分割，故古人将其合称为“书计”。如《汉书•食货志》记称：“古者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这里的“书计”，所指即是书篇与计算之学。西周之时，书篇已广为流行。如《墨子•贵义 》记称：“周公朝读书百篇。”又如《汉书•艺文志》引《七略》记称：“史籀十五篇，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而类似“史籀”似的“学童书”，应是“六书”内容其中之一，这些都可资说明问题。在《周礼》“六艺”里，习礼、习乐、习射、习驭（“驾御马匹”或“操控群臣”之术）、习数（算学），都具备了，唯独缺少“文篇书籍”意义上的“书”，能说得通吗？即使教造字法，也必须出示单词，而单词是以文句或文篇为基本载体的。所以说，教造字法必须先教识字，教识字则必教造句和作文等；要会作文，首先就必然要读懂一些文章了；而这些文章，则必与历史的、现实的、生活的等各方面知识有所联系，这便是文篇或书籍了。而郑玄注“六书”，其内容竟然不是六种书篇，这就令人费解了。虽说郑玄遍注群经多合帝王旨意；但将“造字之本”即“四象”说成“六书”，并穿凿附会成《周礼》之“六书”，这在郑玄时代来说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也即是说，在中国，古代文献或相关注疏越是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或“受用”性，就越有机会遭到后人的窜改与讹乱。据笔者所了解，归属后世“书法”旗下的造字之本“六书”概念，至东汉末尚未出现。那么，上述《七略》、《汉书》、《说文解字》与郑玄注等关于“六书”的说法，当疑属后人所讹窜。
可见，《周礼》“六书”，义近“六种书篇”，当指六种适读的初级读物，内容可能与识字等相关，而决不可能是造字方法意义上的所谓“六书”。八岁孩童根本就不可能接受那些深奥的抽象概念。而造字方法，西周时期能否就总结出来了，尚属疑问。既有算学如“九数”之类内容，即必有供学童初步识字、造句与作文等书篇内容，即如“书计”之谓，两者不可或缺。指八岁入学即教六种“造字之本”，明显是附会穿凿，是一个弥天大谎。其目的，无非为了将“造字之本”即“四本”或“四象”，附会讹乱成所谓“六书”而已。如此一来，不仅否定、抹杀了西周时期社会上已普遍出现、流行了各种相关文篇、书籍的思想文化趋势，割裂和否定了最基本的教学内容，扭曲了古代教育史，而且将造字“四本”或“四象”改成“六书”，淡化了文字构成中最为原本的一些方法观念，向“书法”之“书”观念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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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窜改“四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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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艺文志》引《七略》“造字之本”，其中“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者，比较符合一些实际，最值得关注。但后人却伪托许慎与郑玄之口将其改成所谓“象形”、“指事”、“会意”与“形声”。如此一改，竟将造字“四本”或“四象”变成了所谓“四书”（“转注”与“假借”不计在内，故“六书”只存“四书”）。
“象形”（象物）、“象事”、“象意”、“象声”（物音），即“形”（物）、“事”、“意”、“声”，基本上囊括了人类社会的四个宇宙模式，是古人关于造字法的一些初步总结。然而，将“象形”（象物）、“象事”、“象意”与“象声”（物音），即造字之本“四象”法，改成“象形”（形象）、“指事”（处事）、“会意”与“形声”（谐声）等，这就使相关认识上陷入了混乱。即是说，“四象”与“四书”的内容虽存相似之处，一经更改，原来的含义即发生了变化，但不是向好方面变，而是向坏方面变。
汉字作为一个文字体系，它自有一定的造字法存在，尽管传世的相关记载不多，甚至还是一些极为原始的、不够谨严的，甚至在当今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几句话。据笔者相关初步研究显示，汉字原始造字内容包括了字体、字义与读音三个组成部分，分别为“成体法”、“成义法”与“成音法”。简要地说，“成体法”指“字体结构法”；“成义法”指字义（词义）产生法，如人赋词义（表意）；“成音法“指读音，如古之“读若法”、“反切法”与今之“拼音法”。这里仅就“字体结构法”而言。字体结构法，分为“字体结构方法”、“义音与字源催生法”（辨识法）、“书写方法”等。“字体结构方法”，包含“笔划符号设置法”、“三级递进字体结构法”两个内容。“笔划符号设置法”，主要指笔划造型、笔划符号设置如“平”、“直”、“斜”等。“三级递进字体结构法”，主要指“笔划与笔划组成字符”、“笔划与副字组成新字符”、“副字与副字组成新字符”。而“义音与字源催生法”（辨识法），主要指物符、声符或部首偏旁等副字的设置关系。至于“书写方法”，则指“造字运笔法”（与写字同）、“笔顺法”与“执笔姿势”等。（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作详细介绍，相关资料请参见拙作《中国古代硬笔文化研究》一书第四部分《古代硬笔造字研究》〈待出〉）。而其中“义音与字源催生法”（辨识法），即出自上引“四本”或“四象”。所谓“义音与字源催生法”（辨识法），主要泛指通过“象形”（象物）、“象事”、“象意”与“象声”（物音）等，对字义、读音与字源进行“催生”或进行“辨识”的一般方法，既用于造字，也用于辨字。《汉书》引《七略》之所以将其称之为“造字之本”，虽说只讲了“字体结构法”其中一部分，但依然强调了“本”的涵义，这一点非常重要。然而，将“象形”（象物）变成“象形”（形象），将“象声”（物音）变成“形声”等，这就使得文字观、造字方法观和文字认识观等，发生了逆转变化。
“象形”一词，形，古通物。“象形”即指“象物”，也就是象征物。关于这一问题，留待下一节专题叙及。在书法那里，“象形”一词却泛指“形象”，与原来具“象物”义的“象形”一词含义大为不同。汉字身上之所以存在着一定的物质性，主要在于通用象征性的抽象符号，并集中地反映在部首偏旁等副字上。这与所谓“形象”之“形”完全扯不上关系。如“土”、“木”、“月”（肉）等，分别象征了土地或泥沙、树类植物、和与肉体相关的物质。遇上“朩”旁之字，可联想到字义与“朩”相关；遇上“土”旁之字，则可联想到字义多与“土”相关，其他当以此类推。据笔者所知，古字虽曾出现过用“形象”造字的例子，也是个别的，决不能以点带面，因为造字不同于绘画，两者有着根本性区别。而“形象”意义上的“象形”一词，却一开始即将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所谓“形象”之上，这就使得人们的思维发生混乱，甚至“不知何者为是”。如上述数例，“月”（肉）的“形象”怎样？“土”的“形象”又怎样？令人颇费思量。其次是“形声”。“形声”字多由物符与音符组合而成，故笔者将其称之为“物音”字。由于具备“象物”义的“象形”一词被讹变而成“形象”义的“象形”一词，故此之“象形”不同彼之“象形”，两者不能混淆，而应区别对待。故“形声”一词与原来意义上的“象声”（物音）一词，就不能相提并论了。在“形象”意义上的“象形”字里找不到所谓“象形”字，要在“形声”字里找到“形象”意义上的所谓“形符”，就更不容易了。所以说，将“象物”意义上的“象形”一词变成“形象”意义上的“象形”一词，实际上是一种认识上的逆转，它将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引向思想陷井。至于“指事”（处事）与 “会意”等，不仅毫无一点新意，而且将词义变得更加狭窄，简直无法操作。
必须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所有汉字都是表意符号，不论“象物”字符、“象声”（物音）字符等，其词义都由人意赋给，从不自生自造。在这个意义上说，“象意”一词，涵义宽泛，不仅包含了那些“象物”、“象事”与“象声”（物音）字符，而且包含了所有无可归属的虚拟字符。仅此一点，即比所谓“会意”要高明得多。
“象形”、“指事”、“会意”与“形声”，指向偏颇，词义狭窄，不如“四象”之词的联想空间来得广大。尢其“象形”一词，将象征物徵的“象形”变成“形象”之“象形”，不仅曲解和扭曲了造字观文字观，不符合古今文字的历史实际，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文字的认知方式，即从正确方式引向错误方式。更为危险的是，“形象”意义上的“象形”一词，是繁化字体的重要理论基础。将“象物”之“象形”变成“形象”之“象形”，其实即是为繁化字体制造理论依据。
用“四象”法对待文字，由于以象征性为主，故具有广阔的联想空间。如象征物质，则往物质方面联想；象征事因，则往事因方面联想；象征意设，则往意设方面联想；象征语音（声），则往语音方面与物徵方面联想。如此做法，虽说很不理想，但可少走弯路。故大凡词义找不到辨识对口时，即姑且通通归于“意设”也即“象意”。这所谓“意设”，不仅用来泛指那些或凭空虚造之字符，而且还可用来解释那些以物徵、事徵、音徵等为主构成的字符。“象意”一词之所以能左右逢源，其实也是字源不清楚或词义不可捉摸的一个代名词而已。这也反映了表意文字的一个历史特色。
顺便提及，“四象”之词被劫持而专门用于《易》，如《系辞》记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所谓“两仪”，古代泛指两种导写仪具,如“圆规”与“矩尺”，这里指“阴阳”两极。所谓“四象”，《易》指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即龟、蛇。毫无疑义，同前述诸多窜乱、讹乱用字用词一样，讹夺“两仪”与“四象”等思想概念，变“四象”为“四书”，也当属讹乱用词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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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讹增“转注”与“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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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引《七略》称“象形”（物）、“象事”、“象意”与“象声”，为“造字之本”，既然是“本”，当与造字相关。但考“转注”与“假借”两词，却与造字毫无关系，由此可见是后人所讹增。
“转注”的功能，由“象事”等即可取代。“假借”则完全不涉及字体变更。从历史上看，设置“转注”与“假借”，却是好处未见，坏处成堆，其中一条即是为某些人窜乱用字，故弄玄虚等，提供了一个合法平台。按史例说，汉字字数多，一字一个音节，且可即造即用，不愁缺字，本无必一字作多义之用，或另作转用、借用之途。况使用一个新字新义，远比使用一个“假借”字或“转注”字，要来得直接、便利或单纯多了，还可避免产生歧义之忧。而设置“转注”字与“假借”字，无疑使字坛又增添了一乱之忧。尢其后者“假借”，无端生造出不少所谓“通假”之字，不仅现眼窜乱用字，而且留下歧义之争，而最终结论通常是有利于统治阶级。
《汉书》引《七略》分明讲了“造字之本”。“转注”与“假借”没有生成新字符，故不能说是与“造字之本”有关，而是后人空降之物，用以讹乱人们对“四象法”的注意力，搞乱人们对汉字的造字方法观的。在这里，不仅充满了误导，而且简直是为乱字而推波助浪而已。由此看来，古代文献里的一些所谓“通假”字，可能是后世所讹入。
《说文解字》一书是为东汉许慎所著，是我国古代字书，是后世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后人的窜改（请见本书第八章），造成其传世内容真假渗和，真伪难辨。尢其其《叙》，文虽短，却集我国古代文字观、文字价值观、文字史观和造字方法观等于一体，对后世影响巨大。而“造字之本”之“六书”说，无疑正是后人在造字方法观方面进行窜改的其中例子。后人指许慎“发明六书之旨”，毫无事实依据，是以讹传讹之说。
《汉书》引《七略》所载的“造字之本”，以“四本”或“四象”法为主，是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对古今文字字体造字法的一次总结，具有其史料上的原始性。虽说不是造字法的全部，也不是所谓“六书”那样内容空泛，却是造字法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象形”（象物）、“象事”、“象意”、“象声”（物音）这“四象”，概括了人类社会的四个基本的宇宙模式，反映了古人造字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真实可信的。重新用它来研究汉字，比起所谓“四书”或“六书”来，要可靠得多，这在传世的相关造字史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对于进一步了解古今文字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无疑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尢其在对待所谓繁体字与简体字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四本”或“四象” 法更是真伪汉字的一块试金石。“四象”之词虽说后来被劫持到《系辞》那里去，充当了《易》的工具，变成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玄龟，但传世文献尚能保留其原始概念，这就使得当今相关研究得以峰迴路转。至于所谓“转注“与“假借”，却是与造字完全无关联的，彼此两者不仅为窜乱“四象”法、扭曲“四象”法而出现，而且为凑合“六”之数，再用所谓“六书”之词讹乱《周礼》上的“六书”（六种文篇书籍）等，如此而已。由此可见，造字之本“六书”说，完全不符合汉字的历史实际，是后世书法所设置的思想陷井，是对古今文字造字方法观等的严重的曲解、扭曲和讹乱。
（本文据自拙作《中国书法批判》第七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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