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面对争利为主、吞并天下的战国时代,韩非子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强大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在相对实用主义价值观的推动下,韩非子提出了具有准军国主义色彩的富国强兵方案。这套方案貌似粗俗与极端,但韩非子的“道理论”为这套方案提供了深刻的根据,从而使得韩非子思想与策略体系显示出较大合理性的特征。
韩非子(约前280年~前233年),是韩国贵族。韩非子有条件接触各种文化典籍,受过良好教育。年轻时从学于荀子,但没有接受儒家学说,而是发展了法家学说。古今关于韩非子思想的褒贬,缺乏更多深层的连续性追问,即不问韩非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过程,只看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果,因而评价难免偏颇。要避免偏颇,认清韩非子思想的特质是一件关键性的工作。本文主要从考究韩非子思想的特质这项工作,力争达到客观评价韩非子思想的目的。
一、以战争为主题的时代
《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最显著的两个特征:一是祭祀,二是战争。春秋时代是各国争霸的时代,即争取国际均势,“国际均势是当时列强的最后目的,并非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1]。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国际均势逐渐被打破,争霸转变为吞并天下。因此运用战争手段实现天下统一的运动成为战国晚期大国君王的最终目标,而一些二等小国则竭力通过合纵死保本国不受吞并。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胜负则是实力最集中典型的体现。司马迁曾经说过,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退让”(《史记·平淮书》)。《荀子·王霸》对这种社会风气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可见富国强兵是当时各国的急务。
如何对待这种形势?当时诸子百家都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无非是消极、浪漫、现实与中庸四种态度。《韩非子·难一》开头两段的叙述,表明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面对这种形势的态度:“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可见,韩非子学说的主题就是如何快速富国强兵,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体现了应时而动、顺应潮流的现实主义精神。
到底采取何种策略迅速实现战争的胜利?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五蠹》)这里透露出韩非子应时而动的历史观、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与刚厉的政治哲学取向。
二、韩非子学说的性质
韩非子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在他非常了解天下大事和自己祖国的实情,认真考察总结了国内的弊端,分析了前因后果,提出了一套富国强兵的制度变革方案。虽不被韩王采纳,毕竟该方案的部分内容流传到具有墨家与法家传统的秦国,并得到秦王嬴政的欣赏,这说明韩非子的学说具有一定现实针对性。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写道:“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从这段记载内容可以得出,韩非子变法方案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和首要条件是权势,手段是法制,依靠力量是贤人、介胄之士、廉直之士。为保证富国强兵的急需人才得到重用,必须坚决反对浮淫蛀虫的不劳而获,以文乱法的儒学之士,以武犯禁的好斗侠士,以及单凭名誉得宠的沽名钓誉之人。韩非子提出废除文学之士等“无用之人”的主张,显得比较功利,也犯了政俗(雅俗)不分的错误,是矫枉过正的表现。这有些类似于古希腊斯巴达国家政策的狭隘性,即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而牺牲了其余的一切。罗素对斯巴达国策的狭隘性与地域性所酿成的后果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他们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而牺牲了其余的一切,于是斯巴达在整个希腊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里面,就不再有任何的地位了。”[2]至于斯巴达国策对于斯巴达本国政治乃至希腊世界的影响,罗素评论道:“除了这些罪恶昭彰的事情而外,斯巴达的政策往往也是狭隘的和地域性的……想把希腊世界结成联邦的每一种尝试,都见挫于斯巴达的狭隘观念。”[2]当然,韩非子与斯巴达的立法者之间有不同,他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完全排斥儒学之士等阶层,这将在后面论述到。
从《韩非子·五蠹》等篇也可以看出韩非子主要思考的是战时变法方案,而不是和平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具有强烈的兵家色彩,采用其方案的国家至少也要具有半军事化性质才可能重视并应用他的学说。具有军事文化传统的秦国正好符合韩非子这个方案所需要的条件。黄留珠在《秦汉历史文化论稿·重新认识秦文化》中说:“秦人的这种精神风貌,时人或以‘上首功’相称,或以‘贵奋死’相叹,在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它最充分也最典型地体现了与法家思想结合后的秦文化急剧膨胀的军事性。”[3]146可见,韩非子思想从其产生背景到实施条件再到内容,无疑具有针对性与现实性。因而它不可能是“万灵丹”,当然也不是纯粹的“毒药”和“假药”。
三、韩非子学说的主要特征
韩非子治国方案的战时性质决定了其一系列的鲜明特征:
其一,现实主义。韩非子思考的首要问题是富国强兵,符合时代主题;他实现富国强兵的方案是军事性的,折射出他面对现实的焦虑与渴望改变现实的迫切愿望。《五蠹》、《显学》等篇的历史观不仅明确道出现实主义的倾向,其他一系列主张都无不渗透着现实主义。
其二,相对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现实主义派生的结果。所谓“实用主义”,就是指“排斥先验、抽象和思辨的思维习惯,将知行范围仅仅限制在‘人伦之用’等形而下的社会具体层面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原则”[4]。但韩非子不是绝对的实用主义者,如韩非子说:“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当务之急———普通百姓能明白的简单易行的言行规范,其余的上智之人都难解的玄妙大义———高深理论,非“急世”之需,当前也无法落实。《五蠹》篇是反映韩非子思想的核心著作,这段话也证明韩非子不是绝对地排斥儒墨微言大义的,而是强调微言大义等理论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政事须分清轻重缓急,因而貌似粗俗与极端。
为保证当务之急的“耕战”政策有效实施,韩非子提出了比较激进的主张:“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韩非子·五蠹》)“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故,不听学者之言。”(《韩非子·显学》)“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韩非子·问辩》)这种激进主张体现了韩非子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观。这些引言实际上讲的主要是当时社会涌现的贱儒、俗儒、陋儒以及墨者末流等。这些儒者实际上是孔子反对的小儒,孔子提倡宁作君子儒不作小人儒,《论语·雍也》里记载:“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雍也》里引用谢氏语解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实际上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篇》讲:“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荀子在《儒效篇》讲:“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根据荀子对诸儒的特征描述,再比较韩非子《五蠹》和《显学》里的“无用之士”特征,可以断言,韩非子所描述的儒者也是俗儒,而非圣人似的大儒。韩非子实际上是渴求圣人的,只是他很现实,认为圣人很少,千世而出。诸俗儒在韩非子看来不但无益于当下的急务———耕战,反而干扰法制的推行,只能弃而不用。汉代的思想家王充对此有说明:“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尽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论衡·非韩篇》)冯友兰先生也认为荀子和韩非子反对的私学是指那些“混子”,是针砭时弊而言的,不是一般地反对儒者,他说:“自孔子开游说讲学之风,于是不治生产而只以游说讲学为事之人日益多……此中所谓‘混子’者,当然甚多……而一般人民之对于此等不生产而只消费之新贵族阶级,亦必争欲加入。”[5]可见韩非子学说并非极端实用主义,也非极端功利主义,而是相对实用主义、相对功利主义。
实际上韩非子也是重礼的,《十过》、《亡征》等篇明确无误地强调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来往必须有礼节,否则迟早会招致灾祸。不过他讲的“礼”仅仅限于一般性的人际交往,而不再是“礼不下庶人”的“周礼”了。
这种为“耕战”服务的实用主义哲学必然要求把国家各种生活纳入与军事胜利相关的轨道,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
其三,准军国主义。用现代观念解释:“所谓军国主义,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6]韩非子处在以战争为主题的时代,日益削弱的韩国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随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当时保存韩国最直接、最可行、最有效的办法是把国家各种资源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战时轨道,集中一切硬实力和软实力抵御外来侵略,因此韩非子的治国方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军国主义的烙印。梁启超先生也认为法家有军国主义特征,他在第十八章《寝兵运动》中说:“故以儒墨之苦心毅力大声疾呼,而在当时所能挽救者乃至微末。其与彼等对抗之法家军国主义派竟占优势。卒以二百年长期战争之结果以成统一之局。”[7]他还把秦国看作是军国主义的代表。由于韩非子的主张重点在于保存自己,还有民本主义思想,因而只能算作准军国主义。
要把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的行为完全纳入战时轨道,单用过去的老办法“礼”是不行的。因为“礼”是不成文法,实行过程中有很大的复杂性、弹性和主观性,缺乏公开、公正和客观性、强制性,“礼”也主要适用于上层统治阶级———宗法贵族。而当今的统治阶级已经变成新兴的地主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当中有很多人来源于平民、奴隶,他们既不习惯于高标准的“礼”,也难以做到依“礼”而行,加之社会风气变成以逐利为主,可谓一个“上下交争利”的时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于是乎只能选择“法”来作为规范臣民的标准。因为法具有强制性,是刚性的东西,还便于操作,法治理所当然地成为急世治国的选择。“公开、客观、公正是法治优于礼治之所在”[8]。冯友兰先生在所著的两部哲学史里对“礼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作了深刻的说明,他认为:“当时现实政治之一种趋势,为由贵族政治趋于君主专制政治,由人治礼治趋于法治。”[5]并认为:“盖此趋势乃社会经济组织改变所生之结果,本非一部分人之意见所能遏止也。”[5]
当然韩非子所讲的法治还不是我们今天要建设的现代法治,实际上只能称作法制。作为战时法制,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严”和“峻”的特征。《韩非子·显学》和《韩非子·五蠹》中的材料,能够说明其军事性、半军国主义特征。如:“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韩非子·五蠹》)“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韩非子·五蠹》)黄留珠先生在《重新认识秦文化》一文中总结道:“由于法家既渊源于兵家又渊源于道家,而兵家亦渊源于道家,所以在法家与兵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更密切的关系。完全可以这样讲:法家与兵家密不可分,法家大都是军事家,法家思想从根子上讲属于一种军事思想,法家对人民的统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军事统治。正因为法家思想的军事性质,所以它同秦文化结合后,遂使其军事性空前强化。这实际上是两种军事性相加后产生的叠加效应。”[3]
由于韩非子学说具有强烈的兵家色彩,故而他在处理公与私时,所强调的是私服从于公,实现私只能通过利公的途径,即先公后私,大有国家主义色彩。梁启超认为法家学说类似欧美国家主义,他说:“法家本从儒道墨一转手,其世界观念,亦多袭三家。但彼辈晚出,正当列强竞争对抗极为剧烈之际,故其中一派以富国强兵为职志,其臭味确于近世欧美国家主义相类,毋庸为讳也。”[7]200中国在20世纪20~40年代还出现了以陈启天等人为代表的国家主义学派,也被称为“新法家主义学派”[9]。这个学派曾以研究法家学说为旨趣,陈启天本人还撰写有《中国法家概论》、《韩非子及其政治哲学》、《韩非子校释》、《韩非子参考书辑要》等著作。也正因为以公作为一切行为的核心,故而由公的道德价值观衍生出若干对不同于儒家等派别的法家式系列道德价值观:公利与私利、大利与小利、大义与小义、大忠与小忠……这些道德价值观可以在《十过》、《奸劫弑臣》、《大体》、《饰邪》、《守道》、《八说》、《显学》、《心度》等篇找到根据。这些观点可以驳斥那些认为韩非子不讲道德之类的观点,从而进一步说明道德价值是历史范畴,内容不是永恒的。
其四,合理性。韩非子虽十分关注“形而下”的具体事物,但为了证明其治国方案设计的合理性,他为“形而下”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道理论”,成为支撑其方案合理性的最高根据。“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谓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韩非子·扬权》)韩非子在这里要求君王治国必须遵循“无为”之道,他称之为“履理”。不仅仅《扬权篇》运用黄老思想论证了服从“无为”之道做事的合理性,《解老篇》也提出了做任何事情必须按照“道理”行动,反对妄动,否则得而复失:“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夫弃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天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众人之轻弃道理而易妄举动者,不知其祸福之深大而道阔远若是也,故谕人曰:孰知其极?”(《韩非子·解老》)“理”贯穿治国理论的始终,旨在强调做事的合理性,因此,韩非子学说可以说具有合理性。
掌握了韩非子学说的性质与特征,就会更理性地评价韩非子思想的历史功过,也才有可能更合理、更客观地重新评估法家思想的价值。当然,韩非子学说的这些特质并非是韩非子思想特质的全部,要全面、准确评价韩非子,还需要仔细考察韩非子的宇宙观、历史观、人性论、逻辑认识论等。
[参考文献]
[1]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M].何兆武,李约瑟.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 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4] 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 刘诚.什么是军国主义(答读者问)[N].环球时报,2005-07-06.
[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 马小红.礼与法:历史的连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 孙承希.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