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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林肯到孙文：民权主义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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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2/03 出处：凯迪网络 |
一、林肯民权主义的性质、意义和影响
无须讳言的是，林肯在葛底斯堡战场的讲演所揭橥的，在共和制度下“政府和人民关係”的原则，即民有、民治、民享，就是他所倡导的民权主义的内容。但也因为他没有对自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主义作进一步的阐释，更没有公开地提出和涉及“民生”的种种问题，因而，就只能说在他所提出的民享原则里面，已经包含有与民生相关的思想，而没有单独提出民生主义的概念。这是其一。
其二，在由林肯倡导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主义里面，显然没有提出民族的问题。究其根源，一是他用倡导全民民权的方式，已经将美国各种人民的民权全部包容了进去。二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刚刚由移民建立的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里面，若要强调民族主义，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只会造成国家的不得安宁。南方对黑人的奴役，已经造成了一场残酷的内战，差一点分裂了美国；倘若移民而来的各民族、各种族人民，都要在这块土地上大搞起各自的“民族独立革命”来，这个诞生不久的美国，岂止会爆发无止境的内哄甚至内战，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肢解”了美国。所以，美国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独立革命，才是多种族和多民族的“整体独立革命”，建立的也是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统一国家”；美国因“一国两制”所造成的内战，才会被林肯定义为“维护美国国家统一的战争”；而林肯在葛底斯堡战场的演说所强调的，也就只能是包含着民生思想的民权主义了。
所以，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主义里，虽然包含有三个“人民”（THREE PEOPLE）的概念，但是，三个“人民”的概念所规定的内容，又都属于民权主义的范畴之内。这就是我之所以在前文里面，已经指出林肯的三民主义乃是形式上的三民主义和实际上的民权主义之来由。再简约地说，就是“三民主义的形式，民权主义的内容”。
林肯民权主义的第一个世界意义就是“超越天赋人权，提倡争取民权”。因为，美国立国的特殊性，决定了林肯民权主义对美国的针对性。但是，林肯民权主义却随着美国共和制度的逐步健全与美国的逐渐强大及繁荣，而使得他的民权主义对我们的世界日益发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应该说，既不亚于英国“虚君共和”的渐进革命进程，也不亚于法国“无君共和”的反复革命历程。因为，他在欧洲“天赋人权”的旗帜下，竖起了又一竿“争取平等”的旗帜。这竿旗帜，不仅告诉世界，民权乃相对于专权而言；而且宣告了，民权是人民自己争取得来的，而不是天生就有的。并且就算是天生就有的，即“人人生来平等”，但真想要“人人获得平等”，还必须去“争取”。争取的方式有二，一是推翻专制制度，包括推翻专制种权或专制政权；二是建立全民共和制度――为此就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全民共和政府”，就是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而人民和这个政府的关係，如前所说，已经不再是“人民和政权”的关係，而是“人民和管理”的关係，政府不过是人民的公僕而已，是为保障民权而存在。美国内战的原因和结果，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成就，足已说明这一认知的正确。人类近现代在争取民权上的奋斗，就伴随着共和革命、而不是共产革命在一些国家的胜利，以及民主在全世界的愈来愈走向成功。这些都无疑证明了林肯“争取民权和保障民权”理论的正确。
林肯民权主义的的第二个世界意义，就是终于超越了源远流长而又影响深广的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将“以民为本”提升到了“以民权为本”的崭新历史高度。它使得文明古国和世界大邦的中国，直至所有受到了中国影响的亚欧国家，均得益非浅。说它是中国共和革命和亚洲民主进程的思想源流之一，都不算过份。
当然，这样说，并非是在妄自菲薄。也不是在否定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在历史发展上的相对进步意义。因为，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进步意义，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人类漫长的专制社会里面，“将统治者的主观需要和人民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了，并且劝告和规范了统治者对人民所应有的“理性认知和文明行为”。3000年前，在中国的《诗经》里面，就唱出了“邦畿千里，为民所止”的理性歌声；《泰誓》也早已告诫统治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大硕孟子，就乾脆喊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名言，他的“圭角”确可以令统治者为之一惊。宋代的朱熹终对民本思想作了一个很好的诠释，他发展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称﹕“民之所欲，皆为致之，如聚敛然；民之所恶，则勿施于民”。在中国漫长的君主封建和君主专制的数千年间，如果统治者真的做到了、或多少实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方式，人民确实会少受很多的痛苦。这也许就是“明君和清官”的政治意义之所在。
但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毕竟只是君主封建时代的政治理想。他的局限性，说到底，就是“以民为本”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以君为本”。“民本”，是为“君权”服务的，是为君权而立，亦可谓“君权之本”。
因为，对民本思想阐述得淋灕尽致的是中国的孟子。在他所阐述的儒家民本思想中，其开宗名义的思想，就是“得其民”，而不是林肯的“为其民”。孟子所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又说﹕“民者，无位之称”……这些都说明，他认为“人民不过是实现王权和保障王权的基础”。因为《大学》早已指出﹕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为此，孟子才会评说“桀纣之失天下事”，是因为“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甚至愤怒地警告那些“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当然就更谈不上保住“君权和天下”。大儒朱熹也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于次。”朱熹的话，终于为“民本乃是为了君本”作了最完整和最贴切的理论解释，尤将孟子为什麽要说出“民贵君轻”的理论层次和叙述顺序，揭示得明明白白。
应该说，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理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依然、也只能停留在“民本”是为了“君本”的思想范畴之内。虽然孟子曾告诫齐宣王说，应“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但儒家的民本思想，说到底，亦不过要求统治者“对人民行仁义”而已。虽然他对齐宣王以羊代牛“衅钟”，谓之为“仁术”，讥之“未仁”。其实，儒家的整体思想与齐宣王的做法，又有何根本的不同？不过，这虽然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缺陷之处，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时代还远没有为他们提供可以将“民本思想”发展到“民权思想”的历史条件。如果我们想象着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应该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思想，那就真的是在求全责备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整个西方，大多还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我们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大约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思想“之一”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林肯民权主义的第二个意义，就是突破了古代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的思想，走向了近代世界“应该以民权为本”的思想；舍弃了以“统治为本”的古代民本主义，走向了要“真正以民为本”的现代民权主义。
二、林肯民权主义肇引着孙文三民主义的诞生
林肯的民权主义虽然是对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历史性突破和超越，但是，她却肇引着近代中国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即“孙文三民主义”的诞生。这就是林肯民权主义的第三个世界意义。林肯 THREE PEOPLLE（三个人民）的民权主义的中文翻译——“民有、民治、民享”，可谓译得天衣无缝，百年来，竟使得人人皆能够“琅琅上口”。而这一翻译，就出自孙文之手。当然，这也对他形成自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在形式上有所启迪；尤其是对他研究民权主义，并对民权主义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起到了先导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共和革命领袖，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创建者孙文，自他立志发动共和革命起，不论是在革命尚未成功前，还是在革命已经初获成功后，都对林肯的民权主义极其地尊崇，并对林肯的民权主义思想热衷地进行了宣传。他不仅称“美国的独立革命是民权和君权的战争”，说﹕“当时美国革命……，反对美国民权的是英国皇帝，美国人民受英国皇帝的压迫，才主张独立，和英国战争，所以，那个战争，是君权和民权的战争……”；而且指出“美国的南北战争也是为黑奴、为人类争平等的战争”。
他说﹕“……那次战争，是为黑奴打不平，替人类打不平等的，可以说是争平等的战争。欧美从前为争平等的问题，都是本身觉悟，为自己的利害去打仗。美国的南北战争，为黑奴争平等，不是黑奴自己觉得要争。”据此，他才强调说，美国的两次革命，都是争平等的战争――“美国的第一次大战争，是美国人民自己要求独立，为自己争平等。第二次的大战争，是美国人民为黑奴求平等，比较为自己争平等，所受的牺牲要大，流血还要多。所以美国历史是一种争平等的历史，这种争平等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中的大光荣。”
正是基于对美国两次争民权、争平等革命的推崇，所以，他才会兴奋地夸奖“美国的共和”乃是“新世界之共和，大异乎古昔希腊、罗马之共和，与夫欧洲中世纪之共和也；盖往昔之所谓共和者，亦不过多数人之专制而已，而美洲之共和乃真民权之共和也”。
也正是因为他将美国的内战，看成是“为黑奴争平等”的革命，所以，他才对林肯所规定的民权和政府的关係十分看重，并称之为“政治革命”，因而高度评价说﹕“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国家之元首百官，始变而为人民之公僕，服役于民者矣。此为政治之革命也。”
出于他对美国两次争平等之民权革命的高度评价和他对林肯民权主义和民权政府的欣赏和研究，所以，他才会在在发动和领导中国的共和革命时，就曾一再地指出﹕“我们对于民权政治……虽然不能完全彷效欧美，但是要借鉴于欧美，要把欧美已往的民权经验，研究到清清楚楚。”这自然也说明了，作为一个中国的共和革命家，他要学习和借镜的重要对象和重要理论之一，就是美国革命和林肯的民权主义。
诚如前文所述，林肯虽然提出了民权主义的思想和概念，特别是规定了“共和制度之下人民和政府的关係”，但是，一是他并没有对他的民权理论进行必要的阐述，或曰并没有真正形成理论，只是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口号；二是他也只是规定了共和制度之下人民与政府的“总体关係”，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却没有对共和制度之下人民与政府的“具体关係”作出必要阐述。如果说这对于已经走上了民主轨道的美国影响并非很大――却也不能说没有影响，比如美国至今仍然在实行的“代议制度”、特别是选举中的“代选制度”，就离全面民权制度即“全民政治”相差甚远，甚至问题还不小。就不说对更多没有走上民主的国家或地区，或正在创建共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和至今仍然在藐视民权、甚至还在残酷剥夺民权的国家，其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然而，孙文却不仅在理论上对林肯民权主义作了相当完备的阐述，而且对林肯所规定的共和制度之下人民和政府的“具体关係”作了更为完备的设计。应该说，在理论和实践之两个方面，孙文不仅完善了林肯的民权主义，而且发展了林肯的民权主义，更是对林肯民权主义的超越，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政治理论价值和普遍民主政治意义的孙文民权主义。
三、孙文对林肯的发展和他自身的贡献
首先，孙文就对林肯所要推动的――必须从“人人生来平等”走向“人人获得平等”，予以全面的肯定，并且周详地论证了“民权非为天赋，必须由人民自己争取而得”。为此，他还对卢梭“天赋人权”提出了置疑，认为就象君主不能证明“君权神授” 的理论一样，人民也不能证明“天赋人权”的理论。而作为人权之基础的民权，却只能是反对“专权”的结果，是必须由人民自己奋斗和争取才能得到的。这该是一个多麽可贵与多麽实际的理论。
其次，孙文热烈地肯定了林肯鼓吹平等和推动实现全民平等的作为。他进一步认为，“惟有实行了民权主义，人民才能获得自由和平等” 。因为，只要人民还处在被剥夺了权利的状况之下，所谓自由和平等就是一句空话。同样的是，也只要人民还没有享受到起码的民权，便要人民来当家作主，就同样也是一句空话。人民没有权，又怎样能作主呢？孙文不仅第一次挑明了民权和民主的递进关係，而且正是出于对真正民主共和与真正自由平等之精意的深刻理解，他才会在百年前，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学说刚刚开始传播于这个世界时，他就能够从“人人必须获得平等”出发，批判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理论，不可谓没有先见之明。
再者，孙文不仅发展了林肯民权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对林肯所规定的“共和制度下人民和政府的关係”，作了具体的阐述与科学的设计。植根于林肯的民权政府纲领，孙文提出了“四项民权和全民政治，三权分立和五权宪法”的理论。所谓四项民权，就是称人民拥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孙文认为，惟有全体人民都拥有了这四种民权，国家才是共和的国家，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而所谓“全民政治”，就是指必须要由下而上地实行“各级自治”，就是指必须实行“全民直选”。孙文在他的《建国大纲》中，详细地规定了各级自治与民主选举的关係，提出了只有在各县、省经由人民选举而实行自治之后，才可以进行全国全民的直接选举，从而将中央和地方的关係，全部置于民权的全面保障和层层建设之中。虽然“三权分立”是诞生在西方近代国家的权力制约理论，但五权宪法，却是孙文既汲取了“三权分立”之进步理论、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之进步的“监察权和考试权”所形成。这对于奠定“民权”对国家公务人员之“考选与监督”的关係，委实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亦为西方近代政治理论与政体结构之所缺。
在孙文民权主义的创意中，其最能够体现林肯民权政府精神的，莫过于孙文对“共和制度下人民和政府之关係”的阐述。孙文一方面以林肯提倡的民权政府作为原则，一方面又传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尊贤与能，俊杰在位”的思想，从而提出了“人民有权和政府有能”这一重要政治理论。而孙文那个“人民是老板、政府是司机”的比喻，就更是将“人民要你向哪里开，你就必须向那里开”，“司机不过是人民所雇佣的车夫，可以雇用你、也可以解雇你”的道理，即﹕“政府不再是政权，而是人民自己之管理机关”的林肯民权主义理想，不仅落实到了具体的和科学的政治架构及政治操作上，而且，变成了对于民权和民主思想的最好的普及教材。孙文对林肯倡导民权政府的精义，其领会和创见实可以说是淋灕尽致。
而在孙文对民权政府的设计中，最具有眼光却又屡遭非议的，便是他所提出的“训政”思想。其实，只要看一看世界上凡有专制历史的国家，在共和革命初造成功之后所必然要遭遇的“共和与专制”的反复较量、甚至是残酷较量的历史，我们就可以领会到孙文之所以要提出训政思想的独到之处。这个独到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走向共和”的整体过程，和一段避免不了的複杂历史环节。为了在这个艰难过渡的历史环节，一方面要坚定地走向共和，一方面又要有效地制止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就必须作好两件事情﹕一件是就是立即帮助人民从县开始实行自治，实现一县之人民皆能够使用“四项民权”即上文所述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以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地方政府；另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有权威、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对内以制止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叛乱，对外以抵制种种国际势力的压迫。
当然，孙文对林肯民权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要害，还是在孙文认为，追求和实现民权才是近代各国共和革命的理想与目标。如果说，林肯之后美国的政治追求，是在逐步地完善民权的话；那麽，林肯之后的世界，除却少数已经走上了民主道路的国家之外，对于大多数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来说，如何追求和实现民权，才是她们最为重要的政治奋斗目标。而孙文恰恰是在这一关键的问题上，将追求和实现民权与发动共和革命紧紧地联係到了一起。所以，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民主革命，才叫做“中国国民革命”，又称“民权革命”。为此，他既诠释了民权和共和的关係，更诠释了民权和革命的关係。他在这方面的阐述，包括他自己在实际上的艰难奋斗，就更是能够体现林肯民权主义和他自己的民权思想在这个世界上的重大意义。
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林肯的民权主义，虽然拥有一个三民主义的形式，却主要是民权主义的内容。如前所述，它虽然以推进全民民权的实现来解决黑人种族解放的问题，却由于美国是一个崭新的移民国家，而不可能鼓吹美国各移民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更没有提及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当然是因为，其时林肯正处在美国国内战争的环境之中，他一方面要应付战争以维护美国的统一，一方面则要通过推进美国全民民权的实现，以毕“国家统一和实现民权”之功于一役。所以，他的着眼点，就只是在美国，而非全世界。虽然林肯民权主义在美国的特殊性和林肯民权主义对于世界的普遍性是完全相通的。
但是，在林肯的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内，不仅普遍地存在着民权遭遇专权剥夺的问题；而且严重地存在着许多民族遭遇压迫和歧视的问题，殖民地民族解放的历史要求即将到来。而民生问题，则不仅仅是在世界绝大多数贫穷落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严酷地存在着，即便是在欧洲一些已经走上民主建国道路和自由经济发展的国家，普通人民的生活依然异常困苦，也就是说“民生”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正是因为欧洲存在着严重的民生问题，才出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已经发佈了那个旨在号召穷人造反、“革命”、斗争和专政的“共产党宣言”。用孙文的话来说，就是“经济革命之焰”即“共产革命之焰”，已经开始发萌并正要“横流”整个欧洲。
而当时的中国，就正处在这一世界大势之间。就民族问题而言，不仅对内遭受着满清贵族对中国境内其他各民族的专制统治，对外则正遭遇着世界列强欺凌、压迫甚至是被“瓜分”的危险。就民权问题而言，也因为两千馀年的君主帝制依然在苟延残喘，专制的压迫自然是有增无减，人民的民权非但不能伸张，甚至毫无保障。就民生问题而言，则由专制统治所製造的人民生存之痛苦，和由经济落后所造成的人民生活之困顿，就使得人民更是难有“出头之天”。正是鉴于这样一种世界情势和中国国情，孙文才在接受、发展和完善林肯民权主义的同时，又借鉴林肯民权主义之三民主义的“形式”，将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在中国、更在全世界都存在的大问题，既并为一炉，又分而论之，终于形成了既适合中国、又适应世界的“孙文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目的，就是要在三大主义的引导之下，为中国、也为世界追求“民族解放、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奠定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从而将――民权问题的共同性和民权主义的普世价值，民族问题的广泛性和民族解放的普世价值，以及民生问题的普遍性和民生主义的普世价值，结合起来了。
在此似乎没有必要再将孙文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理论的精义和内容详加叙述了，那是必须用一本专著才能说明的问题。但是，仅就上述孙文三民主义之诞生和林肯民权主义的关係，和孙文三民主义与中国人民、甚至是与世界人民的关係而言，是不是已经可以说，孙文三民主义委实能够被称之为一个“非信仰化、非宗教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但又十分符合我们中国乃至全世界之国情和世情的好“主义”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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