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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层遮挡中的梅兰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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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2/01 出处：泡网江湖论剑 |
提交者 : 和菜头 泡网江湖论剑原帖
文//小龙
始于纸醉金迷
1894年，梅兰芳出生的时候，京剧正因慈禧的喜欢而勃兴，但真正将其捧到国剧地位的，还要算上大小官员商人、文人戏子在纸醉金迷中，对种种不堪的迷恋，完全是靠腐朽堆积起来的文化。有多腐朽，就有多深厚，多精致。
梅兰芳是旦角世家，祖父梅巧玲“扮相雍容端丽，表演细腻逼真”，三十余岁掌管四喜班，为人慷慨，重信义，是“同光十三绝”之一，与当时备受慈禧宠幸的老生谭鑫培（电影中“十三燕”的原型）交情匪浅，后者年老以后，每年初二、三仍必到梅家，向梅兰芳祖母行磕头之礼。梅兰芳父亲早逝，伯父梅雨田是谭鑫培的琴师，对谭的艺术起烘云托月之效，有“胡琴圣手”之称。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亲贵们跟他学戏，按时按节送钱。此外，他还把持着许多班子的演出事宜（俗称“把头”）。按道理来说是收入颇丰，但他对钱从不计较，致使家道中落。此外，梅兰芳的姑父秦稚芬也是当时名旦，回忆录里说他精通技击，擅长书法，喜欢研究历史，熟读《通鉴》，与梁启超、罗瘿公、魏铁珊为文字交，为人仗义，有古侠士风。他也是梅兰芳的启蒙恩师。
虽然梅兰芳的姑姑说梅的幼年，“受尽了冷淡和漠视，生活在阴森的气氛当中”，但他日后学戏，老师们都会格外照顾，“还是靠了先祖一生疏财仗义”。这大概也影响到梅兰芳后来在人际关系方面出色的经营。
但梅兰芳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后来的形象宣传最注重摆脱的，却是出道时的“相公”（据说是由“像姑”一词讹传而成）世风。清末民初时，大批外地商人盘踞在北京前门附近，解决性饥渴的方法无非是去妓院和戏院。男人演起女人，比女人更妩媚，再加上最初不允许女人进戏园时，男旦大演淫戏，进戏院兼得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梅兰芳研究专家徐城北提到了梅巧玲，“长得细腻白嫩，肥硕丰满，又善于扭捏作态，当时便以演风骚戏出名。在《渡银河》中演‘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杨贵妃，能使全场春意盎然。”此外，当时官吏嫖妓名声不佳，逛相公堂子反成风雅之事，清人蒋心余《戏旦》诗说：“朝为俳优暮狎客，行酒钉筵逞颜色。……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许多人包养童伶，送去学唱男旦，模仿女性的娇羞。“这些冤大头每逢观剧，必坐于下场门，以便与所欢色眼相勾……少焉歌管未终，已同入酒楼矣。”
在这种欣赏男旦和相公“二位一体”的不良习俗下，梅兰芳一登台，便被唤作“梅郎”。20年代中期他演《太真外传》，时人的文章描述说，“在这娇滴滴的声音里，舞台下千百个观众不觉都停止了呼吸。……性子急的男士们这时恨不能一跃上台把高力士推向一边；女观众也同样局促不安起来，因为她们知道演这个痛快淋漓场面的不是女性的杨玉环，而是男性的梅兰芳！……在他们洋人面前唱京戏，本是对牛弹琴，但在这场合下，纵使是牛也要为之情思荡漾的！”梅兰芳提到这些传闻给他带来过困扰，“梅党”支柱齐如山也回忆说，第一次听梅兰芳的戏后，想给他一点建议，但“考虑到自己早在民国元年就应邀在谭鑫培为会长的正乐育化会讲演戏剧理论，不久前又刚从法国归来，现在贸然接触一个唱男旦的伶人，社会风气可畏，恐怕会招惹麻烦”，只好书信来往半年才见面。
“种花人”：谭鑫培和杨小楼
因为梅家慷慨仗义铺下的基础，也因梅兰芳自身的天分和勤奋，在谭鑫培和杨小楼的力“捧”下，梅兰芳迅速出头，在1917年谭逝世前形成了“谭、杨、梅鼎足三分”。尤其是杨小楼，在谭渐老后，有了“国剧宗师”的地位，他对梅兰芳的情义在《霸王别姬》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在1921年合组“崇林社”，开始编排这个戏，到1922年首演后风靡一时，梅兰芳不仅借助杨小楼的影响力，与日渐崛起的尚小云等对手再次拉开距离，又以富于戏剧性和歌舞性的特点，以“戏”率“技”，从此走在时尚的前头。
不过，“崇林社”成立最初，杨小楼身边的人多有不甘，强调并排的木要分左右，左（按中国古制，左为尊）为杨，右为梅，并且杨小楼每场要拿“加钱”（按照实际座位人数去提成））。但随着《霸王别姬》的成功，很多观众在虞姬自刎后已经不耐烦再看霸王的表演，让杨小楼颇为尴尬，自此平起平坐。
1921年1月8日夜，“崇林社”在前门外西柳树井的第一舞台演戏时，梅兰芳还只是当晚王瑶卿、王凤卿、尚小云、俞振庭、杨小楼等十位“超一流”大角中的一个，此后却向着“伶界大王”的位置走，随着整个社会的审美心理从“听戏”向“看戏”变，旦行的妩媚漂亮变得更重要，到1927年《顺天时报》评出四大名旦就彻底取代了老生的头牌位置。
之前主要是班主制，像梅雨田、俞振庭都可以占据不小的势力，尤其是后者，因为是名角之后，又养了一群武行，许多班子都要经他才有活干。四大名旦却依仗智囊，开发起自己的明星魅力。
“梅党”：“钱口袋”和“戏口袋”
有了收入，名角们都喜欢买宅院，放出去收租，听房客哀求对于他们的戏子身份是个补偿和享受。梅兰芳却曾买下帘子胡同的房产，用来堆积文物。据说，他还买下附近平民的房子又放给他们免费居住。去上海之前，他主要住在无量大人胡同24号，是他在1920年买下的，由七个院落打通构成，共有房屋96.5间。日后成为京城文人聚会的地方，被称为“缀玉轩”，还在这里接待了瑞典王储夫妇、印度文豪泰戈尔、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的夫人、好莱坞影星范朋克等外宾，在他们的心中，这是北京除故宫外另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
这也显示了梅兰芳一生最重要的地方：结交广泛，其层次之高、影响之远，都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对于戏子们来说，要想成名，或是摆脱班主的控制，必须要有人捧。最初与梅兰芳“兰蕙齐芳”的表兄王蕙芳（影片中朱慧芳的原型），就“傍”上了因复辟清廷闻名的“辫帅”张勋，一直到他后来躲到天津当寓公。梅兰芳不仅能周旋于北洋军阀和民国政府各派系势力之间自保，在其他戏子还和纨绔子弟厮混时，就第一个注意结交新式实业家，1919年去江苏南通，不仅是研习昆曲，更与张謇成为忘年交。首赴上海，他便立即拜访《时报》的狄平子、《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汉溪，经这些媒体大佬的介绍，又结识了沪上文艺界的吴昌硕、况夔生、朱古薇、徐凌云等，回京后，又与齐白石、陈师曾、汪蔼士等结交。如日中天的他还主动登门拜访音乐家刘天华，请他用五线谱记录自己的演唱，两年后出版了能通行世界的《梅兰芳戏曲集》。
梅兰芳的厉害就在用政商的势力维持自己的地位，却最终用文化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他曾与“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其他三个是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搭戏，张伯驹饰黄天霸，他饰褚彪。而1931年“9·18事变”当晚，张学良在前门外的中和园听的正是梅兰芳的戏。这些捧梅的人被称作“梅党”，梅兰芳的演出必在前排给他们留一排座。这其中的左膀右臂，就是“钱口袋”冯耿光（影片中冯子光的原型）和“戏口袋”齐如山（影片中邱如白的原型）。
冯耿光曾是袁世凯政府的陆军少将，1918年起任中国银行总裁，其后都在金融界高层。他挥金如土，人称“六爷”。梅兰芳这一时期的花销主要靠他维持，比如策划排演《太真外传》之初，冯耿光闻悉后，即以现大洋一千元之代价，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日后数次出访国外、避难香港，也都赖他巨资襄助。梅兰芳因此说“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每遇演出事宜，必“先听六爷有何高见”。“我少年的时候，很多人爱我，但无人知我，惟有六爷，爱我，又知我。”冯也是梅党中伴梅兰芳走到最后的，建国后在政协会议上见面，冯迎上来说，“梅兰芳同志，你身体可好？”梅听了说，“六哥和我生分了”。
齐如山出身文人世家，对戏剧造诣极为深厚，19岁就读同文馆，精通三国外语，五年后去欧洲游历考察。他追随孙中山、资助革命，1912年亲王良弼被刺的炸弹就是他从上海买来的，他还开商铺为革命党人做藏身所，前后数月就花去一万余元。革命成功后，他再次沉入京剧，1913年开始与梅兰芳通信，此后不仅是其大部分作品的编剧、导演，还从古画中为他设计了古装打扮。
齐如山主导策划了梅兰芳1930年的访美，在当时兵荒马乱和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这个决定需要非凡的远见和魄力。齐如山为此准备了数年，不仅带去了瓷器、笔墨、绣货、图画、扇子等作为礼品，还在美国剧场门前挂宫灯、场内挂纱灯，从接待员服装到幕布搭景一概是中国风，连乐器都用象牙、牛角、黄杨等定制。中国话剧创始人之一、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则对赴美的每一台节目精心组织，这些很表面的活动，却使得梅兰芳在西方评论家眼里成为中国文化的窗口和招牌，《时代》说，只有两个人曾成功宣传过中国，一是宋美龄，一是梅兰芳。有人说“京剧酷似希腊古剧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有人指出它有“立体派绘画、抽象的阿拉伯装饰或几何舞蹈设计所具有的那种含义”……这些评论完全是盲人摸象，却以西方人的思维将梅兰芳送入了大师殿堂。
齐如山对梅兰芳的重要性遭到了梅党其他人的妒忌，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冯耿光从追随政界和商界势力的角度，鼓动梅兰芳南迁，齐如山却坚持让梅留在北平，努力无果后给梅写了封分手信，“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梅兰芳点头。他们1947年或1948年在上海再次见了一面，此后齐如山去了台湾，在那有“文豪”之誉，相对的，在大陆也便被有意遮蔽了。
此外，为梅兰芳办理文墨的黄秋岳，当时被赞才高八斗，为人写寿文，五百大洋一篇，够中等人家过一年，却乐得为梅兰芳打杂，还有罗瘿公、李释戡这些旧学底子很深的人，对诗歌、词曲颇有研究，曾一字一句地为梅兰芳讲解，这对识字不多的戏子来说是极重要的“深造”。
罗瘿公是邱如白的另一个原型，他后来成为程砚秋的主要智囊，介绍其拜到梅兰芳的的门下执弟子礼，后又拜王瑶卿为师，由于梅的许多技艺出于王的指点，程就借此跃上一辈。这一对搭档没少给梅制造压力。
乾坤颠倒的梅孟恋
如果说梅党间有纷争，梅的女人间更如后宫政治一般。1910年，梅兰芳与名武生王毓楼的妹妹王明华结婚，后来梅党嫌王明华控制梅太厉害，就以梅幼时过继给伯父，身兼双祧（即继承两家香火）为由，迎娶了有“天桥梅兰芳”之称的坤旦福芝芳，但福的性格更为凌厉。因此当梅兰芳遇上孟小冬，身边人便热心撮合起他们。1926年8月28日的《北洋画报》也八卦梅的家事说，“梅之发妻王明华素来不喜欢福芝芳的，所以决然使其夫预约孟小冬为继室。”
孟小冬出身武生世家，她的漂亮，用袁世凯的女婿、剧评人薛观澜的话说，清末民初的雪艳琴、陆素娟等十位以美貌著称的坤伶和孟小冬比起来，都不算什么；她的嗓音，在丁秉鐩看来，“是千千万万人里难得一见的，在女须生地界，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说前无古人”，她在1925年（18岁）来北京前，已经誉满南方，到北京不过是要最后的承认。这一年8月的一场义务戏中，孟演《上天台》，接下来的恰是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两人在上下场的交错中第一次相见。
以后，便有人安排他们同演《四郎探母》，一时“乾坤颠倒”传为美谈。1926年下半年财政总长王克敏的生日堂会上，他们合演一出《游龙戏凤》更是让人浮想联翩：“一个是须生之皇，一个是旦角之王，王皇同场，珠联璧合。”
1927年春节过后不久，在冯耿光的公馆里，为梅孟二人举行了婚礼。因为说好孟是准备递补当时肺病在身的王明华的，所以孟小冬“暂时”被“藏”了起来：“纵是坤生第一，也只好光彩黯然收”。孟小冬显然甘心换取这样的甜蜜。有一幅照片中，梅兰芳用手朝墙壁上投影做动物的形状，右边题着孟的问：“你在那里作什么阿？”左边题着梅的答：“我在这里作鹅影呢。”
但在9月14日，一个孟的崇拜者、大学生李志刚，因为她久不登台，迁怒于梅兰芳，于是要到冯宅杀他，结果与梅相熟的记者张汉举自告奋勇出去，身中数枪做了替死鬼。李被击毙枭首示众三日，但小报却抓住此事不放，流言蜚语铺天盖地，甚至说孟是那青年的未婚妻，梅是夺人之爱。这对梅兰芳“完人”的名声是极大的伤害，福芝芳更以一句“大爷的命要紧”，让许多讨厌她的梅党站到了自己一边。孟小冬一气之下跑去天津唱戏，并以男儿装出入社交场合，《天津商报》特辟“孟话”专栏，称孟小冬为“冬皇”，高呼“吾皇万岁”！
做事谨慎冲淡的梅兰芳，对此不免皱眉，但还是准备带孟小冬访美，他准备的墨盒中有一个就刻着孟小冬扮的古装像。此时已经怀孕的福芝芳毅然请日医堕胎，也要跟去，血光之下，梅兰芳只好谁都不带。
1930年8月，梅兰芳的祧母（即梅雨田的妻子）去世，孟小冬去梅宅奔丧，却被下人口称“孟大小姐”拦了出去，因为再次怀孕的福芝芳又一次以人命相逼。梅兰芳做事一贯“无可无不可”，但在名分上的沉默却让孟小冬感到一片虚空，分手后，她绝食、生病、避居津沪、参禅学佛，直到1938年拜到余叔岩的门下，但身体已然有了很大的损伤，之后再难应付长时间的演出。她晚年曾对挚友透露说分手后生下一女，不过因为心中有气，不喜欢，便送了人，后来女儿长大成人，曾提出赴港探母，因故未能成行。
梅党当中，齐如山和冯耿光分领“捧福派”和“捧孟派”， 余叔岩都受牵连，其艺术被齐如山损为“不值一谈”。冯耿光虽然喜欢孟小冬，但也说她心高气傲，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却可“服侍人”，为梅兰芳终生幸福计，只好分手。
孟小冬随余叔岩学戏五年，后者当年遍学诸家之长，为人狷介清高，除了学到半途就登台赚钱的李少春外，只收了孟这一个得意的弟子，两人颇为相惜。孟小冬亦是在余叔岩最后的时日服侍左右，虽然很注意打点讨好余府上下，但余死后，其续弦夫人还是将他手抄的祖传秘本、工尺曲谱本统统烧掉，正是做给孟看的。
坊间传闻，孟小冬与梅兰芳最宠爱的大弟子李世芳也有过一段感情，甚至是造成李离开老师，最后飞机失事的原因。但从遇难时间1947年1月来看，孟小冬当时已入杜月笙府邸，关联性并不大。但梅兰芳对李的感情确实很深，因为他长相酷似自己才收为徒弟，并常关起门来亲自授艺，一时有“小梅兰芳”之称。他陪梅兰芳唱的最后一场是《金山寺》和《断桥》，这让梅兰芳在很多年里都不愿意碰这两段青蛇戏，直到建国后提携梅葆玖才重新拾起。
孟小冬嫁杜月笙，因为她和杜的第四位太太姚玉兰有金兰之交，姚玉兰本想引入孟来对付其他几位太，等到杜和孟“嗲是嗲得来”，她又不免怨恨。余叔岩的女儿余慧清说，“孟小冬同梅兰芳离婚后，曾对我们姐妹说，她以后再也不要嫁人，又说不嫁则已，要嫁就要嫁一位跺脚乱颤的人。”这个跺脚在1947年杜月笙六十生日堂会上让梅兰芳见识了。因为搞祝寿兼赈灾义演，名角如云，包括抗战间辍演八年的梅兰芳和约定自此后只给杜月笙一个人唱的孟小冬。梅唱八天，孟唱两天，互不碰面。正式演出那天，车水马龙，马连良要看戏，都只能请经理在过道里加个凳子。各界人士赠的花篮则排了一里路长，全部花篮折款高达百亿，在通货膨胀的当时也是巨款。而据梅兰芳的管事姚玉芙说，孟小冬唱了两场《搜孤救孤》，梅兰芳在家听了两遍电台转播。
虽然张伯驹把杜孟的婚姻称为地狱，但孟小冬说不唱就不唱，将老生带到登峰造极的余派从此成绝响。这个女人身上的硬气和委屈，其戏剧性独立出来比梅兰芳更精彩：梅兰芳、余叔岩、杜月笙，三世传奇，梅不过占了一段。
从戏子到艺术家
三十年代，中国从清末到现在能拎出来称为“大师”的，八成都在北京城里，除了鲁迅等少数人外，他们都听戏，即使不直接写文章捧具体的演员和剧目，但心里已经给京剧留出了位置，而梅兰芳则率先从伶人的身份占据了那个位置，成了艺术家。
他去苏联时，拜访了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后来和后两者并称“世界三大表演理论”；去美国更是见了卓别林、玛丽·香克馥等人。在不少艺人沉迷于宗教，像谭鑫培和杨小楼都涉道教、郝寿臣还入了天主教时，梅兰芳却从陈师曾、姚茫父学画佛像，书房中常悬金冬心的《扫饭僧》，吴昌硕给他的画题诗说：“赢为梅花初写罢，陪君禅语立香南。”这就接上了中国文人禅的传统，被其推崇也就自然而然了。
无论是性别颠倒，还是他塑造的那些人物的悲欢，梅兰芳的艺术都沉浸在一种极致的冲击之中，在生活中，只好凭借“不禅而禅”来换取心灵的宁静，反而处处如鱼得水。有研究说，梅兰芳在许多事上都显示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随和态度。在票界，有人登台请教他，他必说“错不了”，演出后再问，则必说“不容易”。所以票界都很崇拜他。
梅兰芳做事审慎而准确，在京剧的改革上，他也是“扭秧歌”式地前进——每进两步或三步，就退一步，每有改革，就让梅党搜集观众的反馈，决不让观众在某晚看到一个全新的梅兰芳。他做戏从容，为人更是从容，甚至在罢演后还养活着很多人，因此建国后周恩来特许他保留自己的私人剧团以维持开支。
梅、程之争：“鸦片”和“吗啡”
梅的一生有几个对手：民国初年是王蕙芳、1923起是尚小云，程砚秋在1922、1923年两赴上海，风靡沪上，但直到1933年才成为劲敌。荀慧生大放异彩在1925年，他在王瑶卿、陈墨香的帮助下，完成了《玉堂春》的改编，其在下层观众中受到的欢迎一度超过了其他三位。
不过，尚、荀二位都无追赶梅兰芳的野心，程砚秋却常把意思显露在外面。他的智囊罗瘿公知道梅兰芳的“人缘”太好，“党徒甚胜”，常常提醒他注意谦虚有礼，所以“梅、程之间尽管激烈竞争，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一副温良恭俭。”（章诒和语）
但程砚秋有着典型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导演吴祖光回忆说“他抽烟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烟，……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饮必豪饮。1927年程还只是四大名旦中的老四，到1931年却连推《荒山泪》和《春闺梦》，影射政治时事，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对中原大战和蒋桂之战的批评互相唱和，一时反响极大。喜欢找“微言大义”的戏评家们因此将之捧到天上。此外，他还傍上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抓住退还庚子赔款的时机，在南京成立了戏曲音乐院，李石曾任院长，程砚秋任副院长兼北平分院院长，一时笼络了许多名流担任教师，又频频让戏给学生，使其忠诚于“程派”路子。
在梅兰芳声势浩大的美国之行后，程砚秋独辟蹊径，在1931年深秋只身游学欧洲，在法国发表了《中国戏曲与和平运动》的演讲。回来后写成的报告书里，表面是对京剧改革的建议，骨子里却充满了对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的尖锐对比和思考，他努力学德语和法语，能用法语公开演讲，并筹备下一步去欧洲演出，却被二战的爆发耽搁，错过了赶超梅兰芳的最好机会。因此他从内心深处对战争充满愤怒，超过梨园中的任何人。
1942年9月在前门火车站被日伪铁路警宪便衣搜身时，程砚秋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代价就是此后宪兵和特务一直盯着他，还闯入其寓所搜捕。于是第二年3月，程砚秋索性在北京海淀青龙桥、红山口、黑山扈等处购地务农，闲来读史书。周恩来对程砚秋极为欣赏，解放刚进城时，就亲自造访他在报子胡同的家；1957年入党时，周和贺龙是其介绍人。但还是对他说，“你在旧社会中孤芳自赏，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是很可贵的；但是在新社会中仍然这样做，就容易脱离群众，走向反面……”
梅、程同为花旦，却一柔一刚，以至于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是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就等于是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了，最后惟有以身相殉。”
程砚秋1958年3月去世后，他的英气逼人仍然是梅兰芳为国庆十周年排新戏，以及决定入党的一个阴影。但无疑，梅兰芳用多出来的3年再次将程甩开了距离。
“完人”的盖棺论定
梅兰芳这一生专心京戏，但他躲不开政治，他曾为蒋介石唱戏，也曾为毛泽东唱，他要到大户人家唱堂会，也为执政者祝寿，他要懂得周旋，“既要谦恭有礼，又落落大方；他从一道道劈面压来的难关之下闪身而过，又利用诸强的对峙而抬高身价”（徐城北语）。
1935年去苏联，梅兰芳本是被利用，因为斯大林把中东铁路卖给了伪满，为平息中国人的愤怒，而由文化部门出面，邀请他和胡蝶访苏。但梅兰芳把这次出访处理成了一次提升的机会。他有底线，比如坚决不参加伪满的庆典，去苏联时甚至拒绝途经伪满土地，因此坐轮船走日本海岸，在那里日本人还为他开了一次欢迎会。包括后来蓄须明志的故事，他当然比一般的戏子要珍惜品格，不能让自己“脏”了。但主要还是在退，因为访美苏后，他的声誉日隆，本想有一番大作为，但战争爆发，他只好以退为进，先退至上海，再退至香港，两地却同样沦陷，且没有北京那么大的欣赏市场，索性隐退。他当然也在躲避日本人，但日本方面来的人不过是个说广东话的“课长”，彼此没谈成但也没有伤和气。
关于抗战期间的爱国故事，本来程砚秋对日本人的拒绝和抵抗更加单纯真诚、直抒胸臆，不过只有梅兰芳“蓄须明志”才能走入历史教科书，这不能不说是梅兰芳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一方面，他成为一个艺人爱国的典范，另一方面也彻底遮蔽掉了程砚秋的光彩。
梅兰芳一生谨慎，步子迈得最大的不过是在京剧改革上，但在建国后提出改革的“移步不换形”论后，他遭到了一次温和的批判，此后更加谨慎，安然度过三反五反，又顺利从整风走过反右，在1961年8月8日去世。《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大幅讣告。陈毅主持了追悼会，周恩来批准从国库取出存放多年的一副阴沉木棺，为其举行国葬。可谓生得其时，死得其时，一个“完人”盖棺论定，不仅躲过了“文革”中程蝶衣那样的遭难，直至今天都仍然完美得有些不真实。
（资料来源：梅兰芳口述、许姬传等著《梅兰芳回忆录》、徐城北著《梅兰芳艺术谭》、齐如山著《梅兰芳访美记》、许锦文著《梨园冬皇孟小冬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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