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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杨佳的青春档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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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1/27 出处：南方网 |
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上海袭警案的主角杨佳，退掉了他在招待所的房子，拿一把刀走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临行前他对招待所老板说：“明天不用住了。”
一个前程尽毁的青年，六个瞬间破碎的家庭，一场两败俱伤的悲剧，以及无尽的伤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沉痛思考。
网络日志中的杨佳，阳光，健康，活跃，渴望结交女友；现实中的他，倔强，阴郁，沉默。28岁的他如何走过自己的青春旅程？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北京青年在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选择用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别人的生命，同时终结自己的青春？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闸北公安局楼，督察支队办公室，一支枪对准了杨佳。他终于开口：“你开枪把我打死吧，我已经够本了。”没有任何忏悔的意思。
在紧急支援的持枪特警出现之前，被多位民警制服的杨佳暂时被反铐在办公室内。被擒后，他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喘粗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低吼声，双眼通红，手上粘满鲜血，白色T恤的左半部已被鲜血浸湿。
一位权威人士透露，在一度拒绝配合警方做口供之后，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最终代替木讷寡言的杨佳“给出说法”的，是一柄二十多厘米长的单刃剔骨刀，是次袭警事件，六位无辜的民警成为刀下亡魂。
刀刀见血。几乎只有一种刀法———杨佳用刀对准民警的胸腹部或者颈部动脉，猛烈插入，然后用力上挑。这会使人在5到20秒内因失血过多而毙命。这栋驻扎着大量内勤民警的综合性警务办公大楼在专家眼中是这个国家强力机关的“柔软的腹部”：死亡的民警平均年龄50岁，其中有科技科民警，也有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
在主流语境中，这把血债累累的刀的拥有者完全可以用“丧心病狂”、“穷凶极恶”、“毫无人性的暴徒”来形容；而网络中则有一些网民给予杨佳同情以及只有近年焦点人物时常有过的那般的待遇：“刀客”杨佳有了自己的“武林列传”：性刚烈如杨佳者，不惧死而惧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数人……
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语境之外，在成为焦点之前，小人物杨佳有着怎样的人生？
成长档案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
在上海警方的案卷中记录了这个28岁青年的档案：杨佳，1980年8月27日生，籍贯河北省冀县，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某号，中等专科学历(函授，口供说是财会系)，身高171厘米，体重77公斤，足长26厘米，脸型长方脸。没有前科。
在前圆恩寺胡同内，在一个老北京普通的四合院的普通人家，杨佳度过了他的普通而不乏快乐的童年。
杨佳的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结婚。父亲是一家影院的电工，小时候会带杨佳去影院看电影。在杨佳13岁的时候，他与妻子王静梅离婚，很快又组建了新的家庭，然后像一个戛然而止的长镜头一样淡出了杨佳的生活。
王静梅则是杨佳一直相依为命的母亲，也是从未谈过对象的杨佳生命中唯一亲近的女性，准确的说，是他唯一亲近的人。
杨佳小学同学邓世博对那时杨佳的印象是：成绩一般，个头一般，口才一般，各方面都不算突出，但积极参加班级活动，有时也会跟同学打打闹闹，但不记仇，很快就又好了。
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形容王年轻时容貌出众，声音甜美，性格开朗，“没结婚之前在劳动文化宫当解说员，那都是百里挑一的人。”王静梅对这个独子甚为疼爱，幼时放学后杨佳总是背着一个小书包，跟在妈妈身后回家。
邓世博去过几次杨佳家里玩，都是父母不在的时候。“他那时候爱看书，但基本都是小孩爱看的漫画书之类。”
住在杨佳邻院的李佳则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李佳说，那时杨佳放学后喜欢一个人躲在家里看书。“当时他父母感情也很好，觉得他家庭很美满”。
杨佳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邓世博说。
那个时候，杨佳的家庭完整，生活幸福，小学岁月让他充满怀念。据《京华时报》报道，2006年，杨佳加入网络上的小学校友录后，第一条发言就是希望大家能在入学20年后聚会庆祝。
1994年，杨佳父母离婚。当时，杨佳的母亲王静梅在一家洗衣机厂下属的招待所工作。对于离婚的原因，杨父不愿多提，只是简单说，夫妻因为怀疑对方有外遇，猜疑逐渐增多，最后导致离婚。母子两人搬离了前圆恩寺胡同，前往东城区一处房屋居住。
此后，杨佳变得越发沉默寡言离群索居。
邓世博回忆，青春期的杨佳显得敏感而孤僻，尤其不愿谈及自己的父母，“偶尔问起也就岔开了”。但那个时候起杨佳迷上了爬山，喜欢和老同学一起爬香山等京郊山地，在暴走中让自己体内随身体一样发育的少年心事得以纾解。
“家贫百事哀”
王静梅曾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相依为命的母子俩的生活可以用“家贫百事哀”来形容。
离婚没多久，王静梅工作所在的雪花电冰箱厂也倒闭了。杨佳跟母亲搬到慧恩寺一套安置房里，这里大都住着上年纪的拆迁户。初中毕业后，杨佳念了一所民办技校的财会。杨父开始还来看看杨佳，给他们一点生活费，后来再没有过来。
据媒体报道，截至案发，杨佳已经四年与父亲全无联系了。7月1日，当律师谢有明询问杨佳单亲家庭对他的心理伤害时，杨佳作出很无所谓的表情。谢有明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倔强的人。“杨佳不爱说话，也不肯示弱。”只有在提到他母亲的时候，杨佳的态度才会柔和起来。“他说他母亲很可怜，很辛苦地在养他。”
1999年技校毕业之后，杨佳在望京购物中心实习，随后在首体家乐福工作一年多。“他觉得单位里怎么有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事情，看不惯就走了。”王静梅的好友王铁栓说。
此后，在一家公司短暂工作后，杨佳失业在家，变得越来越不愿和人接触。2000年，王静梅在宣武区虎坊桥东边的一个招待所当服务员，因为一次肢体冲突，她开始了一场影响母子二人至深的漫长上诉。
王铁栓回忆那件“悬案”的起因说：王静梅是1955年生人，属羊，在这个年龄段算是长得出众的，那会还显得年轻。那家招待所的经理看上她，老想跟她套关系，她看不上。而另一个女服务员因此跟她争风吃醋，老觉得她是眼中钉，再加上工作时候又起冲突，一次瞅准没人的时候，那个女服务员上来就把她摁倒，啃她，腿上咬掉一块肉，导致住院。
王静梅把对方告上法院。“可单位没人看见当时情况，没见证人，虽然其诊断证明等证据都齐全，可对方说也瞧病去了，后来补充了一个假条和1352元的医疗费证明———而王静梅也花了1352元，对方明显是找医院关系后补的。最后法官各打五十大板，认定双方互殴，各自负担。”王铁栓说。
王静梅对此耿耿于怀，开始了漫长上访之路。退休之后，更是常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上访上，辗转于北京公检法各部门，直至北京市委、国务院信访办和最高法院信访办。她因为这个事，心里非常不痛快，后来还生了动脉瘤，大出血动手术。“她这人本来心劲挺高的，我感觉她虽然不富裕，对钱并不在乎，但认理。”王铁栓有一次劝她不要这么漫无止境的在官司上这么耗下去，王静梅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一点原则都没有。
她打官司时结交的“讼友”郝家隽说，每次见到王静梅，她都穿一件80年代的黄色长袖外套，无论冬夏，从不更改。
不仅因为打官司而生活困顿，王静梅还遇上了其他不顺心的事。她曾上婚姻介绍所登记，结果被一个婚托骗了一笔钱，给她介绍了一个结过婚的人。再找的话，又要再交费。
官司越发成为王静梅生活的精神动力，但她还必须面对失业在家的儿子。“我出去打官司，必须在早晨做好一天的饭，不做我儿子就不吃。”王铁栓曾提出帮王静梅劝劝杨佳，但王静梅拒绝了，她说杨佳拒绝和人交流。
有一次，王静梅曾向朋友说起，她怀疑杨佳得了心理疾病，希望看心理医生。这也许是一次避免日后悲剧的机会，但因经济原因，最终还是放弃了。
“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去年3月时，王静梅被拉到拘留所呆了十多天。回去时她发现门锁着，杨佳也没影了———他去他同学家了，没有去找她。
杨佳一直找不到工作，整天坐在电脑前上网，唯一的外出是帮母亲买个油盐酱醋。“王静梅的厚厚一摞申诉材料，都是让杨佳帮她在电脑上打的。”王铁栓说。
杨佳所住单元301的邻居说王静梅这个人脾气倒是有点古怪，有点拧，较真儿，凡事非要找出个理儿来。杨佳平时看上去倒特别普通，不显眼。也不怎么爱说话，但是挺懂事的。比如在楼道里，看见你提着很多东西，他就会给你让道，或是问问说用不用帮你提。
待业青年杨佳不做家务，“都是他妈伺候他，出去办事提前做好中午饭，回去带晚饭，不理他都不吃饭。”
偶尔跟邓世博等老同学聚会，杨佳也经常一言不发，仅仅是问候一下最近好不好。
去年3月，王静梅上访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后因故被拘留十几天。回去时她发现门锁着，杨佳也没影了———他去同学家了，没有去找她。
王静梅1500元的退休工资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不得已，她经常找些促销或是小时工的活儿打散工，她还曾到民政部门给儿子申请低保，但遭拒绝。“民政部门说王静梅有退休金，不符合低保标准。”
王静梅变得易怒，邻里矛盾渐多。她希望儿子的人生不要像她那样越走越窄，鼓励杨佳多出去走走，散散心，并把自己攒下来的退休金交给儿子外出旅游。
网络和户外运动是杨佳宣泄郁闷的出口。网络之中，杨佳的精神是健全而活跃的。
他在校友录上热情招呼新注册的老同学。他还是班级QQ群的管理员，没有工作的他上线最为频繁。
杨佳有一个博客，博客名为“非常地妖”，没有恋爱史的他在交友目的一栏上写道，“社交，约会，认真交往，交友”。他说，“一个大龄光棍现在最想结交的就是美女”。
杨佳在绿野INFO等多个户外旅游论坛注册了账号。邓世博说，杨佳喜欢在校友录和QQ上发他在野外时所拍摄的景色照片。很少见面的杨佳就这样在照片中朝他们微笑。
在驴友圈，杨佳参加活动时很主动，话不多，但乐于助人，见到漂亮女孩很腼腆。在郎八拉之行和杨佳始终走在一块的KEEM对他印象很深：“休息的时候他两次给大家买冰棍，我们都挺意外。”
然而，前年冬天杨佳在山西旅游时，不期然地跟当地警察发生了一场冲突。
王铁栓说：“杨佳在太原火车站被警察打了。排队进站，前后人挤人，他怕别人偷东西把包挎在胸前，警察说他不好好排队，他顶嘴说排着队呢，结果被请到派出所，在派出所被打了。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几千块钱。”
母子俩又一次不断上访告状，告到公安部，“那回人家承认错误，的确是打了，赔礼道歉。还赔了三万块钱，但打他的事情在心理上肯定有阴影。”
与自行车相关的仇恨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杨佳的仇恨似乎总来源于自行车。杨佳的姨妈说，刚工作时杨佳攒钱买的新自行车被偷。结果在冬夜，杨佳在大雪中走了近6个小时才回到家。从此，杨佳特别痛恨偷自行车的人。
据杨佳陈述，他对警察的仇恨，亦源自涉嫌偷盗自行车一事。2007年10月5日傍晚时分，上海市闸北区普善路口。杨佳为了旅游方便租用的自行车被警察拦下。
上海市火车站在闸北区，黑车肆行，治安相对混乱，警方查证很严格：一般说来，没有车牌，警察即有权拦车询问。杨佳正在上海旅游，骑着租来的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受到巡逻民警盘查。
杨佳对于盘查的民警十分抵触：“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不拦(他们)，就拦住我一个……”
这样的对抗在路口一直持续了40分钟。根据上海警方公布的录音，场面更像是杨佳在盘问警察：“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你把法律拿过来，你会背！你就这样子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有什么理由？”“法律？什么叫法律？法律哪一条规定你临检无缘无故要这样地抢我的证件。你怎么可以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杨佳被带回芷江西路派出所继续接受讯问。此后所发生的事并没有被公布。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律师谢有明在听完杨佳的陈述后，表示自己完全能够理解杨佳。但他说不方便透露具体内容，因为那只是杨佳的一面之辞，有待核实。
接近杨佳的权威人士称，杨佳指控当日在派出所遭到“七八个警察的殴打”。上海市公安局对于杨佳在讯问期间被殴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
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的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他说民警们搜查了他的包，还把他的衣服都搞脏了”。
在杨佳的要求下，督察到场。但督察并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相反激起了他更大的怒火。
被释放回到北京之后，像前次状告太原警方一样，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要求，认为不应对他进行盘查。
对此，公安督察部门经过核查，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但杨均不予理睬。
上海权威人士称：当时确实发生了肢体冲突。为了息访，警方二次派人去北京做工作。
亦有可靠人士透露：十七大期间，上海警方曾在京找过杨佳，跟他商量1500元数额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6月份，上海警方给杨佳去了电话，“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搞大了。”
几乎与此同时，6月底，王静梅持续8年的上访终于又有了一个说法。“法院信访办答复她，按理说这个案子应该重审，但案子实在太小了。还是决定不予审理了。”王铁栓说。
王静梅大怒：“你这事小了的话非得闹大了才管啊？！”
几天后，一语成谶。
旅社的最后时光
他曾在家得利和联华两家超市里流连，并对各类促销广告饶有兴趣。即便已向不归路，仍竭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涤所需的消毒液，驱蚊用的花露水，还有一套整齐的牙具。
6月12日，28岁的杨佳在上海市芷江西路165弄深处的“德保旅社”入住，房间号111，在一条昏暗走廊的尽头。
杨佳这次仍骑着一辆成色尚新的自行车而来，车锁尚未安装。老板曾善意提醒他提防偷盗。尽管旅馆老板坚称，这是杨佳第一次入住，但仍有近旁的邻居对南方周末记者言之凿凿，称去年的10月间，曾目睹杨佳亦曾来此，“还有警察陪伴”。
德保旅社距离芷江西路派出所咫尺之遥，分列弄堂两端，系居民住宅楼的一楼改造而来。警方事后调查称，其在此处曾用望远镜窥伺派出所数日。
在闸北，类似的隐身于住宅区中的私人旅馆，比比皆是。尽管条件简陋，但房费便宜。杨佳以找工作为名，登记入住，原本68元的房价在几番商量后，优惠至40元。
这是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简易房间，一张窄床和一台破旧彩电。因为时逢黄梅天，天气凉爽，屋内的空调从未启用。房间内并无正规窗户，仅有的阳光来自东墙上A3纸大小的窗洞。“他有一天想换一间有窗户的房，也没换成。”服务员说。
其间，因不适应南方饮食，杨佳曾试图向老板借用厨房设施自起炉灶，但被拒绝。此后，仍以盒饭度日。杨佳在这里整整住了12天，在老板眼里是一位守规矩的房客，每隔一两天按时交纳房费，从无拖延。时间久了，老板曾询问其找工作情况，他总是寥寥数言，“还没呢”。6月23日，杨佳乘火车返回北京。警方称其将旅游及登山装备放回家中，两日后再度折回上海。这次他将住处选在了长安路上的梅园招待所，同样深栖于弄堂深处。袭警案案发地闸北公安分局大楼，正在五分钟路程之外的街口。
杨佳入住的二楼的202-2房间被一道新锁锁着。旅馆老板称，系警方所为，以阻止外人进入。他一去不返的房间里，如今还残留着一盒蚊香、一把雨伞，一件白色T恤，已经晾干并叠好放在床边。
一听八宝粥和一袋牛奶仍放在电视机柜上，这也许是他当天未竟的早餐。
他曾在家得利和联华两家超市里流连，并对各类促销广告饶有兴趣。即便已向不归路，仍竭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质量，比如薯片等零食，洗涤所需的消毒液，驱蚊用的花露水，还有一套整齐的牙具。
一墙之隔的来沪打工的河北邯郸姑娘李娟(化名)，总是在早晨六点被其出门时甩门声惊醒，她颇有微词，但却从未与这位邻居照面———几乎每天都是深夜一时，又一声关门声，才提示主人回来了。
李娟的房间与杨佳的房间只隔一道纸板墙，隔音效果很差，几乎隔壁的一举一动都能清晰听见。但这最后的五天里，她除了深夜对方的呼噜声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
甚至连电视都从没开过，没有电话声，没有会客声。她的男朋友在一次深夜，与夜归的杨佳在过道里照面，一样不吭声。
最后的五天里，这个几乎不呈现任何生活气息的隔壁房间，令这对小青年惊恐。7月1日上午9时左右，杨佳从梅园招待所退房，说“明天不用住了”。40分钟后，他快步走进闸北公安分局，手上的刀闪着寒光。
六位遇难警察的遗体，仍然静静躺在太平间里。在生者的纷争中，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被公众忽略了。
被舆论忽略的遇难警察：李珂 方福新 张建平 倪景荣 张义阶 徐维亚
本报记者多方寻找，未能找到6位遇难警察的照片。杨佳袭警案引发了关于警民关系严重失衡的激烈讨论，6位遇难警察在舆论的喧嚣中，成为“警察”的符号。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
“袭警”事件已过半月，杨佳在拘押中等待一审开庭，而六位遇难警察的尸体仍躺在太平间内，未予火化。
每位遇难者的家庭都布置起了灵堂，祭起香烛，供起遗像。传统的“二七”仪式已过，家属们用新鲜的花朵，换下花圈上已经枯萎的。他们继续等待对亲人的“说法”，也等待着期望中的补偿安慰措施。
但原定上周六召开的追悼大会，却因故临时取消。据悉，原因是政府与家属就善后事宜仍未达成共识。
喧哗的网络，激动的家属
事发半月后，对于将杨佳誉为“英雄”、“刀客”的部分网络言论，遇难民警李珂的妻子高女士依然处在激动之中：“芷江西路派出所（2007年10月曾对杨佳'涉嫌偷车’进行过盘查）的人也都来吊唁了。如果他们执法有问题，我们家属也要恨他们，但现在录音什么的都有——人家没有问题！”杨佳袭警案发后，突如其来的网络舆论，曾令上海有关部门措手不及，包括对受袭警察防卫能力过低的质疑，对杨佳作案真正动机的揣测，甚至包括流传广泛的关于杨佳被警察殴打导致生殖能力受损的流言。上海警方第一时间在苏州抓获谣言的肇始者郏啸寅后，曾公开就种种谣言进行驳斥。
但网络舆论并未全部领情，杨佳在一些论坛中甚至被追捧为“大侠”，被冠以“闸北刀客”等类似称号。
这些声音，让高女士气愤不已。
这位从事计算机工作的中年女子，曾经因为网络在汶川大地震中灵活、迅速的信息反应而对其格外青睐。但现在她说：“真的很想不通。他们（网民）怎么能这样？！”丈夫遇难后，高女士不常上网。但在7月10日，她愤怒地写下博文——《告所有爱我的和我爱的网友们》，陈述了丈夫生前的工作付出，明确驳斥杨佳有理、警察无能的言论。
她自称：因为非常激动、愤怒，最初发出的文稿里有很多输入法错误造成的别字，她甚至来不及修改，一心只想尽快把这些话说出来。
在发文驳斥“警察无能”的言论之后，她的博客留言激增，她坦承删去了其中不少。原因是有些留言，“看了实在伤心，看不下去”，她说。
但网络言论并未因为高女士的博文而出现明显的变化，争论仍在继续。
而对死伤警员和其他当事警员们的评价，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高女士认为丈夫李珂当时与杨佳进行了激烈的搏斗，否则不会在脸上、手上、胸腹部都留下刀伤，过道上留下长长一道血迹。她最后见到的李珂，牙齿咬得紧紧的，几乎要突出嘴唇之外。
除此之外，11楼到21楼之间，再无其他人员遇袭，也是高女士陈述的一个原因：是李珂与杨佳的搏斗，拖延了后者行凶的时间。
因此她认为：李珂符合条件，应该被追认为“烈士”。
对于在一楼遇难的四个人，警方公布的事件详情很明确：“据目击者称，当时几位民警大多都坐在办公桌前，杨佳突然冲至面前，朝民警的胸部、颈部连刺数刀，直到对方倒地才寻找下一目标。由于过于突然，遇袭民警往往还来不及呼救就倒在血泊中，鲜血甚至溅到值班室的墙壁上。”但李珂在11楼单独遇袭，除了当事人杨佳，没有其他目击者能够证实现场情况。而事发现场楼梯口，恰好是监控录像的盲区。
事发现场的真实情况，与指责警察无能的声音以及对此的驳斥夹缠在一起，局面显得微妙。
而高女士坚决地说：要为丈夫争取“烈士”称号，相信党和政府会处理好这件事。
未如期进行的悼念活动，关于“烈士”的争议本报记者了解到，至少在案发后三天内，闸北区警方即筹备遇难警察申报烈士、受伤警察申报英模的材料，逐级递送民政部门审批。
及时追认遇难警察为烈士的计划，曾被有关部门视为正面回应社会舆论、重塑警察形象的重大举措。闸北区亦曾计划组织社区居民、机关干部以及志愿者悼念等活动。
但一切并未如期进行。
依照最新的国务院《烈士褒扬条例（征求意见稿）》，烈士评定情形为：（一）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参加处置突发事件中牺牲的；（二）抢救和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公民生命财产牺牲，情节特别突出的；（三）执行武器装备科研试验任务牺牲的；（四）执行外交任务或者国家派遣的援外、维和任务中牺牲，情节特别突出的；（五）其他牺牲情节特别突出，堪为后人楷模的。
新条例还规定，对属于“其他牺牲情节特别突出，堪为后人楷模”情形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逐级上报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后将评定烈士的报告，送国务院民政部门审查评定。
显然，在如此条规面前，此次袭警案的情形显得特殊。
网络间充斥的舆论已经指出，在7月7日上海警方披露的案情通报中，并未见笔墨涉及遇袭警察搏斗情节，相反却强调了警察反抗不及的情形。
7月4日上午，上海市领导实地察看闸北恶性袭警案现场，看望慰问公安干警时，曾言及要充分肯定上海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履行自身职责方面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广大公安干警为之付出的艰辛劳动。
7月7日《闸北报》头版刊文《深切哀悼勇斗歹徒牺牲的公安干警》，文中首次明确提及，“民警前赴后继，与杨某展开英勇搏斗，最终在21楼将杨某制服抓获。”而此前，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在报道案件经过时，均未明确提及搏斗情节，甚至7月2日的报道中还直接称警察“不及防备”。
有关部门的审慎姿态由此可见。
邻居们的追忆，家属的沉默
逝者长已矣。在生者的纷争声中，他们静静地躺着。
杨浦区狭窄迂折的老弄堂里，方福新已经生活了几十年。这位50岁的治安支队民警，在老邻居们的眼中性情温和，“不爱玩，就是顾家，没事就回家了”。
弄堂口一位自称不太熟悉他的中年女子说：看上去，他们夫妻俩感情很好，经常一起出出进进。这片盼望着动迁的深巷，只能容纳一辆助动车勉强通行。邻居们回忆说，方福新有时候穿过它，是到外面去活动身体，做中老年健身操。
正在顶着烈日修葺房子的老邻居说：“（方福新）人很好的，本分，像个警察的样子。”另一位与他有着几十年老交情的邻居说：“住了这么久，没见他跟谁红过脸。”事发当天，方福新在送医途中即告死亡。
而7月1日当天在11楼遇难的民警李珂，最大的爱好是种花养草。
在他位于小区住宅楼一层的套房外，种植了一片花花草草，还有专门从老房子里移栽而来的一棵相伴多年的无花果树——妻子高女士说，这都是李珂一手营造的。高女士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鱼池和花草的照片，标题是“老公的最爱”。
49岁的李珂不会烧菜，他是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口中的“珂珂”。
这位科技科的民警，从警前在无线电厂做技术工人。有很多年，他唯一的爱好是修配无线电，后来集成电路板成为主流，他才转向爱好花草。多年的无线电工作让他心思细腻，家中的照片，都用薄薄的小塑料膜蒙在外面，再压在玻璃板下，以保护照片。
他的日常工作，是维护、修理全区范围内的警用电子设备、通讯设备等。
47岁的北站派出所民警张建平，是与方福新一同在闸北公安分局一楼遇袭的。那一天，他到局里去办事。张建平的家，在一座一梯八户的老高层楼上。楼内电梯吱嘎作响，环境陈旧拥挤。他死后，楼内花圈叠放，一直摆到楼下。
记者在张建平家的经历与方福新家类似。尽管一位亲戚表达了对后事处理意见的关切，但直系亲属还是拒绝接受采访。而本报依照闸北区公安分局要求发至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的采访联系函，至今未得到答复。
除去上文提及的三位遇难警员，另外三名死者是：47岁的后保处服务中心主任倪景荣；56岁的治安支队民警张义阶；48岁的交警支队民警徐维亚。
在张建平家，一位陪同家属在侧的警员拒绝接受采访。他说：“此事事关国家利益。”
附：注射死刑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于11月26日对杨佳以注射方式执行了死刑。执行死刑前，杨佳同其母亲王静梅进行了会面。
与枪决相比，注射死刑有着诸多的优点：枪决要设立专门的刑场，行刑过程中必须将死刑犯从看守所中提出，到法院宣判后押赴刑场执行，在途时间长，途经地点多，出于安全的考虑，往往兴师动众，浪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再者，行刑过程较为血腥，给罪犯和参与行刑的人的心理上都造成极大的压力。
从199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执行死刑可采用枪决、注射等方法，也就是说，执行机关可采取任何一种法律规定的死刑执行方式。但究竟哪些罪犯适用枪决，哪些罪犯适用注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最终采取何种方式要由执行机关根据情况而定。
注射死刑是用以替代枪决的一种更为文明化的死刑执行方式，是1997年1月新修订《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的。它是“非剧毒致死，注射后进入临床死亡时间短，通常在30秒到60秒之间，生理上无痛苦反应”。受刑人的感觉如同生病打针一样。注射死刑需要注射执行室和专门设备器材。罪犯经验明正身后，被固定在执行床上，由法医连接注射通道，法警具体行刑。从启动注射泵向罪犯注射药物到确认罪犯死亡只要几十秒钟。注射药物由最高人民法院专门配制提供。
这一过程通常涉及3种药物的注射：首先是硫喷妥钠(sodium thiopental)，起到麻醉的作用；接下来是泮库溴铵(Pancuronium Bromide)，让肌肉放松；最后是氰化钾(potassium chloride)，让心脏停止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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