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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访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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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1/26 出处：新华网 |
瓮安重建
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
10月28日，瓮安县城终于迎来了多日以来的一个晴天。经过几天雨水的冲洗，树立在瓮安宾馆上方的广告牌更加鲜亮。“让世界了解瓮安，让瓮安走向世界”，这句蓝底白字的广告语异常醒目。
瓮安真正“走向世界”，是在四个月前的6月28日。
这一天，由于当地少女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群体性暴力事件。当地县政府、县公安局的办公大楼在此事件中不同程度烧毁。
重新修葺好的县公安局大楼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威严、肃穆，门口的条幅上写着“黑恶不除，国无宁日”几个大字。仔细观察，依然能发现“6·28”事件留下的烙印：蓝色的玻璃幕墙隐约可见烟熏过的痕迹，二楼的金属栏杆被砸得有些扭曲。
这座在“6·28”事件中广受关注的公安局办公大楼，在重修过程中还是有一些细微变化：户籍大厅内的防护栏拆了，来办事的老百姓和公安人员之间的距离似乎近了许多；原来在楼上的信访接待处搬到了大门左侧醒目的位置。
办公楼重新整修
“你没看到当天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瓮安县公安局对面文具店的老板至今心有余悸，“这街上挤得密密麻麻全是人，都快把我们店门挤破了。没办法，只好赶紧把卷帘门拉下来，好几天没敢做生意。”
事发当天是星期六，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在家休息，“我睡了一会，醒来后已经六点多了，手机上有一条应急办发的短信，说是不要乱走和围观，需要的时候通知你到哪儿就得到哪儿。我这才知道出了事。当时往这边走的路上已经人山人海，挤都挤不进来。”
在之后的录像上，黎明看到了公安局被烧的一幕：一些看似“很有经验”的人把警车抬到办公楼内，将车翻过来，用利器戳穿油箱，点火焚烧。接着，疯狂的人群涌入政府大楼，奋力砸毁了玻璃和一些办公用品，然后继续焚烧……
事后的统计显示，县政府办公大楼104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47间办公室、四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14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42台交通工具被毁，被抢走办公电脑数十台，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公安局的楼烧了两层，由于三楼存放着武器，当时拼死守住了，所以三层以上都没什么事。”黎明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县政府的楼1～3层被烧了，电脑等值钱的办公用品全部被抢，“我们县委的楼最惨了，那是座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楼，仿苏联的建筑，内部是木结构的。6月28日那天，全部付之一炬。”
之后，县委的一些部门只得和林业局、水利局等“搭伙”，共用办公楼。
宣传部的另一位副部长胡乾飞用“不可估量”来形容这次损失，“直接经济损失倒好说，主要是烧掉了很多资料。我的那些资料都是几十年收集下来的，还有不少和媒体记者的照片，全烧了。还有县委大楼，那简直可以算是文物。”
新的领导班子尚未到任，办公楼的重建已然开始。
“公安局的楼烧得不算太厉害，基本样子也都还在。我们七月份就搬进来了，他们（政府工作人员）大概要到八月中旬。”瓮安县公安局防暴大队大队长黄成坐在一楼新粉刷过的办公室里，指着四周对本刊记者说：“重修的资金都是省里、州里拨下来的，还给我们配备了20多辆新警车。现在我们办公条件好多了，电脑换成液晶的了，对讲机也多配了几台，就是警服还没买全。我们的警服都在‘6·28’的时候被烧光了。”
据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科长刘永州称，该办公大楼的维修估计得花上几十万元。
10月31日下午，在公安局一楼的户籍大厅，两名公安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这里原来跟银行一样，有防护栏隔断，事发后，我们把防护栏拆掉了，办事的老百姓和工作人员可以很方便地直接面对面交谈了。”刘永州告诉《望东方周刊》，不光如此，一楼、二楼临街的铁栏杆也被拆除。
整修过的政府大楼几乎看不出焚烧过的痕迹。浅蓝色的楼身，与公安局大楼的蓝色玻璃幕墙交相辉映。花坛里盛放的鲜花给这个劫后重生的大楼增添了一抹生机。花坛斜前方的两侧，放有两个石质立柱，上面写有，“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
被夷为平地的县委大楼原址，如今变身为一个满是鲜花的广场，成为百姓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去处。
官场重生
10月30日，代县长谢晓东在瓮安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全票当选县长。“200多个人投票，能全票当选，很不容易，这也说明我们瓮安现在人心很齐。”县委副书记瓦龙标向《望东方周刊》表示。
“6·28”事件后临危受命的谢晓东，履任前是贵州省旅游局综合处处长。此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他称自己是在7月3日中午11点被省委组织部叫去谈话，当时“猜测可能是瓮安”。7月4日晚8点左右，同样新上任的瓮安县委书记龙长春和谢晓东同时抵达瓮安。
履新前的龙长春是铜仁地区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负责农村移民、公安、司法等方面的工作。此前，他曾主政松桃，并在治理松桃枪患及当地错综复杂的治安局面上颇有建树，其“铁腕”风格一直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龙长春另一个引人关注的身份是中共黔南州委常委，由州委常委兼任一个偏远县的县委书记，这在中国的干部任用体制中并不多见。另一个类似的事情是，山西省临汾市的市委书记亦由省委常委兼任。该市在2007年发生震惊中外的黑砖窑事件以及造成105人死亡的洪洞新窑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之后，又在2008年9月8日，发生世界最大的尾矿坝溃坝事故，造成276人死亡。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朴实而不失高雅’。看上去很朴实，说话思路很清晰，很有水平和高度。”作为下属的黎明这样形容龙长春。而在更多人的描述中，“务实”“低调”被用在这位新书记身上。
上任不久，龙长春先是搞起了干部作风教育整顿；紧接着，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县委书记大接访。在一次讲话中，龙长春指出：“一些有能力、敢干事的干部，在老百姓中口碑好，但在干部圈子里容易得罪人，投票推荐的时候就不一定推得出来。一些不得罪人的‘ 好好先生’反而更容易推出来。”
这一番话让黎明等一大批人觉得“有了奔头”。
“我们以前常说‘洗碗效应’，洗碗的人可以比喻成努力干工作的人。大家一起吃饭，有的人吃完一抹嘴就走了，剩下的人洗碗。长期洗碗的人，打烂碗的几率势必高些，就会经常挨骂，不洗碗的人则可以明哲保身。在单位里，干得多，会挨骂，还得罪人。提拔啊、投票啊什么的就没你。所以长期下来，人们就觉得做得多还不如不做。”黎明向本刊记者解释。
几乎同一时间，县公安局的领导班子也做了一番调整。
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都是从贵州省公安厅调来的。前者此前为贵州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副总队长；后者曾任六盘水市刑侦支队大队长，后在省公安厅“打黑办”挂职。
与龙长春一样，庞鸿给人的感觉也是“务实”二字。“他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周末也从来不休息。我们有时会跟干警们说，‘你做不好，看看四楼亮着的灯’。”防暴大队大队长黄成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尽管刚上任四个月，但周胜在这个新的团队中人气颇高。
据了解，周胜家境较好，平时一直抽黄盒的熊猫香烟。“有人劝我别抽这个，说太扎眼，影响不好。我说这才不怕呢，怕的是你刚来的时候抽10块钱一盒的，没两天就开始抽‘熊猫’了。”周胜告诉《望东方周刊》，压力确实很大，但很多事不得不做，“我想五年后，我会用忍辱负重这个词形容现在的自己。”
“6·28”事件同样让瓮安一批官员落马。前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政委罗来平被免职。
另据《望东方周刊》了解，该县安监局局长、珠藏镇党委书记等多位官员在随后陆续被刑事拘留。知情人士称，前者是因为收了矿主的钱，后者是牵扯矿山征地的问题，“都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王勤在当地百姓和官员中口碑并不差。“这个人勤奋、好学。但他下台之后我对他说过，你很善良，但善良不能代替正义。”副县长肖松评价着他昔日的“战友”。而瓮安县政协的一位工作人员则用“温柔”二字形容王勤。
10月30日，本刊记者拨通了前局长申贵荣的手机号，但他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官民关系的重建难上加难
与楼的重建、班子的重建相比，官民关系的重建恐怕难上加难。
“6·28”事件前的瓮安县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抓不好，无法奔小康。于是，“仇富、仇官、仇警”的情绪愈演愈烈，“鱼水关系”逐渐演变为“水火关系”。
国家统计局瓮安调查队9月16日～19日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500人中，“6·28”事件前对瓮安各级干部作风满意的仅为14.8%，不满意的占43%；而在“6·28”事件之后，老百姓的满意度有了大幅提高。
“现在这些当官的确实比以前好了，过去办个事要拖好几天，现在去了就给办。”出租车司机刘师傅挺满意，“不过我现在生意没以前好了，以前打车的净是些帮派小混混，现在小混混们抓的抓、跑的跑，我每天得少挣100多块钱。”
据了解，“6·28”事件后，当地警方已刑拘黑恶势力成员39人。目前，“6·28”事件专案组仍没有撤，他们的工作地点在党校院内。临时办公楼一楼入口处有武警把守，楼梯处还有一名武警呈跨步姿势持枪站立。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目前调查工作尚未结束，所以不能接受采访，结束后会对媒体公开。
“6·28”事件后，当地公安局开展了“巡警在你身边”活动。不仅要保证每天三辆警车在街上巡逻，同时要求巡警们走进社区和百姓家里，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10月30日晚，本刊记者跟随一辆警车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巡逻。“我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车速维持在每小时20公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看到我们。”一名巡警指着一位拎着包走路的女子给本刊记者说：“你看她现在走得多从容，以前就不会，拎着包恨不得马上到家。‘6·28’之前，女人们上街都不敢戴首饰。”
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科长刘永州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大量户籍资料在“6·28”事件中被烧毁，很多百姓不得不重办身份证，“一万多个身份证，我们很快就办完了，而且都是直接送到百姓手上的。”
公安局大楼贴着老百姓送来的两封感谢信。一封是珠藏坝村村民写的，感谢该局为其追回被骗资金 16万元。在雨水的冲刷下，字迹已不再清楚，周围的边也已经卷了起来，但是还贴着。另一封则是10月26日，一个珠宝店老板送来的，上面写着，“有人抢了我价值4000多元的珠宝，我报案后不到30个小时，人赃俱获……”
这家珠宝店的老板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仍然难以掩饰对警察的感激，“我开始就没想到能破案，我甚至觉得警察都不会来，以前这样的事情太多了，看来现在的确是有变化了。”
尽管如此，如今的瓮安城，仍残留了一些“6·28”的痕迹——每天，高音喇叭会在固定时段播新闻联播、瓮安新闻或是县委书记龙长春的讲话，在县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听见。人烟稀少的马路上，偶尔可见一群身着迷彩的武警官兵背着枪，跑步训练。
另一个细微的变化让瓮安这个偏僻小城的老百姓感觉到很稀奇：每个大的十字路口，都有交通协管员在把守，一旦有人闯红灯，就会听到一声尖厉的哨声。
“官民关系的修复，取决于规则的重建。”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周胜说。
瓮安的“死结”
“‘6·28’事件即使不在瓮安发生，也会在别的县发生；即使不在贵州发生，也会在其他省份发生。”正在瓮安调研的前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对本刊记者表示，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瓮安现在的各项举措只是一个开始，要想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任重而道远。”
“6·28”事件发生不久后，刘子富偕夫人到瓮安进行了三天私访，又和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聊了三个半小时。
“我对这次事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回贵阳之后就给省委书记石宗源写了封信，用了三页纸。一个月后，宗源书记找到现在的分社社长，把我叫去谈这个事。我的一些观点和他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共鸣。这次来瓮安也是受他委托做一个调查。”刘子富说。
“卷入群体事件的老百姓并非反对政府，他们只是要反映他们的一些诉求，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反映的通道，要把他们和不法分子区分开来，并且要尽力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 刘子富写给石宗源的信中，提到了这一观点。
但一些诉求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在瓮安，矿群纠纷、移民搬迁、旧城改造是较为突出的难题，一些官员甚至将其看作“死结”。
10月26日下午，瓮安阴雨不断，通往玉华乡岩根河村田坝组的路上更是泥泞不堪，出租车屡次陷到泥中。由于认为当地一家磷矿企业开矿占用田地堆积废料，损毁了村里的道路，甚至导致村民们喝不上水，谢关伦等村民一再上访，要求企业做出赔偿，甚至在 2007年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群体性事件，七人被刑拘。
瓮安县信访局局长尹松竹告诉《望东方周刊》，“6·28”过后，政府已经给该村提供了饮用水。但田坝组的村民则称，“是有水了，但时有时无。有人检查的时候有，没人来的时候就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趁水来的了时候接一盆，留着停水的时候用。”谢关伦称。
“当时没人开发的时候，老百姓也希望有人来开发。现在老百姓看到企业的蛋糕做大了，就想来分一块。矿群纠纷有老百姓的问题，也有企业的问题。不好说，更不好解决。”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有些无奈。
皮滩水电站兴建，使得龙塘县江界河村的村民们不得不搬迁。但由于搬迁补偿等问题，至今该村仍有54户人家住在零散搭建的茅草棚子里。棚子很矮，里面黑漆漆的，村民们说他们已经两年没有电了，都是点煤油灯。
“我们不是移民，是游民了。政府现在根本就不管我们，我们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村民愤怒地说。当地人称，“6·28”后，也有领导过来看过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说给我们解决问题，到最后啥都没解决，就说我们早晚都得搬。”
黎明告诉本刊记者，移民们最初闹矛盾的原因是，补偿标准具体到每个县、每一户不一样，“因为国家是按水淹没的面积来划分，根据人口密度，具体到人头上的补偿费就不一样。农民们总觉得凭什么他有我没有，不患寡而患不均。”
尹松竹认为，从信访上看，很多涉及到跨部门、跨地区、跨年代的问题，确实很难解决。
10月30日，瓮安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即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引发、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矿山开采业主的责任，保证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实处，实现矿区群众、生产业主和地方政府三者共赢的目的。
对于这份将矿区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文件，谢关伦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政府官员永远都是和企业老板站在一起的。”
“如何打开官民之间的通道，取得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这是瓮安目前最大的难题。”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说，“我们一直在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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