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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子》与经济学基本假定
    时间:2008/11/19 出处:博客网
    作者:朱立河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他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其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时,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文章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毒死了他。
      
    其著的《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统治者深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且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其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传诵。
      
    但是对《韩非子》一书中所蕴涵的经济学思想至今不被人们说重视,即使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也没有深刻的挖掘和体现。
      
    韩非道:“好利恶害,夫人做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在《韩非子.备内》说“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人贼,利在其中”、“人民众而货财寡”等中都体现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即理性人和资源稀缺之观点。
      
    “好利恶害,夫人做所有也”,其意,喜欢追求个人利益、规避厌恶危害,是人人都具有的想法。“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非有人贼,利在其中”。其意说卖车的希望别人发财,不是其心好,或好意,而是希望人人有钱都能买的起车,而卖棺材的希望别人死,也不是心坏,或不义,其目的都是为了其自身利益,多赚些钱,都是利己主义,都是理性人。“人民众而货财寡”;货,可理解资源;寡,少。进一步引申可为稀缺,“民众”可理解为“货”的需求者多,而资源少。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才系统的提出了经济理性人假设的观点,韩非的思想早于亚当.斯密近2000年。在秦朝就萌发了资源稀缺、理性人的朴素经济学思想。
      
    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保护个人产权假定.这三个假定是经济学基础,如果没有这三个假定,也就不会形成福利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因为理性人假定,就是把人看成利己主义者,或者说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不一定自私自利,更不一定是损人利己的。事实上,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可以有多种动机,获取个人经济利益只是其中的一方面。人有理想、感情、信仰、荣誉感、正义感等,这些都会驱使人们从事经济等各种活动。因此,理性无需完全自私自利,实际是追求其福利最大化,而这个最大化并不但指物质,也包括精神。既包括严眼前利益,也考虑长远利益。
      
    更让人惊奇的是韩非子将上述观点运用到家庭、政治学上,早于贝克尔和布坎南3000多年,其认为家庭中父子是自利关系。“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受贺,产女则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按照当时的情景,儿子将来可以从事劳动,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可以给家庭带来利益,是有回报的投资,而女儿是嫁给他人的,抚养的开支无法回收,生女是一种累赘,因此则出现“女则杀之”之现象。君臣之间看成一种买卖关系即“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认为君臣之间相互自为自利,目的的买卖爵与力来维持其关系,而不是基于所谓君“仁”臣“忠”,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是一种交换。虽然上述观点失之偏颇,但在3000多年前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敏锐性和深刻性的,属于一家之言,从历史角度、现代经济学角度分析古人的言论,是非常有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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