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矿产丰富，中国需求强劲，如何把这笔买卖做好，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
蒙古国，这个与我们有着4700公里边境线的北方邻国，在经济上已经与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在蒙古第一大投资国，连续9年保持了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集中在矿产、能源、基建、皮毛、食品等多个领域。其中，矿产领域的合作是中蒙经贸往来中的大宗。
在全球矿产市场价格狂飚的今天，蒙古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寻矿的热土。蒙古国巨大的矿产储量与中国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像两台高马力的助推引擎，正将国内矿产企业推向蒙古国的草原戈壁之中。然而，中资企业的北上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阻力来自外部，也同时来自内部。本刊特派记者此次前往蒙古国采访了相关人士，对中蒙矿产领域合作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做出了近距离观察。
矿产合作一家独大
二连浩特市郊草原，砂石铺成的篮球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篮球赛。比赛双方分别来自二连浩特市政府与华电集团。副市长郭刚一个中投，正中球篮。这场比赛可以看作是二者合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场庆祝赛。
就在不久前，在二连市政府的帮助下，华电集团刚刚与蒙古国达成协议，每年从该国进口100万吨煤炭，以此缓解企业电煤日益紧张的局面。“从蒙古国进口的煤炭，经陆路运往中国港口，然后走海运送达南方各省，连运费全部算下来，每吨煤较国内市场要便宜100～200元。”华电此项目的负责人王春光告诉记者。
像这样将目光聚焦于蒙古国矿产能源市场的，远不止华电一家。记者从蒙古国中华总商会获悉，截止2007年底，在蒙投资中国企业总数达到3769家，直接投资总额11.8亿美元，其中矿山领域的投资约占中国在蒙投资的59.98%。“在商会注册的企业有一百多家，这一百多家企业，都是实力比较雄厚的大中型企业，其中矿业企业占到一半以上。”商会秘书长商拉那图对记者说。
这个北方草原之国早已成为中资企业寻矿的新天地，中蒙之间的贸易主线也早已从原来的轻工业平滑过渡到了矿产机电领域。这一点，从二连浩特温州、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中的冷冷清清便可见一斑。
据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介绍，目前中国从蒙古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便是矿产品。“其中铜矿粉是一大项，蒙古国额尔登特铜钼矿是世界十大铜矿之一，这个铜矿的产品几乎全部卖到中国，每年大概有40～50万吨。除此之外，还有众多中资企业投资的锌矿、铁矿以及规模比较小的金矿。”
蒙古正元有限责任公司便是这众多中资企业中的一家。在对蒙古国矿产资源进行详尽调查后，正元公司2003年开始进入蒙古国，目前主要在乌兰巴托到二连浩特铁路沿线勘查铁矿。该公司负责人李德亮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手中有7个矿权，总面积90多平方公里。主要工作是前期勘探，勘探结束后便将矿权转让给其他公司开采，由此获利。“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将盈利前景好的矿产自己开采，国内铁矿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市场销售不成问题。”
截止2007为止，正元公司勘探的哈拉图特锌铁矿探明铁矿储量5000万吨，锌矿储量40万吨，可开采30年左右。目前已经与山东黄金合作，进入开采阶段。“像这样的矿产开采，一般五六年可以收回成本。”李德亮说。
在蒙古国矿产勘探市场，像正元公司这样专注于勘探领域的还为数不多，更多企业则是将目光直接集中于矿产投资、开采。
其中中国有色金属NFC公司与蒙古国金属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的图木尔廷-敖包锌矿，是迄今为止中蒙矿产领域最大的合作项目。该矿位于蒙古国东部苏赫巴托省，拥有750万吨矿石，预计可露天开采25年，地下开采30年。截止2006年，图木尔廷-敖包锌矿每天可加工1000吨矿石，每年生产7万吨以上锌粉。据统计，仅2006一年该矿就为蒙古国经济增长贡献了9.6个百分点。
在众多参与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的中资企业中，中有色只是其中一家。除此之外，山东鲁能参与了苏赫巴托省附近的煤矿勘探；神华集团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参与开发了世界上最大的煤矿塔木陶勒盖，储量70亿吨；大庆油田与胜利油田也参与了蒙古国的石油勘探，并已开始小规模出油；包钢与蒙古国泰盛发展公司也开展合作，后者拥有蒙古国南部最大的两个铁矿山“额仁”和“达矿”，资源供给量1.3亿吨。
记者从蒙古国中华总商会获悉，目前中国有70余家公司在蒙古寻找矿产勘查项目，其中大中型公司的名单上，可谓是众星云集：中国铝业集团、江西铜业集团、福建紫金矿业公司、神华集团、鲁能集团、中国有色矿业建设集团、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等。尽管这其中的很多企业仍处在前期准备过程中，尚未进入实质开采阶段，但不可否认，一场中资企业参与开发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大幕已经缓缓拉开。
中资企业的利好
北京开往乌兰巴托的火车，一路呼啸地穿过草原大漠。巴吉和儿卡已经对眼前景色的变化失去了兴趣。因为一年当中，他们要如此往返很多次。儿卡告诉记者，二人同为加拿大一家矿业公司工作，前往北京是为了与中方合作伙伴洽谈业务。
像巴吉与儿卡这样为外国矿业公司工作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一般都具有地质学专业知识，精通英文或者中文。在蒙古年轻人当中，他们是高收入群体。驱使他们奔波于北京与乌兰巴托之间的，正是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与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
从蒙古国最新统计数据来看，该国已发现矿产6000多处，其中铜铁矿各20亿吨，金矿约3100吨，锌矿约755万吨，煤炭约500亿吨，石油约60亿桶。除此之外，还有钴、钨、钼、锰、铬、铀、萤石等各种稀有矿产资源。这仅仅是蒙古国矿产资源的冰山一角。据专家预测，该国至今未探明的地下资源将大大超过现有探明的资源量。
而在蒙古国南边，处于工业化高峰期的中国，对矿产能源的需求十分巨大。近几年，随着国内汽车、内燃机、电动机、电子通讯设备等一些耗铜机电产品产量迅增，拉动了对铜的需求。同时国内在建、拟建的铜冶炼项目不断增加，国际制造业不断向中国转移，这些都拉动了国内铜产品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中国大型、特大型铜矿床所占比例极小，多数为小型矿床，且铜矿床多为多金属矿共生，伴生元素多，品位低，组分复杂，选冶难度大。2007年，中国铜精矿产量85.63万吨，精铜产量344.14万吨，而当年全年铜消费量却达到456万吨，铜供应严重不足。根据国际铜业研究组织（ICSG）预测，2008年我国铜消费量将增至500万吨。而我国铜矿山的生产能力只能满足冶炼能力的40%。
国内铁矿石需求的缺口同样如此。据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预测，2012年前中国铁矿石需求将以每年平均8%的幅度增长。其中，2007至2012年全球铁矿石需求将增加2.5亿吨，预计76%的增幅来自中国。
像这样稀缺矿产资源的名单，还可以拉上很长。除此之外，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量闲置资金迫切需要找到投资项目。而国家资源战略储备体系的建立，使国内对矿产能源的需求更为迫切。
据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介绍，蒙古国已经确立了以资源开发带动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在2007～2021年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前半期以资源开采带动经济发展，后半期靠资源创造效益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发展。
在中国方面，国家早在几年前就鼓励企业“走出去”寻找资源，对前往海外找矿的中资企业在政策上还有特别支持。正元公司李德亮告诉记者，财政部有一笔风险勘探基金，每年发放给在海外勘探资源的中国企业。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蒙之间的矿产资源合作，便是在情理之中。除了资源与市场的互补，在矿产合作方面，中国还有着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
中蒙边境长达4700公里，有18个陆路开放口岸，蒙古国能够利用的出海口锦州港、大连港、天津港，都在中国。单是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之间，就有31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中蒙之间有多条公路联结，联结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铁路终点也在北京。“蒙古国如果不卖给中方，东西就运不出去。像华电、神华这样的大企业，进入蒙古矿产能源市场后，这些优势可以保证他们很快拿到对方的资源。”二连浩特副市长郭刚告诉记者。
从另一方面讲，蒙古国国内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巨大，但是由于受资金、技术、设备等条件所限，矿产资源勘查力度不够，不少成矿区（带）勘查程度偏低，大多数矿产尚未进行开发。而资金、技术、设备、人力等方面，却是中资企业的强项。由于地质结构相同，中国矿业企业在勘探、开采的技术上，很容易将国内的经验移植到蒙古国来。除此之外，中国矿产勘探企业的优势在于成本，在设备、人员、劳务、运输等各方面，均低于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勘探费要高出正元50%左右。”李德亮说。
此外，内蒙与外蒙同根同源，无论是在语言交流上，还是生活习俗上，都比较接近。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记者发现，在中国矿业公司从事翻译、管理的人才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内蒙古或者是在蒙华侨。这种人才储备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对中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利好。
合作之路并不平坦
在乌兰巴托，坑洼的路面随处可见。记者曾坐车前往蒙古国中部地区哈拉和林，老式的苏联汽车驶出乌兰巴托十公里之外，便很难再见到柏油路面。所谓的公路，便是在穹天盖地的草原上被汽车压出的土路。行驶在这样的道路上，上上下下，颠簸异常。
据统计，蒙古国公路总长49250公里，其中土路为43665公里，碎石路1946公里，改良路1923公里。从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的柏油路，至今还有400公里尚未修通。
不仅如此，矿产勘探与开采所需要的水、电、移动通讯基站等，基本上也处于空白状态。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前往蒙古国进行矿产开发，前期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据李德亮介绍，正元公司这一部分的投入占到总投入的20%～30%左右。
基础设施的薄弱，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来弥补。但是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往往使中资企业更为头疼。“很多蒙古人将矿产开发看作是掠夺资源与破坏环境。特别是由于历史与现实上的一些原因，中国人在蒙古经常受到不友好待遇，于是中资企业在这方面遇到的阻挠尤其的多。”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说。
正元公司便遇到过这样的麻烦。据李德亮介绍，2003～2005年间，正元公司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最后考虑到该矿资源一般，加之当地的复杂情况，公司便将此矿转手给了加拿大一家公司。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得知，很多中资企业都有类似经历。为了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中资企业在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不得不做出一些额外的示好工作，借以维持与当地的关系。例如正元公司帮助当地建立幼儿园与喇嘛庙，花费200万图帮助当地政府拉电；中有色每年负担苏赫巴托省20名大学生学费，并为该省综合医院新建了先进的X光透视室，对病房进行装修，此外还投入1.1亿图为矿点与西乌尔特县之间架接了15公里光缆，联通了MOBICOM与SKYTEL的手机网络。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了博得民众好感，中资企业往往在当地媒体上将如上事迹大加宣扬，唯恐天下不知。记者在乌兰巴托的几家蒙古媒体上，都看到过类似的自我宣传。
基础设施与当地关系，还不是中资企业所要面对的全部。对这些企业来说，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蒙古国多变的法律环境，特别是矿产法律的变动。
据蒙古国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商拉那图介绍，根据蒙古矿产法第8.1.4条规定，蒙古国大呼拉尔2007年底27号决议第一附录，将15个矿点列入战略矿。在这些矿产中，如果国家参与了前期开采投入的，股权要占到51%以上，如果没有参与的，则国家不低于34%的股份。“现在议会又有新议案，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国家必须参股51%以上，这个议案正在讨论之中，还没有通过，但是意见基本上一致了。”新议案提出后，在蒙古国内部引起很多争端，有矿权的表示反对，没有矿权的表示要维护国家利益，“实际这是一个重新洗牌的问题。外资企业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在议会中他们往往成为箭靶。”
虽然新议案还有待下一届议会通过，但是很显然，蒙古国政府已经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矿产政策：抓大放小。大型战略矿国家控股的比例，已经成为影响中资企业长期战略计划的重要因素。
商拉那图说：“以中有色为例，之前与蒙古国政府签订的优惠协议是前5年免税，后5年减半，此外还有其他优惠政策。但是矿产法一经修改，这些优惠都没有了，外资企业全部变成了国民待遇。这些变故本不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中，现在都必须计入预算了。”李德亮对此深有同感：“蒙古国政策经常变化，没有连续性，比如矿产资源法的修改，使很多在蒙投资企业转持观望态度。”
除此之外，更多的地方性保护政策，如设立环保区限制矿产开采，也是中资企业需要面临的一大困难。“分明是野地，没有草也没有资源，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保护什么。”李德亮抱怨说。
在企业用人方面，蒙古法律对外资企业也有限制。李德亮告诉记者：“最早时公司工人劳务费为每人7万图，如今雇佣中方劳务人员有一个1：10的规定，即雇佣一名中方劳务人员，要付出比蒙古国工人高出10倍的工资。”
阻力不只来自蒙古国
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中资企业面前，那就是外国矿业公司强有力的竞争。
“在矿产合作领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要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中国驻蒙大使馆参赞柴文睿说。记者在蒙古国停留的20天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乌兰巴托街头，能说英语的当地人十有八九在外国矿业公司上班。
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于对自身国家战略安全的考虑，蒙古国开始奉行“多支点”外交，即在与俄罗斯、中国两大邻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重点加强与美、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一方面借以获取经济外援，一方面得以在多国竞争中保持蒙古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很多西方矿业公司纷纷进入蒙古国矿产市场。
据蒙古国资料统计，单是加拿大一国，在蒙古投资的上市矿产勘查公司就有19家。其他国家的矿业公司，如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英国的金龙资源，日本的三井与三菱公司等，都在蒙古设有分公司。这些公司较中国矿业公司来说资金更为雄厚，技术更为先进，在蒙古国进行矿产开发的时间更早。
在蒙古工作多年，现为二连市副市长的郭刚告诉记者：“美国与加拿大等国控制了蒙古的重要战略资源，比如说铀与石油、焦煤、黄金等，俄罗斯作为传统势力的拥有者，则控制铜、白银、萤石。”“占有蒙古大矿的，主要是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公司，矿产投资额上，中国虽然可以占到第3位，但是矿产分散，多而小。”李德亮也有同样认识。
众多外资企业竞争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中资企业拿矿难度加大。中国企业看上的矿往往已经被其他外国公司先行获得。“我们神华公司看中了蒙古国的一家焦煤矿，但是进展的不顺利，因为加拿大一家叫艾芬豪的公司也在争取这个项目，结果造成神华公司4年谈判而没能取得进展。”郭刚说到这儿时，脸上划过一丝无奈。
阻力并不仅仅来于自国外。国内的外贸体制是中资企业头上的另一道紧箍咒。目前在蒙古国投资的中资企业，享受的是蒙古国的国民待遇。但是在海外投资上，同为中资企业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政策上面临的却是两重天地。
郭刚说：“我们国家体制约束很强，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一般没有贷款。有些情况下获得贷款必须通过中信保来投保，这种繁琐的程序使得民营企业往往是看得到项目拿不出去钱。”
以铀矿投资为例，“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快了核电站的建设，预计在2020年之前将上马一批新的核电站。而目前情况是，国内的铀资源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蒙古的铀贮备相对丰富，两国地理位置接近，中资企业投资蒙古铀矿，应是理所当然。“在蒙古国的铀矿开发上，我们是全军覆没。”郭刚这样告诉记者。原因有很多，但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能参与开采是重要症结。国有企业在海外参与这种敏感的战略性矿产时，必然引起很多人的猜忌与怀疑，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便是前车之鉴。但国内民营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样的投资。“没有政策优惠，还要背负政治负担，还不如去金矿开采，一袋金子开采回来了，卖给谁都可以。”郭刚说。
跟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进入蒙古国开采矿产资源，在资金、技术、装备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协同作战，当正元公司力量不足时，可以向其他国有企业请求帮助。”李德亮说。
但民营企业所遇到的困境，国有企业同样感同身受。正元公司对此便深有体会。进入蒙古国勘探铁矿，公司只得到财政部一笔200万左右的风险勘探资金，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在开采阶段，国家可以提供无息贷款，但是在勘探阶段没有。我们现在的大部分资金，主要靠自己筹集。”李德亮告诉记者。除此之外，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还存在层层审批，效率不高的问题。李德亮说：“我们在蒙古国看重一个项目，要报到山东局批复，大一点儿的项目还要报到总局，有时等待批复下来要一年时间，错失了很多良机。”
共赢的未来
阻力也不仅仅来自于体制，还来自于中资企业自身的意识。蒙古国矿产资源法的颁布与几经修改，目的就是将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按照蒙古国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设计，到2021年，蒙古国人均GDP要达到19000美元。在这个矿产资源丰富，人口只有280万的国家里，这并非不可能。但前提是蒙古国对本国矿产的控制与有效开发。
记者曾经在蒙古报纸上读到一篇名为《蒙古人人都能成为富翁》的文章，其中心思想，便是蒙古矿权全民持股、引入外资、定期分红。在蒙古国这样的国家战略面前，相关人士指出，中资企业应该适时转变思路。“我们要摒弃绝对控股的思维。超大型项目由中国来控制对方的命脉资源，可能么？尤其是小国，他有自己的安全考虑，有自己的心态。”柴文睿说。
未来中蒙矿产合作中的一大亮点是靠近中蒙边境地区的奥由陶勒盖铜矿。从目前勘测的结果看，该矿是一个超大规模储量的铜矿，存储量有可能超过智利。此外，还有蒙古国南部塔木陶勒盖超大储量的煤矿。“这两个矿的矿权都不在我们手中，但是将来中国要切切实实参与到这些矿产资源的开放中去，只有参与进来，才能达到我们利益的最大化。”柴文睿告诉记者。
由于中国有市场与地理之利，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中蒙经贸中，是蒙古国有求于中国，如果中国人不买，蒙古国的资源下辈子也卖不出去。柴文睿十分反对这种观念。“必须要让蒙方看到实际利益，必须对蒙古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必须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实惠。”柴文睿一连用了三个必须，来强调共赢的重要性。
记者在蒙古国20天的采访中感受到，在蒙古国与中国的矿产合作中，蒙古人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总是认为中国是在掠夺他们的资源。蒙古人有这样的想法并不为怪。横亘在中蒙矿产合作之间的，有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有蒙古人对中国不信任的问题，有蒙古国国家政策的问题，还有蒙古国经济独立与国家安全的问题。
前驻蒙大使高树茂一再强调：“中国企业不应只了解与蒙古的矿产合作，还应了解中蒙之间的历史由来及未来发展方向，做到真正的互利共赢、增信释疑。”
做到增信释疑，中资企业或许可以尝试更多的合作方式。华电的做法便受到了二连浩特副市长郭刚的赞赏：“像华电这样的企业，很有智慧，有战略眼光。你要的是资源，你想喝牛奶，不一定要养奶牛。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据郭刚介绍，华电集团每年从蒙古国进口100万吨原煤，采取的是只做贸易不做投资的方法，为了保证原煤的运输，华电与蒙古铁路局正在进行谈判，内容是自备车皮将蒙古国国内的煤矿运输回国。
“蒙古全国只有1800辆车皮，一年的运力满打满算是700万吨。那么我再投1800辆，这样每年就能从蒙古运输回来700万吨煤了。所以对蒙古国的工作，不要去投资矿，而去投资车。谁卖给我我就叫他装车拉煤，我只拉我自己的煤。”郭刚说。
同样的方法秦龙国际也正在尝试。郭刚就这种方式打了一个巧妙的比方：我出钱去你家挖东西，我带着铁锹去。虽然土地、矿权、路权都是蒙方的，但通过投资铁路，中资企业同样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蒙古国方面少了疑虑，双方合作会减少很多麻烦。
矿产资源法的修改同样也有利好的一面。柴文睿告诉记者，过去中蒙之间的合作，多是企业对企业，无法与政府谈判，因为政府手里没有任何企业。矿产资源法修改以后，蒙古国政府有了股份，两国政府间或中资企业与蒙古政府间，就有了沟通的可能，这对中资企业未必是坏事。
记者离开蒙古国的前一天得知，苏赫巴托广场国家礼仪宫前宏伟的成吉思汗铜像，是在中国铸造，随后在蒙古国成立800年之前运回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的铜矿粉与中国的资金技术，成就了800年后的成吉思汗塑像。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它预示的，或许正是两国矿产合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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