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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瑞金以皇甫平名义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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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1/10 出处：星岛日报 |
北京也有人讲，《解放日报》有什么资格，凭什么抢占中央的旗帜？我当时觉得，我并没有代表中央宣布什么，抢占什么，只是出于政治敏感，结合上海实际，不抄文件，用自己的语言宣传党的思想，这是地方党报应该做的，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周瑞金
周瑞金现在过着一种半退隐的生活。按照中国的计龄方式，他今年刚好70岁，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规”的年纪。
而在众目睽睽的公共领域，周瑞金却像一个按捺不住性情的江湖好汉，该出手时就出手，卷入意识形态的繁复论争。这一生，他最为人称道的是1991年的“皇甫平系列政论”，他无法走出时代赋予他的巨大象征，虽已退休，但仍无法忘情于政局走向与家国命运。
中国社会在不断的颠覆与重构中走到新的十字路口。而周瑞金，也用半个甲子的时间，实践着自我价值观念的更新。
“我怎么能够批评毛主席呢？”
我曾发言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当党校要在校刊发表时我又收回来了，这是当时思想拉锯战的情况。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是彭冲。当时有个说法叫“彭冲不冲”，没有冲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前面，反应比较滞后，所以小平同志把他找到东北去做工作。我当时是《解放日报》评论编辑，由于上海市委的影响，《解放日报》在真理标准讨论一开始，态度也不是很鲜明。
粉碎“四人帮”前后，我一直在评论部写评论，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从整体上说，因为没有“四人帮”那一套影响，所以比较宽松了。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时，我对毛主席还是比较崇拜的，觉得虽然他老人家有错误，发动“文革”、整老干部不应该，但是总体上把握中国还是得靠他。当时还是这个思想。
对我触动最大的，是1977年8、9月份刊发在《人民日报》第三四版的一篇豆腐干大的文章，它提出来一个问题：不要搞个人崇拜。我当时的感觉是，这篇文章点到了要害。所以，后来真理标准讨论展开时，我还是比较接受的。大概在10月，争论最尖锐的时候，我到上海市委党校参加理论班，学习了一年。
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我有两个发言，一个是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我当时找了很多资料，完全是分析毛主席最后20年中的言论，讲他怎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中国引导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始党校很重视，要我把文章整理出来，好像要拿到党校校刊上发表，还要我在更大的范围演讲。但到第二天，又收回来了，说怎么能够批评毛主席呢？这就是当时思想拉锯战的情况。
我的另一个发言是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给国家建设带来的危害，重点讲大起大落的马鞍型发展的经验教训。我当时用大量的数据表明，主观唯心主义指导经济建设，造成深耕、密植、大炼钢铁等经济上的损失很大，得不偿失。我是从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两个方面来看真理标准讨论的，在市委党校的这两个发言的影响都比较大。
在党校的学习，给我打下了一个思想认识上的基础。
我曾写过三篇“批邓”文章
1976年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中央有文件，我没有办法。内心是不认同的，很同情邓小平。
我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就到上海《解放日报》任记者。之所以报考新闻专业，是因为我高中时文学比较好，作文比赛全市得过名次，我想当作家，当时的语文老师指导我：由记者到作家，是一条比较近的路。
我大学一毕业，开始分配到《解放日报》来信组，这个对我锻炼很大。1963年，我从来信组调到了评论组，编辑一个群众评论的言论专栏叫《大家谈》，主要是关于移风易俗、晚婚晚育等提倡新道德新风尚的议论。
整体上，作为新闻工作者，我当时还是懵懵懂懂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听党的话就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包括我主持的《大家谈》还是贯彻这样的方针，宣传了“左”的观念和做法，当时还没有完全认为是错的。这要有一个过程，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看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后果，这才大彻大悟。
“文革”中打倒“反动权威”、批斗单位领导人的时候，很多人动员我出来揭发他们。我实在揭发不出什么，一夜之间大字报就都针对我了，认为我保护这些“走资派”，是“修正主义接班人”。北京的红卫兵来冲击报社，制造“解放日报事件”时，我因为说出自己真实出身于小商人家庭，被红卫兵收缴了红袖章，又被报社一些人指责为“叛徒”批了一通。但我没有被开除，十年“文革”有很多人被送到“五七干校”，我倒是没有离开过报社，一直还在写评论。而且那个时候，有时一天要写两个社论，毛主席半夜来个什么新的指示啊，我马上就要起来赶写，不过夜。当时每一轮运动来，我都要挨批的，说我思想右倾，属于保守派，但报社最重要的社论、评论文章还是让我来写的。我就是这种“苦恼人”。
1976年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中央有文件，我没有办法，只好按照这个调子写了三篇评论。内心是不认同的，很同情邓小平。实际上，1971年林彪座机爆炸后我就看清楚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失败的。但1971年以后，批林批孔评水浒，这些我都是经历过来的。
朱镕基说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
我填表的时候主动填我写了三篇“批邓”的文章，后来朱镕基就是因为了解了这个，讲我这句话的。
“四人帮”被抓的时候，我确实很高兴，感到中国有希望了。当时《解放日报》一天发一篇评论，都是我写的，欢呼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展清查与“四人帮”的关系，报纸文章也要清查。上海因为是“四人帮”重要的基地，所以当时发表多少文章批邓，都要清查。从1966年到1976年之间批刘少奇的文章很多，这个是不会被查的，整个路线错了不会怪到你头上。但1976年的批邓被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清查。
从党校回来后不久，我开始担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后来任主任、编委。1983年《解放日报》领导班子换人，当副总编辑呼声最高的是我，结果没有当上，就是因为我写了三篇“批邓”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是我填表的时候主动填的，我认为历史是自己写的，填了是坦诚面对，也是一种历史反思，当然如果不填也没有什么。别的报纸有人写的文章比我厉害，他没有填，也当上副总编了。后来朱镕基就是因为了解了这个，讲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就是说我比较坦诚，当不当得上副总编没有关系，我自己过去写了什么就由我自己负责。
副总编辑没有当上，让我当总编助理，分管的是和副总编辑差不多的事情。1983年《解放日报》的这次人事更换，是整个国家人事改革的一部分。这一年邓小平做了一件大好事，实行新老交替。老干部在“文革”十年受压，所以“文革”后大量启用的是老人，但邓小平要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感到这些老干部中有些人思想观念跟不上，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力也跟不上，因此需要从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中选拔一批新人交替。20年一代人，所以基本上20年一个轮流。改革开放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新老交替是在1983年，一代新人出来，都是那年上来的。20年后的2002年，也就是十六大前后，又上来了一批。
领袖漫画曾引起很大争议
法国电视二台采访过我两次漫画的事，认为当时中国改革的气氛很好，通过领袖漫画看出中国在进步。
拖了三年，到1986年我才当上副总编———是常务副总编辑。不久就发生了“漫画风波”。
1986年，我觉得在新闻改革历史上，是思想最活跃，改革气氛最浓的一个年头。当年8月，《解放日报》总编辑陈念云到哈尔滨去开新闻工作会议了，我主持日常报纸宣传工作。当时上海有一个漫画展，那个时候美术展不像现在这么多，一个漫画展也很引人注目。《解放日报》美术摄影组组长就选了一些漫画来找我，想在报纸上搞一期画刊。
我当时问这个组长，这次画展有什么新的特点？他就跟我说，这次出现领袖漫画，引起大家的关注，也是这次漫画展比较出彩的地方。我说你选几张给我看看。他选了两张给我看，一张是画邓小平在打桥牌，打的是“四化牌”；还有一张是画胡耀邦在指挥“唱新歌”的漫画，“唱现代化新歌”。我说这个比较好玩。
领袖漫画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漫画的功能不完全是讽刺丑化，它也可以是一种民主幽默，这种观念当时已经有了。我觉得这个领袖漫画有新意，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登出来了。
结果反响很大。反对的人认为这是“百丑图”，“文革”中“百丑图”把领袖漫画化，你今天又搬出这个来了，改革开放不能太出格了；另有很多人认为：哎呦，这个是新潮流么！大家都想转载这两幅漫画。当天《人民日报》还有其他好几个报纸都打电话请示，要转载《解放日报》的领袖漫画。
《解放日报》开了风气了，大家也都跟上来，登了一些领袖漫画。《新民晚报》和《文汇报》也刊登这样的漫画，例如江泽民当上海市长，在书展上买了好多书回来，也被用漫画画了出来。有的报纸还登邓小平踢足球的漫画，有些漫画层次比较低。“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的一些老干部反对领袖漫画，他们在“文革”中被漫画给丑化过了，觉得漫画就是讽世批人的，就是针对假丑恶的，对领袖不应该用漫画来表现，不严肃。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就闹到总书记胡耀邦同志那里去了，胡耀邦作了个批语，要首都漫画界议论一下，拿出一个意见来。首都漫画界开了一个座谈会，多数认为《解放日报》发表领袖漫画没有错，但不宜一哄而起，推而广之。后来，胡耀邦同志写了一个较长的批示，大意说，我们民族的心理因素，也就是心理承受能力总有个逐步转变的过程，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漫画，还是慎重对待为好。
我当时没有受到很大压力，领导也没有太多的批评，只是说不要再登了，会引起争议。所以后来就不登了。法国电视二台采访过我两次漫画的事，认为当时中国改革的气氛很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新的局面，通过领袖漫画看出中国在进步。国外媒体还是给予正面报道。
我在《解放日报》工作，大的改革行动就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刊登领袖漫画；第二个是把布什当选美国总统放在《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这在当时国际新闻版面的处理上，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三个是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
因“皇甫平事件”没当成大公报社长
我奉调香港大公报当社长，手续都已办好，连飞机票都买好了，因为“左”派告状最后被卡住了。
1991年春节写“皇甫平”文章的时候，我是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我把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处长（施芝鸿）叫过来，另外还有《解放日报》评论部的一位副主任（凌河），我们共同议论，分头执笔，由我修改定稿，然后由我和总编辑会签发表。
当时取名“皇甫平”，有“奉命辅佐、宣传邓小平思想”的意思。文章出来以后，被批判了一年，我们本来是想反击的，上海市委叫我们不要反击，当时他们压力也大。我们写“皇甫平”前三篇文章的时候，朱镕基还在上海主持工作，写第四篇时朱镕基已调到北京了，应当说整体上是得到朱镕基的支持的。第一篇里不少提法和观点直接引用朱镕基的讲话，因为1991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都是他陪着的，邓的讲话也是他帮助整理的，所以他最能领会邓小平的意思了。当时，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精神不是一级一级地从上往下传达的，是领导同志直接给我看的，我是得风气之先。
写“皇甫平”文章的时候没有感到压力，当时知道“左”派会反对，我当时想我依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讲的是真理，还害怕什么呢？确实没有想到后来会遭到那么上纲上线的大批判。1991年初，我奉调香港大公报当社长，手续都已办好，连飞机票都买好了，因为“左”派告状，最后被中央个别领导人卡住了。两年后我奉调到北京人民日报工作，中央组织部同志还为我打抱不平呢！
主要是第三篇“对改革不要进行姓资姓社的诘难”的话被他们抓住。其实，对前两篇，他们已经很不满意了，最不满意在第二篇，在那里面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市场只是一个工具和手段，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在于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这个是要害。
时隔一年，1992年春节，《解放日报》又在头版刊登传达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署名评论文章《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一百年不动摇》，是全国报纸最早的。当时我准备再写几篇文章，反击一年来对4篇“皇甫平”文章的批判。结果第一篇写出来之后，春节当天下午我接到上海市委领导的电话，给叫停了。市委领导说，老周啊，你慎重一点，这种文章先不要发了，到此为止。当时小平南巡讲话已经传达给市委，他们都知道了，但鉴于一年前4篇“皇甫平”文章引起的公案，所以市委很谨慎。他们的意思是上海不要冲在前头，这些话要等中央来讲。我听招呼，就没有再写后续文章。但过了一段时间，我结合报道，写了《论走向市场》《论加速发展》《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论换脑筋》四篇评论文章，深入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人民日报》等许多报刊所转载。
北京也有人讲，《解放日报》有什么资格，凭什么抢占中央的旗帜？我当时觉得，我并没有代表中央宣布什么，抢占什么，只是出于政治敏感，结合上海实际，不抄文件，用自己的语言宣传党的思想，这是地方党报应该做的，也是一种历史责任。
推动人民日报新闻改革
我把《环球文摘》改成《环球时报》，发表和外交部不一样观点的文章，当时汪道涵在上海看了非常赞赏。
1993年4月，我奉调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这没有什么大的背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和我一起到北京的，有刘吉到中国社科院当副院长，龚心瀚到中宣部当副部长。
我在《人民日报》分管评论和理论这两块。评论是我的老本行了，我开设了“任仲平”重点评论专栏，至今还存在。1994年春，我与施芝鸿同志合作撰写《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重点评论，深入阐述中央当年搞五大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得到朱镕基的赞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来后，报纸的理论宣传就主要是宣传小平文选的内容了。
我到《人民日报》后推动新闻改革的举措之一，是在1994年推动建立人民日报社的地方分社。当时考虑人民日报新闻事业的发展，采编和经营这两个轮子必须搞好，办地方分社可以使宣传更结合地方实际，更有利于开展报业经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报社编委会的汇报，正式批准了人民日报社成立地方分社。第一个地方分社编委会决定在上海建华东分社，由我负责筹备工作。我为此专门访问过日本，日本的几个大报都有地方版，都办得很好。遗憾的是，后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不是完全按照原来的设想来办，也体现不出地方的特点和作用，只是在原来的版面上再加四个地方内容的版，那就没什么意思了。这是体制的问题，后来没有办法办下去了。
我后来分管国际宣传。先把国际部原先创办的《环球文摘》改成《环球时报》，加强国际问题评论，发表和外交部不一样观点的文章，当时汪道涵在上海看了非常赞赏。在科索沃事件宣传中，它以号外发表最快的独家新闻和尖锐评论，扩大《环球时报》全国影响，发行量直线上升。
我还比较早地支持人民日报社与默多克集团合作创办网络版，它是全国最早创办的报纸网络版，就是今天“人民网”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事件发生当天，我分管“人民网”，当机立断开办BBS论坛（就是现在的“强国论坛”），让大家在网上自由议论问题，反响很大，经我审阅同意的示威游行队伍把美国大使馆前面的路灯砸掉的照片也粘贴上论坛。编辑问这个图片能上吗？我说它把我们大使馆都炸掉，我们砸它一个路灯有什么关系啊？你冲进去砸它的玻璃窗就不对了，这就是界线。后来，成都游行队伍烧美国领事馆，那就过分了，不对了。
以“皇甫平”名义重出江湖
《改革不可动摇》发表后，网上攻击我的人很多。中央一位领导就到上海东方网调查，并很快表示支持。
2000年，我已经过了60岁了，觉得留下来也干不了多少事了，要我退休是我巴不得的事，我就回来了，干我自己愿意干的事。在这段时间里，我尽管退下来，但还是在上海、北京两地跑，新闻报道方面的工作我是不介入了，我都办报办了一辈子了，退下来还要办什么报啊？所以很多人要我去办刊、办报，我都回绝了。我说现在要我去参与经营一个企业的话，我会考虑去，因为经济是我研究的领域，除了宏观的经济形势，微观的领域我也是很关注的；或者让我去农村蹲点，建设新农村，例如我就曾到海南调查了一个村，深感建设新农村之难。我对我国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很有兴趣研究和探索。
2004年发生第三次改革大争论，郎咸平抓住几个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的问题，全盘否定国企改革，以及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的改革。经济学界有人借机攻击我国改革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的，市场化改革方向错了。对这股否定改革的思潮，我观察了一年多，看得比较清楚后，以“皇甫平”名义重出江湖，在2006年1月撰写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坚持改革开放，鲜明地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社会主义”。
《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复杂背景，先是中央外宣办属下的《世界》杂志约我在“皇甫平”文章发表15年后写一篇对当前改革开放的评论。我写好后，在上海东方网和《世界》杂志同时登载。后来我又发给《财经》主编胡舒立看看，她一看觉得文章重要又及时，也很快发表了。
《财经》发表后影响就更大了，网上攻击我的人很多，非常激烈，说我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上海的一些“老左”还写文章揭我的“老底”。中央高层却非常重视，我的文章发表一周后，中央一位领导就到上海东方网调查，并很快表示支持。3月初召开全国“两会”，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上海代表团发表要毫不动摇地推动改革开放的讲话，鲜明提出要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性，和改革开放成果让民众共享的问题。这是中央对第三次改革开放大争论的定调讲话。
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并没有否定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我只是指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应当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解决。
近来有人写文章说我是“当代的隐者”。其实，我不是隐者，只不过是个退隐者。我从官场上退下来，不再求官职，但还关注政局。我现在跟随南怀瑾老师研究佛法，但我是以出世的心情来关注入世的事情。该出手时就出手，也写些触及时弊的文章，这也是对众生负责吧。（来源：南方都市报）
周瑞金简历
著名政论家，报人。1939年生于浙江平阳。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以及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1991年初，他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系列文章，针砭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2006年初，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再次引起各界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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