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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邱庄：折射改革开放30年悲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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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0/31 出处：新华社 |
大邱庄，一个在改革开放初期令无数村镇向往并效仿的地方，在经历了兴衰曲折之后，近年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并进入发展快车道，但环境污染和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仍是困扰当地官员民众的大问题。大邱庄30年的沧桑起伏，对有着5000余年农业传统又继续探索前行的中国农村来说，历史借鉴意义重大。
新华社特稿，1976年，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民都在茫然四顾的时候，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大队书记禹作敏顶着“挖社会主义墙角，抢国有企业饭碗，搞资本主义”的大帽子，走上了带领农民办工厂脱贫的道路。那时的大邱庄还是一个村民们食不果腹的“讨饭村”，全村600多户人家、2000多人口，人均收入仅167元。“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谣。
1977年到1993年，在禹作敏的带领下，大邱庄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子，取得了世人注目的经济成就：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1家企业形成拥有50家企业的四大集团公司，产值从起初的10万元猛增至1993年的51.7亿元，人均收入增长了45倍，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但这位“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在率领村民取得经济辉煌发展的同时，家长意识也不断膨胀，并公然挑战法律。1993年，禹作敏因命案和组织村民暴力抗法而锒铛入狱，走上了穷途末路。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原来的4大集团公司划分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个街。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镇党委书记姚金明说，当年，大邱庄虽然在经济上创造“奇迹”，其弊病也十分明显，高度依赖钢铁工业、产业结构单一，依赖银行贷款、债务负担沉重，乡镇企业自身存在着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等传统体制和机制弊病，这些因素都使大邱庄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
“鼎盛时的大邱庄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担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姚金明说，“村集体经济曾承担着村民的水气电暖、住房、通讯交通、上学等多达15项免费福利措施。企业不景气后，这些福利成了企业背负的沉重包袱。”
据大邱庄镇镇长张玉刚介绍，从1995年开始，大邱庄镇党委、政府下决心实施了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核心的三步走系列改革。第一步是住房改革，村民不论职务、工龄，老房子按照面积和年限折旧，平均返还给每个家庭一定的补贴，然后由居民自主购买，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自此，大邱庄住房实现了商品化。房款收回后，各村街又按照镇里统一规划，重新建设了7万平方米的住宅，新房子按市场价格继续出售。
第二步是医疗、交通、通讯等福利制度改革。集体产权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奔驰、林肯等豪华车统统拍卖，为企业卸下了沉重的包袱。第三步是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大邱庄对全镇企业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确定了“实现公司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在企业责任上变无限责任为有限责任；在资产上明晰产权，产权由虚有变实有；投资主体上，由单一变多元。
张玉刚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量信贷资金和社会游资从大邱庄撤出，加上国内钢铁市场整体下滑，大邱庄经济跌势不可扭转。到1998年底，大邱庄有一半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此后一路下滑，到2001年，大邱庄工业销售收入82亿元，回到建镇之初的水平，经济跌入了低谷。
张玉刚说，2002年以来，随着中国钢铁市场整体形势向好和企业产权关系的理顺，大邱庄开始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通过主动承接天津滨海新区产业转移和天津市内冶金企业外迁，2007年，大邱庄实现销售收入318亿元，占天津钢材产量30%以上。
有关专家表示，在30年艰难曲折的改革岁月里，大量的理论家、实践家为中国经济社会的痛苦转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巨大努力。而在各种问题尤其复杂而尖锐的广大农村，禹作敏于静海县大邱庄主倡的改革实践之路，给中国农村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专家表示，中国农村的改革应是包含了党、政、社会、企业的全面改革，四个要素必须相互补充。这是未来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中，应重点思考和改变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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