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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欠毛泽东720大洋至今未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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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0/27 出处：联合报 |
据台联合报报道，在“联俄联共”时代，国共两党一家亲，国民党近期整理史料发现，毛泽东不仅是党员，当年国民党中央还一度积欠六个月薪水，共计720块大洋（俗称袁大头），党内人士戏称“海协会长陈云林此行来访，该不是替老长官来讨债的吧？”
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证实，党内已解密的文档发 现，党部确曾拖欠毛泽东月薪，当年动荡时代，最后该笔款项是否如数核拨，当前文档看不出来。泛黄的会计数据仅记载着：毛泽东、120块大洋。有关大洋的实际物价，当年依照“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记载，当年北京大学教授月薪是80块大洋，上海书店店员月薪约6块大洋，白米一担约4块大洋，720块大洋十分可观。
他解释，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全大会，毛泽东出任候补中央委员，随后转往上海运行部（等于现在的市党部）担任秘书，负责办理党员入党等文书任务，党史馆仍保留不少毛东的亲笔文档。
令人诧异的是，毛泽东仅负责简单的文书业务，月薪高达120块大洋，显见当年在“联俄联共”的政策下，国民党刻意笼络一批共产党员，光是上海运行部就有毛泽东、邵力子等15名共产党人。
由于国民党中央更研议全面减薪，这批党工罢工抗议，上海党部隔年元旦虽核发薪水，但毛泽东已转往广州党部任职。由此欠下毛泽东半年薪水。
国民党中央委员时期的毛泽东
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日前开始考虑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而其中收藏的许多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信件首次被公诸于世。
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开始积极作为，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并且考虑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以供民国历史专研之用。此构想若实现，这里或将成为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另一权威重镇。
馆藏中，第一次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珍贵史料都很丰富。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很多早期共产党的创始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的亲笔文稿，都能在此找到。笔者最近即由国民党党史馆取得早年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有关书信，这也是这批珍贵书信首次公之于世，对于反映当时的时代情境和当事人的个性特色颇为传神。其中毛泽东的书信有3封，都是他担任国民党要职时写给党中央的短笺。
国共合作时期，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于得到汪精卫的赏识，被推荐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第一封信是1924年5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的短函，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此外，周恩来也有信留档。1925年7月28日，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写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一封信：“径启者，党立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之委任，为不发委任状，务祈陈一公函与学校，正式通知此项决议，以便正副主任得以就职任事，至要至盼，此致秘书处诸同志大鉴，周恩来。”国民党“一大”时，周恩来人在欧洲，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因国共合作，又出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科总务科主任，1924年7月，周奉调返国，11月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封信显示，周被任命此要职半年后一直没有拿到“聘书”，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可以作为这项任命的法令根据，因此周要求中央秘书处出一份函给学校。
还有一份1942年6月2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为了营救廖承志写给孙科的信。1941年初国共关系因皖南事变呈现高度紧张，双方摩擦日增，因当时中共力量远小于国民党，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只能忍让。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儿子廖承志1928年在日本加入中共，1932年廖在上海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其母何香凝四处奔走，始保释独子。抗战中期，廖承志参加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在粤、赣、桂、湘、闽等地发展组织，1942年国民党中央驻粤宪兵第7团突击了广东乐昌南方局开会的民宅，逮捕了廖承志以下10多名中共的干部。廖承志被捕后，具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的何香凝立刻从香港偕同廖妻手抱幼子，赶赴广东韶关，先后向李汉谋、李汉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庆监禁，蒋介石经多重考虑后予以释放。周恩来、董必武联名写的营救信由董执笔，信中却以周的口吻行文，文为：“……廖仲恺先生之嗣君承志自港难返国道经曲江，本拟来渝，因妻分娩，故奉母暂留曲江小住，不意日前与同伴十余人一同被捕，初羁押于余幄奇司令长官部，后又他移，闻讯之余莫名骇异，承志虽隶籍中共，其平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拥护三民主义与我辈毫无二致。犯何嫌疑，竟罹不测之祸，窃所未解伏念。公与仲恺先生旧交素笃，对其遗族爱护逾恒，今承志及其同伴在缧绁之中，谅邀格外关切，恩来等彷徨不知所措用，是不揣冒昧特恳鼎力救援挡家，蒙俯允设法营救，俾忠烈之裔重获自由，无辜之人得见天日，则存殁均感大德……周恩来、董必武谨启。”
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函外，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
最后，陈独秀要求寄发宣传品通讯簿的短函，以及何香凝拟请辞国民党妇女部部长一职并恭请孙夫人宋庆龄接任的信，内容无甚特奇，不过其字迹端庄工整，文白相间，反映时代更替中知识分子的典型。以上这些由国民党党史馆首度公开的信函，今天读来，依然兴味十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活动的范围大致在广州、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年纪在31岁到34岁之间，政治上算是初生之犊，一方面他参与组建中共的地方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也在国民党内主持宣传刊物，宣扬孙中山思想，具有国民党重要干部的身份。蒋介石势力膨胀开始打击共产党后，毛泽东势必要卷入复杂的政治局势，对他而言，这3年的工作无疑是政治本性的锻炼，使他脱离了原来只是写文章论政的青年时期。
第一封信是1924年5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的短函，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编入星期五日会议日程，届时将提出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3封信都是毛泽东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历史巨人的毛泽东当时管的都是请假、提干、加工资等事。他的毛笔字风格始终如一，但因要面对诸多上级长官，仍有所收敛，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间，比较他日后领导中共时大肆挥洒的字迹要工整多了。尽管如此，毛的霸气依然隐约可见，信中流露着对官僚日常工作的不耐，向党中央请假时用的是“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4个字压在红在线，毫无敬意。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十足叛逆性格的表现。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重要依据。
此外，周恩来也有信留档。1925年7月28日，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写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一封信：“径启者，党立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之委任，为不发委任状，务祈陈一公函与学校，正式通知此项决议，以便正副主任得以就职任事，至要至盼，此致秘书处诸同志大鉴，周恩来。”国民党“一大”时，周恩来人在欧洲，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因国共合作，又出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科总务科主任，1924年7月，周奉调返国，11月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封信显示，周被任命此要职半年后一直没有拿到“聘书”，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可以作为这项任命的法令根据，因此周要求中央秘书处出一份函给学校。
作为日后的中共领袖，周恩来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做事的细心以及调和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即使年轻气盛的时候，他也已表现出这种人格的特点，放低姿态，坚持底线，争取最大的团结。
还有一份1942年6月2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为了营救廖承志写给孙科的信。1941年初国共关系因皖南事变呈现高度紧张，双方摩擦日增，因当时中共力量远小于国民党，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只能忍让。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儿子廖承志1928年在日本加入中共，1932年廖在上海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其母何香凝四处奔走，始保释独子。抗战中期，廖承志参加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在粤、赣、桂、湘、闽等地发展组织，1942年国民党中央驻粤宪兵第7团突击了广东乐昌南方局开会的民宅，逮捕了廖承志以下10多名中共的干部。廖承志被捕后，具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的何香凝立刻从香港偕同廖妻手抱幼子，赶赴广东韶关，先后向李汉谋、李汉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庆监禁，蒋介石经多重考虑后予以释放。周恩来、董必武联名写的营救信由董执笔，信中却以周的口吻行文，文为：“……廖仲恺先生之嗣君承志自港难返国道经曲江，本拟来渝，因妻分娩，故奉母暂留曲江小住，不意日前与同伴十余人一同被捕，初羁押于余幄奇司令长官部，后又他移，闻讯之余莫名骇异，承志虽隶籍中共，其平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拥护三民主义与我辈毫无二致。犯何嫌疑，竟罹不测之祸，窃所未解伏念。公与仲恺先生旧交素笃，对其遗族爱护逾恒，今承志及其同伴在缧绁之中，谅邀格外关切，恩来等彷徨不知所措用，是不揣冒昧特恳鼎力救援挡家，蒙俯允设法营救，俾忠烈之裔重获自由，无辜之人得见天日，则存殁均感大德……周恩来、董必武谨启。”这封首次公开的信函，确实让人开了眼界。廖承志被捕，周恩来恳请与廖仲恺有同乡情谊的粤系大佬孙科代为营救，本在人情义理之中，但姿态放低到“恩来等彷徨不知所措”，这种出自古代宫廷演义中的“臣等彷徨不知所措”之语，让人称奇。可见“有理、有利、有节”只是事成之后的豪语,权力的真相永远都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周恩来的政治特色在此表露无遗，重大时刻，他身段的柔软程度绝对可以超越常人。
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函外，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汪精卫、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李大钊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五四”运动期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收容毛泽东为馆员。1920年共产国际派人到北大见了李大钊，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事宜，次年7月，各省共产主义小组即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一大”，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日后毛泽东在农村随便一拉就是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摆脱了原来“马克思主义学术联谊社”的阶段，开始操作庞大的政治、军事机器，原来纯学者型的党领袖逐渐由真正的行动派和实践者所取代，这样的改变不谓不大。
最后，陈独秀要求寄发宣传品通讯簿的短函，以及何香凝拟请辞国民党妇女部部长一职并恭请孙夫人宋庆龄接任的信，内容无甚特奇，不过其字迹端庄工整，文白相间，反映时代更替中知识分子的典型。以上这些由国民党党史馆首度公开的信函，今天读来，依然兴味十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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