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蒋介石第一战：辛亥革命之克复杭州
|
| 时间：2008/10/20 出处：历史研究 |
辛亥前一年，也就是1910年12月初，蒋介石从留学的日本振武学校毕业，以“士官候补生”身分，分发到驻屯新泻县高田（现名上越市）的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入伍。多年盼望着实际参加日本陆军学习的时刻终於到来，而且如愿以偿地配属在野炮兵联队。当地居民对于这些留学实习生很感兴趣，根据12月6日《高田新闻》标题“清国学生入队”的报导之中，提到野炮兵第19联队的入伍状况如下：
“（昨天）上午9时许，由须藤少尉率领入伍，接受体格检查，并即编入第3中队6名、第4、5中队各5名。伙食方面，和骑兵队一样，给予特别待遇（骑兵队的伙食，是在一般士兵的食品之外，每人给予适合於中国人胃口的副食一盘）。当天午饭后，由飞松联队长恳切训话。正因为是被分发到野炮兵部队的入伍者，所以看来体格都非常良好，除其中一人病后体弱外，没有带着病患的人；其姓名及身高、体重纪录如左：……浙江蒋志清——5.59尺（169.4cm），15.78贯（59.2kg）……”
据《高田市史》记载，“分发在高田的中国留学生，1/3属於清廷方面的满人，2/3为汉人，两者感情对立，就连在休息或外出的时候，也都不交谈”，由此可见由同盟会所倡导的民族觉醒以后，国人间满汉对立的严重。但是在高田的兵营生活时期，蒋介石一心一意地把精神用之於“吸收日本”，把身体委之於“军事训练”，而暂停了在部队里公开的革命活动。不过国内的革命运动则正与日俱增。留学生们无论其是否赞成革命，总之，他们的关心都集中在由新闻报导等方面所传播来的国内动态。
当四川省掀起保路运动的1911年辛亥夏季，高田的军事留学生们正好获得了较长期间的休假，蒋介石立即回到上海，拜见了他的革命领路人陈其美。虽然假期不长，但在这个时候还是参加了营救受刑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学者刘师培、何震夫妇。刘在日本时曾经担任同盟会喉舌《民报》的编辑，看来是热心忠诚的中坚党员，然而，刘妻何震却首先被满清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跟着刘也就成了端方的间谍。1908年，陈其美为了要在江、浙两省发动革命而设置秘密机关於上海筹商起义计划，突然被租界警察搜查，当时，陈其美刚好不在而得免於难，但张恭则因而被捕系狱。此案是刘师培将集会的情况向端方告密，端方乃要求上海租界的警察当局进行取缔所致。
暗杀，在革命行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辅助工作。胡汉民等人曾有一段时间肯定地说：“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以寒敌之胆，而张吾军”，然而，孙中山则加以否定，他认为，纵使能够杀掉一个敌人，我方也只会是牺牲一个人去拼掉对方的命，并不能打倒敌人的势力，权衡之下，因暗杀而牺牲优秀同志，甚至有招致影响其他整体计划的后果的可虑。特别是孙先生当时在美国从事筹款活动，唯恐美国人对於暗杀会发生反感，故而与同志们联络，劝告对於暗杀要慎重节制。于是蒋介还因为暑假期限已近，乃中止暗杀计划，於10月间再度回到高田联队。
而此时国内冲击性的新闻报导，接踵而来。10月10日，革命军在武昌奋起发难，这是盼望已久的消息——终於点燃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战火。革命军一夜之间，夺得武昌，树立军政府，翌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时间迫不及待，上海陈其美发来十万火急电报，催促蒋介石归国，因为革命军亟需要训练有素的实战指挥官。蒋介石事后回忆道：“这一年我正是25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於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於革命事业。直到现在，都是为了贯彻我当初从军报国的一念。我在青年的时候，能够立志从军，而且千方百计，不顾一切的挫折困苦，达到了我从军当兵的志愿；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我平生最快意的一件事。”
为了归国，蒋向师团长长冈外史提出了请假报告，长冈外史予以拒绝。不得已，乃和联队长飞松宽吾商洽。好不容易得到了48小时的短假，这是联队长职权范围内所能核准的最大时限。一同请假的同学，有张群、陈星枢两人。正式奉准的假期，虽然只是48小时，但从此离营赴义的实情，已为袍泽和长官所知，且曾悄悄地为之设宴惜别，贺其迈向人生的旅程。主持别宴的日本军官高举着酒杯说：“日本军人在道别时，饮水干杯。这种水杯，是日本武士诀别之际，传杯共饮誓不生还的表现！”当时的景况，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蒋介石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日本陆军生活，到此结束。
同行的张群曾经回忆当时归国情况说：“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总统（蒋介石）是浙江人，我（张群）是四川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也都换了衣服，总统穿和服，我穿日本学生服。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为掩蔽身分，故而换了衣服。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然后，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在东京的时候，他们把军服和佩剑收拾乾净，用邮政小包寄回高田连队。这不仅是为免背上“盗走公物”的污名，而且更是对於受教很多的日本军人生活，在最后要作一个很恰当的总结。
而日军当局，对於在过了48小时之后未见归队的蒋介石等人视同逃亡，出动宪兵队查缉。其后，日本陆军省给予蒋等人以“退队”的处分。这次归国的留学生，在野炮兵19联队方面，有蒋、张、陈3人，此外，陆军炮兵学校学生、陆军经理学校学生、士官学校学生等合计有23人，也都被处以“退学”处分。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男爵於11月8日以公文将处分情形通告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子爵：“似此行动，在我军纪严肃的陆军中，最为嫌忌，彼等虽属清国人，但隶籍於我陆军部内，则不能轻易置之不问。”11月11日，又照会了清廷驻日公使。
蒋介石和张群等人离开日本高田回到上海，是在10月30日，碰巧正是他24周岁的生日前夕。此时，尚在武昌首义之后不到3个星期，革命军方面，担任总指挥的黄兴等人才到达武汉；已经光复的省区，也还只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4省。等候着他的，是在家乡浙江省杭州的平生第一次作战。
蒋一回到上海，首先就去拜访陈其美。陈其美所策划在上海和杭州同时举义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完成阶段。陈其美对蒋指示，立即前往杭州，加入当地同志的行列，担负起武装行动的领导任务。于是，旅途劳顿，未暇休息，他就和黄郛、陈泉卿等人驰往杭州。杭州距离家乡奉化县溪口镇不过130公里，蒋不克归省在乡的母亲王太夫人和长兄锡侯，但寄去绝命家书，决心身殉革命。这封信没有留下底稿，但是随信奉上的诀别照却是玉树临风、到处流传，一改后人多年偏见（照片后附）。王太夫人特遣专人带来回信，勗勉独子“死生一视於义，毋以家事為念”，也可称佳话嘉言。
这时，由陈其美所领导的作战行动已经展开。陈其美接到武昌发难的密电之后，迅即於10月12日到达杭州，和潜伏在当地新军内的同志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等人，交换了具体意见。接头之后，陈其美为了策划在上海起义的准备工作而回去，过了一星期，又派姚勇忱代表前来，继续商议。
上海、杭州的奋起，具有左右革命军全盘战局的意义。因为自从武汉光復之后到这个时候，虽然在长沙、西安、九江等地也已经革命成功，但清军出动全力反扑，11月1日，在汉口的革命军就已被清军冯国璋部打败，发生了汉口失守的事态。清军乘势沿长江进袭，更出现了革命军有被全面压制的危机，如其果真那样，则在武昌点燃的革命火焰，势将为之熄灭，是故在上海、杭州的起义能否成功，实际是中国革命的命运关键，绝对不许失败。
作为杭州起义的主力，是属於潜伏在新军第81标和82标内的革命同志们。由於这两支部队都驻防城外，所在位置，不够方便，加上防范革命的清军当局控制着武器，每一士兵分配子弹不满5发，而防守城内旗营的满人部队，则火力优裕，并且在军械局派驻多数兵力担任守备，很难期待在一开战时就能将之夺取过来，可见在军力方面，满清势力实则居於压倒性的优势。蒋介石到达杭州之后，便和顾乃斌等人分析战况，决定了起义行动的大致计划如下：
一、以驻屯在城内的宪兵司令部执事官童保暄为临时总指挥，开启城门；
二、在杭州北方的第81标及马队、炮队，由该标代理标统朱瑞率领，自艮山门入城，攻击军械局及旗营；
三、在杭州南方的第82标及工队、輜队，由该标标统周承英统率，自凤山门入城，攻击抚署；
四、此外，编组“先锋敢死队”，由蒋介石统率，分為两支，配合南面第82标的一支由蒋和张伯崎、董梦蛟指挥，配合北面第81标的一支由王金发指挥。
蒋在这个计划决定之后，立即回到上海，向陈其美复命，并领到给褚辅成的经费银元3600元。至於在上海的重要工作，则是募集敢死团的兵员，应募者很快的便超过了100人。11月3日，蒋率领这些人回到杭州，分住在奉化试馆及仁和火腿店内待命。当天深夜，令人兴奋的消息传到了杭州——“陈其美已在上海发难，光復在即”。
得到上海发难的消息之后，杭州方面便在深夜集合同志，举行紧急会议，结果，预定在第二天，也就是4日深夜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行动。临时司令部设置在清泰车站。敢死团每15人为一队，编成5队。由於参加的人数踊跃，武器不敷分配，每队只能有10人配备手枪，5人携带炸弹。蒋介石於出发之前，在奉化试馆对队员们激励道：“我们的革命，孰胜孰败，并不能根据数字来决定，革命军应该以一当百，我们这100个人能够和一万个敌人战斗；还有，时机也是得胜的重要因素，这个时机，现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蒋介石终於面临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争。据他后来的回忆：“出发之际，将配合於第82标之3队先锋集合，先述革命宗旨，指示敌人方向，说明一切任务，宣告赏罚条例，然后发布口令暗号，是夕钟鸣句半，由陈泉卿、庄新如、蒋着清、陈钦安诸君分发子弹，配备粮食……”第82标自营地南星桥出发，以杭州城为目标。敢死团则在先出动，排队进军，纪律整然，由望江门进入城内，立即向抚署进攻。“先由陈济汾、沉筱九二君投掷炸弹於署侧，主力部队随即接应攻击，第82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全城克服，在此一战”。
敢死团涌入抚署，此中有尹锐志、尹维俊姐妹等女性，尹维俊手持炸弹，身先士卒，衝进抚署，比男性更加勇猛。抚署卫队，未加反抗，仅有清军教练官施放机关枪一排，立即被其士兵制止而投降。由敢死队领先进攻的革命军，突破层层门户，一举攻占抚署大堂，巡抚增韞由屋后垣墙间隙逃出，藏身马槽，但被革命军逮捕，囚於市内福建会馆。另一方面，由市北笕桥出发的第81标革命军，则拿下了军械局。在天明之前，革命军差不多已经控制住全市。革命军各队在军械局附近会师，转移目的以攻打旗营为目标。城内的商店街则已经插出白旗，书写“欢迎”二字迎接革命军。
由满人编组的旗营抵抗激烈，战事延续到傍晚，革命军於下午4时在城隍山构筑炮兵阵地，开始发炮攻击，旗营遂接受革命军的招降劝告，同意解除武装。於是，革命者立即推戴汤寿潜為都督，成立军政府，宣告杭州光復。上海方面，由於陈其美奋不顾身的行动，也已经在前一天光復。陈其美於3日夜晚攻击重要目标的江南制造局时，为劝说对方投降，一时暂停进攻，竟然不带武器，冒险单身进入制造局，结果反遭拘禁，锁在室外楹柱上，将被处斩；潜伏在制造局内的同志，见到这个情况，乃将围墙捣毁，引进革命军攻占制造局，救下了陈其美。
在上海的革命行动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不仅由同志组成革命军，而且有民众所自动编组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其人数达到5000之多，虽然只是以短刀等类为武器的集团，但毕竟显示出民意所在，是达成光复使命的最大推进力。连优伶夏月珊等人也率领了同伴数十人，以短刀棍棒为武器，演出了冲进制造局的场面。上海的商团参加革命，创下先例，后来，在各地也陆续出现了“学生军”、“女子北伐队”、“少年社”等义勇军。浙江、上海的相继光复，对全国人心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早就是革命活动极其盛行的地区。1907年，绍兴人徐锡麟殉难，而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同志起义失败，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辞世绝笔，然后被处死，成为哄传中外的话题。又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年，剪辫子运动扩展到全省，清廷对之束手无策。此外，当时的上海，已经是世界性的交通枢纽，言论机关也相当发达；上海的动向，已成為在国际间衡量全中国动向的重要坐标。上海落入革命军之手，在国外也是一个大新闻。从军事方面来说，上海又是清廷海军的根据地，由於上海光复，海军也表明了为革命效力的态度。
在浙江和上海的光复成功，使革命号召传布到全国的情势，形成了决定性的结局。蒋介石在杭州方面的行动告一段落之后，立即回到上海，根据最新披露的史料，蒋此时担任过同盟会湖州支部的负责人。但是，他主要还是协助陈其美整编革命军，维持治安。上海商团捐助了4万元，以这一笔钱为经费，组织沪军第5团，负责训练士兵。这是在革命军之中经过招募、训练的第一支队伍。中华民国成立后，这一支队伍编入正规军，番号陆军步兵第93团。不过蒋担任团长的职务只有几个月，便因为再度前往日本，而交给张群继任。当时的复杂心境，曾经於写给在杭州战友顾乃斌的信中有如下表示：“革命破坏已毕，建设方始，自知才力不逮，因渡扶以就旧案。足下加我以功成不居之名，闻之愈不自安也。”
但在前往日本不久之前的1912年元月14日，蒋介石参与了和同志们策商，在上海法租界制裁光复军司令陶成章的计划。陶成章虽然列名同盟会，但却有公然妨碍建立革命组织，以及污蔑孙中山等行动；及至武昌首义，又策划谋杀陈其美，从内部破坏革命组织。蒋介石认为，将他这样的人诛除，是为了铲除祸根，导革命全局於成功。
这个事件，据元月15日上海《民立报》第6版报导其情况如下：“昨晚2时许，有二人到广慈医院谓有要事拜访就寝中之陶成章；陶面向内卧，被唤醒转头向外时，二人用手枪击中其太阳穴……”关於此一制裁事件，后来在毛思诚所着《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述：“熟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盖其心出於至诚，绝非对人有所好恶於其间，此為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亦即公（蒋介石）革命重要历史之一也”。
然后，蒋介石便前往日本。日本在当时，和德国的学术交流关係颇深，学习德语的风气很盛，蒋打算暂且先在日本习得留学德国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则创刊研究军事学术的《军声杂志》。
“国际和平，世界大同，固我人所馨香祷祝；虽然，此特理想之谈耳！巴拿马运河开，而东西海防愈加其设备；西伯利亚铁路通，而欧亚陆防愈严其守御。各国抱殖民政策，以兵力为后盾，二十世纪以后，太平洋沿岸将成為各国驰骋角逐之场，祸在眉睫，我人必讲求保国之道。夫太平洋沿岸，其为万国竞争之焦点者，独我中华土地耳！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我国此次之革命，名为对内，实则对外；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吾国人今日对军事所最宜注意者，一曰鼓吹尚武精神。二曰研究兵科学术。三曰详议征兵办法。四曰讨论国防计画。五曰补助军事教育。六曰调查各国军情。以上诸纲，均为军事之关键；而列强所恃以雄视世界者，其大端不外乎此。本社同仁，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瘖口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繆之计者，意在斯乎！”
以上论文，是在1912年11月1日发行之《军声杂志》创刊号上，蒋介石亲笔所撰发刊词的节录。从中看出，他认为对於在列强窥伺之下呱呱坠地的中华民国来说，首先必须具备的是“自立自强的力量”。
这本月刊的发行机构取名“军声社”，社址设於日本东京府下代代木山谷一四三番地，并在中国国内的上海棋盘街、北京琉璃厂、汉口花楼底等地设有发行机构，以及委托各省都督府军务司出售。在上海《民立报》所刊载的出版广告中说明：“本杂志之体裁，仿效日本偕行社记事之例，而略加变通……当此破坏初毕，建设伊始之际，凡论说、学术、调查、特别记事、特别纪录为最要，故本杂志权重以上五部。”
在杂志中，蒋会适时撰述军事评论文字发表。其题材，多属有关当时中国和世界局势问题，特别是对於俄、英两国在外蒙及西藏方面不动声色进行着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活动，敲响警鐘。《征蒙作战刍议》这篇文章，盱衡俄国煽动外蒙独立情势，引据历史详细论列日俄、中俄战争状态；同时希望对於平定外蒙的筹策能有所裨补。《巴尔干战局影响於中国与列强之外交》中，以在当时有“世界火药库”之称、情势日益紧张的巴尔干半岛为主题，论及英、德、法、意、奥等列强与巴尔干之关係，并申论我国所应采取的外交手段。
此后，有设想以军管区制度为军政统一的基础，引据美国军管区制度作例证，而作详细论述的《军政统一问题》。又有因北京兵变肇端乃至各地陆续兵变现象，而撰述的《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等等文章。很难想像，这些文章是出自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26岁青年之手。1912年冬季，蒋介石在日本的生活告一段落，回归故乡奉化县。翌年6月，终於决心启程赴德，为此，特地前往上海晋谒孙中山告别。
此时，袁世凯已将宋教仁暗杀，并违法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孙盱衡时局，劝说蒋再作考虑，打消赴德留学的原意。孙先生当宋教仁被刺之后，立即主张举兵讨袁，他坚信终难避免於诉之武力以决一胜负，所以希望为准备万一实行军事动员而留在上海待命；於是蒋介石乃遵循孙先生的劝告停止出国，果然就在7月间发生了“二次革命”。
1913年7月。上海。蒋介石自辛亥革命杭州之役时平生初度上阵以来，不到两年，再度荷枪实弹，站上前线，面对的敌人却成了袁世凯。暗杀革命元勋宋教仁、漠视民意非法借款2500万镑、破坏以《临时约法》为原则的宪政体系、更继之以镇压国民党及其议员……袁世凯一再倒行逆施，使革命同志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继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难讨伐袁世凯之后，15日黄兴在南京举兵，第二次革命拉开了序幕。
关于这次战争的结局，蒋介石在好多年以后，对他的将领做了如下回顾：“民国成立以后，本党革命前后又经过10次的失败。第一次失败，即在民国二年（即1913第二次革命）。先是辛亥年本党领导武昌起义，不到3个月就推倒满清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其时同盟会一般同志，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於是做官的做官，发财的发财，只图个人的安富尊荣，而不顾本党革命的成败，不肯执行党的决议，不遵守党的纪律，更不知道拥护领袖服从命令，完全忘记了革命的主义，形成自私自利的各种小集团，几乎使党的组织为之毁灭。於是到了民国二年的夏季，就为袁世凯所彻底消灭。”但是，不管成败，蒋介石总算是经过了战火的磨练和考验，真正走上了那条影响了亿万中国人上百年命运的军政之路。
2008年10月17日
纪念辛亥英烈而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