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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中华民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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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0/10 出处：文史知识 |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
题解：梁启超先生是辛亥革命前“保皇改良”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在坚持保皇改良和反对国民革命上所起的作用，较之康有为更大。但是，他一生能够时时做到“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是故，辛亥之后，他非但能够对反袁复辟的护国运动殊有贡献，而且在国民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之际，由衷地赞扬辛亥革命，坚定地维护中华民国，从而奠定了自己先贤的历史地位。这对于今天的人士，是否可以为历史之一鉴？
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结果。
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潜在的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
如今请先说头一件的精神。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糜弱，碰着外来游牧骠悍的民族，很容易被它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个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如何。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
所以这些国家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旦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来，跟着什么北魏呢，北齐呢，辽呢，金呢，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州，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吞没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的这份财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
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就象同胞兄弟一样，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傲也罢，总之我们断乎不肯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份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地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
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州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中国人被满州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州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州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
所以晚明遗老象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倡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刺激，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结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了。
第二件再说那民主精神。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纪各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拿一个铺子打比，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征服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犯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咱们断不能容忍。
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什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的高，一般的大。一个乡下农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得到什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
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底，如何能够实行共和政体。我对他说，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底，只比欧洲人发达得早，并没有比他们发达得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得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对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回顾当时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们的信条相背，安得不一起动手端茶碗送客呢？
当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不算革命党。但主义虽算不同，手段却又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州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州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象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
一面是同盟会的人，暗杀呢，起事呢，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呢，弹劾呢，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地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地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
劳。
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起迸现的结果。现在咱们中华民国，虽然不过是一个十岁小孩，但咱们却是千信万信，信得过他一定与天同寿。从今以后，任凭他那一种异族，野蛮呢，文明呢，日本呢，欧美呢，独占呢，共管呢，若再要来打那统治中国的坏主义，可断断乎做不到了。任凭什么人，尧舜呢，桀纣呢，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呢，王莽、朱温、袁世凯呢，若再要想做中国的皇帝，
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种事了。这回革命，就象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就象经过秦汉之间的革命，不会推不倒贵族阶级的世界。所以从历史上看，是有空前绝大的意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
诸君啊，我们年年双十节纪念，纪念什么呢？就是纪念这个意义。为甚么要纪念这个意义？为要我们把两种自觉精神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别要忘记。如其不然，把这双十节当作前清皇太后万寿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懒，难道我们的光阴就这样不值钱，可以任意荒废吗？诸君想想啊！
我下半段要说的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想诸君骤然听着这个标题，总不免有几分诧异，说是现在人民痛苦到这步田地，你还在那里乐观，不是全无心肝吗？但我从四方八面仔细研究，觉得这十年间的中华民国，除了政治一项外，没有哪一样事情不是可以乐观的。就算政治罢，不错，现在是十分悲观，但这种悲观资料，也并非很难扫除，只要国民加一番努力，立刻可以转悲为乐。请诸君稍耐点烦，听我说明。
乐观的总根源，还是刚才所说那句老话：“国民自觉心之发现。”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一个人会自立，国民里头便多得一个优良分子，个个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十年来这种可乐观的现象，在实业、教育两界，表现得最为明显。我如今请从实业方面举几件具体的事例：宣统三年，全国纺纱的锭数，不满五十万锭；民国十年，已超过二百万锭了。日本纱的输入，一年一年的递减，现在已到完全封绝的地步。
宣统三年，全国产煤不过一千二三百万吨；民国十年，增加到二千万吨了。还有一件应该特别注意的，从前煤矿事业，完全中国人资本，中国人自当总经理，中国人自当工程师，这三个条件具备的矿，一个也没有，所出的煤，一吨也没有；到民国十年，在这条件之下所产的煤四百万吨，几乎占全产额四分之一了。此外像制丝咧，制面粉咧，制菸咧，制糖咧，制盐咧，农垦咧，渔牧咧，各种事业，我也不必列举统计表上许多比较的数目字，免得诸君听了麻烦。简单说一句，都是和纱厂、煤矿等业一样，有相当的比例进步。诸君试想，从前这种种物品，都是由外国输入，或是由外国资本家经营，我们每年购买，出了千千万万金钱去胀外国人，如今挽回过来的多少呢？养活职工又多少呢？
至如金融事业，宣统三年，中国人自办的只有一个大清银行，一个交通银行，办得实在幼稚可笑；说到私立银行，全国不过两三家，资本都不过十万以内。全国金融命脉，都握在上海、香港几家外国银行手里头，捏扁搓圆，凭他尊便。到今民国十年，公私大小银行有六七十家，资本五百万以上的亦将近十家，金融中心渐渐回到中国人手里。像那种有外国政府站在后头的中法银行，宣告破产，还是靠中国银行家来救济整理，中国银行公会的意见，五国银行团不能不表相当的尊重了。
诸君啊，诸君别要误会，以为我要替资本家鼓吹。现在一部分的资本家，诚不免用不正当的手段，掠得不正当的利益，我原是深恶痛恨；而且他们的事业，也难保他都不失败。但这些情节，暂且不必多管。我总觉得目前这点子好现象，确是从国民自觉心发育出来：“中国人用的东西，为什么一定仰给外国人？”这是自觉的头一步；“外国人经营的事业，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经营吗？”这是自觉的第二步；“外国人何以经营得好，我们从前赶不上人家的在什么地方？”这是自觉的第三步。
有了这三种自觉，自然会生出一种事实来，就是“用现代的方法，由中国人自动来兴办中国应有的生产事业。”我从前很担心，疑惑中国人组织能力薄弱，不能举办大规模的事业。近来得了许多反证，把我的疑惧逐日减少。我觉得中国人性质，无论从哪方面看去，总看不出比外国人弱的地方；所差者还是旧有的学问知识，对付不了现代复杂的社会。
即如公司一项，前清所办的什有八失败，近十年内却是成功的成数比失败的多了。这也没甚麽稀奇，从前办公司的不是老官场便是老买办，一厘新知识也没有，如今年富力强的青年或是对于所办事业有专门学识的，或是受过相当教育常识丰富的，渐渐插足到实业界，就算老公司里头的老辈，也不能不汲引几位新人物来做臂膀。简单说一句，实业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对于那旧的，已经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几家办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让外国人，只能比他们还要崭新进步。
刚才所说的是组织方面，至于技术方面，也是同样的进化。前几天有位朋友和我说一段新闻，我听了甚有感触，诸君若不厌麻烦，请听我重述一番。据说北京近来有个制酒公司，是几位外国留学生创办的，他们卑礼厚币，从绍兴请了一位制酒老师傅来，那位老师傅头一天便设了一座酒仙的牌位，要带领他们致敬尽礼的去祷拜。这班留学生，自然是几十个不愿意，无奈那老师傅说不拜酒仙，酒便制不成，他负不起这责任，那些留学生因为热心学他的技术，只好胡乱陪着拜了。后来这位老师傅很尽职地在那里日日制酒，却是每回所制总是失败。
这几位学生在旁边研究了好些日子，知道是因为南北气候和其他种种关系所致，又发明种种补救方法，和老师傅说，老师傅总是不信。后来这些学生用显微镜把发酵情状表现出来，给老师傅瞧，还和他说明所以然之故，老师傅闻所未闻，才恍然大悟地说道：“我向来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诚心，或是你们有什么冲撞，如今才明白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此老师傅和这群学生教学相长，用他的经验来适用学生们的学理，制出很好的酒来了。这段新闻，听着像是琐碎无关轻重，却是“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真凭实据。又可见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辈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帮助，也并非难。只要你有真实学问再把热诚贯注过去，天下从没有办不通的事啊。
我对民国十年来生产事业的现象，觉得有一种趋势最为可喜，就是科学逐渐战胜。科学的组织，科学的经营，科学的技术，一步一步地在我们实业界中得了地盘。此后凡属非科学的事业，都要跟着时势，变计改良，倘其不然，就要劣败淘汰去了。这种现象，完全是自觉心发动扩大的结果，完全是民国十年来的新气象。诸君想想，这总算够得上乐观的好材料罢。
在教育方面，越发容易看得出来。前清末年办学堂，学费、膳费、书籍费学堂一揽千包，还倒贴学生膏火，在这种条件底下招考学生，却是考两三次还不足额。如今怎么样啦？送一位小学生到学校，每年百打百块钱，大学生要二三百，然而稍为办得好点的学校，哪一处不是人满。为什么呢？这是各家父兄有极深刻的自觉，觉得现代的子弟非求学问不能生存。
在学生方面，从前小学生逼他上学，好像拉牛上树，如今却非到学堂不快活了；大学生十个里头，总有六七个晓得自己用功，不必靠父师督责。一上十五六岁，便觉得倚赖家庭是不应该的，时时刻刻计算到自己将来怎样的自立。从前的普通观念，是想做官才去读书，现在的学生，他毕业后怎么的变迁，虽然说不定，若当他在校期间，说是打算将来拿学问去官场里混饭吃，我敢保一千人里头找不着一个。
以上所说这几种现象，在今日看来，觉得很平常，然而在十年前却断断不会有的。为甚麽呢？因为多数人经过一番自觉之后才能得来，所以断断的不容假借。讲到学问本身方面，那忠实研究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增长。固然是受了许多先辈提倡的影响，至于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全国学问界的水平线提高了，想要学十年前多数学生的样子，靠那种“三板斧”、“半瓶醋”的学问来自欺欺人，只怕不会站得住。学生有了这种自觉，自然会趋到忠实研究一路了。
既有了研究精神，兴味自然是愈引愈长，程度自然是愈进愈深。近两年来“学问饥饿声浪，弥漫于青年社会。须知凡有病的人，断不会觉得饥饿，我们青年觉得学问饥饿，便可证明他那“学问的胃口”消化力甚强。消化力既强，营养力自然也大。咱们学问界的前途，谁能够限量他呢？
有人说：“近来新思潮输入，引得许多青年道德堕落，是件极可悲观的事。”这些话，老先生们提起来，什有九便皱眉头。依我的愚见，劝他们很可以不必白操这心。人类本来是动物不是神圣，“不完全”就是他的本色。现在不长进的青年固然甚多，难道受旧教育的少爷小姐们，那下流种子又会少吗？不过他们的丑恶遮掩起来，许多人看不见罢了。凡一个社会当过渡时代，鱼龙混杂的状态，在所不免，在这个当口，自然会有少数人走错了路成了时代的牺牲品。但算起总账来，革新的文化，在社会总是有益无害。
因为这种走错路的人，对于新文化本来没有什骱箪会，就是不提倡新文化，他也会堕落。那些对于新文化确能领会的人，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规律自己、断断不至于堕落。不但如此，那些借新文化当假面具的人，终久是在社会上站不住，任凭他出风头出三两年，毕竟要被拚出社会活动圈以外。剩下这些在社会上站得住的人，总是立身行己，有些根柢，将来新社会的建设，靠的是这些人，不是那些人。所在我对现在青年界的现象，觉得是纯然可以乐观的。别人认为悲观的材料，在我的眼内，都不成问题。
以上不过从实业、教育两方面立论，别的事在今天的短时间内恕我不能多举。总起来说一句，咱们十个年头的中华民国，的确是异常进步。前人常说：理想比事实跑得快。照这十年的经验看来，倒是事实比理想跑得快了。因为有许多事项，我们当宣统三年的时候，绝不敢说十年之内会办得到，哈哈！如今早已实现了。
尤可喜的是，社会进步所走的路，一点儿没有走错。你看，近五十年来的日本，不是跑得飞快吗？可惜路走秃笏，恐怕跑得越发远，越发回不过头来。我们现在所走的，却是往后新世界平平坦坦的一条大路。因为我们民族，本来自由平等的精神是很丰富的，所以一到共和的国旗底下，把多年的潜在本能发挥出来，不知不觉，便和世界新潮流恰恰相应。现在万事在草创时代，自然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而常常生出许多毛病，这也无庸为讳。但方向既已不错，能力又不缺乏，努力前进的志气又不是没有，像这样的国民，你说会久居人下吗？
还有一件，请诸君别要忘记；我们这十年内社会的进步，乃是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人家的政治，是用来发育社会；我们的政治，是用来摧残社会。老实说一句，十年来中华民国的人民，只算是国家的孤臣孽子。他们在这种境遇之下，还挣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为清明几分，他的进步还可限量吗？
讲到这里，诸君怕要说：“梁某人的乐观主义支持不下去了。”我明白告诉诸君，我对于现在的政治，自然是十二分悲观；对于将来的政治，却还有二十四分的乐观哩！到底可悲还是可乐，那关键却全在国民身上。国民个个都说“悲呀，悲呀”！那真成了旧文章套调说的“不亦悲乎”！只怕跟着还有句“呜呼哀哉”呢！
须知政治这样东西，不是一件矿物，也不是一个鬼神，离却人没有政治，造政治的横竖不过是人。所以人民对于政治，要他好他便好了，随他坏他便坏了。须知十年来的坏政治，大半是由人民纵坏。今日若要好政治，第一，是要人民确然信得过自己有转移政治的力量；第二，是人民肯把这份力量拿出来用。只要从这两点上有彻底的自觉，政治由坏变好，有什么难？
拿一家打譬，主人懒得管事，当差的自然专横，专横久了，觉得他像不知有多大的神通，其实主人稍为发一发威，哪一个不怕。现在南南北北甚麽总统咧，巡帅咧，联帅咧，督军咧，总司令，都算是素来把持家政的悍仆，试问他们能有多大的力量，能有多久的运命？眼看着从前在台面上逞威风的，已经是一排一排地倒下去，你要知道现时站在台上的人结果如何，从前站的人就是他的榜样。
我们国民多半拿军阀当作一种悲观资料，我说好像怕黑的小孩，拿自己的影子吓自己。须知现在纸糊老虎的军阀，国民用力一推，固然要倒，就是不推他也自己要倒。不过推他便倒得快些，不推他便倒得慢些。他们的末日，已经在阎罗王册上注了定期，在今日算不了什么大问题。
只是一件，倘若那主人还是老拿着不管事的态度，那么这一班坏当差的去了，别一班坏当差的还推升上来，政治却永远无清明之日了。讲到这一点吗，近来许多好人打着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于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地厌恶冷淡，也是很不应该。国家是谁的呀？政治是谁的呀？正人君子不许谈，有学问的人不许谈，难道该让给亡清的贪官污吏来谈？难道该让给强盗头目来谈？难道该让给流氓痞棍来谈？我奉劝全国中优秀分子，要重新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多数好人都谈政治，都管政治，那坏人自然没有站脚的地方。
再申说一句，只要实业界、教育界有严重监督政治的决心，断不愁政治没有清明之日。好在据我近一两年来冷眼的观察，国民吃政治的苦头已经吃够了，这种觉悟，已经渐渐成熟了。我信得过我所私心祈祷的现象，不久便要实现。方才说的对于将来政治有二十四分乐观，就是为此。
诸君，我的话太长了，麻烦诸君好几点钟，很对不起。但盼望还容我总结几句。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类第二个生命，悲观是人类活受的死刑！一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古来许多有文化的民族，为甚麽会灭亡得无影无踪呀？因为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
我在欧洲看见德奥两个战败国人民，德国人还是个个站起了，奥国人已经个个躺下去，那两国前途的结果，不问可知了。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我们今天替国家做满十岁的头一回整寿，看着过去的成绩，想起将来的希望，把我欢喜得几乎要发狂了。我愿意跟着诸君齐声三呼：“中华民国万岁！”
梁启超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讲于天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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