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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血长天 国运永昌：纪念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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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10/10 出处：国家历史 |
一心只想维护大清朝统治的清政府，面对着革命风云四起，君主立宪的呼声日炽和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乃决心抓两手，即：一边诱以立宪改良，一边决心扑灭革命。前者，是为利用；后者，才为本心。当时的法国报纸就公开地讥笑说：“清政府之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也。”
历史的明鉴是，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放纵经济改革，不但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从反面证明了民主革命派的坚定和清醒，证明了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反对专制改良和志在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科学性和历史正确性。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亡命海外，开始了他的第一度考察欧美。他要以一个有过失败经历的革命者身份，去考察、研究欧美的民权革命和独立革命，探索发动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追寻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这一次欧美之行，虽然使他在英国冒了风险，几为满清所困，但是，脱险后，他却在对欧美的实地考察中，得出了一些革命的“真经”。
这些真经，一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经验的学习，二是来自于他对欧美革命得失的思考，三是来自于他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西方近代政治科学的融会和贯通。其成果具体表现在：（一）认识到“革命 —— 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是历史的一个普遍变革进程”。这里所指的革命，自然是他所亲自考察和深入思考过的“欧洲民主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
（二）认识到君主立宪既“为革命之所赐”，亦是革命的一个“不完不备”的结果。他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十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同时，他还从欧洲一些国家历经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才得以实现“君主立宪”的历史中，得出了革命与改良关系的科学结论。他说：“世界之真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因此， “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却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三）从少年起即亲身感受过欧美民主政治和自由制度的孙中山，终于在对欧美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入考察中，形成了崭新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国民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际的行动纲领。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族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族主义……不以复仇满清为事，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此为以民族主义对国内之诸民族也。对于世界诸民族，务保持民族之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训致于大同，此为以民族主义对世界之诸民族也。”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权主义而论，则是：“余之民权主义，第一决定者为民主，而第二之决定者则以为民主专制必不可行，必立宪然后可以图治。”
这个新理论体系就民生主义而论，则是：“欧美自机器发明，而贫富不均之现象随以呈露；横流所激，经济革命之焰，乃较政治革命尤烈……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以塞经济革命之源……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四） “五权宪法”思想形成。孙中山先生说：“欧洲立宪之精义，发于孟德斯鸠，所谓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是已。欧洲立宪之国莫不行之。然余游欧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知选举之弊，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之制、纠察之制，实有其精义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固主张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更采直接民权之制，以现主权在民之实。如是余之民权主义，遂圆满而无憾。”
显然，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体系和民主体制建设蓝图，由是而成。所以，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余之革命主义内容，概括言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是已。苟明乎世界之趋势与中国之情状者，则知余之主张，实为必要而可行也。”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中国革命，虽然于悄然发生之际，就遭遇了失败，遭遇了“天下共弃”，遭遇了国人的谩骂和华侨的冷遇，甚至连他本人也只能够亡命海外，然而， “不以挫抑而灰心”的孙中山先生，却于亡命之途，考察欧美，采东西方革命之长，集古今政治文化之优，建立并完成了他“以民权革命为中心、以民族革命为助力、以民生发展为方向和以五权宪法为制度”的崭新理论体系，从而为在艰难中推动和发展由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凝聚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力量。其后，随着清王朝的一再拒绝政治改良和政治改良派的两兴两衰，孙中山所致力的革命终于迎来了她的发展期。
自一九零零年至一九零五年，一是革命“已多为有识之士恨其事之不成”，于民间已渐成风潮，“自惠州起义失败以至同盟会之间，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二是开始吸引部分原改良派人士走向革命，如曾追随改良的章炳麟和青年壮士吴樾等。三是清王朝“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 的新政，不仅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读书取士之途，从而不再以王朝政治为依靠，使留学生数目大增，而且使东京、上海等主要由留学生及知识界所创办的民间刊物，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一时间宣传欧洲革命、鼓吹美国独立、号召排满兴汉的声浪，始大张于中国。四是海外华侨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为排满之最激烈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之风气，为力甚大”，孙中山再赴海外，“凡有华侨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一九零三年，孙中山正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十六字纲领，中华民国的国名，从此载入中国国民革命的史籍。
一九零四年，孙中山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在二度考察欧美的过程中，不仅因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而吸引了一批志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欧美留学生，而且在他辗转抵达日本后，更受到了数百名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开始了他与留学生的历史性结合，为嗣后的中国国民革命，准备了以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革命力量，极大地提高了革命的品质。
对此，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说道：“时（按：指一九零零年以后）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平生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号召力，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矣。”
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力量的大聚集，及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开始走向成熟。是年十一月《民报》创刊，由孙中山正式在《发刊词》上阐释三民主义精义，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从此拥有了正确的和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的国民革命亦从此走向了她的高潮期。
对此，孙中山自己也说：“及乙巳之秋，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想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等是也。”
有必要指出的是，三民主义之民主革命理论体系和五权宪法之民主建国方略的成熟及传播，使得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更加具有了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质，从而将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结束数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与创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定夺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方向。
孙中山说：“中国数千年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的。就算汉人当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要废除君主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必须进行政治革命” 。他还说：“这次革命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等，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
从此，由孙中山先生所发动的“中国国民革命”，亦在上述之根本意义上，与中国民主革命获得了“同一”。只是就范围而言，中国国民革命才较作为其本体内容的中国民主革命，更具有革命内容的广泛性，即外反列强欺凌和内反满族专制统治之民族革命内容的加入。
革命风潮乃愈起愈猛，革命派更以“躯壳虽死、我志长存”的精神，前仆后继、万难不辞的意志，连续发动了萍、浏、丰起义，饶平、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光复会于浙、皖的两次起义，直至一九一零年十月和一九一一年四月的两次广州起义。
其间，一是安庆新军的起义，乃为革命之重要转折，时论曾赞之曰：“安徽之役，事虽未成，然霹雷一声，革命党运动军界起事之声浪，已足以寒一般清吏之胆……安徽一役颈血未乾，广东军界之事又层见叠出……夫军人者，彼专制君主平日所恃为心腹，而藉以压抑平民保全皇位者也。为大势所驱趋，虽恃为心腹者，毕竟亦不可恃如是。至是而一般以专制治其民者，遂不得不声颤气喘，手足无措矣！”辛亥革命终以武昌新军起义而为其端绪，便是明证。二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诚如孙中山所言：“是役也，集各省之革命党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已造成矣！”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一九零五年以后，在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所发动的历次起义中，革命志士们万难不辞、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一怀壮烈的牺牲精神，实为我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之楷模。
著名革命志士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所说的话，尤代表了千万革命烈士的心声。他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安庆讲武堂学生、革命烈士张劲夫在起义失败后被捕“招供”时，曾直呼堂审的清吏曰：“尔速拿笔来，将我为汉族复仇之大意录下，裨人人皆知杀满人复仇为任务”。
安庆新军起义烈士周振丰，在被捕审问时亦从容笑曰：“我死之后，当化生千百万之革命党……以后须多派侦探，严密防范，否则有不堪设想之一日，尔细思之！”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非但不逃，反而对劝她离开的人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青年革命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所留下的著名遗书，岂止摧人泪下，实能给人以无尽的勇气。他在遗书中曾这样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锺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当时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吴樾、徐锡麟、熊成基、秋瑾、禹之模、佘英、刘慎终、喻培伦、宋玉琳、陈可君、李文甫等一大批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志士，方才能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魂牵革命不足半岁之日，乃有武昌事发，即伟大辛亥革命的爆发。由是而使清王朝一仆而难起，瓦解崩垮于不数月之间。
应该说，清王朝的迅疾覆亡，既功在革命，亦功在改良，更“功”在清王朝自身一意拒绝政治改良的反动行径上。因为无革命，清王朝便能苟延而残喘；无改良，则不知清王朝坚拒改良以从善；而若无清王朝一再拒绝改良和一再扑灭革命，革命和改良又何能汇而合之，以一朝推翻之与瓦解之？甚至使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即帝制，亦终于随着大清朝的灭亡而永劫不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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