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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挺项英之争与皖南事变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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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08/03 出处：历史研究 |
皖南事变是中共军事历史上有名的重大失利事件，新四军总部几乎覆没，长期以来疑云重重，不才对至今众说纷纭的历史谈一点个人看法。
皖南事变是典型军队指挥体系混乱造成的，责任不能完全由叶挺承担。
我们可以看到军事首长的叶挺完全没有行军路线的决定权。他变成了一个在副军长项英和东南分局任副书记的饶漱石指挥下的参谋长！
首先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拥有实际指挥权，叶挺这个军长实际只有训练部队和制定作战计划的权力，而最后的拍板权在项英为首的政工人员手里，形成这尴尬局面的真正原因，显然是由于国民党允许新四军成立的条件就是军长为非共产党员，而参加过南昌起义而后又脱党的北伐名将叶挺成为国共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选，但是，在看重政治节操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新四军实际领导者，坚持三年游击的南方红军领袖项英眼里，曾经脱党的叶挺只能限制使用，而得不到应有的信任，放权。
皖南事变的直接肇因可以说是黄桥战役。
新四军陈毅部打败韩德勤，开辟苏北的的行动给国民党敲响了警钟，他们意识到如果不限制中共在江南的继续发展，国民党就将在江南无立锥之地。
是黄桥一战使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军人群情激愤，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强令在云岭的新四军总部一万人北撤黄河抗日,据周恩来的机要秘书童小鹏回忆：40年的西安事变纪念日，蒋介石把周恩来请到官邸，情绪激动，除了叙西安事变共患难的旧情，明确表示新四军总部必须开拔，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么他已压制不住他的部下采取行动，周恩来回去立即电告延安，可惜未引起足够重视。
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部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在北进过程中几乎是处处被动，在中共军事历史上，只有西路军在河西的犹豫和行动混乱导致的失败能够和皖南相比，而让人触目惊心的是项英和导致西路军失败的陈昌浩一样是职业革命家而非熟练的军事家。而主要军事长官的徐向前和叶挺都是指挥权严重受限制，确切地说由统帅变成了战地指挥员。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危机时刻项英陈昌浩都表现得慌乱不知所措，甚至连在最后放弃大部队，自行潜逃也如出一辙。
现在给项英的开脱之词，有当时中央的指示和对事变规模也缺乏清醒认识有侥幸心态的观点，但是，请不要忘记，中共在49年以前长期武装斗争，红色割据的年代，地方军政首长是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限的。
如同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只要保证对党的忠诚，部队纪律，能够保存发展部队，首长有极大的主动性，指挥体系的灵活放权，这也是中共几十年发展由弱到强，席卷天下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在国民党命令后，拖延从富庶的皖南撤退，尚是中央延安的授意，那么在事变中，项英军事才干的缺乏和他对形势的判断失误，是毫无疑问的。在国民党重兵虎狼群中行动迟缓，行军路线的修改给国民党一个新四军名为北上实际仍然意图南下的印象，因此项英对皖南的失利要负主要责任。
皖南国民党军可不是韩德勤的豆腐渣杂牌部队,多系国民党中央精锐,加上又是十几倍的优势兵力,结果是新四军总部九千人大部被歼,高级首脑除饶漱石脱险,叶挺被俘,项英等全部死难.
客观回顾皖南事变，必须认识到在黄桥战役后国共大规模摩擦是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说穿了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同时，谁也没有忘记巩固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削弱对方，今天看来，很难用是非的标准来看待抗战中的国共摩擦，摩擦实质说白了，是两强争夺天下！不过是抗战后的内战预演和热身赛而已。
如果中共对国民党反共规模有正确估计，如果新四军能够指挥明确行动迅速的话，那么把损失控制在比较小的规模是有可能的，可惜叶挺项英只能说是失败的搭档。统帅不和，兵家大忌，全军覆没也就是当然的结果。由于政治上的不信任，导致军事指挥权处处被掣肘限制，这大概也是叶挺这位北伐名将遗恨皖南的主要原因吧。
叶挺将军的个人品质是让人敬仰的，在企图以个人牺牲挽救部队失败后，在漫长的被俘软禁中没有委过于人和屈服威胁利诱的记录，他始终是个有坚定人格的理想主义者。我不欣赏狂热与偏执的主义，但是对有信仰和品格的人，始终在心底有一份崇敬。叶挺的军事生涯终结于皖南，但是他的人格魅力是照耀古今的。
中共显然从皖南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以后在解放战争中，中共的地方军政首长大多责权明确，分工细致，后来在东北战场林彪和罗荣桓的默契配合是鲜明对比，在先攻长春还是锦州的问题上，毛泽东能够尊重前线的意见，书写了统帅与将军信任尊重的佳话。皖南的重大失利反而使中共的军事指挥系统更加完善科学，不仅保证军队政治上的忠诚，而且军事上专业指挥员得到放权，吸取失败的教训使中共走向胜利。垂废者从失败走向沉沦，只有强者才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判断一个政权的成败和朝气从此可见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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