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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佳犯罪不一定需要巨大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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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8/07/28 出处：新民周刊 |
文章作者: 卞宁 季天琴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杀人者杨佳双面的背后
80后未婚青年、独生子女、生存压力、网络时代、单亲家庭、少有社交，和喋血东京秋叶原的杀人者一样，是个“宅男”——上海闸北袭警案的主角杨佳身上的一些标签实在太普通，同为“沉默大多数”，杨佳离我们并不太远，一个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到的人。
于是我们看到两个杨佳，一个代表人性之残忍，处心积虑血洗警局，刀刀致命，毛骨悚然。另一个是家常的杨佳，大城市里普通人家，懂得小节，不卑不亢。
于是我们疑问不断，是什么让家常的杨佳突然去杀了人？在人们揣测中，连接两个杨佳的是看不见的冤屈。犯罪心理学家却告诉我们，杀人可能并不需要想象中的冤屈。云南马加爵，也曾是一个平常的大学生；贵州李树芬，中规中矩的花季女生忽然就跳河了。突变来自哪个环节？是什么让这些原本并不显眼的人“脱胎换骨”？是外在的挤压，内在的变故，抑或还有别的？
双面杨佳
案发前的杨佳并未有更多的丧心病狂的迹象，而他身上的一些标签实在太普通——
一个蒙面人，一把27厘米长的单刃剔骨刀，八个装满汽油的啤酒瓶，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袭击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行凶至21楼，连刺11名警察和保安，死亡6人，重伤5人。7月1日，即将年满28周岁的北京青年杨佳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报复了警察，也给自己人生的“非常旅程”按上了暂停键。
在当今多元表达的社会中，6条人命在手的杨佳也让从不同角度解读事件的人们历经一次次观点的分化、整合，至今，争论仍未平息。
先是案发第二天就有“消息人士”透露，杨佳是被警察打坏了生殖器才血染警局的。很多人说，你能忍么？我不能忍。于是杨佳成了一个多重的隐喻，仿佛古时以个人力量对抗暴力机关的“侠客”，又仿佛带上了某种强烈的地域色彩。从那时起，杨佳有了个外号——刀客。
警方几天后宣布，“生殖器说”不过是网友在家中炮制的臆想，“消息人士”很快被抓了。
然后，杨佳的博客被人肉搜索了出来，他的网名叫“非常地妖”和“非常旅程”，原来还是个热爱户外运动的“驴友”。于是又有人质疑，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遭受极大的冤屈，怎么会做出极端行为。上海警方的调查结果表明，去年10月5日杨佳在上海因为被盘查租来的自行车与警察发生争执，后来警方两次到北京调解此事，杨佳并未受到冤屈。
7个家庭一下子破碎了，这样的惨剧发生在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争论的公众中，一些人指责另一些人漠视生命，另一些人反过来期望“袭警案”需要进一步透明地解决。其实，他们都对。
案发前的杨佳并未有更多的丧心病狂的迹象，而他身上的一些标签实在太普通——80后未婚青年、独生子女、生存压力、网络时代、单亲家庭。他少有社交，和喋血东京秋叶原的那哥们一样，是个“宅男”。多数与杨佳接触过的人对他的印象就是没有印象，他是“沉默大多数”中的一员，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到了。
作为“沉默大多数”，杨佳离我们并不太远。
和谐与冲突
既有传统四合院，或新或旧的门头，有的正在被拆去；又有三层的苏联式住宅楼，灰色水泥的墙面，每个窗户外都罩着牢笼似的防盗铁栅栏，不过500 米长的前圆恩寺胡同承载着杨佳的童年记忆，再往西500米，就到了大名鼎鼎的酒吧街区后海。这是典型的北京老城区，出租车进来了就出不去——会车是个大麻烦，路边停着的一些轿车的后视镜上有明显的擦痕，胡同太窄了。
赤膊的男人们端着蒲扇站在树下吹牛，看见女人骑着自行车拖回煤气包，“大姐，这事怎么你来做呢，你家男人呢？”四合院外青砖墙上，几个黄色旧宋体大字“灭资兴无”太过显眼，白色的钩边簇新簇新的，让人疑心这里刚拍过电视剧。
14岁那年，杨佳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搬离了前圆恩寺胡同。16岁初中毕业，19岁技校毕业。
老城区房屋拆迁，杨佳和母亲搬到朝阳区的北四环的亚运村，住进了慧忠里小区。慧忠里正是亚运会前后建成的小区，由于亚运会赶工期，这里的居民对建筑质量颇有微词。后来，“鸟巢”建在了慧忠里的正西面，这个有近20年历史的老小区粉刷一新，花草植物增添了不少，健身的乒乓球桌也搬进了小区。
杨母在街坊看来是个“神神叨叨”的人物，她遇到人最常说的话就是“等我家官司打赢了，就能好好过日子了”。杨家的日子在外人看来确实有点“不好好过”，杨母8年前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她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地上访，儿子也没工作，整日在家上网，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全靠杨母微薄的退休金。
杨佳平日里倒是给邻居以不错的印象，话虽不多，但是挺守规矩，也懂礼貌。也有与杨家有过冲突的邻居反映杨佳曾一脚踹坏他家的门。前年，杨佳也曾有过和山西警方的冲突，据说他被太原警方打掉了门牙，通过不断的上访，最后获赔3万元。
杨家楼下的修车师傅在慧忠里修车10年了，却和杨母因为一件小事闹得很不愉快。有次杨母推着杨佳的自行车来修，链条断了。修好后骑不多久链条又坏了，杨母再来修时，拿来了一套茶具给修车师傅。修车师傅纳闷了，修个车至于么，还送我东西。过不了两天，居委会的人过来打招呼了，说杨母向他们反映修车师傅坑人，车刚修好就坏。修车师傅更纳闷了，车坏了再修就是，干吗去居委会说啊，想赶我走？闹了半天，一边给我送茶具，一边去居委会说我的坏话啊。
这事，修车师傅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不过他已经两个礼拜没看见杨母了。
27岁的单车
某种意义上，自行车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象征。自行车对这个阶层的人来说是廉价的、最可靠的代步工具。去年十一杨佳来上海旅游期间，就租了辆自行车 “自驾游”。他10月4日在天涯网上发帖求助在哪里可以租到车，10月5日就骑上了花50元租来的自行车，这是辆没有牌照、没有钢印的自行车。
2007年10月5日晚8点半，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骑车的杨佳被民警拦下盘查。杨佳对民警的举动抱以极大的逆反，“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为什么谁都不拦，就拦住我一个。你也没有理由……”
这是上海警方公布的当时的现场录音的一段，杨佳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愿意将自行车的来源证明提供给民警。街口的争执持续了40分钟，大量路人围观杨佳“单挑”警察。
民警将杨佳带到了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在确认杨佳的自行车确是租用后，在第二天凌晨2点将杨佳放了出来，杨佳在派出所里呆了近6个小时。因为买好了上午8点的火车票，杨佳在派出所的长凳上躺了一夜，醒来后直接去火车站乘车返京了。
返京后，杨佳通过信访、电子邮件等形式开始投诉上海警方。而上海警方接到投诉后也采取了高效率的处理。2007年10月16日，在事发后10天，上海警方督察部门赴京走访杨佳母子，警方称当时杨佳母子要求公安机关给予1万元精神赔偿费，但双方显然没有达成一致。
2008年3月15日，督察再次进京继续做杨佳工作，还是没能和解。之后的电话沟通也一一失败。
和上海警方纠纷中的杨佳依旧继续着自己的“宅男”生活，但是他有了新的爱好——户外运动，在郊外和网友一起爬山或者暴走，这几乎是他仅有的社交。这个爱好也是从网上找来的，他在SOHU论坛“结伴旅行”版、绿野INFO论坛、绿野ORG论坛、客居社区、奥利论坛、中国户外资料论坛的注册名都是 “非常旅程”，他开始关注户外知识、准备户外装备，并加入各种户外活动。
不卑不亢
2008年3月12日，杨佳第一次参加户外越野，从此，他每个周六、日两天都参加户外活动，难度系数是一天1.0，一天1.5，5月份，斗胆参加了一个难度3.0的拉练。在户外圈里，1.0的难度系数代表入门级，1.5则困难些，3.0是顶级难度。
户外圈是个很奇特的部落，他们大都是性情中人，习惯集体活动，习惯在网络上召集人马，他们寄情山水，他们是没事给自己找罪受的一群人。杨佳在里面是极不显眼的一个，事实上他常常被忽视。在户外拍集体照时，搂着他肩膀的“驴友”都没和他说过话，因为他不是个美女，并且不够帅，话还很少。
“内向”的杨佳在人群中还是有其独特的地方。没有墨镜，戴着花头巾挡太阳；身上是网上买的6元钱一件白T恤；没有专业双肩背包，斜挎着一个单肩包，裤子也是非专业的。登山鞋是网购的，花了98元，但穿了一个月就坏了。这样的装束可以用“寒碜”来形容，户外装备大都价格昂贵，并非经济状况不佳的杨佳可以承担的，但总的来说杨佳的装备虽“寒碜”却也实用。
每次外出，杨佳总要拍上200来张照片，然后在论坛上一贴就是几十张。照片明显是用心拍的，还用软件将几张照片全景拼接，被驴友们夸赞“拍得好”。这时，人们才发现被忽视的“非常旅程”。
装备也是在不断学习和改进中的。3月份看到有同伴有登山杖，杨佳问：“好用吗？”后来他就装备上了。4月份，他还花了80元买了第一条速干裤，依旧是网购。5月份，头上也换上了遮阳效果更好的帆布帽。
杨佳的第二双登山鞋比第一双贵不少，花了350元，但还只是个“杂牌子”。拿到鞋杨佳很兴奋地在论坛上发了鞋评，配照片，点评鞋子的做工。有网友刻薄的回帖刺激到了杨佳：“LZ(楼主)牛人！两双鞋的经验就可以写评测了，还不是什么正经鞋。”
杨佳看到后回了两句话：“鞋的质量还算说得过去。看来你穿的鞋‘正经’，怎么不见写评测？”过了2分钟，杨佳又加了一句反唇相讥的：“不正经的人看什么都不正经，这是对你的评测。”
现实生活中，人们并没有这么刻薄。但是与杨佳稍一接触的人仍能感到他的略显偏执的自尊心：“虽然只有寥寥几句见面后礼仪似的交谈，但能感到有一种江湖的味道，是一种另类的江湖味道，那种独行侠的味道。他的那种礼貌，是一种彼此尊重和需要尊重的感觉，想起一个词，不卑不亢，再贴切不过了。”
不卑不亢的另一个例子是，登完山后他并不愿意搭同伴的车进城，坚持自己坐公交车，杨佳是那次搭车行程最短的人，这让车主很意外，他知道杨佳穷，“但穷得有骨气”。
杨佳有时在不经意间给人以惊喜。有次登山，平时并不会做饭的他早起烙了鸡蛋饼当干粮，同伴们都分享了。在同伴饮水缺乏的时候，他也会主动拿出自己的水给大家喝。他守时，在户外每次他都能按时到达集合地点；他有公德，在登山后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乘公交车返程途中给年纪大的人让座。
这样的一个杨佳，很难让人相信与滥杀无辜、残忍手刃11人的杨佳画等号。
但是，这确实是同一个人。
李玫瑾：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
袭警案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杨佳和人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是由其人格决定的，但是杨佳杀人不是必然的，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
李玫瑾教授有个更出名的美誉叫“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她是一名警察，也是一名学者，更是一名母亲。曾介入马加爵案、黄勇案、杨新海案、邱兴华案等近年主要恶性案件犯罪心理分析的李玫瑾既像个警察，又不太像个警察，干练但不失温婉，她叫自己“带刺玫瑰”。
杨佳为何会突然杀人？杨佳和马加爵的情况类似么？是什么让“沉默的大多数”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心理问题？谁能挽救杨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李玫瑾详析杨佳的双面人生。
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
《新民周刊》：就现在公布的情况看，您对杨佳案的判断是什么？
李玫瑾：从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分析，我认为杨佳有偏执人格问题，这表现在为小事纠缠不休、不体谅别人、自私。
杨佳有他的生理背景，也有成长背景，再加上现在生活状况不是太好，这三个原因都会导致他的人格问题。
杨佳的自尊中隐藏着危机，甚至是自卑，生活窘迫，没有体面的工作，敏感，暴躁。
《新民周刊》：什么是人格问题？
李玫瑾：犯罪心理问题和人的生理问题一样，人人都会出现心理问题，严重的心理障碍就是导致自杀或者杀人。
每个案件都不一样，大体上可分两大类。一类是和人格问题有关的。人格问题说简单点他就是一个人一贯的，所以他出这种问题看似偶然，但带有他人生当中一种必然的东西，这就叫人格上有障碍的问题。还有一类是心理问题。他完全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正常的人，他完全可以很好地生活。但是他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个刺激面前，过不了这个坎，这就属于特殊刺激引发的犯罪问题。
像石家庄爆炸案主犯靳如超、湖南常德抢劫大案主犯张君、流窜4省作案的杨新海，这些人属于犯罪是必然的，他一定会犯罪。
但有些人不是这样的。
像马加爵(云南大学生寝室锤杀同学凶手)、邱兴华(陕西血洗道院凶手)、赵承熙(美国校园枪案凶手)属于心理障碍。
《新民周刊》：就是说杨佳犯罪是必然的？
李玫瑾：分析杨佳，他的风格是一贯的自尊。民工如果在街上遇到被警察盘问这样的刺激，是不会有像他一样的反应的。所以杨佳有偏执的人格特点。有人偏执能正常生活，但是遇到一些刺激会有极端反应。
杨佳和人发生争执是必然的，这是由其人格决定的，但是杨佳杀人不是必然的，要是有个人在身边提醒他，他可能不至于去杀人。
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
《新民周刊》：杨佳平时的表现挺正常的，是个挺乖的孩子，看不出来和大家有什么异常。
李玫瑾：杨佳本人一个明显问题是心理不太成熟。他有正常的一面，比如对母亲很在意，对律师很客气。但遗憾的是，他却做出了一个伤害母亲最深的举动，他去杀了人，等于也是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母亲失去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未来。无论杨佳为了什么“委屈”，他这样做，让他母亲饱受的心灵之苦恐怕是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的。我不知现在他是否敢认真地想一想他母亲的感受，是否敢面对母亲说：儿子只为“委屈”，就不能再陪您了……
这就说明杨佳是一个缺乏思考的人，有认识障碍。等以后有人点拨，他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相信他是会后悔的。
《新民周刊》：父母的婚姻破裂对杨佳有影响么？
李玫瑾：人格犯罪往往带有早年成长背景。偏执人格的形成与生长环境也有关，偏执人格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需要10年左右时间。杨佳的偏执性格的形成更多的是后天原因，他在犯罪过程中对男人下手狠，这与他父母离异、和父亲关系疏远有关。
《新民周刊》：很多人认为，如果杨佳没有受到巨大的“冤屈”，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李玫瑾：做出犯罪行为不一定需要巨大的冤屈，也不一定需要合理的理由，很多犯罪就是很愚蠢的。
不应该以犯罪去报复他人，这是对他人不公平。
《新民周刊》：马加爵为什么是心理障碍，不是人格障碍？
李玫瑾：心理障碍是心理发展的停滞，面对创伤用很长时间才能弥补。比如一个人失恋了，遭遇这样的失败肯定要痛苦，茶不思饭不香，三五天是正常的，以后还得正常工作、生活，还会有新女友，创伤愈合。但是心理障碍的人可能半年还走不出失恋的阴影，还会去找前女友的麻烦，不能摆脱这种失败。
马加爵则是心理问题，他是意识冲突的问题，属于情感性犯罪。
马加爵案当时的情况是，学校放假了，寝室里有一台二手电脑，他有了一个自由使用电脑的空间，于是可以做一些没人知道的事，比如浏览一些色情内容，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事情被同学知道了，他无法面对别人对他的嘲讽，于是选择把知道事情的同学杀掉。
人格障碍多是生理问题、心理发展、人格出问题。生理好比一台电脑硬件，心理好比一台电脑的winXP，18岁以前受家庭、学校影响形成的。
心理问题多是认识、情绪情感、意识活动出障碍，简称知、情、意，受每天的活动影响。意识是在不断变化的，今天不舒服，明天换个人相处相处就舒服了。
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
《新民周刊》：有人质疑，上海警方两次赴北京与杨佳协商，这就说明了警方理亏。
李玫瑾：我认为警方两次进京恰恰是办事风格的转变。
专政机关应该有其形象和尊严，中国的警察是威慑力不够，袭警罪迟迟不能立法。比如杨佳这个事情，警察有没有权力拦下人查自行车？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力！警察盘查的每个人脸上都不会自我标明或写上：我是流窜犯，我有命案在身，我身上持有非法枪支……，在警察眼里，只要有一点可疑迹象，就需要盘查，公民应该无条件配合。
有些评论不了解警察的职业特点，带着情绪去评论，是对6条逝去生命的不尊重。
《新民周刊》：您认为的警察职业特性是什么？
李玫瑾：袭警在世界各国都很常见，不要大惊小怪。警察多接触社会的阴暗面，并且带有强制力，容易成为人的攻击目标。
中小学、幼儿园也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不能理解他们也经常招来怨恨、受到报复。
警察的威严不容侵犯，比如美国警察暴打黑人被全程录下来，但最后警察被无罪释放，因为认定警察执法没有错误。又比如，伦敦警方地铁中误杀巴西青年被判不负任何个人刑事责任，因为警察当时怀疑巴西青年是恐怖分子对其警告，青年戴着耳机没能对警告作出反应，因此被击毙。
《新民周刊》：警方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教训？
李玫瑾：警局太大意了，一个外人怎么能从1楼一直走到21楼？我去过澳门廉政公署，每个房间都有门禁，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还有就是公共区和办公区应该分开。
另外，行政法应该更明确，警察不能随意赔偿，乱开先例。警察遇到纠纷不要自己解决，让第三者去解决。督察还是警察，督察去处理纠纷还是警察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督察在调解时可以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
《新民周刊》：在杨佳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可能？
李玫瑾：我们研究案件的意义正是在于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办。心理学不是万能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其重要性。
如果说杨佳事件有没有阻止其发生的机会的话，我认为督察在事情发生后的处理可以更好，比如请心理学家介入，汶川地震发生后，就有许多心理医生的介入。督察在与杨佳接触后，应当对杨佳的偏执有一定的认识，如果能带着心理学家去北京，及时对杨佳进行心理评估，对双方都有好处，心理学家会给警察以处理的建议，这个事情可能不会这么激化。
要有了双方的角度才能处理好事情，警察也要有老百姓的角度。
《新民周刊》：国内外有心理医生介入的先例么？
李玫瑾：我还没有听说，这是我的建议，也是对执法方式的一种完善。
《新民周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呢？
李玫瑾：可以进行“危险人格评估”。对陷入纠纷当中有危险迹象的人，可以进行特殊监护，及时采取措施帮助或调整。这种评估可始于学校的鉴定之中，为避免评估结果对其以后发展的影响可制定相应的程序与规定。
同时，在司法工作中增加对犯罪人格的鉴别工作，这种人格鉴定并不是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只是一种心理评估项目。尤其对入监的犯人以及刑满释放的人员更应该实施这种心理评估项目，以便了解其有无心理缺陷、或心理问题、或人格障碍，再犯的倾向性等。这种评估可为犯罪预防或监控提供依据。
危险人格是有迹象的，心理问题也有迹象可循。我就发现我们学校曾有学生因和同学有矛盾，就用万能胶堵住别人箱包的钥匙孔。这名学生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这种人一旦当上警察，一旦手里掌握某种权力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警察的权力是强制性的，是对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健康具有影响力的。
但也并不是所有犯罪都能预防的，有的犯罪就是不能预防，必然要发生，比如突发的情绪性犯罪，两个人喝多了，打架，捅死人。
缺乏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全民意识的问题
《新民周刊》：近年来的一些极端犯罪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为。比如马加爵，平时也是挺正常的一个大学生，杨佳也没什么异常。
李玫瑾：人人都追求品质生活，守法很重要。慎独则是对一个人更高的要求——越是独自的情况下越要谨慎！缺乏对规则的敬畏是我们全民意识的问题。
犯罪的人都是没有敬畏之心的人。
敬畏，是一种信仰。现代社会中人的文明不仅需要科学发展，同样需要信仰的存在。真理需要验证，真理还需要敬畏，否则，等你验证之时就永无回头之日了！例如毒品，再如犯罪。
《新民周刊》：问题出在哪里？
李玫瑾：你要真正想研究预防这类人的犯罪心理，只有通过我们的教育，但是我们的教育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好。
一个人18岁时完成了人的基本社会化，就是一个人从出生时完全自然的生物人到能够独立地理解并按照社会行为规范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这一时期，个人从生活上主要依赖于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学校教育也占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我们的小学教育，我们的中学教育，我们的高中、大学教育……，教育有实在多的机会！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能够让人体味到生命的可贵，生命的灿烂，生命的价值吗？
《新民周刊》：教育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
李玫瑾：首先，体育让生命有活力，要让我们的孩子有生命力。以前北大还提8-1＞8，就是说每天用一节课来锻炼好过8节全部上课，现在也不提了。我上学的时候，学校经常搞拉练、野营，半夜爬起来走很远的路，现在的孩子也没这个机会了。因为学校怕承担责任，出一点事家长就要找学校，学校就不搞了，这是家长的愚昧害了孩子。
在体力训练的吃苦体验中培养人的意志力。生命的意义是健康。这种健康从生理到心理。所以，生命的早期不仅仅是智力的开发与培养，更重要的是体力的培养！体力培养不同于智力的培养，因为体力的培养必然伴随着意志力的培养。在这一点上许多家长忽视了！所以现在许多高智商的人往往意志力与智力不般配。
要让孩子有玩耍的时间。许多儿童不快乐，因为他们没有自由的活动时间！许多中小学生不快乐，他们的生命都已经被科学的教育体系所安排！许多大学生不快乐，最典型的就是曾经在生命科学院学习三年多生命科学的马加爵曾发出“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的困惑！在他杀了4个人后，在逃亡期间、在走投无路的背景下他才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人间有情！”但已晚矣。
其次，在付出体验中培养人的社会性与责任感。只接收而不付出的人一定是自私之人，自私之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父母要学会示弱，要让孩子分担家中部分责任。凡包办生活全部的父母一定得到的是个自私并不知感恩的孩子。在学校的学生也要付出，他们在接受学习的同时就要义务地参与社会服务活动，使其懂得这个社会是彼此互助才可生存的社会！在互助中知道人字是相互支撑的道理。
孩子，需要多与人接触，多与自然接触。
赵鑫珊：我们缺少敬畏
一个美国的网球运动员无意打死一只鸟，他跑上前去，跪下来，捧起鸟，吻了一下，说抱歉，全场观众起立。一个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赵鑫珊比前几年老了许多，70岁了，黑头发变成白头发，络腮胡子和一贯的激情却没变，绛红色衬衫也还是一丝不苟。他还吃“波依定”来降血压，他和他的书依旧是一代代学子的精神营养。还有一个没变的是，他还用纸和笔写作，家里并没有电脑。
赵鑫珊最新的头衔是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因为他5年前的一本书《病态的世界——人类文明精神病理学诊断》，记者与他谈到杨佳的犯罪，赵鑫珊反复叨念的两个字就是“敬畏”，巧的，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也很看重这两个字眼。
《新民周刊》：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接触电脑，这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资讯却丧失了更多的接触自然、锻炼身心健康的机会，您怎么看。
赵鑫珊：现在的小朋友喜欢玩游戏，我也看到，打打杀杀的，他认为在游戏中杀死一个人很容易，就会想到现实中是不是也是这样，更不用爱护一只鸟，一只蚂蚁。相反的事我告诉你一个。一个美国的网球运动员无意打死一只鸟，他跑上前去，跪下来，捧起鸟，吻了一下，说抱歉，全场观众起立。一个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我们中国人现在缺乏敬畏。我妈妈是个佛教徒，小时候我很调皮，把猫用力抛到空中，我妈妈一把拉住我，说，你知道么，猫是由七个小姐变的，你千万不要害她。现在回忆起来我妈是个农村妇女，但是佛教还有一些善意的迷信对她很有约束力。现在的人，没有约束力很讨厌的。
《新民周刊》：心灵没有约束力？
赵鑫珊：我们中国人没有任何心灵约束力。前段时间我从日本回来，一个老和尚对着晚饭作揖，并且念叨：“佛啊，感谢你赐予我晚餐。”我在德国住了很久，我的朋友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很有钱，他们吃饭前也要祈祷，念念有词“感谢主赐给我们这顿丰盛的晚餐”。当时给我巨大的震动，那是1993年。
这就是敬畏和感恩，我们不是教徒，可以改一下，“天和地啊，大自然啊，感谢你风调雨顺，赐给我们丰盛的晚餐。”我是有这个心的，我经常有一个手势，双手交叉抵住下巴，就是表示敬畏。敬畏和恐惧不一样，敬畏是我渺小，它伟大，人对大自然要有敬畏是很重要的。我是在敬畏中不断走向成熟的。
没有约束力就是只顾自己，人会自私。我看到一些报道，犯罪的一些手段越来越严重了，犯罪也要有个边啊。人心也有善的一面，比如这次地震，大家都捐款，这就是人心被感动。
你看我客厅上这幅字，是日本老和尚送给我的，“道心之中有衣食”，这是说要对“道”有敬畏。
道有两个意思，自然规律和道德规律。这个也符合康德的学说，康德说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敬畏：一是我头顶的天空，这是自然规律，二是心中的道德规律。东西方不约而同走到了一起。中国也有个说法，是《太平经》里的，天道、地道、人道、神道。
如果人有几样东西可以对之下跪，可以说明这个人基本是善良的，有敬畏之心，坏不到哪里去。
《新民周刊》：怎么样让一个人内心变得和谐？
赵鑫珊：我老是感恩。感恩多了，恨的东西就少。比如，我住的房子不是我盖的，我要感谢为我盖房子的人，我不养猪但我有肉吃，我的电不是我发的，我穿着纺织工人织出的衣服，电灯也是因为有了煤矿工人才发光。我们处处需要感恩，我们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劳动才提高了生活质量。人生只有懂得了敬畏、感恩之后，心里才会很平静，不去怨天尤人。
我把这个概括为“社会第一公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社会第一公理，对其他社会成员就有尊重，社会该多好啊。
还有一个概念是，环保内疚，内疚是个好东西，是人的自省。我们每个人都要热爱地球，做一个地球人，要时时为自己在环保方面做得不够而感到内疚。
还有一个概念：生态良心。如果做到这些，人的内心秩序自然就好了，也就回答你的问题了。
《新民周刊》：已经陷入困境中、急于报复的人怎么办呢？
赵鑫珊：这就需要“爱的目标大位移”。
我上大学时，初恋失败了。当时我在讲义上写下了一句饱含着愤慨的内心独白：“我不再稀罕她了，我找到了广大的爱！”这个她，便是我的初恋对象。爱是指泛爱，越出了情爱和性爱的范畴，转而去爱世界，爱世界结构，同时去爱文科和理科，爱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从此我走上了“世界哲学”的道路。
当一个人的欲望或动机不能满足，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会本能地向挫折发起猛烈攻击。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外显的或露骨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极少数男子在失恋后会去杀害女方或严重伤害她，比如毁容等。
第二，隐含或隐形的。受挫折者并不直接向挫折源发起攻击，而是把全身心的能量集中起来去攻击他物。比如女人则上街去疯狂购物。
失恋的创伤越大，越悲愤，攻击的力度也越大。两者成正比。如果能“爱的目标大位移”，用到发奋的方向去，那是多大的力量啊。
“宅群族”背后是被异化的生活和社会结构变更带来的蝴蝶效应
3个宅男宅女生活报告
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脑，下班后直奔家中，还是守着电脑。
杨佳曾非常迷恋网络，除了参加网友组织的一些旅游活动外，几乎闭门不出——这是典型“宅男”的行为特征。作为自由思想的产物以及网络时代的衍生品，“宅男宅女”是指痴迷于某事物，依赖电脑与网络，足不出户，厌恶上班或上学的一部分新人类，多为80后。
家庭生活的空洞化导致社会化的不足；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体验丛林法则的残酷，并努力使自己不成为那个出局者；价值观的断层使当下的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皈依和信仰……
城市功能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经验却越来越弱化。“宅” 是一种逃避，族群背后是被异化的生活，和社会结构变更带来的蝴蝶效应。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它真正变成一种随着现代化提高而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年轻人逃离现实社会的心灵救济。
杨佳案提示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群体予以更多的关注。
乖孩子成长记
李渊受够了高跟鞋职业装，她一直想摆脱人模狗样的生活，但她实在是需要那份体面的薪水在上海立足。于是，只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她便放肆地颠覆自己。通常，她足不出户，身上穿着旧时的吊带衫和短裤，随手挽起来的发髻胡乱地东倒西歪，形象简陋得令人惊疑。
26岁的李渊并不忌讳称自己为“宅女”。她最擅长的事物便是在自己房间里旅行，因为她有互联网。每天起床后，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脑，把订阅的全世界的报纸、博客都读一遍；下班后直奔家中，还是守着电脑，写博客、看动漫、玩游戏。在大众文化中摸爬滚打的李渊甚至提议，自己完全可以升级为“干物女”。
和“御宅族”一样，“干物女”也是日语的舶来品。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把那些热衷于动漫和电子游戏，足不出户且不善于与人相处的人称为“御宅族”。此后，“御宅”一词从“台湾”传播到大陆，语义进一步泛化，指不修边幅、整天待在家中的人。而“干物女”是指那些像香菇、干贝等干巴巴的女人，她们不出门不化妆不结婚，追求懒散闲适生活。无论是“宅男宅女”还是“干物女”，他们几乎都有依赖网络的行为特征。
年轻的李渊过着年迈的生活，气定神闲。不管上面提到的那些名词是一种时髦的亚文化标签，还是被媒体及一般社会赋予了“反社交性”、“媒介依存症”等否定性的含意，这个拥有哲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姑娘始终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姿态审视自己：“哦，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她自称自己打小便是一个“宅女”。因为父母是双职工，照顾不了独生女儿，三四岁的她被送到大姑家中。大姑嫁了一个干部，家中有零食有保姆，但是气氛肃穆，小姑娘去的时候跟进了衙门一样，半天不敢哼唧。儿童的心纤细又敏感——吃饭的时候，表姐表妹们上了餐桌，她却被安排在厨房。她隐约意识到一点阶层差别。
这段回忆令她印象深刻，到现在她都觉得自己当时孤独又惨烈，情状堪比王朔笔下的方枪枪。不过，方枪枪会撒泼使坏，当年的她只能采用非暴力不合作手段——拒绝进食。一天之后，她被送进了一家托儿所。为了给这个安静的孩子一点补偿，她的父母每天给她买一包2毛钱的五香瓜子，她在一张板凳上从早坐到晚，童年在瓜子声中悄悄流过。
即便是她上了小学、中学，家庭生活的空洞化和代际间的交流缺失也从未停止。平时家中照样没人，除了自言自语，家里能发出声音的只有那台电视机。在暑假寒假，她把电视机从早开到晚，当时的频道少得可怜，没有电视剧的时候，她就对着中央一台发呆。
她的父亲认为读书能使人出人头地，因此给她定下很高的标准，如同跳高一样，在她每次跌跌撞撞越过栏杆时，这位教练都斩钉截铁地告诉运动员，标准还得往上拉一大截。虽然最后她都做到了——上了好大学，拿了高学历，但是想起父亲的不近人情，还是痛苦得要死，“当时要是有勇气，真想自杀吓吓他。”
在学历的阶梯上越爬越高，她遇见的同学朋友越来越多，但也不得不体会“高处不胜寒”的苦处。随着社会私性化(Privatization)的发展，个人私生活优先这一原则得到普遍认同，即便是酒肉朋友和精神良伴，也得保持恰当的距离——尽量不去打扰别人的生活，也不要让自己的私生活被人际关系完全淹没。
比如说，她读硕士期间，室友关系都不错，大家成群结伴去“腐败”，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大家还是通过MSN询问——去不去吃饭？举目望去，每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此时大声吆喝有影响别人私生活独立性的嫌疑，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网络，从她们已有的路径依赖入手。
在网络上，她聚啸江湖，占山为王，在论坛中颇有名气，但对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却感到紧张和恐惧，见到陌生人的时候“十分放不开”。她长相清秀，至今还没谈过恋爱，有那么一次，看到一个令她心动的男生，但是还没来得及送上脉脉含情的秋波，她便陷入了自己内心的角逐，最终懦弱战胜了勇气——她连一句“你好”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受到90年代港片的影响，她一度想成为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女人”，这个浪漫冒险的想法注定不能成真。后来，她职业理想是烘焙面包，自在生活，与世无争，但最终还是成了职场上厮杀的小白领。如同当年五香瓜子和电视机一样，家成了她的堡垒，网络成了她心灵慰藉的一副良药。
至于未来，她极有可能加入“乏味的中产阶级队伍”。现代教育系统给了她极大的荫庇，她去年才离开学校，在此之前，虽然体能业已成熟，却被免以扮演全日制的社会角色，几乎隔离于现实生活以外。如今的抵制，更像是一个角色试验的过程，她需要重新确立作为社会主体的自我、寻找自己应该担当并适合担当的社会角色。
“没有父亲的社会”
“没有父亲的社会”，这原是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出版于1963年的一部专著的书名，也是今天人们分析青少年问题所常用的概念之一。
亚历山大在书中说，现代社会中父亲劳动的身姿在孩子面前渐渐消失，父亲已无法通过劳动来将道德准则及生活实践传授给孩子，象征权威的父亲像亦随之消失。由于父权的缺失，孩子不仅可能因为缺少父亲的示范和指导而难于成长，同时也会缺乏对规则的服从，还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权威的父亲作为对手而无法确认自己的成熟。
7月19日，记者和徐星聊起这个“父亲”话题，并小心翼翼地向他求证上述判断有没有点道理，17岁的男孩没接这个茬。不过，他明确地表示不喜欢自己的父亲。6年前父母离异后，他跟随母亲生活。
他的父亲非常富有，发达之后轻易让糟糠之妻成了下堂妇，不过承诺供给前妻和儿子优渥的生活。徐星读私立中学，用最高端的手机和电脑，成绩不好——不过没关系，考不上大学可以直接出国。如同很多富家子弟一样，生活给了他想要的一切东西，他却发现这些并没有意义。
事实上，由于家庭离异或者俗务缠身，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已是普遍的事实。“没有父亲的社会”的内涵已发生新的变化，消失的“父亲”正在从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父亲像”扩展到父亲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无可避免地，母亲成了孩子最重要的社会化担当者。不过，对母性的过度依恋、母子关系的过于密切等，如今已成为不少研究者探寻青少年问题症结的重要途径，人们普遍认为孩子与母亲间的一体化倾向已构成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严重的障碍因素。
徐星母亲唯一的工作便是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的个性闭锁、阴涩，由于缺乏与兄弟姐妹以及同辈玩伴的互动，他和同学交往有限，再加上成绩不太好， 各方面资质平平，在老师眼中也“没什么地位”。世界上最重视他的那个人是他的母亲，他最爱的人也是“老妈”。
他热衷于各种日本漫画和电玩，能够安静地从早玩到晚。他的母亲比较温和，虽然一度对他要求还有点高，但是最终不得不和现实和解，接受并承认儿子的现状，对儿子的爱好采取了宽容态度。她曾明确跟儿子表示：只要你不出事就行。
母亲显然没有意识到儿子的问题。或许是因为一切来得太容易，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这位少年对现实社会中人们关于生命意义和生活目标价值等观念充满蔑视。他最喜欢的漫画是曾经喧嚣一时的《死亡日记》，并幻想自己也能有那样一本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死亡笔记本，能够决定人的生死——他并没有什么可恨的人，虽然痛感父亲在他心中留下的伤痕，但还不至于去恨他。这个少年偶尔的冷酷和偏执甚至不是起始于某种具体的仇恨，而是来自于与他人间的那一种孤独的无形障壁。
“凤凰男”的苦恼
从中国石油大学毕业后，方立阳(化名)在一条外资采油船上工作。一天有个新加坡人问他在陆地上是怎么过日子的，他回答：就是在家里洗衣服，吃饭，睡觉，上网。别人恍然大悟：噢，原来你是宅男啊。
工作特点决定了他着陆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做宅男，而工作的收入刚好够自己的温饱和网费。房价太惊险刺激了，工作6年，他还是没存上房子的首付。他不敢轻易地向家里打问候电话，因为每次父母的问题都令人尴尬：找女朋友了吗？
出生在1980年的方立阳无奈地说，80后逐步走向社会主流，我们的青春正在散场，却发现薪水正在贬值，连通货膨胀的速度都赶不上。
他决定去找女朋友，完成一个正常人的日常生态。他在中国最大的婚恋网站上注册，姑娘们很可爱，但是那些择偶要求让他打了退堂鼓：必须已经购房或正在供房，收入须在一万以上。搜到一个要求不高的女孩子，他赶紧和人家联系，结果聊了一个小时始终围绕着一个话题转，到最后女孩愤怒了：“你工资到底多少？今年能不能买房？”
这次交谈让他得知自己原来是个“凤凰男”。所谓“凤凰男”，本是指发愤读书十余年，成为“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而为一个家族蜕变带来希望的男性。他们进城市后，娶了孔雀女(城市女孩的代名词)，过上了城市生活，但由于原先的农村身份打下的烙印，产生了种种问题。不过，随着概念的泛化，那些来自农村、在女孩面前略显寒酸的男生都成了“凤凰男”。
方立阳感慨社会丛林法则的残酷。如今，男女双方各自设定好参数，勾画出理想对方的各种条件的区间，然后拿到市场上待价而沽。他调侃自己：“从进化观点来讲，我当属被淘汰之列。”
有一个女孩曾让他十分中意。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女孩丝毫没提买房的事，尽跟他谈人生、谈思想，他也滔滔不绝地发挥自己的才思，描述大海在阴晴雨雾各种天气下的颜色，以及农历十五月亮照在海面时的那种安静。对方礼貌得体，眯着眼睛十分神往地看着他。
不过，他没能在美梦里睡多久——女孩开始带着他疯狂地血拼，他的信用卡从刷卡机上一次次划过，“就像一把钢刀从心脏上划过一样”。 正当他考虑如何表达的时候，女方也托人传话，说没看上他，拒绝的理由是他太纯洁了——快一个月了，连手都没拉一下。
与其说这个理由让他郁闷，还不如说作为一个传统的男子，他适应不了现代快餐爱情的步伐，“我发誓，下次相亲一定第一次就拉手，第二次约会就接吻，第三次就做些少儿不宜的事情。”
不过他又坦白，还真没勇气这么做。情之为物，如果运气坏，只能让人伤心摧肝。他觉得自己“看开了”，现在在陆地的时候，每周四他去一次超市买够一星期的粮食和一星期的烟酒，其余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上次逛街已经记不得了是什么时候。
有一次出门的时候，他随手接了路边一包印着广告的纸巾，上面的广告非常有意思：××医院特别推出寒假优惠，具体包括无痛人流、皮埋避孕、处女膜修复、乳头漂白、阴道紧缩等业务。他啼笑皆非：太久不接触社会了，原来外面是这样一个世界。
他无法回归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他怀念田园牧歌式的悠闲和家乡的打麦场，就像住在水泥楼房里那些人在怀念古井小院一样，但是回得去吗？租房子的时候，他曾经尝试回农村住，住了一个月发现适应不了那种安静，只能回到城市生活，再次游走在城市的边缘。
对注重精神层面的当代年轻人来说，这种无处安身的感觉并不陌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愤怒与迷茫中度过青春，但仍然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道德激情。在物质化时代，年轻人在现实社会面前溃不成军，转型社会带来的价值规范断层使当下的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信仰和皈依，方立阳感慨地说：“我们就是精神上的孤儿。”
对付流言的办法就是走得更快
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
7月1日晚，贵州省就瓮安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其后在各大网站呈井喷式爆发：“给我做三下俯卧撑，我也能推动地球。”“如果我曾经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比别人多做了三下俯卧撑。”“我有一个梦想，有这么一天，每一个黑人都可以自由地做俯卧撑，而没有人去问他们为什么！”……
事隔一天，上海袭警案的主角杨佳成为网络传播的关键词。在主流语境中，这个以极端方式结束别人生命的年轻人可用“丧失人性”来形容，但在网络江湖上，“刀客”杨佳竟然有了不同版本的“列传”，“杀人犯”变成了“杨大侠”。
无论是“俯卧撑”还是“杨大侠”，这两个网上流行的关键词有个共同特点——都来自对现实世界的关注，都包含了某种观点、立场乃至批评的力量。处于舆论被引导的时代，这些关键词身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切口”与“暗号”？针对这个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洪兵副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的采访。洪兵说：
当类似于“我是来做俯卧撑的” 变成某种意味深长的符号开始流行时，至少说明潜藏其内的社会矛盾或者公共事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事物暂时得到了被强化。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当他看到别人MSN签名档变成“三个俯卧撑”后，特地追根溯源，在网上看了瓮安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人们或许只在不经意间传播一些“俏皮话”，但是这些话有时恰似一种暗度陈仓的面具，内嵌着一种随时可被引渡或者激活的情绪。
在发布会后几分钟，“俯卧撑”就成了流行词，其实是一种略带狡黠的嘲讽和追问，背后涌动的是一股暗中争夺话语权的潜流。网民带着“俯卧撑”的面具在观察公共事件，表面沉默的背后是对公共事务的某种程度的认知和看法，也反映了公民权利面对强大公权力时微妙的心理变化，换句话说，一些网民在寻找心理宣泄的出口。对于并不具备强势话语权的普通民众来说，这可能还意味着“公民在场”——虽然他们没机会开口发言，但他们可以表示正在关注此事。
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俯卧撑” 使用者用这个流行词来表示自己在信息潮流中并未落伍，并用一种娱乐态度掩盖或判断现实，这样导致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被放大的，往往并不是最需要被关注。网络关键词通过流行的力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关注，但注意的间歇很短，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反而会丧失了这个事件自身的深层意义。
对瓮安事件的调查结果，我并不意外，法医的再次尸检结果是“溺水死亡”。但我也完全理解了它如何螺旋式上升为群体性冲突事件。但我们要认识到，当一些人津津乐道于“俯卧撑”，视线却忘了更深的层面：第一，政府有责任公开这些相关信息，而公民也有权利和有渠道了解全面的相关信息；第二，政府的治理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跟报纸相比，中国的互联网承载了巨大的民意和情绪。这当然有积极意义，它给民众提供了一个无穷大的“电子广场”，在这里汇聚起不同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草根”民意，以其独立的民间视角和立场，不知疲倦地对所有重大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尽管其中夹杂着失真、情绪，却改变了以往的话语权力格局和利益博弈方式，改善了极度失衡的强势和弱势力量对比格局。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表达方式，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比如说 “周老虎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对真相的隐瞒、对是非的遮蔽，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难，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也在加快转变，与时俱进。
目前大家这么依赖互联网，觉得互联网能给人带来真正情绪的宣泄，这往往导致非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说，这次在网上散发“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信息的郏啸寅，如今已确定他发布的是谣言。之前，谣言经过人们想象力的发酵下，按照公众的传播兴趣几乎发展成了流言。
这都促使人们认识到，越是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越是要信息公开；对付流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比它走得更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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