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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玲的电影改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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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7/11/04 出处： |
从《不了情》到《色·戒》影迷张爱玲的电影改编史
能否通过“张爱玲考验”，对于华人导演来说，是一种惶恐，更是一种诱惑和挑战
“张爱玲是个货真价实的影迷”——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如是评价。张爱玲自己的散文里也印证了这一点：太平洋战争期间，困在香港的张爱玲，在敌机轰炸的极危险环境里，还和朋友炎樱冒死上城去看了场电影。
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录里，也说到张爱玲订阅一系列的英文影迷刊物，比如Movie star(《影星》)等，在上世纪40年代，她几乎看完了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加利·库珀、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好莱坞明星主演的所有影片。她也喜欢国内的电影和影星，比如阮玲玉、陈燕燕、赵丹、石挥等人。她本人写影评，也写剧本。
在小说《多少恨》的前言里，张爱玲回忆自己首次编写剧本的感受：
一九四七年我初次编电影剧本，片名《不了情》，当时最红的男星刘琼与东山再起的陈燕燕主演。陈燕燕退隐多年，面貌仍旧美丽年轻，加上她特有的一种甜昧，不过胖了，片中只好尽可能的老穿着一件宽博的黑大衣。许多戏都在她那间陋室里，天冷没火炉，在家里也穿着大衣，也理由充足。此外话剧舞台上也有点名的泼旦路珊演姚妈，还有个老牌反派(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演提鸟笼玩鼻烟壶的女父——似是某一种典型的旗人——都是硬里子。不过女主角不能脱大衣是个致命伤。—— 也许因为拍片辛劳，她在她下一部片子里就已经苗条了，气死人！
——在这段文字里，张爱玲作为编剧的挑剔和得意都跃然纸上！
李安之前，无人通过“张爱玲考验”
李欧梵认为：张爱玲对电影的爱好也随之潜入了她的小说，构成了她小说技巧的一个关键元素。比如《倾城之恋》的故事背景是颇具异域风情的香港浅水湾饭店，其本身就很像是舞台装置或电影布景。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的罗曼史经历了在餐厅和舞厅、在饭店大堂和附近海滩，以及在白流苏房间里的一长串调情，这些场景很显然是借鉴了好莱坞喜剧，通过一个非凡的巧合成就一段再婚的故事，这也是好莱坞电影的一大类型。
影迷张爱玲的小说，写的细致而意象丰富，极富电影感。这也许是导演们热爱改编张氏小说的原因之一。
李安的《色·戒》之前，张爱玲的小说已经四度被搬上大银幕，依次是：《倾城之恋》(许鞍华执导，1984年，邵氏出品)、《怨女》(但汉章导演， 1988，台湾中央影业出品)、《红玫瑰与白玫瑰》(关锦鹏导演，1994年，嘉禾出品)，《半生缘》(许鞍华导演，1997年，东方出品)。
张爱玲的文字魅力太强，小说中描写了种种色彩丰富的视觉影像，不易掌握，而张迷又有最挑剔的口味，对于原著有种特别的珍爱，张氏电影最容易受到张迷的批判，所以据说电影圈多年来一直有个“张爱玲碰不得”的说法。
《倾城之恋》在上映时被认为是导演许鞍华“从导以来的最劣表演”，是“一次勇敢而大胆的失败”，这部电影，几乎成了许鞍华的滑铁卢之役。《怨女》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也毁誉参半，只有《半生缘》获得了较广泛的接纳，但香港著名的戏剧导演林奕华还是撰文表示“许鞍华糟蹋了《半生缘》”。
马家辉曾在香港《明报》上撰文说：“到目前为止，中港台导演群里似乎仍然无人通得过‘张爱玲考验’。”拍过两部张爱玲作品的许鞍华，就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过选拍张作品的“惶恐”。
许鞍华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提及演绎张爱玲擅长的色彩意象的困难：“例如张爱玲小说里写野火花红得不可收拾，你怎么拍？”
关锦鹏导演的《红玫瑰白玫瑰》，在张爱玲去世的前一年艰难出世。编剧和演员都数度换人。演员由最早期的林青霞、巩俐到张曼玉、叶玉卿，最后才定下陈冲和叶玉卿;剧本的走向也有多番转折。1993年秋，旅居伦敦的林奕华回港担任编剧，与关锦鹏谈起用多层次的方式呈现人物复杂的心理。关锦鹏对此很感兴趣。林氏版本随后出炉：观众通过对白、字幕和画外音三个角度得到对人物的三重认识。凭着《红玫瑰与白玫瑰》，林奕华获得了当年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但很多观众始终难以忍受这一版本的字幕和旁白。
很多年后，当林奕华把《半生缘》搬上舞台时，他对着饰演顾曼桢的刘若英和沈世钧的饰演者廖凡这样解释：“张爱玲的小说好看不在情节，而在人物的心理状况如何变化。”也正因此，在当年《红玫瑰白玫瑰》的“原文照录”饱受恶评之后，林奕华还是“死不悔改”地在话剧版《半生缘》里再度“照本宣科”。
拍摄张爱玲电影，还要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两难选择。许鞍华回忆她当年拍《倾城之恋》时有过好多“变节”：“给影评人看怕不够艺术，给方小姐(方逸华，《倾城之恋》监制)看又怕不够商业。但最终来说，我已经偏向艺术那边，所以颇开心。”
许鞍华在商业和艺术之间的挣扎还可见于《倾城之恋》和《半生缘》的选角上。《倾城之恋》中，周润发演范柳原，而上海人、港姐出身的缪骞人演白流苏。今天的观众很少有人知道缪骞人，但在当年，缪是与多位当红男星闹过绯闻的美女。缪的长相偏于硬朗，并不符合白流苏“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形象。影评人陈耀成评价周润发演的范柳原是“还可以”，而缪骞人演的白流苏则是“惨不忍睹”，认为她的表情一直“介于惶恐与空白之间”，与许鞍华“一起崩溃”了。
《半生缘》中，饰演沈世钧的是黎明，顾曼桢是吴倩莲，而顾曼璐则是梅艳芳，加上内地的葛优、黄磊，算是阵容强大。许鞍华承认她选择偶像派的黎明有商业因素的考虑，因为他是“可以让老板投资的卡士”。后来的结果证明，这个选择不算错误，《半生缘》的口碑比前几部都要好。
李安拍《色·戒》的方式，与此前所有导演都不一样。他只拿了张爱玲的框架。虽然他用的是张的台词、情景，但是李安用来讲自己想讲的事情。林奕华对此的评价是：“我先不去讨论这个电影最后有多成功，但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起码我可以在这里看到李安，和他想讲的主题，而不会导演迷失了，小说也不见了，最后只剩一团迷雾。”
让电影人甘冒风险的张爱玲理由
张爱玲生前，其实有机会看到根据她作品改变的电影。1984年，《倾城之恋》在美国洛杉矶上演，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郑树森当时还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读书，他接到一个任务：留电影票给张爱玲，请她去看。基于对张的了解，郑树森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倾城之恋》的编剧蓬草想了解张爱玲对于电影的改编是否有意见，写信去问，张爱玲通过宋淇转达说：从头到尾她没有任何意见，只有一点，篇名不能改。——这是不成意见的意见。影片的卖点之一就是张的小说、她的标题，怎么可能会改篇名？
自己也编过很多电影剧本的张爱玲，完全清楚电影从编剧到拍完到放映这个过程的复杂，所以她不会在乎别人怎样去改编她的剧本。
拍张爱玲的片子，大概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对她的作品烂熟于心，否则会惹来各种麻烦。当年但汉章买了《怨女》的版权，并得到台湾中央电影制片公司的投资之后，才发现了一个问题：同样的一个故事，张爱玲早期写的《金锁记》，其实比在美国写的《怨女》好，这让他颇为后悔，只好在改编上尽量往《金锁记》那边靠。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怨女》，能看到但汉章进退两难的局面：他不能整部的往《金锁记》改，唯有尽量把其中一些意象搬过去。”郑树森很了解其中的内幕。影片拍完之后，但汉章又发现影片在色彩上有很多不如意之处，所以他一直很想在美国冲印一遍，而且已经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没想到，但汉章的逝世中断了这一努力，这成了他离世前的一个巨大遗憾。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观众就开始在各种媒介上接触张爱玲作品：1976年，就有电视剧《半生缘》播映，由钟景辉监制，张之珏编导，包括刘松仁在内的一班演员演出。80年代的戏剧界有海豹剧团的《香片》(也斯根据《茉莉香片》改编)，林奕华改编的“进念·二十面体”剧场的《心经》，和陈冠中改编的香港话剧团版的《倾城之恋》。林奕华自己，就曾经有过8次张爱玲作品的改编经历，被香港媒体称为“改编张爱玲著作最多的导演”。90年代还有香港电台由洪朝丰改编、叶玉卿参与的播音剧《倾城之恋》。
从以上影视剧改编的篇目可以看出，导演们的眼光似乎都只集中在张爱玲有限的几个篇目内：《半生缘》、《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张爱玲自认《倾城之恋》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有“苍凉的人生情义”，还有“华美的罗曼斯，对白，颜色，诗意。” 傅雷当年批评《倾城之恋》的一段文字——“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练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却恰好成为今天人们热爱它的缘由。
而《半生缘》，是张爱玲作品中最通俗、最激烈的一个，改编过话剧版的林奕华认为，《半生缘》里的男女主角，是张爱玲塑造过的最淳朴的人物，他们之间，也没有张其他作品中的凉薄和算计，她第一次讲了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有最多的改编，电视剧、电影，话剧，还有歌剧。
李安选择《色·戒》真可算是眼光老辣。这部在张爱玲小说中丝毫不起眼的作品相当“闷骚”：张平静、节制的文笔，描述的却是一个有时代背景、有暗杀、色诱，性与情的暗自纠葛，人性的千般复杂都暗流汹涌的故事。
既然拍摄张爱玲的作品要冒着票房和评论的双重危险，为什么华人导演却都乐此不疲地一再挑战？影评人陈耀成认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投文化制度之品味所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张爱玲是被谈论最多的作家，无论商业上是否成功，在电影人心中，张氏作品，早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张爱玲，成为一种诱惑，一种巨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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