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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一九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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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7/06/19 出处：中华英才 |
一九三八年底，武汉陷落前，国民政府已经迁到重庆。这时蒋介石还在武汉指挥武汉保证战，直到正式下达撤退放弃武汉的命令，蒋才从武汉撤离前往重庆。放弃武汉后，国民政府发表了《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
武汉的弃守，意味着中国政府抗战的第一阶段的结束，随着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早在一九三三年，国民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时候，就中国的抗战的战略就有第一阶段，敌人进攻，我们防守退却，第二阶段，敌人力量衰弱，在作战区域进入对我有利的地区，我方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形成相对稳定的战线，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我利用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优势，长期抗战拖垮日寇，敌人力量衰竭，我战略反攻，最后取得抗战胜利的构想。可以说，当年人们对抗战想到的是用持久战拖垮日寇，不是直接的战胜。至于是谁最早提出持久战，很难考证。在当年，由于中日双方的国力军力的悬殊，很少有人相信中国能够方便快速的战胜日本，可以说持久战是那时候人们的一个共识。如果说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来，这个人可能就是蒋百里。他在“一。二八”后，相信中日必有一战，而要战胜日本，我们只有利用自己国土的辽阔人口的众多跟日本人打持久战。他不但到处演说宣扬他的观点，还著书立说向国民宣传他的主张，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国防论》。“攘外必先安内”也是他向蒋委员长支的招。这个“攘外必先安内”并不是针对中共提出来的，而针对当时军阀纷争的国家局势提出来的，只是对中共也适用面已。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找出一个第一来，只是中国人太爱树立一个神，一个典范，好象第一就一定比别人高明，就能成为统帅大众的神。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什么好处。
国民政府退到重庆后，形势非常艰难。在前期的抗战中，国家准备了数年的物资储备消耗殆尽，东南沿南富裕发达的地区尽入敌手。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军队战力士气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不要说中国能不能赢得抗战，就是还能不能生存下去，许多人的心里都没有底。
有一天，在军委会附近的一个集市上，人们抓住了一个小偷。小偷穿着军装也没偷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只是一点菜叶子。愤怒的人们围着这个穿着中校军装的小偷，怒不可遏，骂这个小偷偷东西不算，还要冒充国军，真不是东西。人们要打这个小偷。结果小偷拿出自己的证件伸辩自己真是国军，还是中央军委会的参谋。警察来了，看了证件，还真是中央军委会的工作人员。人们见到此情此景，大家都默不作声地散去。
就在这国势危难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关头，国民政府在重庆的闹市区建了一个碑，碑名由蒋中正题写，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决心碑》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民抗战到底一定胜利的决心。当时的人们习惯把它称做“精神堡垒”。胜利后，碑名改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功碑》一九五0年，刘伯承把它改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纪念碑》现在的人们一般管它叫“解放碑”
这个时候，坚强者有之，悲观失望者亦有之。悲观者如汪精卫之流，看不到抗战的希望，偷偷摸摸地买了去昆明的飞机票。就在他们去机场上飞机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去昆明公干的空军副司令毛邦初将军。把汪精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毛邦初对中央内部上层的事情了解的不多，在汪的花言巧语下，相信了他，还亲自开飞机送汪精卫到昆明。到了昆明，著名的“爱国者”龙云接待了他们。龙云到底是在官场上混的，很快看清了汪等一行别有所图。汪见被龙云看穿，也就直言不讳地告诉龙云，说，他要到河内去投日本人，给中国找一条新路，他可以把他抓走来送到蒋某人那里邀功请赏。龙云听了连说不会，绝对不会，还说自己可以送汪等人去河内。汪就是在龙云的帮助下去了河内。
汪判国后，国民政府发表了声明，说他不能代表国家，他无权就国家的事务和任何人谈判。并发出通辑令，通辑汪精卫。
对汪精卫成立的“政府”西方国家不理睬，就是日本鬼子对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在他成立的时候，日本鬼子的司令部就在不远的地方，日本鬼子也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祝贺。就在他们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时候，一群凶神恶煞的日本兵，大骂着冲进会场向旗子开枪，把旗子扯到地上撕了个粉碎。这面旗帜太招他们恨了，正是举着这面旗帜不屈的人们让他们焦头烂额，他们决不允许在他们的身后再出现一面这样的旗帜。后来汪精卫没办法，在旗子上加了个黄布条，写上反共，和平，救国，勉强得到日本鬼子的同意。于是旗子长辫子，成了一个奇闻。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荡板见忠臣。数以千万计的平民百姓不甘做亡国奴，扶老携幼来到大后方，众多专家学者放弃海外优越安逸的生活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为国家服务，还有许多早年卖猪仔卖到海外的华侨回到祖国把自己一生的血汗钱捐献给祖国。
这时候，陈嘉庚带着南洋华侨捐献的一笔巨款来到重庆。陈嘉庚的到来，让蒋中正非常高兴，他在自己的黄山官邸宴请陈嘉庚，直截了当地告诉陈，现在政府财政已经破产，物价涨得一个中校都养不起自己一家，要偷菜叶过活。你的捐赠很多，但远远不够，你以后能不能按时给我们捐款。这话说白了就是，我们已经揭不开锅了，以后你能不能按时给我们开工资。
陈嘉庚听到这些，眼泪当场就流下来了。陈是南洋五大侨领之一，在五大侨领中不是最有钱的一位，但绝对是最心系祖国的一位。他自小就到南洋谋生，经营橡胶园起家。他人虽然在南洋成长，但身上保留着非常浓厚的中国传统习惯，思想非常保守，保守到有些过头的地步，对妇女解放一类的事情都有些看不惯，在他看来妇女受教育可以，但不能上桌吃饭，更不能同室娱乐游戏。
蒋中正的官邸并不铺张，餐厅的陈设也很简单，但是桌上的菜却是不停的上，宋美龄更在一旁不停的殷勤相劝。这都让他很不爽，他拍着桌子，怒斥道，国势如此艰难，你们还如此铺张，心何以堪。蒋某人受到批评，当即表示，批评的对，我们坚决改正。
陈嘉庚回到南洋，不但为祖国募捐，还应蒋的要求，招募了一批南洋华侨子弟回国服务。他们主要是回国开车。这些华侨子弟，基本上都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华侨，除了爷爷的家乡话，别的中国话一句也不会说的大有人在。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祖国的一丝一毫的恩惠，但是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真是义无反顾，而国家给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他们在国外的五十分之一，等于是义务劳动，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危险。
陈嘉庚后来为了给国家募捐，最后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橡胶园都卖了。日本占领南洋的时候，首先就抓五大侨领，抓陈嘉庚。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中有两人被害。
光靠华侨的捐款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最主要的还是靠我们自己，靠大后方的中国人民。
马寅初等一批学者研讨战时经济学，他们提出许多改革经济的主张。这些主张中有的对稳定国家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过去政府对农民的税收一直是以货币充当的，有学者就建议改成实物。农民直接把收获的粮食交给政府，这样政府手中有了粮，就不用再发钞票，还能够平溢物价。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办法，鼓励人们增加生产，尽快的把从东南地区撤到重庆的工厂恢复起来。
由于东南沿海的港口都被占领，我们没有了对外的通道。那时候，二战还没有全面爆发，我们还是独自支撑着抗战的大局，没有国际援助，但由于我们工业落后，不得不依靠外国的进口才能保证前方的武器弹药的供应。还是这个放走汪精卫的龙云，向蒋中正建议，修一条从昆明到仰光的公路，利用仰光的港口接收国外的物质。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高皇帝远，向来是一个独立王国，从来不听中央政府的政令军令。红军长征的时候，中央军追到云南，面对的却是云南军队的枪口。现在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主动引狼入室了。
为了修这条路，北平的工程师，浙江的桥梁专家，云南的民工，最老的民工年近八十，最小的可能只有六七岁。这条路要翻越险峻的高黎贡山，施工的难度很大，如果是放到现在修这条路不知要多少年，而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爆发出来的牺牲精神和创造精神就是惊天地泣鬼神也不能形容。这条路现在都还在，经过了数次扩建翻修，它还是世界最险峻的路，一般的车都走不上去。
这条路修通后，对稳定大后方的生活人心军心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条路通了八九个月后，英国人竟害怕日本人的威胁把它关闭了。这条路被关后，重庆的物价立即就飞涨起来，可以制造枪炮的钢材涨得和黄金同价，高速工具钢俗称锋钢的，比黄金还贵。
我们在加紧建设，日本鬼子也没闲着。其实经过这两年多的战斗，第一批派到中国的侵略军差不多都死绝了，他们的处境也变得日益困难。地面的进攻都被挫败了，没有力量在地面进攻，就利用他们的空中优势对我大后方的大中城市，交通线，交通枢纽展开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大轰炸，重庆当然是重中之重。我到现在都闹不明白的，日本鬼子干嘛不重点炸延安？那里可是中流砥柱的心脏啊。把中流砥柱炸垮了，那不就胜利了吗？看来日本鬼子太傻。
用针对平民的战略轰炸来迫使敌手投降，日本人是开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先河，五年后他们就受到报应。
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就建立了防空学校，起用了从德国留学回来的黄镇球将军担任校长。黄镇球原是粤军将领，在军阀混战中受了伤，张发奎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到德国学习防空。学习期间他结识了中央派去学习空军的周至柔，两人相谈甚欢结成好友。后来黄没钱了，只好回国。回国后，他等于是处在一种失业的状态。当时广东广西的军阀都想拉他入伙，并许以师长的职位。但他觉得，这些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各心怀鬼胎，要报效国家只有靠拢中央才好。幸得周至柔的推荐，蒋电召他到南昌会面。和蒋会面后，蒋委托他考察南京杭州等地的防空部署。他考察之后写了一份关于适合中国国情的防空计划。蒋看了他的计划就把防空学校的原校长撤了，换上黄镇球。防空学校和防空部队在黄的苦心经营下，到了抗战爆发的时候，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可以和日本鬼子一较高下了。
武汉会战后，中国的空军的作战飞机基本上消耗完了。要对付敌人的空袭只能依靠黄镇球的防空部队和空防情报人员了。黄镇球在整个后方组织起了一个庞大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防空情报网，敌机一起飞，后方的城市就能知道敌机的数量型号航向，后方城市的人们就可以根本警报的不同响声逃避空袭，把损失减到最少。这个网络一直用到抗战胜利。在胜利的时候，陈纳德为了感谢空防情报人员做出的贡献，特地制作了一万架小飞机委托黄镇球送给那些在崇山峻岭之上为抗日站岗放哨的人员。
被动的防空，虽然能减少损失，但是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大轰炸后，“精神堡垒”下总会聚集起一大群人。人们默默无声地聚在那里，用目光，用挺拔的身躯相互鼓励着。然后人们再各自散去，掩埋亲人的遗体，恢复自己的家园，重新投入新的生活。在大轰炸的时候，除了政府组织的救护队，还有许多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护队，就是庙里的和尚也加入到抗轰炸的救护队中，他们被市民们亲切地称作和尚同志。昆明有家小面馆，被炸了四次，恢复了四次，小老板后来干脆就叫它不怕炸牛肉面馆。
日本人见一般的轰炸不奏效，于是把轰炸行动升级，昼夜不停的搞疲劳轰炸。但是不管敌人怎么炸，大后方的人们没有屈服，他们英勇顽强地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对抗战最有力的支持。
而这时候的汪精卫，在南京却向大后方人民发起宣传攻势，鼓动大后方人民到他们那里“和平”建国，不吃炸弹，吃高薪。所以说汉奸就是汉奸，扮成什么嘴脸都不管用。
抗战时，中国军队投降当汉奸的是不少，但这些人多数是在敌后战败被俘或给养不济而投降的，真正主动投敌的并不多，更没听说有谁受了汪精卫之流的蛊惑而去当汉奸。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开过一个有各路精英参加，具体部署今后的抗战战略方针的大计。在会上，何应钦主张，全国停办大中院校，把所有的大中学生都编入军队投入抗战。蒋百里当即反驳道，这是断子绝孙的主张。一个国家一天不能没有教育，教育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只要教育能够继续，民族的文化就不会断，国家就有兴旺的一天。蒋中正深以为然，不但不停办教育，还下令沿海的国立大学，全部内迁，到大后方恢复办学。那时候政府不办中学，中小学都是私人办的。蒋中正也要求能够迁到后方的中学也要尽可能的迁到后方去，经费由政府出。
迁到大后方的学校办学条件的艰苦自不待说。没有现代化的教室，没有现代化的实验设备，但是有现代化的教育有现代化的人。回顾中国的教育史，这一段肯定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黄金时期。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就出自那个时期的大学和中学。后来在国际上取得比较高学术成就的中国人也跟1949年后的大陆教育没有多少关系。
迁到大后方的大中学生很多都和家人失散了，根本没有条件交学费。要他们交学费等于是不许他们学习。针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于是决定免除学生一切学杂费，日常生活也由国家供给。用当时的话讲就是“上学不交费，吃饭不用钱”过去国家不办中学，但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政府办起了中学。真正做到再难不能难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当一九三九年过去的时候。日本鬼子已经感觉到，他们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的问题了。攻，攻不进去，炸，炸不垮意志也炸不垮经济与生活。人家还办起了全免费的教育。他们败局已定。
过去我们常常说日本的侵略和“文革”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实在抗战中，由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智慧勤劳，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被完全打断。有资料统计，抗战八年，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超过自中国有现代大学教育以来的总和，中学教育的普及也大幅提高。工农业生产也有长足的进步。从三七年到四一年底，八年抗战中的四年，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但养活了自己，还应付了庞大的战争开支。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是现代化的成果是什么？所以当二战全面爆发的时候，中美英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时候，蒋中正向西方各国提出，现在我们是反法西斯同盟了，而在过去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如果不被废除，这将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公。罗期福面对中国人民这一正当要求，当即表示，废除美中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邱吉尔开始还有点不愿意，但在罗斯福的劝说下，也同意废除和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人用自己艰苦卓绝的战斗第一次在国际上赢得自己应有的尊严。
一战的时候，中国也是所谓的战胜国，但那时有尊严吗？有平等吗？有人说，当年中国的所谓四强之一是虚的，但我说不，中国的四强地位，是我们前方将士在一次次的肉搏中赢来的，是不怕炸牛肉面一次次在废墟上挺立不倒中赢来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四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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