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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钉子户两年战斗(图)
    时间:2007/03/24 出处:南都周刊
    开发商是国企:“我们投资了3个多亿进去,每天光利息就6万多。而且我们还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智润开发部经理王伟说。占智润股份51%的正升置业有限公司是国企。

    他们的婚姻:他含情地望着妻子说:“这两年半,变得更能干了,懂得更多法律,也更漂亮了”。吴蘋原来被称“江南一枝花”,跟儿子出去会被误以为是女朋友。他骄傲地告诉记者曾经有50亿等着她,现在还有很多人追她,但他仍然放心。他们这段婚姻曾经不易。吴的父母是50年代的老干部,家境非杨家能攀

    重庆最牛钉子户档案

    地址:重庆市杨家坪鹤兴路17号

    面积:219平方米

    始建:1944年杨武父亲修建,为木制结构,一底一楼。

    充公:1957年依国家私房归公政策,该楼被房管部门收走统一分配。

    回归:1983年杨武与吴蘋结婚后,吴以书面形式,向上层反映,讨回产权。

    翻修:1993年,房子年久失修,吴蘋向当地房管所申请排危,获准在原址重建起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栋砖混结构的小楼。

    早前报道:重庆“最牛钉子户”是怎样练成的(袁小兵)

    上海最牛钉子户被拆除了(图)(王吉陆)

    《南都周刊》记者 苏岭 特约记者 王强重庆报道



    面对最后通牒,男主人奋勇攀登插旗守孤岛



    上海位于静安区武定路和昌化路路口,被一些人称为“上海最牛钉子户”的两层小楼

    3月21日下午4时,杨武来到杨家坪正升百老汇工地,沿着垂直的土坡,攀上了孤立于周围17米地基深坑的房子边。这栋如同孤岛般的小楼就是那栋本月初以来在网络和媒体上备受关注的“史上最牛钉子房”。杨武即是那个神秘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户主。

    杨武从凿开的墙洞进入屋内,旋即出现在楼顶,展开一面国旗,左右挥舞。

    二十分钟后,杨武将国旗插立于房顶,再在面向杨家坪轻轨站的一面墙上,拉出一条白布横幅,上书“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此时,杨武的妻子吴蘋和她哥哥正站在房基下,他们搬来一桶矿泉水、两袋食品及一床被子,准备运上去。房基边原来用于攀爬的十来道土坎,这天上午9时她哥哥来时尚有,现在已被铲去。他们只好将一条绿色粗尼龙绳抛给杨武,陆续将东西拉上去。

    这个地方,吴蘋已经两年半未回来过。这次来,她本来是准备执行3月19日九重庆龙坡区法院的听证裁定——限期3月22日前搬迁的。按照法院裁定,在这个限定日期后,这栋219平方米的房子将被强制拆除,“史上最牛钉子户”将仅存于历史的记忆。

    但杨武和吴蘋不甘愿,在斗争了两年半后,竟然是如此结果。

    我要房子

    这栋两层楼的房子毗邻杨家坪轻轨站。经轻轨站的廊道前往杨家坪步行街或坐轻轨的人,朝下俯瞰即见。


    每次搭轻轨,吴蘋也像路人一样看一看,顺便聆听旁人的评论。她说她听到最多的是“好可怜,好造孽”,“肯定是开发商不对,不然早拆了”。这些话让她心里不是滋味,感到“又伤心,又怄气”。

    对她而言,这栋219平方米的小楼承载得实在太多。

    这是丈夫杨武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修于1944年,原来是木制结构,一底一楼。1957年,国家将所有私房收归公有,由房管部门统一分配,杨家的这栋房子也不例外。1983年,吴蘋与杨武结婚,无处可居,吴蘋“通过书面的,层层向各级政府反映”,理据是杨家为穷苦人家,不属于没收,符合政策返还。如此,房子还到杨家手中。“当时很轰动,在重庆市可能都是第一户。”吴蘋回忆说。杨家有8个子女,杨武在男辈里最小,“加上唯有他生了男孙”,所以得以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一房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房子所在的鹤兴路是重庆杨家坪一带繁华的商业街,临街铺面主要是做餐饮,被当地人称为“好吃街”。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杨武辞职,把房子变成酒楼,“生意红火得很,自己的房子,成本低,赚得比别人多。”

    1993年,杨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垮塌危险。吴蘋向房管所申请排危,在交了十多万元配套费后,获批准在原址重建,杨武夫妇于是建起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栋砖混结构的小楼,“连建带装修,花了几十万”。吴蘋说。

    然而,杨家的房子还未干透,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隆公司)为拆迁开发商。同时,红线内的居民户口被公安部门全部冻结,准出不准入。

    此时,在周围日益兴起的高楼大厦映衬之下,鹤兴路地区已成为危旧房集中的棚户区。除了杨家新翻修的房子之外,这里多是木制结构和穿逗结构(竹篾敷泥作墙)的房子,经常发生火灾,经常发生下水道堵塞。

    南隆公司称,拆迁之后这里将建成53层高的商住楼,旁边还有裙楼,所有拆迁的经营户都将获安置到裙楼。南隆公司甚至将规划楼房的有机玻璃模型放在当地电影院门前展览。这对鹤兴路这些长久住困危房中的居民们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基本上都想早点拆迁。

    “最划不来就是你。”邻居们纷纷对吴蘋和杨武表示同情。但吴蘋还是填了拆迁意愿调查表。在货币和还房两项选择上,她勾了“还房”。

    不久,居民们看到有人来钻地表,取土壤标本。可是,后来就没动静了。几年过去了,吴蘋和其他的拆迁户多次找南隆公司询问何时拆迁,都说不知何时。

    接着,鹤兴路居民中开始传言南隆公司是个空架子,1992年就拿到拆迁许可证,然后遇到宏观调控,从银行贷不到款,开不了工,到2002年政府又要收回土地,南隆成了居民口中的“烂龙”。

    然而,拆迁公告一出,10年的经营好景便如流水而去。“1992年一说拆迁,鹤兴路门面就不值钱了,成了渣滓街。”同是拆迁户的吕亚丽说。

    他们都走了

    2004年8月31日,鹤兴路又张贴出拆迁公告,拆迁公司中增多了一家叫重庆智润置业的公司,九龙坡区房管局和开发商方面的代表也再次来到片区调查拆迁情况。

    那天,吴蘋也跟着众人去填调查表格。

    “我的户头,17号的户头谁管?”吴蘋问调查人。17号是她家在鹤兴路的门牌号。调查人指定了房管局一个王先生后,吴蘋对他说“我就还房”。

    动迁开始的那个月,虽然自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但吴蘋天天到鹤兴路去。她得到的补偿评估情况是:货币安置,商铺平街每平方米1.3万,二楼每平方米3000多;住宅每平方1000多。实物安置按“拆一还一”,还到临近的谢家湾。这一价码令多数经营户无法接受。要知道,“当时就算是在石坪桥(重庆的偏僻地段),修好的商铺每平方米也卖1.7万,那里的位置无法与鹤兴路相比,鹤兴路紧邻轻轨站和 2003年建好的杨家坪步行街,是九龙坡区的商业中心地段。而附近杨家坪普通的商铺也在每平方3万左右。”一位拆迁户说。

    而让吴蘋更加不满的是,她家的房子是新翻修的砖混结构,按照这个评估,她得接受跟其他穿逗机构和砖木结构的老房子一样的补偿标准。

    在与开发商多次交涉之后,2005年夏天再度评估后,价格调整,拆迁户们的实物安置多了两个选择:地段稍好的斌鑫世纪城二、三楼或者位于拆迁原址的正升百老汇楼负一楼。

    这一补偿计划公布之后,更多的拆迁户离开了鹤兴路。到2005年年底,281户只剩下了7、8户。

    原计划要跟吴蘋战斗到底的陈志强也不得不走了。陈手上有6本产权,其中一个门面是跟朋友合股。朋友做生意借了钱必须还,手头亏空。更主要的原因是,“这里越来越危险了”。多数住户拆迁时,鹤兴路失火三次,一次是吴蘋邻居;一次是房管所的房子,基本烧光了;一次是陈自己家,房子的楼板烧穿了。陈的妻子吕亚丽说,她见过以前其他地方的强拆,把人从房里强拖出来,指甲壳都拖掉了的情况,怕了。

    陈志强接受了原地回迁——负一楼30多个平方米的补偿。

    那天,协议未签之前,吴蘋给陈志强打电话,电话里说了很久,她问陈为何要走,她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陈志强说,他必须走了。

    到2006年9月,鹤兴路这个拆迁片区,只剩吴蘋一家。

    一个人的战争

    到现在,成了著名钉子户,吴蘋没想到。

    3月9日,吴蘋接到在北京读大学的儿子电话,她才知道自己和家里的房子在网上一夜暴名。吴蘋不上网,她不知道是谁在网上发的帖,帖子上说的她“要价2000万元”的话让她不安。“我没有要这么高的价格啊!”她说。

    在这片工地施工的小卓本来一直忙于准备施工资料,没有时间上网。几天前,他的一个朋友突然问他:“你们那里是要搞个天井,还是弄文物保护”?

    大家都在问“最牛钉子户”从何而来。

    从2006年9月以来,吴蘋和开发商多次协商,记录在册的就有三次,分别是:2006年9月14日、9月18日和2007年2月9日,地点都在房管局办公室。

    第一次,吴提出除实物安置外,另补偿约515万元。分别是:1、从2004年10月5日动迁期结束至2006年9月14日,共23个月,按每平方米200元/月(临时过渡门面价均价),赔偿1007400元。因为这段时间,拆迁人断水、电,随后又断交通,使他们无法营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2、从1993年3月至2004年10月,共计138个月。按每个月直接经济损失3万元计算,共414万元。这是因为南隆公司进行了前期拆迁工作后,由于自身的原因造成地段价值损失,店铺经营亦受损失。同时,她还要求,在原拆迁范围进行还营业房,“一楼还一楼,二楼还二楼,朝向不变,左右一点均可”。

    但是智润只同意,货币安置的话,给350万元,因为杨武的房屋评估价只有250余万元;实物安置不能回迁,安排到邻近也在杨家坪步行街范围内的斌鑫世纪城二、三楼。

    4天以后,双方再次协商。吴蘋又在第一次补偿的要求之上增加了价码,这包括“补偿楼顶10平方米断水冒亭和85平方米违章建筑,赔偿被盗物品(价值12万)、装修补偿18万”。

    问题久拖不决。

    智润向房管局提出行政裁决申请,要求杨武限期搬迁。2007年1月11日,房管局做出了裁决:要求杨武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自行搬迁,并将房屋交由智润公司和南隆公司拆除”。

    然而,因为因为吴阅后拒绝签收,法院的裁决书一直都不算真正送达杨武、吴蘋手中。


    智润与吴蘋的协商没有因此断绝。2月9日,智润表示愿意增加70多万的货币补偿。“南隆问题上,货币安置补助40万,实物安置,补10万;智润问题上补助10万;断水冒亭和违章建筑每平方补助300元;共墙补偿每平方500元;被管物补偿1万元;装饰补偿1.5万……”。

    双方从下午2点半协商到晚上十点,晚餐一人吃了一个面包,最后还是因为吴不满意智润给的补偿价格,没有谈拢。

    智润未想到2006年5月的第一铲下去后,事情会拖至今日。

    “我们投资了3个多亿进去,每天光利息就6万多。而且我们还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智润开发部经理王伟说。占智润股份51%的正升置业有限公司是国企。

    王伟一直代表智润,跟吴蘋协商,“谈了不下30次”。在王印象中,吴蘋一直表态很好,总表示配合。事情闹到这个世人皆知的局面,王认为“可能是吴心目中的补偿价格与政府批准价格差距太大”。而且,吴蘋坚持要原地址、原位置、原朝向安置,“原址在规划中居于主力商店的中庭,不可能安置给她。”王说。

    至今,王伟未见过杨武,拆迁的事情都是吴蘋出面。


    王记得在早期的协商中,吴蘋谈及国际、广州、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房价,也说到2005年杨家坪新建最贵商铺的价格每平方米10万元,然后说“你们开发商往上喊价,100万、200万,一直往上喊,喊到我说停”。

    “我一直只要房子。”吴蘋不认。

    “秘密武器”

    3月19日下午2点40,吴蘋来到九龙坡区法院。10多名素不相识者早就坐在旁听席上等候,他们是来自重庆其他地方的被拆迁户,想从吴蘋那里看到希望。

    渝中区朝东路165号房屋所有权人曾代芬说她的房子在1995年的规划区外,却被强拆4年,她拿着厚厚一摞材料来了。陈志强夫妻也来了,站在门口,他们在其他地方还有一套房子要拆迁,他想看到自己的明天,尽管他说希望吴蘋和开发商“彼此让一步,就最好”。

    他们向吴蘋致意,吴说:“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

    其实吴蘋并不希望走到这步,因为坚决不愿意打官司,她才那么较真地与开发商谈判,“在中国打官司是最蠢的。官司打不起,三个月的官司,最少一年。”她颇有感触。

    这一天,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酝酿已久的《物权法》正式得以通过。这使吴蘋充满信心,觉得自己掌握了重磅“秘密武器”,眼眉带笑。

    同时让吴蘋感觉有保障的是《宪法》第13条“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5条“一切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吴蘋没有请律师。成为拆迁户后,她几乎读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法律条文,加上自修了很多年的法律,自觉差不多是个法律专业人士。两年半来,她留心收集各地拆迁户情况。湖南嘉禾事件经历两次裁决,被拆迁户要求赔偿60万;北京某被拆迁户在强拆时,将《宪法》第13条大书于自家门前,并在上面插上国旗。想起这些,她的情绪不由激昂。

    房管局、南隆公司、智润公司代表和房管局律师,作为强制执行申请人坐在一起。吴蘋独坐对面。按程序,先后互验证据,就各自证据陈述,吴蘋对强拆申请提出异议。四点,审判长戴庆伟宣布休庭半小时,交合议庭合议。

    话毕,戴走到吴蘋身边,问签不签协议。她拒绝了。这个话,几天前戴就问过她。“其实心里早巴不得马上解决。但绝对不签协议,否则太伤自尊。我什么都不缺,最看中自己的面子和自尊。”她说。


    半个小时后,戴宣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4条,准予先予执行房管局行政裁决书中的第三项,即强制执行拆迁”,向吴蘋下达了《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非诉行政执政裁定书》和《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限期改造通知》,申请执行费由杨武承担。

    吴蘋有些意外。这个裁决是当庭宣布的,她以为起码要议上几天,“看起来,像是早就打印好”。

    “我们永远支持你”,听到旁听者的高声安慰,吴蘋缓过神来,脸上重现惯有的神气:“我会战斗到底!各人的权益,各人争取。”

    “最牛钉子户”在法院输了,但争议之声绕梁不去。

    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写道: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物权法》起草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民商研究所主任杨立新认为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还需更细化,《物权法》是个原则,还没有操作性,要有《征收法》和《拆迁法》,才不至于出现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至上,对个人侵权。

    资深媒体评论者长平则撰文称:“最牛钉子户是我们的好榜样。从现代法治精神来说,任何追求公正的过程都是值得赞扬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一样珍贵。”他指出法律文本的出台,仅仅是完成了万里法律长征的第一步。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和舆论环境,没有让“钉子户”动起来的法律程序,“那它还是不能算法治”。


    战斗到底

    一个折叠床、一瓶液化化气、几样炊具也被杨武拉进了房里,他准备驻扎在自己的家里,为自己的房子战斗到底。

    本来杨武不会为拆迁的事露面。相当一个时期他在进行强化训练,准备复出,代表重庆武协与俄罗斯“散手王”穆斯里穆一决高下。50岁的人挑战23岁的人,虽然习武30年,仍需要充分准备。20年前,他是“渝州武术散打擂击赛”75公斤级冠军。

    当个人权益被深触时,杨武决定放弃晚上与穆斯里穆的初会。这意味着,他同时放弃了比赛,而选择了挑战强拆。

    3月20日晚上,杨武还没有这个决定,说自己易冲动,像吴蘋那样处理,早就出拳了。他含情地望着妻子说:“这两年半,变得更能干了,懂得更多法律,也更漂亮了”。吴蘋原来被称“江南一枝花”,跟儿子出去会被误以为是女朋友。他骄傲地告诉记者曾经有50亿等着她,现在还有很多人追她,但他仍然放心。

    他们这段婚姻曾经不易。吴的父母是50年代的老干部,家境非杨家能攀,然“美女爱英雄”。

    吴虽觉得自己的身心深受影响,“常彻夜难眠,老得快了一些”,仍然选择跟杨武为自己的家打一场持久战。

    (应被采访人要求,陈志强、吕亚丽为化名)

    “上海最牛钉子户”拆了

    特约记者 王吉陆 上海报道



    3月13日,上海位于静安区武定路和昌化路路口,被一些人称为“上海最牛钉子户”的两层小楼,正在搬迁。



    3月20日,搬走后留下的地面痕迹。 王吉陆 摄

    网络中广为流传的“上海最牛钉子户”被拆掉了。3月20日,记者在武定路昌化路路口看到,原来竖立着的小楼不见了,废墟也被清理干净,只留下一片高低不平的空地。

    这个“钉子户”原址对面的一位自行车修理摊主告诉记者,“大概一个星期以前的一天下午,来了好多人(把这个小楼)拆掉了。可能是谈拢了吧”。一街之隔、同为“钉子户”的街边小商店老板说,“(房主)拆掉就走了,可能是租房子去住了。不过他们没说最后谈到什么结果,我们也没问”。

    去年8月,这个“上海最牛钉子户”在许多网络论坛中现身,一幅照片,配一段简单的文字,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这个名为《上海市最牛的拆迁钉子户,你没见过吧……》的帖子中说,“这段武定路就是传说中的‘插头之家’,静安区有名的,局长区长现场都来过了。老板娘开了家小店,晚上做做插头司机的生意很乐惠的。周围都是高楼,他们不肯搬。强拆时老板娘一桶汽油浇在身上,和N多人对峙两次……最后一次对峙的时候消防车、救护车、警车呜呜呜冲过去。”

    帖子中的说法,记者在一份《静安城管简报》上得到了印证。这份简报称:2005年11月30 日,城管大队曾经强拆过武定路279号的“违章搭建”的房子,“8时,城管大队会同石门二路街道、规划、房地、派出所及居委会等部门……实施拆违。在执行强拆过程中,胡某及家人情绪异常激动,其妻采取过激行为,爬上屋顶,手持汽油桶,欲浇身自焚,试图以要挟手段来阻扰……这次拆违,是城管大队自(20) 01年成立来……实施的首例强制拆除案件”。

    据了解,在与开发商的多次谈判中,开发商曾向房主开出一套大房外加200万元的补偿标准,但是户主要求补偿400万元。

    3月7日晚上,记者曾去探访过,那时房子依然还在,这栋路牌为武定路279号、加起来十多平方米的二层小楼形单影只地竖立在路口,楼上楼下的窗口都透出昏黄的灯光。照片中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光,小楼旁的围墙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两块小绿地,绿地中几排高过小楼的树把它和后面的楼盘隔开了。

    小楼后的楼盘“远中风华-城宝”售楼处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老板大概也不管他们了,搞了一个绿化带隔起来,看不见就算了”。记者了解到,这一区域的精装修房每平方米大约3万元。

    物权法

    关于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问题,不久前刚刚通过的《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做了如下规定: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然而,在操作层面,具体到当拆迁方与被拆迁方无法达成协议时如何处理,物权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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