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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5亿人的“中国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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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7/03/17 出处：环球人物 |
这是一种救命药，正在拯救5亿人的生命。
没有它，地球上每年将增加数百万亡魂；它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研制它，是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其重要性堪比“两弹一星”。
它就是青蒿素类抗疟药，中国人用举国之力研制成功的全球唯一的治疗疟疾特效药，数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神药”。您也许还不知道，非洲、东南亚人用它保命，美国人、欧洲人等也不得不靠它求安全。
由于它是如此重要，有人称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鉴于它造福全人类，世界卫生组织曾专门向该药的研制人员致敬；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时，经常特意把它带过去。
因此，那些成功研制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明家们，很值得全人类致以敬意！
2006年11月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承诺：今后3年内，中国向非洲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类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
两个多月过后，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8国，并出席了中国-利比里亚疟疾防治中心揭牌仪式。这是中国政府兑现一项承诺的开端。
防治疟疾的青蒿素类药品，已成为中国发展外交、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推手——在非洲人心中，它是中国人民的友好礼物；在欧美人观念里，它是前往亚非拉地区的必备药品；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看来，它是拯救全球5亿患者的首选用药；在医学专家眼中，它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是“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个伟大发明？
医药界的“两弹一星”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抗药性，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许多人染上疟疾后，高烧、头痛、呕吐、惊厥、昏迷、抽搐、脑水肿，直至死亡。此时，正在越南交战的美越两军，也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一人染病倒下，至少需要两人抬担架运送，一人持枪护行。美国政府曾公开说，1967年至 1970年，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是战斗减员的4至5倍。同样的问题也困扰越军。有例为证，当年越军有一个团从后方奔赴前线，但最后只有两个连投入战斗。
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美越两军胜负的重要因素。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越南则求助于中国。1967年，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代号为“五二三”，其重要意义相当于“两弹一星”。
于是，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团结协作、资源共享的团队精神，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
没有你们，更多人将死去
20世纪70年代前期，“五二三”科研人员从古代医书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中受到启发，提炼出具有全新化学结构和显著抗疟功效的新药——青蒿素。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迈出了第一步。
70年代后期，“五二三”科研人员改造青蒿素化学结构，合成抗疟功效更好的蒿甲醚等新药。与此同时，我国另一种化学抗疟新药——本芴醇也横空出世。这些发明推进了人类的抗疟征程。
80年代以后，一部分“五二三”科研人员仍继续攻关，最终研制出综合蒿甲醚和本芴醇两药优点的复方蒿甲醚。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达到新高度。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球每年疟疾病人超过5亿，死亡100万人以上。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次防治疟疾会议上，特意邀请几位“五二三”科研人员出席，并向他们致谢：“如果没有你们，更多人将死去！”
他们不应被历史忘记
当年青蒿素类抗疟药最主要的发明人，如今无一人做大官，无一人成富翁，无一人当院士。虽然他们对现状有抱怨，彼此间因评奖等问题有过误会，但对于为“五二三”付出的心血，他们无怨无悔。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中国唯一被世界承认的原创新药。时人为之自豪，却忘记了它是举国体制的成果、集体主义的结晶、自主创新的杰作。有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专利转让给了外国人，被指责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却不知专利若不转让，难有今天国际社会和疟区民众对中国的敬重。功过是非，尚待明断。
但历史需要记录。我们寻访了提炼青蒿素的屠呦呦；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的李国桥；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并合成蒿甲醚的李英；率先研制复方蒿甲醚的周义清。对于没有寻访到的魏振兴(已去世)、罗泽渊(现年68岁)、刘旭(现年69岁)、邓蓉仙(已去世)、滕翕和(已去世)。我们心存敬意，他们也是拯救5亿人的中国发明家。
我们将记住所有的“五二三”科技人员，记住他们所在的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中国研发青蒿素类抗疟药档案
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泛滥
1967年，启动研发抗疟新药
1971年，发现青蒿抗疟有特效
1973年，将提炼出的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
1974年，临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显著
1976年，成功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蒿甲醚等抗疟新药
1977年，向世界公布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推广青蒿素类抗疟药，疟疾在中国逐渐绝迹
20世纪80年代，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研发成功
1991年，复方蒿甲醚获得国际专利，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十几年来，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全球亿万疟疾患者“救命药”
从古代医书中获得灵感，率先提取出青蒿素
2月14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座旧楼里，见到了76岁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坐了不到5分钟，记者又重新穿上棉服——屋里的暖气明显不足。这是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楼房。屠呦呦的办公室内没有任何装修，门窗简陋，一张沙发已经破得很难坐人了，屋里的电器只有两样——电话和存放药品的旧冰箱。
很难想象，这就是造福几亿人、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的发明者之一的办公环境。也许，岁月的风尘真的将青蒿素发明者们埋没得太深太久了。
从12%到100%
一见面，屠呦呦就让我们见识了一位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她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拉抽屉开柜子向记者出示各种发黄的文件、会议记录、实验室资料，甚至30年前她和其他科研机构合作时的往来书信。
“我不是刻意要保存这些东西的，只是出于科研工作的习惯。”屠呦呦边忙活边笑着向记者解释：“其实，就算没有这些资料，我也清楚地记得，1969年1月21日，中医研究院任命我为科研组长，参加‘五二三’项目。”
在此之前，国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已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未能有令人满意的发现。屠呦呦决定，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还不及胡椒有效果。在其它科研单位汇集到“五二三”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古代多部中医药典都有关于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的记载，很多地方老百姓的土药方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并且收效显著。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是提取方法有问题？还是做实验的老鼠有问题？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细细翻查。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吸引住了屠呦呦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鲜汁！
“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说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她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那是第191 号样品。”事隔30多年，屠呦呦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实验室里，我观察到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历史上的有些发明也许就是这样，和一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在峰回路转后又重新相遇。但正如数学家华罗庚所言：“机会只给那些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
1930年，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一个在当时比较冷门的专业——生物药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那时，屠呦呦自己也不曾想到，她的这些中西医相结合的学习背景，为她数年后发现青蒿素打下重要的基础。
1972年3月8日，“五二三”项目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屠呦呦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此后，所有科研人员都把目光转向青蒿这株小草。传统中药青蒿有两个品种，一个学名为植物黄花蒿，是中国南方的叫法；一个叫植物青蒿，是北方的称呼。
1973年，云南地区青蒿结晶物的抗疟功效得到证实后，“五二三”办公室决定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把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新药进行研发。
可以说，屠呦呦对青蒿的研究和发现，是青蒿素得以诞生的关键因素。
在采访过程中，屠呦呦多次打电话给记者，反复强调：“1979年，青蒿素获得国家发明奖。1982年，全国召开科技奖励大会。经国家科委认定，我作为该发明项目的唯一代表，出席大会，领取发明证书，并作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领取发明奖章。1986年，我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
留下慰藉，也留下遗憾
有时候记者真不敢相信，面前的屠呦呦是位76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屠呦呦不停地述说，思路清晰，中气十足。看到记者和摄影师都不肯脱外套，她有些不屑：“你们这么年轻，怎么还不如我老太太的身体好？”
其实，屠呦呦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实验室连最基本的通风设备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的屠呦呦，很快肝功能就受到了损害。
“2002年法国《解放报》的记者采访我后，在报道中说我们这里的研究条件很差，西方医学界很难相信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能产生出高水平的成果。其实，现在这里的条件已经好多了。30多年前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
那个年代艰苦的不仅是工作。屠呦呦参加“五二三”项目时，女儿才3岁。有一段时间，她到海南岛做药物临床观察，丈夫也下放到“五七”干校，孩子就只能放在幼儿园不管了。“现在就不说这些了，那个年代都是为国家做贡献，谁想着个人啊。”屠呦呦很快转换了话题。
1976年，中国医药学界获得这样一个信息，西方某个国家也正在进行青蒿提取物的研究，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对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更多的途径对这样一个传言进行核实。为了抢在外国人前面，更为了让世界知道青蒿素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从1977年开始，中国陆续通过论文向世界公布了青蒿素的整个发明过程和化学结构。
说起往事，屠呦呦轻轻叹了口气：“那个时候，大家一门心思想着为国争光，也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因此失去了青蒿素的知识产权。”此后，这项由中国人发明的重要医药成果传遍世界各地，被西方各国竞相仿制，并被抢先占领市场。
屠呦呦的办公室中间并排放了四个展示柜，里面摆满了屠呦呦因青蒿素而获得的各种奖章、荣誉证书、国家发明证书。采访中，她时不时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记者拽到柜子前，手脚麻利得让人猝不及防。“我不是要争名利，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有的科技论文都不会以个人名义发表，我只是希望国家能更多地保护科研人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屠呦呦还是有遗憾的，这么多年，她曾几次被提名院士，但始终没有当选。
青蒿素的发明可能无法以某种形式为屠呦呦加冕，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造福着全球几亿人，并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和尊重，这是让屠呦呦感到安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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