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两弹功勋彭桓武院士逝世(图)
|
| 时间：2007/03/02 出处：中科院 |
中 国 科 学 院 理 论 物 理 研 究 所 讣 告
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中国理论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彭桓武院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2月28日21时4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彭桓武院士曾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
彭桓武院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彭桓武院士治丧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彭桓武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7年3月 6日 上午9:00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第一告别室大礼堂举行，3月6日早7：30可以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门口上车。
送花圈和挽联的单位和个人请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综合办联系。
电话：010-62554447、62555058
传真：010-62562587
彭桓武：中国理论物理的开拓者
光明日报 2005-6-9 王光荣 齐芳整理
庆祝会上，彭桓武先生做《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的学术报告
彭桓武院士生于1915年,1935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先后与蜚声国际物理学界的大师玻恩、薛定谔、海特勒合作开展研究, 在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理论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33岁时即当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他毅然回国,投身祖国建设,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执教,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彭桓武院士对我国核事业和理论物理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编者的话 6月3日下午,清华大学礼堂里,笑声与掌声交汇。周光召、朱光亚、于敏、何泽慧、林家翘、马大猷、吴文俊、黄祖洽……这些中国数理学界的泰斗、专家们,共同在这里庆祝我国核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先生九十华诞。会上,周光召、朱光亚、于敏,与彭桓武先生畅叙师生之情,赞扬他为中国核事业和理论物理作出的重大贡献。在此,我们选编了他们的发言。 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周光召(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曾经在1951—1954年是彭桓武先生的学生,在这三年的教诲中,彭先生不但教给了我很多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而且以他的言行,教给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彭先生带学生与我看到的其他人带学生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他从来没有把学生当成是学生,而是当作朋友。每次我找他汇报工作,他总是带我到公园去散步,请我吃饭,还要海阔天空的把各种问题,包括社会上的、科学上的、周围发生的事情都要神聊一通。
彭先生最大特点就是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率性而为,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也许在别人看起来都有一些特别,但他是非常真诚的。比如说拿他回国来讲, 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回答记者的 “为什么要回国这个问题是你不应该这样提的,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我想他的像这样的想法,在很多事情上面都表现出来了,就是他的很多想法是发自于他的内心,是从感性出发,就有这种认识。在英国回来的时候,他费了很多的时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一直到大战结束,他一直在不停地寻找回国之路。而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正处于当时世界理论物理科研最前沿的地方。1944年左右,彭先生就发表了以作者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的“HHP”理论,那个理论在当时是代表最高的水准。这里面,已经出现了很多后来的重整化理论的一些萌芽的思想或者是公式,如果彭桓武先生那时候要留在英国,我想他无疑会在场论的发展上做出更高水准的工作。而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尽管得到了很高的成就,而且他的导师玻恩已经推荐他做爱尔兰科学院院士,但是彭先生毫不犹豫,认定了他的事业就在中国。
他是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
朱光亚(中国科协名誉主席、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先生是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早年跟随名师,在理论物理的多个领域做出了重要工作。回国以后,他服从国家的需要,不仅投身理论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领导了反应堆及核武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为我国原子事业以及核武器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物理学家。他是我们核事业以及理论物理方面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奠基者和领导者。彭先生有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非常善于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从中抓住主要的矛盾,用他的话说,就是分而治之,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验的结合,强调理论要解决实际问题,他一贯倡导学术民主,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一直坚持开拓创新,到了晚年,依然不断开创新的领域,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是一位德高望重、求真务实、思想深远的长者。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就有幸与彭先生一起工作,得到了他的指导与帮助,感受到他的才能与品格,我深切地体会到,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大师, 更是一位非常值得中国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套用毛主席的话说,我觉得彭先生是一个高尚的科学家,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科学家。他是一位好老师
于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我个人有幸两度在彭先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一次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开始成立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彭先生负责领导理论方面工作。我那时候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到彭先生手下工作。彭先生不但教导我解决具体问题,还看得非常之远, 指导我们必须开辟新的核科学理论,必须了解世界最新科技进展及世界发展局势。1953年,彭先生组织了我们全组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作为新参加工作的同志,有幸参加这次调研,这对我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都是有很大的启发,使我终身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第二次是在氢弹研制过程中,我又有幸在彭先生的领导下。大家都知道,氢弹是必须以原子弹做基础的,但是它的结构、材料,原理比原子弹要复杂得多。由于在这些方面原因,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多的时间;前苏联花了四年的时间,法国经过八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国家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突破了氢弹,为什么这么快我个人感觉有两点原因非常重要,第一点,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式研究原子弹,在突破原子弹的同时,当时钱三强先生,就以他的远见卓识,以他很锐利的眼光,找了一批人对氢弹物理开始做些基础研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远见的一个举措,于是钱三强先生找了几个同事带领一批年轻人做这个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第二点是我们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在彭先生领导下,采取多路探索的方式。彭先生那时候多次召集我们一起讨论,关于氢弹可能的技术途径,氢弹的原理。彭先生以他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态度,使得每个同志思想都非常活跃,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在彭先生领导下面,我们大家提出了很多设想。
科学时报：两弹功勋彭桓武：天殷嘱我重斯文
科学时报 9月26日 作者：刘东峰
午后，屋内静谧，来访者鱼贯而入。光——这个量子世界的精灵——迢迢千里投射进来，照亮了排排书架上的经典书籍，衬以几件简单的桌椅茶几，整个屋子充满了物理的气息。几十年来的日日、月月、年年，主人彭桓武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对话自然，汲取自然世界赐予的灵感，探索自然世界的秘密。
每天，主人在这样的氛围中思索着，宁静致远、质朴无华。即便追随者慕名而来，他也对世间的溢美之词处之淡然，虽然此时自己已学富五车、功绩显赫，虽然自己为国为民贡献颇多……与记者谈话间，他时时流露出自己概括自己的“喜物恶人”的个性，事实上，这样的个性体现在他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
三岁看老，喜爱数理化天性使然
“愿宁静而致远，求深新以升腾。”
——《香山恋》
彭桓武三四岁就展现出他数学方面的天才。俗语说“三岁看老”——一个人儿时的个性和习惯可预见其未来，这句俗语在彭桓武身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彭桓武小学时算术特别好，当时在一个大教室里，两个班背对背地同时上算术课，老师却让他转过身去听高班的课。他对珠算很感兴趣，当时买来课本后，边看边打算盘，到家人叫他吃饭时，则已打完全本。
彭桓武曾说：“回顾我这一生，对自然界有广泛浓厚的兴趣，对人世纠纷则及早躲避。”这样的个性让他在早年便主动躲避世俗的干扰而专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了。虽然在少年时已对文史知识发生过浓厚兴趣，但在初中接触物理课的时候，他天性使然地将自己的兴趣迅速转向数理化，从此找到自己此生的最爱。道道难题的破解使彭桓武得到极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反过来更促进了自己对数理化的兴趣。
在毓文中学读书的时候，彭桓武在学透镜时遇到一个复杂的公式，即透镜焦距的倒数为透镜两面半径的倒数之和乘以玻璃的折光系数与1之差。当时，彭桓武以为公式都是整理实验结果得来的，那怎能得到这样复杂的公式呢？当他请教老师时，老师拿出自己在北大用过的普通物理英文教科书，让他参考其中的知识。彭桓武看懂了这公式只需要从实验得出的折射定律，再利用三角几何和代数运算便可得出。这件偶然的事对彭桓武以后学习和研究理论物理具有莫大影响，同时也让他闯过读英文书的关。
此时的彭桓武还浏览了哥哥买来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汤姆孙的《科学大纲》，并且和哥哥亲手做起了实验——用锌皮和硫酸反应生成的氢气为气球充气，但结果只见气泡越来越多却不见气球鼓起，反而弄得满屋臭蛋味，等寒假后再上化学课时才懂得自己制备的是硫化氢，锌皮表面在室外多年已被煤烟硫化。
少年求学时断时续，彭桓武的知识积累大多靠自己的好奇、勤奋与自学。当他准备报考清华大学时，自己定下为期四个月的高考备考计划，数学、物理、化学各占一月，学习投考指南占一月。在数学备考中，他还自学立体解析几何。而在后来报考北大和清华但因病放弃北大后，在清华招考的六道数学题有两道立体解析几何，他恰恰依赖自学而得了满分。
踏足理论物理，辗转求学磨砺智慧
“世乱驱人全气节，天殷嘱我重斯文。”
彭桓武初到爱丁堡时直抒胸臆、写下上述诗句，源自对颠沛流离求学和留学生涯的万千感慨。1931年，彭桓武考取清华大学，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但“七七事变”让他辗转来到昆明云南大学，并在此考取留英庚款留学生。当时，周培源先生指导他去爱丁堡玻恩教授处。周培源如此建议，就是十分看好彭桓武在理论物理上的禀赋。
虽远离东方的战乱，但英伦和欧洲亦是战云密布。1938～1941年和1943～1945年在爱丁堡玻恩教授处，1941～1943年和 1945～1947年在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处，彭桓武师从明师学习和从事理论物理研究。此时，玻恩、薛定谔等也备受纳粹德国迫害而来到英伦。乱世时节，东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濡以沫，共同探索着原子世界的奥秘。
身在英伦，世界虽受“二战”荼毒，但彭桓武多年养成的爱刨根问底、请教老师的天性反倒更好地展现出来。《薛定谔传》记载，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彭桓武：“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年轻人学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理解得那么快。”师从玻恩时，彭桓武在阅读一本专著时碰到一个散射公式，是用波动力学求解的。波函数写成入射波与散射波的和，而散射的强度需用波函数的二次式计算，但其中交叉项则被略去，然而这些被略去的项在数量级上同保留下来的项不相上下，似乎照理是不该略去的。当时彭桓武去请教玻恩，玻恩给出了精彩的回答后，彭桓武恍然大悟——略去交叉项恰恰是反映了物理的实在。玻恩让彭桓武明确了做理论研究一定要使理论能正确地描写实际情形，即要妥善处理理论和实验的关系，这是做学问的一大关键所在。
1940年，彭桓武师从玻恩获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至1943 年，他继续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和海特勒(WHeitler)合作进行介子理论方面的研究，发展了量子跃迁理论，用以处理核碰撞中产生介子的过程，得出了能谱强度；并根据它首次解释了宇宙线的能量分布和空间分布，这就是当时名扬国际物理学界的，以作者哈密顿、海特勒、彭 (Hamilton，Heitler，Peng)三人姓氏缩写为代号的关于介子的HHP理论。1943年7月，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做博士后、卡内基研究员，和玻恩等合作进行场论方面的研究。1945年，他获得爱丁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后，又来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任助理教授两年，继续做场论中用生成函数方法表示波函数的研究工作。
从清华时期到英伦学习的9年间，彭桓武与名师周培源、玻恩、薛定谔及海特勒等人共同研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导师、同事间的相互启发，他的理论修养、工作能力和对学术问题的见识与判断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并且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对共同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彭桓武总结到：“在战争年代中，有幸从学习物理开始，受名师教导和鼓励，去国外到享誉世界的大师们身边观摩，并实践做理论物理研究。体会到其核心在于用定量的数学语言对主要的对象过程进行较好的近似描述。”
理论联系实际，赤胆忠心报效祖国
“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
——《塔爆有感》
1946～1947 年，彭桓武对量子场论做深入的研究，并且所做的研究是当时最热门的课题和最前沿的方向。不过看到中国解放的希望，学以报国成为当时彭桓武的最大心愿，尽管他当时决定回国将失去在量子场论方面取得突破的良机。经过多年战乱的故国，虽没有玻恩、薛定谔等名师，没有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工作条件，但彭桓武对回国没有任何犹豫。后来，当有人问他为何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时，他淡淡地说：“回国还要理由么？不回国才要理由!”
彭桓武虽擅长理论物理，但他十分重视理论的实际应用，理论物理不是象牙塔内的苦思冥想，它要从带引号的“理论”(即假想、假设)转变成不带引号的理论(即为实践作好准备、指明方向)。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彭桓武被邀请参加鞍钢的技术难题攻关。在钢铁冶炼方面，他实现了第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时，为推广苏联的经验提出了关于高温钢锭快速加热的问题，目标是钢锭从炉中取出后不让炉温下降就放进新钢锭，从而节省时间、提高生产率。彭桓武运用深厚的理论物理知识，建立物理模型，求出高温加热中钢锭的安全直径。经多次实验证明，理论数值和试验结果完全一致!这大大增强了彭桓武对理论物理实际应用的信心。
1955 年到1965年则是彭桓武理论联系实际的十年，也是他参与中国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的十年。从1955年起，彭桓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一心扑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上，甘愿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在他的四首《送别钱三强》之一中可以看到当时那代科学家的心愿——“科学为人民服务，核能促世界和平。忠心遵照党领导，服务竭诚终此生。”
1960年，风云突变，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彭桓武于1961年4月奉调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九所，顶替已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物理研究。他到所时正值原子弹设计的探索阶段，我国科学家只能自力更生、独立探索。彭桓武的到来使这一探索工作加速——他把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分成了若干重要方面，进行物理分解研究，自己又计算又推导方程，然后给年轻人讲课。为了使学术讨论有共同用语，他把各种过程和物理特征的术语进行规范。在研究与点火有关的冲击波聚焦出中子的物理问题时，他巧妙地把复杂的不定常流体简化为定常流处理，图像十分清楚，得出了很好的结论。他的物理概念十分清楚，物理直观强并对物理量量级大小有清楚的了解，这使他能快速抓住物理本质。
如果说原子弹研制的早期，苏联专家曾给过中国一些简单的原子弹的信息，那么到了研制氢弹的时候，则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突破氢弹完全是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结果。在研究原子弹期间，彭桓武事实上已开始琢磨氢弹会是什么样？他把氢弹作用过程分成若干阶段的物理问题，供大家研究。1964年年底起，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开始组织领导开展氢弹原理探索。研究人员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组织进行了各种学术讨论。彭桓武集思广益、凝聚和综合出突破氢弹原理的几条可能的路。他建议兵分三路，由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各自负责一条路，分头进行探索。彭先生后来在一个场合上说过，他当时凝练了大家智慧，准备作三次战斗，事不过三，总可突破氢弹。
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时，彭桓武十分激动，在罗布泊宴会上即兴写了一首感慨万分的七绝诗：“亭亭铁塔矗秋空，六亿人民愿望同。不是工农兵协力，焉得数理化成功。”这首诗深情地歌颂了集体的力量，说明了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努力攻关，光靠搞理论研究设计是无法获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彭桓武回忆说：“理论物理在那'群从英雄蚁啃骨，辉煌灯火马寻途’的峥嵘岁月'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地不辱使命，诚是一大快事。”
关注交叉学科，融会贯通创新突破
“智爱神俯覆，强翅今我庇。”
——《五古：译哈密顿1831年11月23日十四行诗》
1978 年，彭桓武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有关人士建议他注意交叉学科。多年的学习与研究，多领域的探索与感悟，彭桓武对理论物理的眼光可谓入木三分，而“理论”的学习也让他深刻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他看来，理论是有普遍意义的，反映矛盾的普遍性；而实际问题又都是具体的，表现矛盾的特殊性。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注意用普遍性的理论来指导。这种治学之道让他对交叉学科的研究有了优势。
彭桓武提出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不仅要做理论物理，还要开展理论生物和理论化学研究。他亲自推动全国的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研究，促成了每两年一次的全国统计物理和凝聚态理论的系列会议。20世纪90年代，他又大力倡导生物物理的发展，同时，他还提倡理论化学物理的研究。目前，他仍在探索物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引力理论和统一理论，提倡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发展。此外，他还在思考多体问题的并行计算。
不过，他说：“可惜年龄只允许我稍作提倡，也提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同根生，应有部分人员互相流动。除给研究生院开过理论物理和在北大讲过分子反应动力学课外，个人探索性研究只是考验个人的学术思想发展，成果微不足计。”
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宏扬师道
“学问主动，学友互助，良师鼓励，环境健康”
从上世纪30年代为躲避战乱而到云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至今，60余年来，彭桓武可谓桃李满天下。凡接触过彭老的人，都被他平易近人、诲人不倦所感动。
留学英伦时，同学海特勒的一番谈话对彭桓武的触动颇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和法国理论物理学发展差别很大，德国很先进，人才济济，法国则不怎么样。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是专制和民主的问题。法国当时理论物理学权威是德布罗意，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很专制，学理论物理只能跟着他，别人都不行，唯我独尊。结果培养不出人来。德国有所谓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代表分别是索末菲和玻恩，他们比较民主，学生之间常有交流，玻恩的学生也可以去与索末菲工作，慕尼黑学派的学生也来与玻恩工作。这样互相促进交流，思想活跃，推动了德国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出了一大批好的理论物理学家。
从建国初始到清华大学开设了“普通物理”、“量子力学”和“数理物理方法”等课程，到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量子力学，到60年代在中国科技大学讲授“流体力学”，到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研制期间给学员们无数次地讲授理论、普及知识，彭桓武不仅传授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 “科学家的德”——做研究如同做人，只有做人的真诚才能换来科研上实实在在的成果。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彭桓武从不因为自己曾出国留洋自居，他与同事、学生之间讲究的是“实事求是”，他赞赏韩愈提倡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许多现已成名的科研人员回忆师从彭桓武时的感受常常是感到他很慈祥，鼓励你提问题，在听彭桓武的报告时，可以打断他的报告，随时提问。“老师像' 钟’，你敲钟的劲越大，老师给你的回答就越深入!”彭桓武以这个形象的例子告诉记者，学问要靠学生与老师的交互碰撞，科学认识常常需要从争论中获得。
彭桓武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归纳为16字：“主动继承，放开拓创，实事求是，后来居上。”从青少年开始直到今天，他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规范自己的为人与治学。而这样的思想同样促使彭桓武对青少年的教育倍加关心。他为《中学生数理化杂志》(高二版)撰文《学好数理化，终生将受益》，寄语中学生“以学好高中数理化为起点，可以进一步深造……个人的自学能力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大事，越早达到越好。我知道不少后来证明有成就的学者，都是在中学时便解决了这个问题”。彭桓武还请中学生注意： “高中数理化所讲授的知识，都是经过前人检查并证明是可靠的基础知识，一时一事可以存疑，切勿在此阶段标新立异。有中学生给我来信，痴迷于'批判牛顿经典力学’，结果耽误了自己的学习。其实，他那自以为有创意的想法是现代科学建立以前别人曾想过，但因其逻辑推论与事实不符而被放弃的原始猜想。”
老骥伏枥，思考写作恪守诺言
“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颐，总似年轻。”
——《香山恋》
直到今日今时，彭桓武先生仍在伏案工作，读书思考——这是他一生的乐趣。在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致谢词中，他竟提出自己“不够艰苦勤奋”，并保证“获奖后继续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至少三年，就我个人论还希望能工作更多几年”。
其后，彭桓武以自己的努力来完成他多年的夙愿——“还债”——做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时没有发表过广义相对论的论文。在工作三年后，彭先生发表了题为《光发射和传播中的引力效应》的论文，实现了“还债”诺言。此外，2004～2005年，他连续在《理论物理通讯》发表了两篇用狄拉克大数假说分别讨论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文章，得到了学界好评。
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奖的数目是100万港币，彭桓武先生用这笔钱建立了一个“彭桓武纪念赠款”。彭先生自任这个赠款基金的主席兼出纳。每年定期向他所了解的优秀的同事，发放赠款加以鼓励。2004年，最后一批赠款发完。从1996～2004的 9年间，共颁发10次，赠给35人，全部赠完。
当央视为彭先生录制《大家》栏目时，主持人问他为何把100万港币全数捐赠，彭先生的回答只有三个字：“没用处”。彭先生曾为学生们说：“别人得的是科学奖，我得的是工程奖，工程是集体的，所以奖金也是集体的。”事实上，即便是科学奖，彭桓武仍认为是大家的。1984年，仍在九所工作的以彭桓武为首的十位科学家获得“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一等奖。按国家规定奖状是每位得奖人一份，而奖章是由第一作者保存。当奖章送给彭桓武时，他坚决谢绝，并且再三强调这是集体的功劳，不应给个人。经过再三说明，他才留下奖章，然后他说：“奖章我收下了，这样奖章就是我的了，我把它送给九所。”随即找到一张纸，提笔在上面写了“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把奖章和题词都让来人带回了所里。
即便记者采访结束，彭先生还是认为不要过多地宣扬自己，这秉承了他的一贯作风——实在、真诚、奉公。或许，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每当有人与他谈起功劳或者媒体采访他时，他都会用他的“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表达自己的想法：“都是大家干出来的”。其实，这些作风更是当前年轻一代应从彭老身上所学习、所借鉴的。勇猛精进的探索、朴实无华的生命、为国为民的贡献，这一切都分解在恬淡的对话里，如风、似影，浸在来访者心中，浸在与他交往的同事、战友、学生心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