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哈斯
译者：暗刃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两个世纪前，拿破仑到达埃及，标志着现代中东的到来。如今，在奥特曼帝国终结后大约80年，在殖民主义结束后50年，在冷战结束后不到20年，中东地区的现代历史上的第四个时代——“美国时代”——已告终结。曾几何时，人们寄望于一个崭新的、欧式的中东，和平、繁荣而民主；而今，这一愿景已成泡影。相较之下，新的中东更有可能对其自身、美国、以及整个世界造成巨大的损害。
中东地区的所谓“时代”均以其内部和外部势力的相互影响和竞争来定义。变化了的是这些影响之间的平衡。预计在中东的下一个时代，外部势力的影响将相对较小，本土势力将占上风——而取得权力的将是矢志改变现状的激进分子。从外部主导新中东的形成将是极端困难的，但是在未来几十年里这恰恰将构成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挑战（另一主要挑战则是应对不断变化的亚洲）。
现代中东诞生于十八世纪晚期。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象征性的事件是1774年奥特曼帝国签订条约终止了和俄国之间的战争；更有说服力的则是1798年拿破仑相对容易的进入埃及，其重要性在于向欧洲人揭示征服该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促使阿拉伯和穆斯林知识分子发问——正如很多今天持续进行的那样——为什么他们的文明竟如此落后于基督教欧洲。奥特曼帝国衰落加上欧洲入侵该地区引发了“东方追问”，即如何应对奥特曼帝国衰落的影响。对此，各个集团一直试图作出对其最为有利的回答。
“第一时代”终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奥特曼帝国的终结、土耳其共和国的兴起，以及欧洲战胜国对于战利品的瓜分。随之而来的是殖民统治的时代，其中法国和英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该“第二时代”终结于大约四十年后，另一场世界大战消耗了欧洲人大部分力量，阿拉伯民主主义兴起，两个超级大国开始角力。历史学家阿尔波特•霍雷尼写到：“统治近东者统治世界；觊觎世界者必关注近东”。他正确的看到，1956年苏伊士危机标志着中东地区殖民时代的结束以及冷战时代的开启。
在冷战期间，同此前一样，外来势力在中东发挥主导作用。但美苏争霸的性质本身给当地国家留下了可观的酝酿空间。该时代的高潮事件是1973年10月战争，美苏止于僵局，为雄心勃勃的外交铺平了道路，其中包括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
但若仅将上述“第三时代”视为充分操控的大国竞争，则显然有失偏颇。1967年6月战争永远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权力均势。1973年，石油被用作经济及政治武器，显露出美国及国际社会对于能源紧缺和价格飙升缺乏抵御能力。而冷战的平衡做法给本土势力留出了显著的自治权，使其能够追求其自身的诉求。 1979年伊朗革命摧毁了美国的中东政策的支柱之一，显示出外部势力不能控制本土事件。阿拉伯国家拒绝了美国尝试说服他们加入反苏联盟的努力。以色列于 1982年占领黎巴嫩，催生了真主党。两伊战争在十年中消耗了这两个国家。
美国牧歌
冷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带来了中东地区的“第四时代”，其间美国享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以及自由行动权力。这一“美国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美国领导解放科威特、长驻地面及空中部队于阿拉伯半岛，以及尝试一劳永逸的解决阿以冲突的主动的外交兴趣（这在克林顿政府在戴维营的强烈的但最终未能成功的努力中达到顶峰）。这一时期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显著的放大了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旧中东”。该地区特征是扩张但是受到挫折的伊拉克，激进但是分裂并相对孱弱的伊朗，作为该地区最有权力的国家及唯一核武器国家的以色列，飞涨的石油价格，压抑人民的头重脚轻的阿拉伯政权，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政权之间紧张的共存关系，以及一般而言的美国主导。
不到二十年后，一系列事件导致该时代的结束。其中一些是结构性的，另一些则是自发的。其中最终要的就是布什政权2003年决定进攻伊拉克、其军事行动的手段以及随后的占领。战争结束了逊尼派对伊拉克的统治，而其强大与决心本来能够平衡什叶派的伊朗。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沉寂多年后，在伊拉克以及整个地区表面化。恐怖分子在伊拉克获得了一个基地，发展了一套新的输出手段。在大部分地区，民主与公众秩序的丧失和逊尼派强势的告终联系在一起。本已可观的反美情绪得到加强，而通过牵制大量美国军力，战争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历史充满反讽：第一次伊拉克战争，一次必需之战，标志了中东地区美国时代的开启，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一次选择之战，导致了其结束。
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其中之一即中东和平进程的中止。美国长期以来独享同时与阿拉伯和以色列交涉的能力，但2000年的戴维营暴露了此种能力的局限。自那时起，阿拉法特继任人的软弱、哈马斯的崛起、以及以色列的奉行单边主义均加速了美国的边缘化，而当前布什政权采取的主动外交政策则加强了这一趋势。
另一个促成美国时代结束的因素就是传统阿拉伯政权在反对极端伊斯兰主义方面的失败。该地区的大量民众在面对其眼中的冷漠及腐败的政治领导人与生气勃勃的宗教领导人时选择了后者。美国领导人在经历9/11后才意识到封闭社会与激进分子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其反应——多是急于推动选举而罔顾当地政治背景 ——已向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提供了较过去更多的发展机会。
最后，全球化改变了该地区。极端分子如今可以更为轻易的获取资金、武器、主题以及追随者。新媒体，尤其是卫星电视的兴起，已将阿拉伯世界纳入“地区村落”并使其政治化。其播放的大量内容为伊拉克暴力与冲突的画面，伊拉克以及穆斯林犯人被虐待的影像，以及加沙、西岸还有如今的黎巴嫩的苦难，这些进一步使中东地区的民众疏离了美国。结果，中东各国政府在公开与美国合作方面面对了更为艰难的局面，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已经削弱。
眺望前路
中东“第五时代”的轮廓仍在形成之中，但是其自然的承接了美国时代的结束。日常事件将会凸现以下十二项特点：
首先，美国将继续对该地区享有超过其他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力，但是其影响将较以前有所削弱。这反映了一系列内部及外部势力逐渐增强的影响，美国势力内在的局限，以及美国一系列政策抉择的后果。
其次，美国将越来越多的受到其他外部势力的外交政策的挑战。欧盟在伊拉克助益无多，对巴勒斯坦问题则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中国将抗拒向伊朗施加压力，并将寻求确保能源供应。俄国也会抗拒制裁伊朗的呼声，并会寻求机会显示其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中国和俄国（以及很多欧洲国家）将与美国推行在中东非民主国家的政治改革保持距离。
第三，伊朗将是该地区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那些认为伊朗正处于戏剧性的内部变革顶峰的人们恐怕失于武断。伊朗享有巨大的财富，是对伊拉克影响力最大的外部势力，并在哈马斯和真主党两方面均能施加可观的影响力。它是典型的帝国政权，既有重绘地区景象的雄心，又有将其目标转化为现实的潜力。
第四，以色列将是该地区另一强大的国家，其拥有的现代经济足以参与世界竞争。它不仅是中东唯一的拥有核弹头的国家，还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常规军。但是，以色列仍须承担其占领西岸的庞大开支，并面对多战线、多层次的安全挑战。战略上，以色列今日之地位较之黎巴嫩夏日危机之前有所削弱。且当伊朗发展出核武器，以色列连同美国所处的形势还将进一步恶化。
第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出现可行的和平进程。在以色列于黎巴嫩采取受争议的行动之后，卡迪马领导的政府几乎必将过于软弱，以至于若有任何政策被视为冒险或者回报丰富的进攻行为，其将无法获取国内支持。鉴于以色列撤离黎巴嫩和加沙后引来一系列进攻，单边撤离受到了抨击。目前，并无明显迹象表明在巴勒斯坦方面存在既有能力又有意愿作出妥协的合作者，这进一步阻碍了和谈的进路。美国已经丧失了其作为可信及诚实的中间人的地位，至少目前如此。与此同时，以色列定居点扩张以及道路修建仍会快速进行，进一步令外交局势复杂化。
第六，伊拉克，传统意义上的阿拉伯权力中心，仍面对经年累月的混乱局势。其中央政权软弱，社会分裂，并伴有经常性的宗派主义暴力冲突。最差的可能性是，伊拉克将因全面内战而国家被毁，并引来其周遭的邻居。
第七，油价将保持于高位，其原因包括自中国和印度的强劲需求，美国限制能源消耗的成就有限，以及供应短缺的可能性的持续存在。每桶油价超过100美元的可能性远高于其回落到40美元以下的可能性。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将获得畸利。
第八，“民兵化”将迅速推进。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私人武装已经在加强。一旦国家权威或能力出现表征上或实际上的不足，民兵将随即涌现；这既是国家羸弱的产物，也是其肇因之一。最近在黎巴嫩的战斗将令这一趋势加剧，因为真主党靠着没有遭受全面失败而得利，而以色列因为没有实现全面胜利而失算。这一结果将鼓励真主党及其仿效者。
第九，恐怖主义，定义为为了追求政治目标而故意向平民使用武力，将继续是该地区的特点之一。恐怖主义将会在分裂的社会（例如伊拉克），以及激进组织谋求削弱政府并令其失信的社会（例如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发生。恐怖主义将获进化，并继续成为对以色列和美国及其他非本土势力使用的工具。
第十，伊斯兰将更多的填补阿拉伯世界中政治和智力的真空，并为该地区大多数居民提供政治基础。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阿拉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历史，而民主最多也只属于遥远的未来。阿拉伯团结只是口号而非现实。伊朗及其相联系团体的影响得到加强，而改善阿拉伯各政府与以色列和美国的联系的努力陷入泥沼。同时，逊尼和什叶之间的紧张局势将在整个中东继续发展，并在社会分裂的国家造成问题，例如巴林、黎巴嫩以及沙特阿拉伯。
第十一，阿拉伯政权有可能保持独裁主义并变得更加不宽容和反美。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将成为两支带头力量。埃及拥有阿拉伯世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展开了一些建设性经济改革。但是其政治并未能配套跟进。恰恰相反，其政权似乎意图镇压为数不多的自由派的主张，并将传统的独裁和穆斯林兄弟会提供给埃及人民作为选择。危险的是，埃及人有朝一日可能会倾向于后者，并非出于原本的拥护，而是出于对前者的厌倦。或者，埃及政权可能涂抹其伊斯兰教主义反对者的色彩以平息其诉求，并在此过程中疏离美国。在沙特阿拉伯，政府和皇室精英依赖使用大量能源收入以安抚国内变革的呼声。问题在于他们所回应的绝大多数压力均来自于宗教右翼而非自由主义左翼，这导致他们迎合宗教权威的意图。
最后，地区性组织将继续处于弱势，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中东最广为人知的组织，阿拉伯联盟，将该地区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即以色列及伊朗排除在外。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持续摩擦将继续令以色列无法参与任何长期的地区关系。伊朗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将阻挠地区主义的浮现。中东地区内部的贸易将继续维持低量，因为很少有国家提供其他国家希望大量购买的产品和服务，先进的产成品仍不得不继续从其他地方进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优点将很少能够惠及这一地区，虽然对这些优点的需求是如此迫切。
失误与机遇
尽管现代中东之第五时代的诸多基本特点大体上相当悲观，这并不是安于宿命论的理由。程度上的差别实可相距天壤。在一个缺乏正式和平协定的中东和一个深陷恐怖主义、国际冲突和国内战争的中东之间，在一个包含伊朗强权和为伊朗所主导的中东之间，或者在一个与美国关系不洽的中东和一个对美国深含仇恨的中东之间，将存在深刻和根本的差别。时间也将是一个变量。中东的不同时代长至一个世纪，短到十余年。显然，对于美国和欧洲而言，当前浮现的时代越短，取而代之的时代越友好，则越符合其利益。
为保证这一点，美国的决策者需要避免两个错误，并把握两个机遇。第一个错误是过度依赖军事实力。正如美国在伊拉克（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付出惨痛代价后所学到的，军事实力不是万灵药。对于组织松散的民兵，以及装备精良、获得当地人民支持并不惜为其目标而赴死的恐怖分子，军事实力的作用委实有限。对伊朗核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也不会获得太大收效。这样的攻击不仅不能摧毁全部设施，并且可能导致德黑兰重建更加隐秘的核计划，导致伊朗民众团结在政权周围，并说服伊朗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权益，甚至对美国本土直接进行报复（此类报复很可能通过代理人进行）。攻击将会进一步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推向极端，并催生更多的恐怖主义和反美行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会令油价升至新高，增加国际经济危机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为上述原因，军事力量只应被视为最后手段。
第二个错误是以民主的降临作为绥靖手段。的确，成熟的民主制度倾向于不会互相开战。但不幸的是，创建成熟的民主制度绝非易事，即便最终成功，也要花上数十年时间。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必须继续与很多非民主政府共事。民主亦非恐怖主义的解药。当然，如果年轻男女步入社会时得到政治及经济机会，他们变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将会减小。但事实显示，即使是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例如英国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未能对极端主义免疫。哈马斯和真主党都在竞选中获利，并随后展开暴力进攻，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民主改革并不保证能够息事宁人。何况，对于那些政纲无望获得大众支持的极端分子，民主化的作用更加有限。更有用的作法是采取行动进行教育系统改革，提高经济自由度以及开放市场，鼓励阿拉伯和穆斯林权威以其宣讲否定恐怖主义的合法性并使恐怖主义的追随者们蒙羞，以及直面促使年轻男女从事恐怖活动的愤懑动机。
至于应当把握的机遇，首先是采用非军事手段更加积极干涉中东事务。就伊拉克而言，除了调回美国军队及训练当地武装和警察之外，美国应当比照在 2001年干涉阿富汗之后为帮助管理事务而做的那样，为伊拉克的邻国（尤其是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利益关联方建立地区性论坛。这样做将有必要引入伊朗和叙利亚。叙利亚能够影响武装人员进入伊拉克以及军备物资进入黎巴嫩；其应被说服关闭其边境以换取（来自各阿拉伯政府、欧洲及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承诺重启戈兰高地地位的会谈。在新中东，危险在于叙利亚有可能更有兴趣同德黑兰而不是华盛顿合作。但其在海湾战争中确有参加美国领导的联军，并参加1991年马德里和平会议，这两个表态显示其可能在未来和美国达成交易。
伊朗的情形更为困难。但是由于近期内难以寄希望于德黑兰的政权更替，对伊朗境内核设施的攻击可能是危险的行为，威慑力也不确定，外交将是华盛顿所能作出的最好选择。美国政府应该无条件的展开全面会谈以讨论伊朗和计划及其对恐怖主义和外国民兵的支持。应当向伊朗提出一系列经济、政治及安全激励。只要伊朗接受高强度监控，就应允许其进行高度受限的铀浓缩试验项目。这样的提议将会赢得广泛的国际支持，从而提供了先决条件，以令美国能够在外交失败时为实施制裁或采取其他升级手段而寻求支持。将这样一个邀约的条件公开将增加外交成功的可能性。伊朗人民应当了解他们将为政府的激进对外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如果德黑兰政府顾虑到不利的公众反应，其将更有可能接受美国的邀约。
此外，还须再以巴冲突中重续外交努力，而以巴冲突仍是对中东地区公众舆论（及其极端化）影响力最大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的目标并非将双方邀至戴维营或任何其他地方，而是开始创造条件以使外交努力能够有效的重启。美国应当清晰的说明其认为哪些原则应构成最终协议的元素，其中包括根据1967年立场建立巴勒斯坦国（这一立场将须加以调整以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以及反映人口分布变化，而巴勒斯坦人将须就其因此等调整而承受的任何损失获得补偿）。计划越慷慨和细致，哈马斯想要拒绝谈判而继续对抗就越难。与这一策略相配套，美国官员应当与哈马斯官员促膝而坐，正如他们曾与新芬党领导人做过的那样（这些领导人中有些领导过爱尔兰共和军）。这种交换不应被视为对恐怖分子战术的奖励，而应视为可能令其行为符合美国政策的工具。
第二个机会涉及美国尽可能的与该地区的不稳定性绝缘。这意味着限制美国的石油消耗以及美国对中东能源资源的依赖。达成这些目标的最好方式就是降低需求（例如通过提高消费终端税收——通过其他地方的减税来抵消——并通过政策鼓励引入替代能源）。华盛顿还应采取进一步步骤降低其面对恐怖主义的风险。如同人类面对病毒的脆弱性一样，面对恐怖主义的脆弱性无法被完全消除。但是为更好的保卫美国本土并为那些恐怖主义将会得逞的难以避免的情况作好准备，完全可以并应当做得更多。
避免上述错误并把握机遇将起到积极作用，然而重要的是承认对于新时代所提出的诸多难题并无迅速或容易的解决办法。中东地区在未来几十年内将继续饱受困扰，并困扰世界。这或已足以引发今人对旧中东的无限缅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