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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外交战略的六次变迁及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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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12/02 出处： |
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的大战略调整节奏呈现惊人的规律性：平均十年一轮大调整。
历史的波动并不能决定未来的节奏，归根结底还得看中国的大战略是否能够与内外环境
相适应。
《IT经理世界》文章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宣布“一边倒”，坚决站在社会主义
阵营一边，才有了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闹翻，互相大批判
，结果60年代的中国对外大战略就是“两条线”，同时与美帝、苏修两个超级大国对抗
。在南线，三十万大军和两百亿美元物资资助越南抗美；在北线，与苏联兵戎相见，相
互屯兵百万长期对峙。
两线作战压得中国内外交困，于是到了70年代初与美国搞战略接近，整个70年代的
大战略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一条线”：将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
以及西欧，连成反对苏联扩张的一条战略弧线。
到了80年代，邓小平提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就是和谁都改善关系，不搞意识形态
划线，不打战略牌，由此中国国际处境持续改善。但好景不长， 1989至1991年的全球性
政治动荡导致中国在国际上严重孤立，面对严峻形势邓小平提出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后
来概括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字，成为此后十多年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
而2003年以来，中国外交呈现出一番新气象，出现了“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与
“和谐世界”等新概念，我将之概括为“和平－和谐”大战略。在具体对外政策实践中
，对过去的历史遗产有许多继承，但是更多地表现为“与时俱进”。今年中国搞了三次
大型首脑峰会，聚集了五十多位外国首脑人物，说明中国正在成为继美国和欧盟之后的
第三大外交中心，其大国气度已经初显锋芒。
这六个大战略，前三个是毛泽东设计的，接着两个是邓小平设计的，最新的大战略
则是由中共党内充分酝酿、讨论才逐步成形的，客观上可以分成三“组”。比较这三组
大战略之间的差异，能够加深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
大战略背后存在国际秩序观。国际社会是个无政府社会，因为没有一个拥有足够约
束力的中央权威来维持世界秩序。但是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可以大不相同。一种是
霍布斯式的理解——一切人以一切人为敌，这可以用来描述毛泽东时代对国际秩序的理
解，大国关系看起来就是一场殊死较量，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博弈最终至多有一个能存活
。另一种是洛克理解的无政府状态——各人照顾好自己的利益，彼此有边界。邓小平的
国际秩序观中强调主权独立，和平共处，似乎颇多与之相应之处。还有一种就是康德对
无政府状态的理解，那是一派人与人和睦相处、多元共存的美景。事实上，追根溯源，
和谐理念与康德是说得着的：中共建政后的头十几年是中国道德氛围和共产主义信仰高
涨的时代，正是在这种精神氛围中今天的领导人及其智囊们形成了他们基本的世界观；
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从哲学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包括康德在内的德意志古典哲学，所
以，将康德哲学、共产主义与和谐世界倡议相联系并非毫无根据。
另一个视角是考察其中国传统哲学源流。相对而言，第一组大战略背后体现了较多
的是法家中的“术”的一脉，第二组大战略体现了较多的道家风格：无争，不为天下先
，守拙，韬晦。至于“和平－和谐”战略，众多论者都已提到其官方表述中有许多关键
词直接借自儒家经典，比如“和而不同”等等。
按照上述说法，2012年之后中国岂不又有新的大战略？那也未必。这里有个小小的
逻辑陷阱：你扔一枚硬币，五次都是字，第六次仍是字的概率并非 5/6，而仍是50%。历
史的波动并不能决定未来的节奏，归根结底还得看中国的大战略是否能够与内外环境相
适应。世易时移则理应与时俱进，但是如果战略环境没有根本变动，能做到萧规曹随也
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文/翟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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