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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价值观和中美文明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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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10/25 出处：青年参考 |
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俄罗斯经济学教授）
中美在长远未来潜在的冲突，不仅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模式各异，而且还与文明和价值体系的不同有关。这不一定会发展成“文明的冲突”，但这方面的竞争将不可避免。
“亚洲价值观”注重团体
村庄、企业、民族和国际社会优先于个人利益。这种“亚洲价值观”常常与西方价值观发生冲突。按照西方价值观，人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剥夺，哪怕是为了实现社会最高福利。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的原则是，民主价值观与人权具有优先重要性。根据其所著的《正义论》一书的观点，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人权“不可能是政治交易品”。
另一方面，“亚洲价值观”的护卫者坚持认为，社会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之所以捍卫专制统治模式，原因就是这种模式对取得经济成就非常有效。
为了实现社会最高福利中引申出的另一条原则是，容忍各种形式的社会制度，理解为了团体民族、文明的生存与繁荣，放弃一切意识形态和各式各样的“主义”。这种宽容性与美国的侵略性和将世界简单划分为“我们的”和“你们的”是背道而驰的。中国领导人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教训他人——即使是在提供物质帮助的时候——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条件。甚至在与台湾的关系中，北京始终致力于发展同它的经贸和文化联系，而恰恰是台湾对此百般阻挠。迄今为止，台湾仍禁止大陆投资，而同时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额已经达到１０００亿美元。
不战而屈人之兵
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孙子曾经说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统治者似乎比他国领导人更好地实践着这样一条准则——以自己的榜样力量确立领导地位。用《纽约时报》前专栏作家乔舒亚·雷默的话说，中国可能正在成为“不对称超级大国”。他提出了著名的“北京共识”一词。
“北京共识”的特点是，对私有化和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主张全球化不应破坏国家主权和国家发展模式。雷默写道，“中国没有模仿难以容忍其他世界观的美国式超级大国，而是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体系的影响力和对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来获得世界影响”。也许，“亚洲价值观”中恰恰包含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观念经久不衰的秘密。
展现灵活耐心特点
中国不仅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其文化的继承性也从未中断。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世界领先，只是后来才把第一的位置让给了英国，但现在一切似乎又重回它手中。在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和耐心。当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并快要打到香港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一举拿下香港，殖民者做不出任何军事抵抗。就在此前不久，毛泽东没有听从斯大林的意见，后者建议他不要让部队南下，不要越过长江，不要攻打南京国民政府。
试想如果毛当时采纳了苏联建议，中国现在就可能像朝鲜半岛那样分裂为两个部分。然而当快打到香港时，毛泽东突然决定停下来。据说，他作出这个决定只是想看看香港会发展成什么样。显然，他希望获得自由的中国将证明自己在与帝国殖民地经济竞争中具备的优势。但结果香港迅速成为了亚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生活水平甚至超过宗主国英国。然而，毛的决定里肯定既有精密的谋算，也有即兴而发的创意，还有战略上的远虑。即使是在饥荒最严重的“大跃进”年代，中共还是严格按照签署的条约，派军用列车将粮食从广东运往香港。中国后来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香港这个样板。
两种模式将有竞争
总的来说，“亚洲价值观”可能比新教徒宣扬的“个性自由和人权”对其他国家更有吸引力。毕竟中华文明已经存在５０００年了，惟有它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昙花一现。中国近几十年的重新崛起，使得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上半叶的落后局面只被看成是“一时的发展困境”。今天被称为“亚洲价值观”的东西，在１９世纪新教出现之前，就是全人类的通用法则——此前根本没有个体利益优先于社会利益之说。
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将自由和人权放在第一位的西方能够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赶超其他文明，因此只需效仿西方，就可取得同样的成就。但战后东亚，尤其是东亚的中心中国的崛起使我们认识到，为文明的竞争画上句号还为时尚早。
２１世纪中美这两个国家将会形成怎样的关系？
有几种可能。如果中国与西方的冲突能够按美国希望的那样解决，中国的高增长速度将放慢，美国还将长期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约１０％的年增长率，那么二三十年后，它将成为不是与美国并驾齐驱、而很可能是取代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问题在于，东亚发展模式和“亚洲价值观”将会如何：它们或是被传统的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取代，或是正相反，将逐渐推广到全世界，包括美国。当然，也不排除在两种模式和价值体系之间实现某种妥协。
（本版文章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读者参考。文章均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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