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述论
|
| 时间：2006/10/21 出处：历史研究 |
张继木
摘 要：在清末这样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新闻自由思想无疑是诸多思想中的一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是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界当然的集大成者。因此，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外，弄清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还可以透视当时的新闻自由思想界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针对目前学界对这方面关注力度不够的现状，本文通过对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研究，试图增进我们对这方面较为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
中图分类号：Ｇ２１９．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４０２２００５１１－００３６－０３
作者简介：张继木，男，湖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２００４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
在人类历史上，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崛起，欧洲的先哲们在１７、１８世纪率先提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那个时候的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和出版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在新闻领域的运用和表现，并且随着大众传媒影响的日益扩大，新闻自由被认为是其它一些自由的基础。具体到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来说，也有少数先进人物关注这一问题，比如洪仁玕、郑观应、梁启超等。毋庸置疑，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是当中的集大成者。因此，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弄清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还可以透视当时的新闻自由思想界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然而，目前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尚显欠缺，本文通过对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探讨，试图推动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
一、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内涵概述
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散见于其撰写的这３篇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１９０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敬告我同业诸君》（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２日）。由于没有专文专论，散见于这３篇文章中的新闻自由思想的表述也不十分明确、简约，这里辑要予以概述，力求能将其作一个完整的展示。
有关新闻自由的地位：新闻自由即在新闻领域运用和表现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其它自由的基础。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写道：“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２可见，在他看来报馆（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从他引用西方恒言的举动可以窥见：他对西方将言论、出版自由视为一切自由之保障的观念是认同的。由此我们可以认定：清末梁启超视新闻自由即在新闻领域运用和表现的言论出版自由为其它自由的基础。
有关新闻自由的具体内涵：１、准许设立报馆。他主张设立报馆以“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起天下之废疾”３，并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论证。从正的方面，他举西方“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４的实例。从反的方面则举中国的例子：“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劝有讽一，裨补盖寡；横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５２、准许报馆独立于政府之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表示：“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６３、准许报道各类事实。他认为“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７４、准许报馆议事及批评政府。他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其一大天职就是“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８，并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批评监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在必要性方面：他认为“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尽善，凡庶务之所以克举，群治之所以日进，大率皆借夫对待者、旁观者之监督，然后人人之义务乃稍完。”９“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智圣，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１０“诚以此两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论者注）苟失坠，则行政之权限万不能立，国民之权利万不能完也。”１１在可行性方面，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方面，报馆可以凭借操纵舆论来达到批评监督的目的。他写道：“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１２另一方面，他认为众多报馆参与议事能保证意见的正确性，这样就能保证批评监督具有合乎理性的正确性。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表示：“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而真理必出焉。”１３
二、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两大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一个就是西方（泛指当时的先进国家或地区）的新闻自由思想，另一个就是梁启超自身的改良主义政治理想。下面，就依次对这两大因素在其新闻自由思想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予以分析：
梁启超在出国之前就阅读了一些有关西方的书籍，对西方的新闻界已有一定的了解。比如，他在１８９６年撰写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就提到了西方的新闻业状况：西方大报的报道内容，西方报纸的种类以及报纸的出版周期；西方报馆的地位及西方对报业的管理制度。进而佐证西方之所以进步，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报馆的广泛开设，从而得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结论，亦即构成其新闻自由思想中准许开设报馆的理由。这同时表明他已受到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某种启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遁身海外，除了有机会接触更多的西方书籍外，他更是目睹了西方发达的新闻业，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其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其在１９０１年便萌发了将新闻自由作为其他自由基础的思想，在１９０２年，他除了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深化、明确化之外，更是明确地指出报馆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种力量，报馆可以自由监督政府。在体现这些思想的两篇文章——《〈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痕迹还依稀可辨：他举英国大臣波尔克之言——“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１４，表明西方的新闻独立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他举西方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１５，表明西方的新闻自由是其他自由之基础的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他举拿破仑语——“有一反对报馆，则其势之可畏，视四千枝毛瑟枪殆加甚焉。”１６从一个侧面表明西方的报馆批评监督政府的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政治理想是实现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这种理想就决定：他必然有反封建的一面，也必有不彻底、不完全的一面；具体到对其新闻自由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来说，也是相应的分为两个方面。在反封建方面，首先他主张打开报禁准许设立报馆，准许报馆报道各类事实，以求开风气、开明智、去塞求通之效。其反封建性就体现在这不仅有违清廷搞文字狱的文化专制政策，而且也与几千年来统治者们所奉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１７的愚民理念不符。很明显，这是其政治理想中反封建的延伸，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梁启超早在１８９６年就提出了这种思想，最大的动机不过是达成其政治理想中反封建的第一步——借助报馆之宣传，广泛传播改良理念，为改良作舆论上的准备。其次，他花大量的文字论述报馆的独立性，报馆议事及批评政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是他在反封建途中考虑建构立宪制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权力的制衡。这既体现了他对未来社会权力制衡蓝图的部分构想，也体现了其政治理想中反绝对的封建王权的一面。在不彻底、不完全方面，首先，梁启超改良主义政治理想中的反封建不彻底性影响到其新闻自由思想中对新闻自由必要前提的阐述显得苍白，当中，他根本没有触及推翻帝制这个新闻自由的前提性因素；其次，梁启超改良主义政治理想中单纯的国家立场影响到其新闻自由思想中对民生、民权的关注不够，尽管他有涉及到开民智，但是并没有视其为一种民生意义上的民权，而是仅仅将其视为强国的一种手段。
三、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评价
大凡评价一种思想，总有一定的参照系，评价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亦然。这里，为了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有必要选定两个参照系：一个是清末这个时代及这个时代相关方面的思想状况，另一个是西方类似时代的相关思想状况。前一个参照系有利于我们了解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时代价值，后一个参照系则帮助我们了解在相似的历史语境下，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相对于西方先哲们而言，还有些不足。
在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是先进的，具有强烈的时代启蒙意识。首先，其新闻自由思想在封建社会的桎梏中提出并凭借报刊加以传播，本身就是对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革命。其次，梁启超除了保有早期洪仁玕、郑观应等人要求准许设立报馆、准许报道各类事实、准许批评政府的新闻自由思想外，更是超乎他们，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新闻自由是其他自由的基础，准许报馆独立于政府之外。再次，在设想新闻自由批评的技术层面，他提出了类似１７世纪英国政论家弥尔顿的意见市场（Ｏｐｉｎ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的观点：“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而真理必出焉。”１８这里，他已经开始强调人类的理性及用人类的理性去驱除时代的黑暗，从而获得相对真理。这个认识，不光是在那个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就是在我们今天，也有着它一定的现实价值：很多的学者在论及新闻自由时，还会将梁启超的相关论述作为其正面的理论论据。
但是相对于西方类似时代先哲们的论述，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显得有些不足。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不是将新闻自由既视为一种手段，也看作一种目的，而是仅仅视为一种手段——一种强国的手段。并且，他所要强的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保有很大王权的国家，这样，其新闻自由思想就不免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为了强国，要实行新闻自由；另一方面，他所维护的王权势必会扼杀他所提出的新闻自由思想。而在西方类似时代，西方先哲们除了将新闻自由作为反封建反神权的工具（这种工具性观念是较为彻底的，如为了便于新闻批评的开展，当时的英国先哲们就要求废除新闻检查制度）之外，他们还视新闻自由为一种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新闻自由是天赋人权的一种，如：“１６９０年洛克出版《民治政府两论》，……其中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些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自由是一种天赋的权利，而新闻自由是天赋人权的一种。”１９既然如此，那么，在当时资产阶级将天赋人权当作目的进行追求的时候，其中就必然包括新闻自由这么一项内容。第二，清末梁启超将报馆视为新闻自由的唯一主体，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主体的普遍性。而类似时代的西方先哲们就高明得多：他们将新闻自由视为包括报馆在内的全体公民、团体及其他一切法人实体的自由。这点可以从上述洛克的思想中找到根据：既然将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天赋人权，那么也就意味着新闻自由的主体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新闻从业人员。
尽管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和西方类似时代的新闻自由思想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作为清末资产阶级对于新闻自由的一种代表性看法，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先进的，对此，我们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清末社会并不具备实现这种思想的条件，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对新闻自由的看法也与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有了出入。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下，我们的新闻自由观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这是与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有着本质区别的。
注释：
１在清末，梁启超并没有提出“新闻自由”这个命题。但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新闻自由思想。本文对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述论，是比照西方类似时代（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对新闻自由的一般理解——言论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和出版自由（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在新闻领域的运用和表现，并立足于梁启超所处的历史语境或西方类似时代的历史语境展开的。
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８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３５，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３３５，２５，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５，３３６页。
１４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３、４４页。
１７《论语》，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２页。
１９李瞻：《新闻学原理》，（台湾）三民书局，民国七十六年版，第１４５页。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２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