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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阴谋文化铸就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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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10/21 出处：凯迪网络 |
王童
有位资深出版人曾对我说，易中天的《品三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学者化的评书。听罢，过后细细品来，还真是，如果你将袁阔成说的评书《三国演义》同《易中天品三国》进行类比一番的话，这种殊途同归的感觉就更强烈了。所不同的是，袁阔成的评书只是拘泥于故事的走向，人物的外在刻划，而缺乏一定的历史深度与厚度与由表入里的分析。易中天的学者化评书，除了在叙述故事、事件的本身走向外，还将人物的身世与事件的背景紧密结合起来，层层剥离出其内核，而最终逞现给听众与看官。一位友人曾向我咨寻过可有购买《三国演义》评书音带的地方，以给他还未上小学的儿子听，可见《三国》的故事在这之前就己渗入到了寻常百姓的骨髓，并让其智慧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有媒体称易中天的流行是平民偶像的凸现，由此便可知其历史风帆波及的程度。但说到底，易中天的“火”是同“三国”的炭相煨相热的，只是易中天借助现代的电视传播媒介，把以往在电台播出的“评书”传达得更形象化也更广博了。易中天品中的调侃，说实了就是王朔和冯小刚语境中的将过去时与现代时的话语换位，如，冯小刚电影语言中可将老影片《南征北战》中师长言，我们正面侧面有敌人多少多少个师的表述放在今天的环境里展现。易中天也是如此，他将汉代的“三公九卿”中的三公解释成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听者自然会发出会心的笑。然而，我的现在说的《三国》并非只是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而是从元代至治年间流传至今的各类活本、传本（包括陈寿《三国志》）的《三国》文化。
如果说《水浒》和《三国》在中国平民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许一点也不为过。特别是《三国》，其中让历代人津津乐道的典故、传说、演义无疑不给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功名科考、社稷治国等打上深深的烙印。倘若道，《水浒》是在赞赏一种强盗草寇文化（当然也有人会把它当成杀贫济富、反抗强权的样版）；那么《三国》就是在倡导为人为道为国的谋略，说得不好听的，就是在公然宣扬一种战而致胜的阴谋诡计。“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俗语，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种谋略掌握的心智与气度的分寸进行了巧妙的诠释，而这种公然教导众生从小就要掌握长辈人谋略的劝谕，说穿了，就是公然鼓吹要消解掉青春年少的尚武精神，转而让人从小就要变得圆滑、善用计谋才能成大业。而百多年来，这类成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韬略，已成了中国人不知不觉的精神枷锁。按理道，深谙三十六计的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该是屡战屡胜，但可笑的是这类雕虫小技一遇到重大事变、战事及重大创造就会一败涂地。中国男子篮球队主教练立陶宛人尤纳斯在男篮一败再败时曾说，他也很欣赏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东西，但在和强队对抗中，那种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拖泥带水的“心术”的东西则是断然不可取的。当然，尤纳斯的原话并不是这样说的，是我从他“不可取”的语气中感悟出来了。因为从表面上，你可能只是谈运动员的技战术与个人能力，但从心理上来分析，中国人经常自我提醒的“三思而后行”、考虑再三而行动的准则，已在人行动的细小层面上起到了微妙的催化作用。这祥，无论是在体育竞技还是在人文艺术的创造上，中国人大多都以技巧般的花拳绣腿和亦幻亦虚的“吴代曹衣”与“风雅颂”著称。而一旦到了有些实打实的强对抗的层面上，就会一败涂地。中国男子足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诚然，中国文化另一面的《水浒》精神是骁勇的武松、林冲---岳飞和常山赵子龙。楚汉相争时的项羽和刘邦之比较，看官同情推崇鲁莽而有勇无谋的项羽，“霸王别姬”的戏剧化悲情，不过是寄托一种荼余饭后的伤感情怀罢了，不信，你详加观之，那些战功武功赫赫的战将勇士们，无一不是以悲剧走下人生的舞台。得天下者，则又是那些权术谋略掌握到家的混世流氓。宗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明朱元璋剪除异己，清西太后枉杀辜命八大臣，及至袁世凯告密出卖维新斗士窃国所用的诡计都成了篡党夺权的榜样。但这类计谋遇到成吉思汗大军铁蹄入侵，碰上满清努尔哈赤兴师入关，赶上日本海军挑起“甲午海战”就会一筹莫展、不堪一击。赵匡胤的做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也被后人一直沿用，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至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最终被元所灭。明李自成起兵，兵临城下崇祯却冤杀高功遭妒的袁崇焕，自命黄泉。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无疑是作者精心刻划推崇的一个人物，而在历史上诸葛亮也的确是一个智慧谋略超长的军师，在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篇幅几乎就占了五分之一，如“诸葛亮火烧新野”；“孔明用计激周瑜”；“用奇谋孔明借箭”；“孔明一气二气三气周公瑾”以及“诸葛亮智取汉中”；“诸葛亮智取三城”，“空城记”；“借刀杀人记”等等。实际上，《三国演义》延续了传本从桃园三结义到诸葛亮病故，三分归一统的框架结构，作者的创作宗旨也是不言自明的。综观整部《三国演义》，深谙阴谋诡计的诸葛亮成了铺佐刘备江山大计的羽纶圣人，而具有大才大德大量的曹操则被涂抹成了乱世奸雄，而这奸雄最终得了天下，恰恰不只是靠阴险狡诈才得逞的，而是靠他深明大义网罗贤才良将的功德而成就的，这一点，就连对曹操抱有偏见的罗贯中在其笔下也是肯定的。郭沫若当年对曹操进行翻案，虽说也就未必那么客观，但起码多少起到了颠覆百多年来人们的传统认识。
而假如言，郭沫若是对误导民众传统历史观的颠覆，那易中天的《品三国》，则就是借助现代传播媒体，对历史典籍进行了另了一番通俗化的颠覆，这种颠覆除了口语上的表述外，更重要的是历史观念上的更新，易中天在《我的历史观》一文中坦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对于历史人物，确实要有‘历史之同情’，要看到他当时的那些处境和原因。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应该是个人品质的优劣，而是制度的问题。简单地把历史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君子和小人，是没有意义的。人性中不会纯粹是善，也不会纯粹是恶。坏人也有好心，恶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想做君子。我们要弄清楚的，就是这些原本也有好心和善意的人，是怎么变坏变恶的，如果有此可能的话。曹操就恰恰是这样一个可以让我们做分析的人。一些朋友不理解我现在的讲法。他们质问：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时间和篇幅去讲曹操？为什么不多讲讲高风亮节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讲曹操这个奸雄'，有什么教育意义呢？你究竟是‘品三国’还是‘品曹操’？我当然是‘品三国’，不是‘品曹操’，但重点是曹操。讲曹操，或许没有多少‘教育意义’（其实未必没有），却很有‘教训意义’。大家知道，我们对这个节目的想法是四句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这就要有一个典型。曹操，就恰恰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以让我们实现自己想法的典型。”这段自白正好准确地反映出了易中天《品三国》的核心内涵。诚然，易中天在这里起劲地讲曹操，并不肩负着再次为曹操翻案的使命，翻案的人早已有了，而且他那番唯物辨证法式分析人物的逻辑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了。这种历史观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早己进行了展示，而且将好人和坏人的界限不那么截然分开分析的创作方法，今天己不是什么创新，而是一种时髦。让我感兴趣的是，便是渗透在他讲述的历史层面下对中国人心理影响至深的阴谋文化。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言，学识浅显、妃子出身的慈禧太后，却把《三国演义》背得滚瓜烂熟，而她那一套整人杀人的诡计，肯定受此书的启发与暗示不小。她的前辈多尔衮当年入关时，其政治教科书也是一部翻译成满文的《三国演义》，这或许也是他以皇叔执政，独揽大权，由此获益匪浅的基础。然而，这种只能策划于密室的计谋，在不管你怎样运筹维幄的真刀真枪的碰撞中，必定相形见拙。中日甲午海战中，号称亚洲最大的北洋舰队，败于日本就是一例。当时，在大敌当前，李鸿章却仍自以为高明的想利用智谋，用以夷制夷的办法不战而自胜。现在想起来，这似乎有些痴人说梦，武装到牙齿的敌军，岂能让你耍了？按理说你熟谙《孙子兵法》，你精通《三国演义》，用到战场上总能克敌制胜吧！但历史的结局恰恰相反，这样也就出现了唐德刚先生所说的“该胜者战败，该败者战胜”。许多人或许认为，这败是缘于敌方有备而来、突然袭击所致。而我则执意相信，除了上述原因外，中国败因的根本就败在所谓的计谋权术太多。不论是你怎样的颟顸松散、派系倾轧，说穿都是太聪明了的谋略作崇，面对单纯、同仇敌忾的对手，同心协力群起迎战才是重要的—两强相遇勇者胜，而这其中的勇气和勇敢才是第一位的。姜文影片《鬼子来了》中有一个情节非常典型地剖析了中国人的这种可笑的智谋心态，杀一个鬼子原本是一刀就解决了的事，可召来的“武林高手”却云遮雾罩、装神弄鬼了一番，仍不能得手，还唉天怨地一通，哭叫废了祖传“绝技”，实让人哭笑不得。
细观易中天的《品三国》，令人感慨的是丧生在阴谋利用而又杀戳的悲剧人物比比皆是，如他讲：“晁错的死是一个冤案，晁错之前韩信的死是一个冤案，晁错之后窦婴的死也是一个冤案……。”而在他叙述这众多人物的冤案时，你却又常常感到这些被各种各样计谋栽脏、陷害、诬告而夺去性命的人都是那么的无辜，悲惨。其实，这一阴谋文化到了20世纪的今天仍在延续，那类冤案仍发生在彭德怀、刘少奇、张志新、傅雷、老舍等众多人的身上。
《三国》中的谋略文化到了“文革”前后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中国这一文化熟识到家了的毛泽东更是驾轻就熟、炉火纯青地运用到了极致。“反右”运动中的引蛇出洞、“文革”中的拉一派打一派、借刀杀人的方法，你都能在“草船借箭”、“诸葛亮智取三城”，“孔明定计捉张任”等种种锦囊妙计中找到对应的影子。六十年代因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失误，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自我检讨，会后又将刘少奇推向前台，这也完全是古已有之的捧杀权宜之计，果然，没两年，刘少奇就在一场风暴般的政治运动中被打下了台，而毛泽东在这之前还请曾被他在“庐山会议”中己拉下马的彭德怀吃饭，谁又能不认为是一局当代的“鸿门宴”呢？非旦如此，在这形形色色的阴谋和阳谋的理论倡导下，当年的“八个样版戏”也渗透了这类谋略的典范创作。八个里面，其中就有《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三个，讲打入敌人内部、诱骗敌人的故事。还有一个《奇袭白虎团》虽说不是讲的卧底深喉类的冥鼠行动，但仍就是装扮成敌军、插入敌人心脏的足智多谋。另两个《海港》与《杜娟山》则是反过来，阶级敌人钱守维与温其九潜入革命队伍搞破坏，让人们要提高警惕。这里，我并不想评判这些艺术创作的是非曲直，只是想探究一下，中国人为什么对各类骗了、涮了、玩了对手的谋略推崇备至呢？有论者或许会说，对敌人就要如此这般，没什么客气的，要把敌人骗傻了、骗痴了，才解气。实际上，此话对了一半，因就是对付所谓的“敌人”也要讲君子之道，古来那种两军交战，先行将军之礼的例子比比皆是---因在历史的时空里是没有永远的敌人的。
我们历史的环链上，还有一个悖论便是，每朝每代都把失败灭国的缘由归咎到一个个汉奸和奸臣的身上，宋代有潘美，明代有魏忠贤、清代有何珅、民国有汪精卫、“文革”有林彪、“四人帮”，而这些个蟊贼可说是无一例外的阴险毒辣、诡计多端---把历史上因制度因昏庸而导致的衰朽全都归结到了这些人的身上—是想在寻找一些推卸体制化气数吞尽的顽疾的理由吗？而这些个对权谋运用到家的奸臣，几乎都是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座佑铭下丧失了为官为道的刚正原则。
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发起的批《水浒》运动，可说前所未有的荒唐之举，毛不喜书中宋江被招安去打方腊的结果，言语中仿佛是在号召人们起来造反—-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但现实是谁对他有不同意见就要被整肃。而正是这种两面派的风气毒化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空气。毛泽东的计谋后来又让林彪给学来了，用“四个伟大”又来捧杀毛泽东，直到叛逆而去。纵观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国文化中的非主流的“阴谋论”，已成了整人杀人搞人的主要意识形态，“谁能斗得过老毛啊！”已成了中国人对掌握谋略高人得心应手纯熟的敬畏心态。而更为可悲的是，这一习性已成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林彪当年言谁不说假话谁就办不成大事的判断，成了致理名言。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返回身去寻找形成这“阴谋文化”的根源，当然也包括《三国》中的那些权谋智能。然而，我在这里并非是要全盘否定《三国》中纵横捭阖、运筹千里的军事谋略，战争中以计谋取胜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但除了计谋，你还应有勇气、有不怕死的精神和拼命死干的劲头。多少年来，中国人的人格被古来的这些计计谋谋、韬韬略略薰染得己扭曲变了形，大家说话做事经常是言不由衷，奉场作戏己成了家常便饭，而这也就是我们自身悲剧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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