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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前就有人预言了今天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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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10/19 出处：凯迪网络 |
原创者: yunduo
巴师夏（1801～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乐观学派的经济学家，在他的一本名为《法律》的书中，他以一则所谓的“中国寓言”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古代中国有两座以运河相连的城市，由于运河四通八达、水量充沛，故货运、旅行成本甚低。当经济衰退来临时，皇帝为了振兴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下令人民用石头将运河填平。大臣们闻言，连忙进谏，但皇帝老儿成竹在胸，置之不理。
运河填平之后，皇帝又下令在上面修建道路。他深刻地指出，若不修路，两座城市的人民如何往来，货物如何运输，物流如何通畅？皇帝真是高瞻远瞩，英明神武！于是有关部门动员数万劳工，夜以继日地修建道路，不但如此，为了商旅的方便，公路两旁还兴建了不少客栈，一支巡逻队亦组织起来。强徒出没打劫商旅无日不有，因而法庭、监狱也非设不可了，当客栈设立后，因应旅客的需求，又在客栈附近开设了一些食物店、杂货店、服装店、理发店和鞋店等等，甚至还为了引进一部分波斯外资，皇帝特批修建了“怡春院”数座。这样，无论官府或者商界，都需要增加人员，因此住宅房子一间间地盖起来。显而易见，这种建设创造了大量就业，房地产业也带动起来了，市面呈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准却不断下降，原因很简单：①政府为了建设，增加苛捐杂税筹措资金；②交通费用及交易费用大增，令物价上升，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故事结尾，巴师夏指出，皇帝老儿的所谓高瞻远瞩最终成为了人民的“通往地狱之路”。
初次看到这个故事，我不禁有些惊诧于作者的高瞻远瞩，仿佛作者就生活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抑或这个学富五车的家伙真的有学问上的通灵之术，可以预见150多年之后的中国将要发生的事件。
据我浅薄的历史知识，古代中国没有一位皇帝干过填平运河的颟顸事情，相反，荒淫无道如隋炀帝杨广还历时十余年，征调民夫两百万开凿济渠（河南荥阳到江苏淮安运河），邗沟（淮安到江苏扬州运河）、江南河（江苏镇江到浙江杭州运河），有史家评论，虽然开凿这些运河是为了杨广先生自己的享受，但间接的促进了中国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杨广先生自运河贯通屈指算来也仅仅下过三次江南，而运河带给中国人民的余泽浩浩荡荡绵延一千四百余年，如此看来我们还得感恩于杨广先生。
但是今天的中国，却让我们看到了与巴师夏的“中国寓言”同样的情境。代表了生产力、经济、文化、政治等等先进发展方向的“奉天承运”的权贵集团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的长期化和伪合法化，不断地干着竭泽而渔、掠夺弱势阶层的勾当。
在巴师夏寓言中，那个“天才”的经济学家皇帝运用起“凯恩斯疗法”来是何等的娴熟，对照当今政府的施政胆识毫不逊色，为了刺激经济成长，产生高GDP,皇帝老儿借助极权填平运河而修造道路，与我们今天的施政方向是何其相似啊。借助于庞大的以公共开支、基础建设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今天的中国在少数的大城市中快速地建立起来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被欧美有关人士评价为“金砖四国”之一，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断地外资、尤其是港台地区的投资，如蝼蚁般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看起来真是美妙的很呐！
但是，这种“烈火烹油”、“繁华似锦”的表面下涌动着是怎样的一条暗流啊。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1997年的560亿飙升至2002年的3000多亿，而且一直维持至今（2005年是戏剧性的2999.5亿）！在没有任何的权力制约的政治情势下，大量的公共开支不但低效，而且贪污受贿丑闻频出，民间将这些标榜为“富民工程”的公共投资项目形象地形容为“富官工程”，也就是意味着，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们在透支着全体人民的未来！
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大搞“面子工程”、“绣花枕头工程”、“王八蛋工程”（朱镕基语）。例如江苏北部某县，为了炫耀政绩，花费大量民脂民膏，建立了一个“电话县”，结果是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无用的摆设。吉林省桦甸市某村为了某些官员的所谓“面子”问题，大搞小康示范村，农民们住着政府修建的欧式豪华别墅，却负担不起物业和取暖费用，甚至在别墅里烧柴火取暖煮饭。这些于民于社会毫无益处的公共投资政策如果也能产生GDP的话，我看只能称作“垃圾GDP”、“灾害GDP”!
这不由得令我想起一则流传已久的笑话：话说两个经济学家甲和乙在路上散步。突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堆狗屎。经济学家甲突发奇想，指着那堆狗屎对乙说：你要是能把这堆狗屎吃掉，我口袋里的100万就归你。经济学家乙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鼓起勇气把狗屎吃掉了，得到了甲的100万。他们走了不一会儿，又发现了另一堆狗屎。这时乙对甲说：你把它吃了，这100万还你。甲毫不犹豫地把那堆狗屎吃了，得到了本属于自己的100万。在回家的路上乙若有所思地对甲说：刚才我们一共吃了两堆狗屎，可是我们谁也没得到什么。甲想了一下说：错了，我们创造了200万的GDP。
从九十年代末期一直奉行的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备受诘难的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到2006年初开始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同声谴责。以郎咸平教授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开始反思走到今天的这种改革，国企改革成了蝇营狗苟之辈们的盛宴，住房改革演变成官商勾结、哄抬房价以补贴越来越亏空的地方财政，教育改革断了穷困的农村学子的最后一条上升通道，医疗改革使白衣天使兽化成了“白色豺狼”，有民谚曰：“房改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把你二老逼疯，医改要提前给你送终！”说的就是这种惨绝人寰的改革后果。
在改革成本越来越大、改革步调越来越难以规划统一的大背景下，权贵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们将改革的成本和后果通过毫无监督的权力体制转移到了普通人民身上，突出表现为苛捐杂税繁多、市场壁垒深严。前不久，国家工商总局有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如此惊人的锐减，联系到“国内私企平均寿命只有2.9岁”的报道，此种情势，直指深层次的体制性原因：沉重的税费负担，恶劣的市场环境，严苛的政府规制，缺位的创业服务等。
论起苛捐杂税，我们不由得想起满清末年，在1894～1911年间，清政府增添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增加厘金、土药税、膏捐、房捐、铺捐、盐斤加价、盐引加价、酒捐、田赋加派等等。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的表现形式有一物一税或一物多税、关卡林立征收厘金、滥征附加税、巧立名目，层层摊派。如成都1916年至1926年间，地方征收的各种杂捐如灯油捐、清洁捐、粪担捐、茶座捐、席桌捐等达42种之多。苛捐杂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25年为13%，1934年上升为44%，1949年上升到80%。可见一个政权在最后的末路时期是何等的疯狂！
2005年《福布斯》发布“全球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税务负担排名全球第二高。同年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农业税，彻底斩除这双造成千余年来中国农村治乱循环的怪手。但是，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农业税减免以后，以此为主要支撑的贫困地区县乡财政断了“炊”，以至于出现了“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的惨象。其实，所谓富裕地区的地方财政也好不到哪里去，拜祖宗所赐，千顷膏腴之地经哄抬价格而扶摇直上的房地产业成了这些地区财政的救命稻草，至于什么政府公共事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早就被庞大的官僚开支所冲淡、所弱化。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这些话仿佛是穿透150余年犀利的灯火，烛照今天社会的全貌。我们只希望在这个分裂的时代里，真诚地祝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能够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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