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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苏联决裂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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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10/18 出处：新浪读书 |
贾小平 编著 来源：《中外书摘》
谢夫钦科作为苏联外交部官员，以出众的才华和能力，１９７３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第一总局副局长，并受克格勃指示在联大为克格勃活动提供方便。由于不满苏联政治制度和不愿受克格勃指挥，为摆脱苏联当局而向美国人寻求帮助，结果身不由己地成了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的间谍。他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向美国提供了大量苏联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１９７８年３月因暴露公开叛逃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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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４月６日，纽约市天气阴冷，细雨绵绵，苏联人谢夫钦科忐忑不安地走出长岛格伦科佛的一座公寓，奔向停在纽约市第６４街和第３街之间一处角落里的一辆白色小轿车，里面是前来接应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们驱车离开纽约，经过新泽西到达宾夕法尼亚州，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坐落在波可诺斯的一座大楼里面。苏联在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谢夫钦科投奔美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谢夫钦科１９３０年出生于苏联乌克兰的一个医生家庭，母亲具有犹太血统。１９４９年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１９５４年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留校继续学习，专门研究裁军问题。谢夫钦科后来说，他在读研究生期间，接受的是同时进行的但却内容迥异的两种教育：由于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位管理员违反了政策规定，准许谢夫钦科到只许持有出入证的人员才能进入的书架上去翻阅西方的报刊和书籍，这就使他接受了第二教育。用他本人的话来讲，通过这第二教育，“我原先所不知道的各种问题、思想以至解决办法，使我对于我受到教导的许多东西是否正确在思想上更为混乱和更加怀疑了”。不过，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他的这种思想变化。相反，他积极伪装进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进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国际组织司工作。１９５８年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同年以裁军问题专家身份随苏联代表团到联合国参加裁军会议。他与葛罗米柯的儿子是国际关系学院时的同学，由于这层关系，他结识了葛罗米柯，在葛罗米柯任主编的《国际生活》上发表关于国际裁军问题的文章，受到葛罗米柯的赏识。谢夫钦科在外交部平步青云，晋升之快令人吃惊。６０年代，他曾在苏联驻美使馆工作，熟悉美国事务。１９６９年担任葛罗米柯的顾问。１９７３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第一总局副局长，晋升为副部级干部。在赴美上任前，葛罗米柯和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鲍里斯•伊万诺夫将军分别接见了他，指示他在联大为克格勃活动提供方便。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谢夫钦科同克格勃驻纽约的负责人鲍里斯•索洛马季内和格鲁乌的负责人维克托•奥西波夫上校共事。由于谢夫钦科对苏联的制度日益不满，同时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非常向往，于是向美国人寻找帮助。１９７５年的一天，谢夫钦科在联合国的走廊里和一位早已认识又有着工作关系的美国人不期而遇。谢夫钦科也知道他在美国政府和机构中有着相当多的关系。他告诉这位美国人他有要事商谈，并建议在第二天午饭时候和他散步。天公不作美，当他们次日在联合国总部休息室的门口见面时，外面下着大雨，他们只好取消了原定的计划。他们商定在下一个星期的一场外交晚宴上联系。
到了那天晚上，谢夫钦科在郊外把那位美国人拉到一旁紧张地说：“我有件不同寻常的事有求于你，我已作出决定和苏联政府决裂。但我想事前了解，如果我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美国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位美国人听后异常震惊，问道：“此事当真吗？”谢夫钦科说：“当真，这种事是开不得玩笑的。”这位美国人表示尽全力帮忙，但不想让外人知道他介入此事，他说：“我在下星期到华盛顿，我会替你探明情况的。”两人最后商定在联合国图书馆里以“偶然相遇”的方式会面，届时只是传递纸条，不做任何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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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谢夫钦科如约在联合国图书馆见到那位美国人，对方把一张纸条小心地夹入他拿在手里的书中，把书合上，放在原来的书架上。等那位美国人走出图书馆，谢夫钦科取出纸条。纸条上写着要他第二天下午２点钟左右到联合国大厦附近的一家书店，届时这位美国人和华盛顿方面的来人将在那里等候，见面后的第二天下午３点半，这位美国人将在联合国图书馆中留下另一张纸条，写明谢夫钦科和这位华盛顿来人会面的地点。谢夫钦科的任务是在纸条上写明自己方便的时间，以便由这位美国人传给华盛顿方面的来人。
第二天下午２点谢夫钦科来到那家书店，发现那位美国人带来了一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神情开朗的先生。谢夫钦科记住了那人的相貌。次日下午３点半，谢夫钦科发现那位美国人在联合国图书馆里留的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他记住后，又加了几个字：“本星期五晚上８至９时之间。”通常，每逢星期五，谢夫钦科都是让司机去度周末，他自己开车。他的妻子莉昂金娜通常是在这天午饭后去格伦科佛的别墅。由于联合国在周末都比较繁忙，所以他的妻子对谢夫钦科的晚归早已习以为常，在外人看来，谢夫钦科在星期五开车到长岛的格伦科佛也是常事。谢夫钦科在确认没有人跟踪后，返回纽约市里。
谢夫钦科开车来到纽约东区北部的一条阴沉黑暗的街道，找了个角落把车子停下，然后叫了辆出租汽车，到达东区５０街和７０街之间的一个角落。来到约会地点，按响了门铃。铃声响后马上出来一位先生，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身穿剪裁合身但式样过时的深色西服。他自我介绍，说他叫罗伯特•约翰逊--就是谢夫钦科的那位美国相识在联合国大厦附近的书店里让他见的那位华盛顿来人。谢夫钦科解释了自己要投靠美国的原因。他说在苏联他什么都有，地位、金钱、别墅、汽车一应俱全，还可在内部商店购物，住高级医院就医等。他投奔美国是不想参与虚伪的政治，不执行任何政府的命令。
约翰逊告诉谢夫钦科，美国政府将接受他政治避难的请求，不过要求他在原来的岗位上呆一段时间，同中央情报局合作，为美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夫钦科听了这句话大吃一惊，问道：“您要我充当间谍？”约翰逊说：“不完全是这样，只是经常给我们提供一些情报罢了。”约逊翰说美国人不会让谢夫钦科陷入困境，他们不会让他去跟踪某人，窃取或偷拍文件，不会要他做人们在书籍报纸上读到的那些需要特殊技术的事，包括使用隐蔽的情报传递站，使用各种新奇的武器等。但是，约翰逊告诉谢夫钦科，美国方面想弄清苏联的政策问题，政策内容和决策的各种程序，他们希望得到有关谢夫钦科的生平，他的同僚们及来自联合国秘书处的材料。并说美国在时刻保护着他。谢夫钦科明白，他现在已身不由己了，中央情报局是同克格勃一样不择手段的，如果他不就范，美国人必定会对他进行讹诈，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只得接受约翰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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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面时，美国人给他照相、取指纹。谢夫钦科明白，他身上的枷锁更沉重了。谢夫钦科度日如年，惶恐不安。潘可夫斯基等叛逃者和许多流亡分子的悲惨命运，总是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本来打算同中央情报局作短期合作，少则几周，多则数月。然而，时光飞逝，转眼之间已是１９７６年夏季，该轮到他回国度假了。他担惊受怕地回到莫斯科，生怕当局逮捕他，但未发生异常情况，也没有受到监视，一场虚惊就算是过去了。后来，联合国派他到古巴去出差，他又担心克格勃在古巴下手。真是惶惶不可终日。
谢夫钦科把克格勃在苏联驻美大使馆的人员、克里姆林宫的内幕新闻都告诉了约翰逊。谢夫钦科阅读密码电报以及从莫斯科通过外交邮袋寄来的其他机密文件，此外，谢夫钦科也不放过同苏共中央委员会、外交部及其他政府及学术界的官员的接触机会，他还利用“口袋邮件”（为了逃避克格勃检查官的强制性开封和审查而由外交官和其他访问者往返携带的大量私信）来跟踪在苏联发生的事情。他把通过这些渠道得到的重要经济情报提供给美国人。如伏尔加到乌拉尔地区最早开发的油田不久将减产，但在若干年内苏联又难以扩大那些小型的、交通不便的油田的产量。作为苏联的裁军问题专家和联合国高级官员，谢夫钦科对苏联关于军备控制谈判中限制战略武器和其他类似的谈判的立场，包括苏联对作出让步的方案的指示都了如指掌。美国得到谢夫钦科提供的这些情报自然如获至宝。
１９７７年初，苏联人为美国政府对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所持立场和政策摸得异常清楚感到很惊奇。随着美国政府在裁军谈判中继续表现出如有神助的预见性，使莫斯科的怀疑与日俱增。１９７８年，克格勃通过调查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能够提供情报使美国政府具有如此惊人的预见性的，不外以下三个人：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科。克格勃奉命对这三个显赫的嫌疑者进行了考查：让他们三个人每人都收到了一份原始的绝密文件，内容是苏联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最新政策立场，同时派人对他们三个人分别进行监视。在下一次的苏美双方非正式谈判时，苏联政府发现对方已知道了那份绝密文件的内容。莫斯科明白了：问题出在谢夫钦科身上。
１９７８年３月３１月，也就是谢夫钦科同中央情报局挂上钩的２年零８个月之后，苏联外交使团收到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急电，通知谢夫钦科回莫斯科开会。谢夫钦科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据他了解，根本没有开会的计划，叫他赴会无疑是一个圈套。他表面上装着准备回莫斯科，暗中却抓紧准备叛逃。他本想说服妻子莉昂金娜同他一起留在西方，但这简直是妄想。对莉昂金娜来说，惟一的生活目标是丈夫的前程、出国和购买物品，如果对她说出自己的心事，她必定会告发他。再说，要她抛弃国内的儿女留在西方生活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没敢对妻子提此事，最后给妻子留下一封信，说明自己叛逃的原因，劝她同自己一起留下来，并给她留下一大笔钱。然后急急忙忙跳上等候在街上的中央情报局的汽车。
中央情报局把谢夫钦科安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秘密房子里。第二天早上，他给家里打电话，企图说服妻子。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子，说她不在家。谢夫钦科明白，克格勃人员已在那里。谢夫钦科企图利用自己在联合国的职位给苏联最高当局写信，并通过自己的律师同苏联驻美使团交涉，以便解决家庭问题，但得到的回答是：第一，苏联当局已把莉昂金娜召回莫斯科，一个月后，她服安眠药自尽；第二，要求谢夫钦科立即回国，往事可以一笔勾销。谢夫钦科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克格勃调查了谢夫钦科过去几年在美国的活动情况，发现从谢夫钦科叛逃前大约３０个月左右的时间起，他每天在旅馆的支出常常超过５００美元，这大大超过了他的工资所能允许的限度。最后，他们还发现，谢夫钦科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时间也是３０个月左右。如果美国方面想了解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内幕、苏联政策的详细内容和做法，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就索性直接求助于苏联政府或者他的恩主葛罗米柯。作为联合国里的第二号人物，谢夫钦科轻而易举地把苏联驻纽约代表团的一切详情告诉了美国方面。在苏联的上层人士和驻外人员中，谁有可能被收买，谢夫钦科的点子也不少。由于谢夫钦科和一些苏联要人关系密切，美国人得到了许多经济情报。作为苏联一流的裁军问题专家，谢夫钦科不仅能提供有关问题的可靠判断，而且还可以做出权威性的解释。
叛逃后不久，谢夫钦科来到华盛顿，改名恩迪，在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监护下，住在一家大旅馆里。１９７８年底，谢夫钦科同一个叫艾伦的女子结了婚，在华盛顿的近郊买了一所房子定居下来，开始从事教学工作，讲授国际政治，月薪７０００美元。谢夫钦科认为，失去以前的荣誉和地位不要紧，能够和常人一样正常公开地生活，不要躲躲藏藏就行。但在美国特工的“保护”监控下生活，不但未能实现原来追求的“自由”目标，甚至想求得常人过的生活都难以做到。
１９８５年３月，谢夫钦科叛逃美国７年后出版了《与莫斯科决裂》一书，将他沦为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以及最后叛逃美国的内幕公之于世。
（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版，定价：２２．００元，责任编辑：王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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