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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笛：伪造历史的始作俑者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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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10/15 出处：凯迪网络 |
如今对于明白事理的同志来说，四人帮疯狂地全面毁灭华夏文明的罪行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了，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出来，此乃孔丘发明的。人们常把华夏文化称为“史官文化”，我看应该称为“奸史文化”。东西方修史的指导思想根本不一样，西方乃是客观记载历史事实，而东方则是以自己的主观价值观念痛奸历史，甚至出于自己的主观价值观念歪曲甚至篡改历史。而这个滥觞乃是孔老２那老东西开的。
孔子本人多才多艺，但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却没有什么写作能力。儒家经典没有一部是他写出来的，所谓《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只有《论语》是他的门人记下来的他的语录，《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全是他经手编辑的远古的典籍，并不是他写作的。他自己号称“述而不作”，却一如既往地未论证那到底有什么高明之处，甚至没有说明到底是他害怕承担文责，还是因为他先天缺乏写作能力，只能干点编辑活。
最可恨的是这老东西毫无版权观念，毫不尊重原作者，按自己的道德观念任意乱作删改，导致经他编辑的中国古籍基本丧失了作为考古研究的原始资料价值。苏联汉学家认为，所有的儒家经典中只有《诗经》被强奸的烈度比较小，相对来说最可靠。
这毛病似乎一直延续到西风东渐才打破。不是鬼子打进来，没有“权利”的基本概念的老祖宗便永远不可能明白“原创”与“编辑注释”的分界，任意在正文中窜入自己的注释，导致初学者分不清到底哪儿是“经”、哪儿是“传”。类似地，如今的读者去看《史记》，若非专业人士，根本看不出哪部分是“褚先生”窜入的私货。
（一）
最可笑的还是《尚书》的遭遇，自东晋有人献伪古文《尚书》之后，伏生传下来的所谓“今文尚书”就和那伪作混在一起，成了literal（文字上的）的鱼目混珠，直到宋朝蔡沈才知道把伪“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分开。如果古人有点起码的尊重原作者权利的观念，又何至于闹出这种笑话来？这也不在话下。
在孔子经手编辑的所有经典中，他最看重的乃是《春秋》，据《史记》：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
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
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
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
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
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
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
罪丘者亦以春秋。”】
这说些什么？大意是说，孔子怕的是死了还传不下名声来，他既然没法作官推行他的大道，不可能因此名扬后世，自己又没本事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只知道如同XX部长那样发布毫无论证的“国庆游行口号”（诸如类似后世的“三要三不要”一般的“四不准──不准看、听、说、做一切不符合身份的事【当然包括黄色录像在内】”），为了要在后世出名，当然只好借鸡生蛋，去动删改古籍的罪恶脑筋。
于是他就编辑修改了鲁国的史书《春秋》（据后人考证，当时各国史书都叫《春秋》，这并不是孔子自己发明出来的书名），使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所谓“春秋笔法”，用简约的措辞，作广泛的讽指。例如按礼教规定，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所以他这奴才凡纪年都用“王正月”开始），而吴楚两国的国君当时都自称为“王”，但他拒绝承认已经改变了的无情现实，坚持刻舟求剑，仍然按周朝当时立国时分封诸侯那样，称这两国的国君为“子”（古代爵位之一，亦即大众熟知的“公侯伯子男”──许多人包括我在内竟然是从西洋小说上首先学得这种知识）。
又如晋文公约会诸侯时，把周天子召去，这按礼教乃是大逆不道的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有让臣下召去训话的？但孔子为了替他天子干爷遮丑，便无耻撒谎欺骗后世，说那阵子天子本人到河阳打猎去了！
这一套下流作法得到后世君王的激赏和推广，于是这所谓的“春秋大义”就盛行于天下，据说乱臣贼子因此吓破了胆。
这话其实是司马老迁抄袭孟子的无耻吹捧：“孔子删《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惜从来也就没吓住乱臣贼子，后来秦王那乱臣贼子干脆就灭了周室，司马迁并不是不知道这事，请问《春秋》有什么威慑力？
据司马老迁说，孔子在世时也曾当过几天官，如果是处理诉讼，他还是比较谦虚的，写判词时能采纳别人的意见，并不独断专行，但编篡《春秋》时则任意删改，就连他的文学修养比较好的弟子子夏也没有说话的份。他对弟子传授《春秋》时说：“我的后世知己必然是因为春秋这部书而爱上我，而后世怪罪我的人也必然是因为此书。”
这说明孔子自己对此书是何等重视，简直看成了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存在价值，在后世出名的唯一指望。但他似乎还知道做贼心虚，所以才会说出“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的话来，后半句提示便他自己也知道犯了罪。
犯了什么罪呢？篡改历史罪。所谓《春秋》乃是一部编年史，它与后世《史记》使用的“纪传体”不同，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列国大事记，始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用司马迁的话来说，该书当真是“约其文辞而指博”，文字极简略，叙事极不清楚，用王安石准确的形容来说便是“断烂朝报”。
正因为此，便有学者出来作注释。原来的文字称为“经”，注释称为“传”。因注释不同，《春秋》便变成了三本书，所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这三部书中以《左传》的史学价值最高，本身已经成了独立的史书，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正规史书（《尚书》乃是第一部史书，但可靠性比较差）。
现在来看孔子是怎么伪造历史的。上引司马迁的语录中已经举了两个例子，先来看那周王“巡狩”的无耻谎言。
《春秋》原文（“经”）：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阳。”
《左传》的解释是：
“冬，会于温，讨不服也。……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
也，且明德也。”
《公羊传》：
“冬，公会晋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讳会
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阳。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
讳也。”
《谷梁传》：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娄子、秦人于
温。 天王狩河阳。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鲁子曰：‘温近而
践土远也。’”
诸传（特别是《左传》）解释得非常清楚：当时晋文公（亦即这儿说的“晋侯”，这称呼的“原则”上面已经解释过了，乃是孔子发明的“不承认主义”）争霸，在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中将楚国打得大败。晋文公挟战胜之余威，在“温”这个地方大会诸侯，目的是“讨不服也”──谁敢不服，下一个就轮到他了，同时也把周天子那“汉献帝”召去。但孔子觉得“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必须“为天王讳”，也就是为天子撒谎遮丑，于是便捏造出“天王到河阳打猎”的神话来，不但彻底否认了天子曾被晋文公召见，甚至还撒谎误导读者以为当晋文公在温大会诸侯时，周天子正在另一个地方打猎。如果没有《左传》，只怕后人都要让他骗了。
（二）
再来看另一臭名昭著的伪造历史案。
经文：
“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
这意思是说，夏五月戊辰，许国的太子止杀了他亲爹，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行。
《左传》的解释却如是说：
“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
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意思是说，许悼公病了，饮用用了太子给他的汤药后死去。他死后，太子吓得跑到晋国去了，君子说：“尽心力服事国君就行了，用不着使用药物。”
《谷梁》则解释道：
“许世子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
意思是说，太子不知道自己先尝药，实为不孝，所以孔子要谴责他杀害了亲爹。
《公羊》的解释也差不多：
“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
这意思是说，许止进药害死了他爹，那是药杀，不是人杀，孔子为何要加“弑君”的罪名？那是为了讥讽他未尽孝道。
三传解释都大同小异，都是说那是事故致死，孔子是为了提倡孝道才将其提升为谋杀。就连说得最模糊的《左传》其实也是这意思，否则决不会说什么：“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然而钱穆先生却要出来翻案，硬说既是服药而死，当然是许止谋杀的，《公羊》和《谷梁》都是胡说。钱先生出于爱护孔子之心，毫无证据就一口咬定许止谋杀，否定前人的一致结论，乃是法律上和学术上双重的有罪推定。不仅犯了史学大忌，而且连常识都通不过：许止若谋杀他爹，目的当然是为了提前接班。既然如此，得手后他为何不登位，反倒吓得逃到晋国去了呢？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明明是无意闯了大祸的正常反应，根本不像谋杀者的行为。钱先生不但没有翻过案来，而且证明了由孔子开创的“为尊者讳”的治史传统至今还在发扬光大，就连大师都不能幸免，可叹！
（三）
最臭名昭著的还是“赵盾弑君案”。
经文：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左传》：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
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
恶。惜也，越竟乃免。’”
《公羊》：
“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
盾？不讨贼也。何以谓之不讨贼？晋史书贼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
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史曰：‘尔为仁为义，人
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
《谷梁》：
“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灵公朝诸
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于郊。赵穿弑公
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
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
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
夷皋者，过在下也。”
熟悉旧戏的同志应该知道根据这事创作出来的《搜孤救孤》（后改名《赵氏孤儿》）。晋灵公是个有名的昏君，赵盾乃是大臣，苦谏多次他就是不听，还派刺客暗杀赵盾，不成后又企图使恶犬咬死赵盾，老盾吓得逃跑了，但没有出境。后来另一臣子赵穿就把那昏君干了。老盾回来后。派赵穿把太子“黑屁股”从周朝迎回，立为新君，国家才恢复正常。
既然人是赵穿杀的，为何要赖到老盾头上？据《左传》解释，那冤案首先是晋国的史官（太史）制造的。史官这么宣布后，老盾不服，跟他争辩，史官说：“你当到正卿的高官，逃亡又没出境，回来后也不惩罚正凶，不把这血债算到你头上还能是谁的？”老盾自怜自叹一番好人难做，也就算了（据钱穆先生说，当时各国史官是天子派去的）。孔子评论说，董狐是古代良史，若事涉礼法，则书写毫不忌讳。老盾是古代的良大夫，为礼法受了恶名。可惜他没逃出境去，如果逃到美国去，则这弑君大罪就赖不到他头上了。其他两传解释也差不多。
您说这是什么Ｐ话？这就叫“《春秋》责备贤者”，不但把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而且把道德当成法律。根据儒家的教条，道德的“丰度”应该与社会地位成正比，越是高官，道德要求就越高。正是根据这些熬在一锅里的糊涂教条，赵盾那好同志才成了弑君罪犯。
客观来说，孔子伪造历史，乃是出于“正名分，维纲常，儆枭獍，化人心”的好意，并不是那种蓄意欺骗人民、无耻美化自己、妖魔化政敌。但这么做毕竟开创了中国的“奸史传统”，使得中国历史真正成了胡适说的“任人打扮的百依百顺的小姑娘”，使得“舍真求善”、“以善奸真”成了两千年的传统，使得以主观价值体系强行改造客观世界成了一代代读书人的本能反射。这铁的事实不容否认，而这背时传统也早就该清算了。
芦笛论史（二）
中国人的“悲剧意识”与“成王败寇主义”
最近一直有人在嚷嚷中国人缺乏“悲剧意识悲剧精神”、奉行“成王败寇主义”。
愚以为，“成王败寇主义”之类的表述，其实只停留在现象观察上，而且连症状的总结都不准确。同样是“成王败寇”，它可以是明智的现实主义态度，也可以是肉麻权势崇拜，而只有后者才是值得批判的东西。
不幸的是，权势崇拜心理似乎在国人中特别发达，成了咱们的一种牢不可破的传统。愚以为，这和中国人缺乏“悲剧意识悲剧精神”没多少相干，孔孟之道才应该为之负责。
谁说咱们没有悲剧英雄？谁说咱们只崇拜成功者？孔孟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备受崇拜的两个人，可惜老孔除做过两天鲁国的高官外，宦途一直很失意，孟子就更别说了。人家还不是在后人心目中当了“素王”，而且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还让后世引为效法榜样？
更家喻户晓的悲剧英雄还有的是，诸葛亮呕血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那英雄颊上一点相思泪，不也是足足流了千多年，至今犹未到腮边？岳爷爷丧命风波亭，位高权重的秦总理夫妇至今不是还双双跪在西子湖边？难道文丞相、史阁部不是以人可能遇到的最大悲剧结束自己的性命？他俩为何又备受后人崇敬呢？从传说中的比干，到真实的屈原，从关羽直到颜真卿、方孝孺、杨涟、左光斗……等等，２４史里唯独不缺的就是“悲剧英雄”，以及他们激起来的代代相传的“悲剧意识悲剧精神”。
要说成功者就能受崇拜，那也未必，曹阿瞒难道不是成功者？请问他受到了什么歌颂？根据《聊斋》，直到清朝，他老人家还在遭受冥报呢。现在那惩罚还没结束也未可知。这种形而上的问题，谁也没本事解决。
所以，如果使用“验算原则”，不难立即发现中国人缺的并不是“悲剧意识悲剧精神”，奉行的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成王败寇主义”。
不仅如此，从以上举的实例中，不难看出我在《史可法的选择》中说过的话：中国古代所谓“英雄”，其实只是符合孔孟之道的道德楷模，与本人能力、贡献和成就并无多少相干。因此，尽管史可法缺乏才干，也未对挽救南明作出任何贡献，他仍然是儒家的英雄。尽管曹操雄才大略，统一了北中国，但因为他是挟天子令诸侯的乱臣贼子，并造成了让儿子篡位的现实局面，他就只能世世代代遭受谴责。
一言以蔽之：古代中国的英雄英雌，就是忠臣孝子烈女；坏蛋恶魔，就是乱臣贼子淫妇。谁要符合这道德两分法，谁就或者成了正面人物，或者成了坏人。就这么简单。
不难看出，这个简单划分标准就是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中国式的“悲剧”，就是春秋那样“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现实政治冲出了主观设置的道德框架，原有那上下尊卑凛然不可犯的“天理”给打破了，此时便是儒家如丧考妣之时，一个个嚎啕：“呜呼，天降丧，天不佑德！”
这就是咱们的“悲剧意识悲剧精神”，说穿了，它不过是“该君而不能君，欲为克己复礼的忠臣而不可得”的现实与理想的尖锐冲突引起的极大痛惜罢了。虽然和西方悲剧发生机制不同，您敢说那不也是一种戏剧冲突么？
以此来透视上面举出的那些悲剧英雄的例子，这“悲剧原则”立见，可以据此将英雄们进一步分为两类：
第一类悲剧英雄是“欲臣臣而不可得”的道德楷模，诸葛亮、关羽、颜真卿、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史可法的悲剧，统统都是想扫除乱臣贼子，恢复原来的君臣大义，为此鞠躬尽瘁，死而未能如愿，因此引发了天下英雄至今犹未到腮边的一点相思泪。
这类与乱臣贼子坚决斗争的悲剧英雄最受褒奖。有趣的是，越是被皇帝“信而见疑，忠而见弃”，一片愚忠而被冤枉处死者，便越能催动后世英雄的相思泪。岳爷爷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他打动愚民百姓的，其实还不是和鞑子打架何等刚猛，而是如此精忠报国（请注意，古人的国乃是君父之国，跟民族没什么相干）还被冤枉害死了。那冤屈越深，“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也就越足。
第二类悲剧英雄则是“欲君君而不可得”的道德楷模，比干、屈原、杨涟、左光斗等等就是此类代表（当然后两者也有“臣臣”的成分在内）。此类英雄的哀荣似乎远没有第一类高，所以大众一般不知道。如果屈原不是大诗人，能够特别艺术化地诉说弃妇情怀，引起众多后世臣子共鸣，我敢说决不会在历史上留下许大名声。
综上所述，咱们不是没有“悲剧意识悲剧精神”，更不是没有“悲剧英雄”，只是咱们的悲剧观和人家不同而已，它反映的是在乱世时现实政治突破了孔孟之道主观制定的“天理”框架后，士人们无从实现其道德理想的巨大悲哀。偏偏孔孟之道的主要功能是在治世为臣民进行奴化洗脑，在乱世毫无用处，于是只懂孔孟之道的士子们的悲哀就越发来得格外深沉，那“悲剧意识悲剧精神”其实跟瘫痪病人也差不多，乃是一种极大的frustration (挫折)。
从这个角度来看，生逢乱世的儒家志士真是被他们的祖师爷坑惨了：本身学会的唯一“学问”就是在盛世当政治课教员 ，用天经地义给愚民洗脑，除此之外什么ＧＰ本事都没有。可惜，“呜呼，天降丧，天不佑德”，来了乱世，此时理想中的道德政治境界越高，现实政治那“纲常崩坏，人心不古”的惨景的刺激也就越强烈。越是想把自己学会的那套主观道德价值强加给乱世的现实世界，也就越迂阔，因而碰壁也就越惨痛。这“克己复礼”的迂阔把戏从孔老２玩起，一直玩到晚清，便制造出无数值得流相思泪的“悲剧英雄”来。勿过，现代人之所以为此“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乃是出于纯粹的对愚昧的怜悯。
从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中，很容易就发展出“权势崇拜教”来，这是孔孟之道的必然归宿：既然认为“君臣父子”关系是绝对不能打乱的“春秋大义”（后来竟然被发展为“天理”），臣对君，子对父只能是绝对服从，连腹诽都不能有，那当然最后结果就是“官大一级，如同父母”。只要是统治者就一定大仁大义大智大慧。哪怕是治国白痴，也只能是全知全能的天才，谁要敢点破这个简单事实，立刻就要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孔孟之道流变到了这一步，人民就必然要彻底失去超越权位去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智能。
其实《精忠岳传》上就泄露了此中消息。我记得全书不但从未谴责过害死岳飞的赵构，而且还歌颂他如何“泥马度夹江”，天命在焉，又是如何如何聪明睿智（这在某个意义上也不错，赵家子孙似乎特别有艺术才能，老构书法贼好），把口诛笔伐全集中到秦总理及其夫人头上去了。就是到了今天，赵构似乎也没有参加岳坟前的“翁仲”行列。所以，看来如今在党朋中盛行的权势崇拜，还真正是发扬光大了敝民族的优秀传统。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所谓“民主”同志竟然会有吃错药者，想用炼钢转炉去烧制冰激凌，从孔孟之道中发掘“民主精神”。这种奇特的角色错位是怎么发生的，便打死我也无法明白。
这道理哪怕是绝对白痴也该懂：孔孟之道在本质上是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学说，所谓“春秋大义”，就是上面说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父与臣子之间的上下尊卑据说是不容怀疑、更不容颠覆的天理，后者对前者只能是绝对服从，毫无什么“权利”一说。此所以历代统治者一定要尊孔读经，将这与西方文明观念诸如“平等”、“人权”、“自由”水火不相容的奴才哲学奉为官定意识形态，也是如今忽然尊孔的原因。
统治者这么做，我完全理解──我如果做皇帝，当然也要搞这套，让大众认定我是天命攸归、其权威绝对不容质疑遑论挑战、只能绝对服从的天子。
奇怪的是所谓“民主”同志也会鼓吹这套，而且一个比一个错乱得更出奇。有的还只是忙于充当政治课教员，教化大众“去人欲存天理”，当忠臣作孝子，以此冲销真正的知识分子正在推行的公民教育，更有甚者，则居然连民主是西方发明都不知道，居然要扫荡 “西方自由主义白色垃圾”！你把这白色垃圾扫掉了，你这乱臣贼子不是当定了么？
尤可笑者，还用汉字改革至今无成效来论证它的合理性。如此说来，越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也就越有存在根据了？却原来，癌症是一种具有莫大优越性的好东西？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如此伟大，西方白色垃圾何等可憎，你为何不回国去当忠臣作孝子，“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为何要造反作乱引来天诛地灭？
这世上怎么就会有这种“响马当大儒”的荒唐事？咱们中国人的脑袋究竟是出了什么可怕的、严重的、无从想像、骇人听闻的问题？和这些怪现状比起来，至今恋恋不忘“反对万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约等于“犬儒”）的童子功的“民主道学家”，恐怕也算不得人类智力奇观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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