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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报：纪念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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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6/10/10 出处： |
从异常紧张到极度喜悦
1976年10月6日晚8时，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讲述人：杨正泉
杨正泉，1940年出生，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93年4月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
曾亲自组织和主持过毛泽东主席逝世、周恩来总理逝世、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9·13”林彪叛逃、粉碎“四人帮”等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这些经历都写进了他的著作《我与广播》一书中。
10月6日晚 预感出事：交出直播间钥匙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吃过饭后，杨正泉正在和几位同事在院子里散步，忽然，几位身着黄色军装的军人未打招呼就匆匆走进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外广播大楼的院子，径直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
“那天晚上，中央台的气氛异常紧张。从这人进入后，局长办公室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不一会儿又搬来了被褥。接着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执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回忆说，“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为了探个明白，我赶紧向中央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
“文革”后，陈伯达已经命令把直播统统改为录音播出，中央台的直播室也已不用多年了。但是那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和张香山两人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间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杨正泉叫过去，吩咐赶快把直播间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杨正泉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
10月6日深夜 信号：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直到10月6日晚11时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和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议，邓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完全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
邓岗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保密，他说要首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那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第二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
10月7日晚 明朗：停止姚文元分管广播局
10月7日凌晨2时30分，上级通知中央台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在内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里，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台，中央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根据杨正泉的回忆，10月7日晚10时30分，邓岗召集会议，这个时候才正式宣布了耿飚和邱巍高到广播局来的事情，并宣读了华国锋的亲笔信。信中说，“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大家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邓岗提醒说，“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至此已不言自明，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
10月8日深夜 暗示：两个《决定》传遍全中国
“10月7日他们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台做好播出的准备。发布什么？是把‘四人帮’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过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是不会这样做的。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究竟将播出什么呢？”
杨正泉说，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当时有两种播出意见，一种是准备做大，按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广播宣传应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两种方案同时提出后，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做法。
10月8日夜12时，也就是9日零时，中央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台在距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钟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了全国。9日又播出了17次，用纪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意义自是不言而喻。两个《决定》的播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
10月17日开始： 举国狂欢 庆祝粉碎“四人帮”
杨正泉回忆说，此后的宣传报道有严格控制的一面，也有着力加强的一面。如何能够真正吃透中央的精神做到恰如其分却并不容易，耿飚后来回忆广播局这段工作时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电台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战斗生活，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经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当一旦证实了这个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无法遏制的热情。10月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也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这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至此，在粉碎“四人帮”16天后，中央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连续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买来四只蟹 三公一母带回家煮
广州日报作者：李桂文 曾卫康 卜松竹
本报老报人，72岁的谭国超小心翼翼地翻开1976年的《广州日报》珍藏本，翻到10月24日的第五版，向记者念出当年他亲自编写的新闻稿《南海怒潮涌，凯歌冲云霄》中的一段：“连日来，英雄的广东省、广州部队广大军民，满怀胜利豪情，涌上街头，举行盛况空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谭国超说，之前压抑太久了，“四人帮”主管舆论导向极左思潮登峰造极，文革”时期办报思想被禁锢得厉害。
“文革”还是靠铅块模排版印刷的时代。本来每一个铅模只刻有一个汉字，可是“文革”中却出现了一块由三个汉字组合而成的特殊铅模，而那三个汉字就是“毛主席”。“这是怕犯政治错误逼出来的。”谭国超说，那时报纸中“毛主席”三个字一定要排在同一行，否则就会被认为“拦腰折断”毛主席而受到处理。
鞭炮螃蟹白酒遇抢购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我们根本不知道。”谭国超说，尽管消息还没公开，但小道消息已经不胫而走。
当时北京民间流行着一种做法，就是买四只螃蟹，三公一母的拿回家煮，然后边喝白酒边吃螃蟹以示庆祝，其中的三公一母正是暗指“四人帮”组合。这种做法很快从北京传到了广州，广州百姓依样画葫芦，于是螃蟹和白酒也一度遇上被抢购的命运，销量猛增。
10月22日，广州日报社工会礼堂里唯一一台广州无线电厂生产的彩色电视机播出了粉碎“四人帮”的新闻。“当看到打倒‘四人帮’时大家都站起疯狂鼓掌，手都拍红了！”谭国超说，真的是热泪盈眶。
第二天，谭国超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当时报社里仅存的两台“幸福牌”摩托车还被特意派上用场，为游行队伍开路。“诗书路也好，中山路也好，反正不管大街小巷，都人潮汹涌，而北京路、中山四路、中山五路等主干道更是人多得挤不进去。”
（实习生高晓远 记者李桂文）
幸福摩托为游行开道
讲述人：谭国超
72岁 资深报人
“当时大家最常问的一句问候是：你喝酒了没有？上下班和同事之间见了面都满脸笑容的，口头上不说什么事，但彼此心里明白。”
——谭国超
“十年‘文革’，我想读书的那根筋未灭。”
——吴名高
“从广播知道打倒“四人帮”消息，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老卢对30年前的难忘一幕仍然记忆犹新，那时他正在三水大旺农场干活，“好像心里一块大石头突然没了。”
“我们知道春天真的来了”
1964年，在党的号召下，老卢加入建设广东后方农场的知青队伍，来到粤北连山的上草农场当上生产队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流行的文斗、武斗在该农场还算平静。红卫兵串连活动，倒让忙碌的农场顿时悠闲起来，农活也停止了。当红卫兵到广州等地串连，我就在农场下棋，生活很空闲。”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了一年多”，老卢说，“1969年开始，农场生活又正常起来了。”老卢说，“1970年，上草农场倒闭后，我就来到三水大旺农场，继续当知青。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继续当农民，还是回城?”老卢和他的知青朋友们都在盘算着。“一开始并不知道打倒‘四人帮’会有什么大变化，不过很快变化就发生了，不久大批知青开始回城，我们知道春天真的来了。”两年后，老卢考进广州中医药大学警队，回到了阔别17年的广州。
当了17年知青 抽了17年的烟
终于回城了，虽是土生土长，但毕竟多了一分陌生。老卢当了17年知青，抽了17年的烟。到了学校警队听说单位不让抽烟，第二天他就把烟戒了。
“当知青下乡，从生活好的城区来到生活艰苦的农场，十分辛苦，大家都熬过来了；知青回城，从生活艰苦的农场重回生活舒适的广州，干再苦再累的活都比不上知青生活，即使生活再艰难，受多大打击，我们当过知青都不怕”，老卢补充说，“知青入城，当时人们就认为我们是农民入城，没文化，瞧不起我们。但是，我们有拼劲、韧劲，克服了碰到的困难。”
考取大专毕业证书
在工作上，老卢虽然是普通岗位，但是，他坚持学习应用文写作，并自学电脑office教程，还考取大专毕业证书。老卢若有所思地说，“那时的我们已经告别年轻，告别幻想。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全新的生活。”
现在，劳碌了一辈子，老卢终于退休了，老卢说，“当知青的老友们，在各自奋斗的岗位上，都创出一番事业，有的当上校长，有的当上厅局级干部，有的是专业人才，有的开制衣厂当起小老板……”老卢如数家珍地点出了知青们的成就。
在结束采访时，老卢总结道：如果不打倒“四人帮”，我们可能还在农场，大家的身份、工作都一样，当一辈子农民！
（记者曾卫康）
终于回城了！
讲述人：卢显达 64岁
广州第一批知青
第一反应：父亲可以平反了
幸好我们只是“擦边球”
讲述人：吴名高 58岁 市政协委员
讲述人：方土 43岁 著名画家
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那一瞬间，我的第一反应是“爸爸应该可以平反了”。打倒“四人帮”也让我本已没有希望的大学梦变成了现实。
爸爸是一位数学老师，1957年的时候被定为“右派”，在“文革”路线下又成了“反革命”，1968年他自杀了。显然，在当时我是“出身不好”的人，家庭背景一直给我很沉重的负担。我心里清楚，唯有扎扎实实地做好本分，才有出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好念高三，大学考不成了，1968年我下乡到了乳源瑶族自治县当知青。因为在乡下表现出色，被评上“积极分子”的我于1976年被抽回广州，进入广州手表厂工作。
1977年下半年，邓小平说了句“大学还是要办”，犹似一阵风吹来，高考恢复了！十年前在“文革”中离开了学校的我家四兄弟姐妹，一起参加了高考，并一举考上。
1989年我已经41岁了,我考进暨大的研究生试点班,那是最早的一批MBA。
（实习生高晓远 记者李桂文）
1976年，方土还是广东惠来一所叫做隆江中学的乡村中学的学生。他并不是通过报纸或者广播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的，而是大人们心情、眼神和表情的变化让他察觉到社会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
谈起当年的情景，当时年仅13岁的他最先感受到的，并不是“思想解放”的快乐，而是“吃饭问题”终于解决了。
方土说，幸亏自己这批人赶上了这场运动的尾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1979年，他参加高考，文化课程方面得到了下放老师的很多帮助。
方土表示，“幸运的是，我们是‘擦边球’，不是首当其冲，也没有深陷其中，而且很快就恢复高考了。”
“文革”的这种影响导致一代人与传统的割裂。不过方土表示，书本和学校教育，只是人成长的一个途径，更重要的学习是对社会和人生的领悟。在这方面，他们这一代人有最深刻的体会。
（记者卜松竹）
聆听历史 铭记新生 “四人帮”被审判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有太多的不幸事情在中国发生。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几位新中国的开创者先后去世，唐山大地震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
这一年，也是开启历史大转折的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一声惊雷驱散满天乌云,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终于宣告结束。告别空前的浩劫，颠倒的历史逐渐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是共和国历史的大转折，也是许多人生命重获新生的开始，那个年代的人们对1976年的这一历史事件有着深刻的集体记忆。3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从这些亲历者的娓娓讲述中，再一次聆听历史，铭记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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